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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 *

马克思主义不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充分肯定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高度评价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呈现出党的领导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和理论工作者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一、党的领导核心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充满惊涛骇浪的拨乱反正时期，还是波澜壮阔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时期，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对每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核心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子，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　

（一）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理论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光辉著作中，《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等邓小平的著作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在1982年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无论是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还是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邓小平都从总体性、综合性的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开篇就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从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

并要求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由党代会郑重地把这一理论与其主要创立者邓小平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邓小平的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从内容上看是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从语言形式看则显得简洁明了、朴实无华和通俗易懂，如同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的著作文风朴实，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邓小平理论文风朴实、深入浅出、生动易懂，而意蕴深刻。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全新事业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基本路线，博大精深，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尽管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对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作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的是邓小平。因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二）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江泽民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概念和重要思想。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① 在此，江泽民不仅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概念，而且首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成为江泽民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标志。二是，江泽民明确界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涵义。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② 三是，江泽民科学地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里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十六大还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最终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成果。对此，胡锦涛评价说：“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审时度势的领导才能、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③

（三）胡锦涛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

十六大以来，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接力棒传到胡锦涛手中。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胡锦涛是科学发展观的首次提出者。早在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就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新的科学界定，即：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范畴。二是，胡锦涛是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者。胡锦涛多次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理论基础、实践来源和基本要求。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2005年4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三是，胡锦涛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他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胡锦涛于2007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6·25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继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深刻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推动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每当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善于从理论上、从实践中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敢于理论创新，勇于扬弃马克思主义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新观点，因而对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集中全党和群众智慧进行理论创新、推动理论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和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了集体领导制度，对于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都要经过领导集体充分讨论，在完全一致或大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再作出决定。因此，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都是领导集体所有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邓小平本人从不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他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一再强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5年10月，他强调指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集体制定的；1992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对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时又强调说：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邓小平理论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同志都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成员为邓小平提供过各种形式的思想资料。例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上，首先是由李昌在为叶剑英起草国庆30周年讲稿时提出的，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后来，李昌又就这一问题专门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采纳了李昌的建议，逐渐形成了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许多重要成员作为各自岗位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为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做了重要准备。二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成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例如，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论述构成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一部分；万里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论述构成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一部分；彭真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构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一部分；至于李先念、胡耀邦等其他成员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所作的系统总结，或者补充和完善了邓小平著作中的某些观点，或者与邓小平的某些观点相映成辉，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三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成员组织并领导了邓小平的许多科学著作的创作与讨论。邓小平发表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以及作出的重要报告和重要指示，往往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观点和论断，然后再由中央领导集体确认，再转化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最后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基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十三大报告就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序组织、领导几千人共同研究、集体创作的结晶。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的，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因此，江泽民不仅在十四大报告中特别提到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见，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着眼于回答和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理论创新，对理论创新的重视使我们党提出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又一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例如，“三个代表”于2000年初作为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以后，中央有关部门组成10个课题组，重点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的纲领、民主集中制、理顺党政关系和改进党的工作机制、入党条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10个课题，分别前往十多个省区市进行调研；与此同时，中央还组织有关部门对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共产党现状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各地区发展等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要问题。后来，江泽民直言不讳地说：“讲话稿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集体讨论修改。这个讲话，是经过我们党深入探索、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是对新的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

（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十六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国内外关于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论断。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载体，主要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述中，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起草始终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决定》起草组于全国防治非典斗争最紧张的4月18日在北京成立，温家宝担任起草组组长，曾培炎任副组长；另一方面，为了能正确回答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的方向和完成的主要任务等问题，胡锦涛和新一届党中央的其他重要成员，如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贾庆林、李长春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身体力行，分赴全国各地，深入企业和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得出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作出重要的指示，从各方面充实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和指导思想，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此，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把中央委员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于做好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而提出来的，极大地深化了发展这个当代中国的主题，回答了科学发展这个当代中国最紧迫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不仅如此，由于自十三大以来参与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起草讨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所以，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在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代表全体党员意志、集中全党智慧的3000多名党员代表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了讨论；在十五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参加讨论的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十五大代表和党内老同志等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代表，共约4000人；在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参加讨论的有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十六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党内部分老同志，并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在十七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十六大代表和十七大代表、人数共5560人，都参加了讨论。与党的十六大时相比增加了约2520人。参加党代会报告讨论的人数的不断增加、讨论问题范围的不断扩大，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愈来愈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相应地，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可见，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及其集体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创立者和重要领导者、组织者，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保证。

三、理论工作者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参与者

广大理论工作者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是由该阶级内部“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⑤ 思想家即“著作代表”⑥ 进行的。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当担负起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理论工作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历史使命主要表现有三：

（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强大的理论支撑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关注学术界的理论发展，善于吸收和借鉴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所形成的良性互动，越来越成为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保持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等机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吸收和借鉴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学习和借鉴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对于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先导、引导和巨大推动作用。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广大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在反思过去超越历史阶段的做法、认真研究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观点。这一思想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采纳，并在党的十三大特别是十五大得到系统阐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吸收和借鉴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虽然在当时大胆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由于受传统理论即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属性的影响，当时还是提出要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构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观点。所以，当时经济理论要实现发展与创新，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并被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使《决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成果。随后，经济学界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基于此，邓小平于1985年10月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于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秋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论述根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此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2007年的十七大，不断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二）广大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中央文件的起草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有所成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特别是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多次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做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主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开始系统研究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截至20世纪 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除了对所有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要问题发表一系列成果外，还专门深入探讨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思路、大原则和大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等研究报告，其中的不少观点和见解被我们党和政府采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这里讲的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的一些提法，至于学术界、理论界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不同提法就更多了。……我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⑦“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⑧ 江泽民之所以提及学术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多种认识，是因为他也很注意吸收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贡献。不仅如此，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是在广泛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全国有119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3000多人参加了报告稿的讨论，前后历经11稿；在十五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全国有135个单位约4000人参加了讨论；在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全国有178个单位3100多人参加讨论；在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全国有5560人参与讨论。特别是，在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先后成立了62个课题调研组；各课题组一共召开座谈会1523次，参加座谈会的代表达20072人次。由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围绕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围绕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推出了不少有创见和事关人民福祉的理论创新成果，所以，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直接理论来源。

（三）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直接参与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化和体系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是教育者、宣传者，也是组织者。由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践的联系是间接的，所以他们能够超越具体实践的局限性，从哲学高度把实践创新中的理论成果加以系统化、体系化，使其具有逻辑连贯性和内在统一性，増强现实说服力。邓小平的许多讲话是针对某种具体情况有感而发，把这些分散的思想火花整理成系统的理论又无不渗透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作为解放思想宣言书的邓小平的重要文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邓小平列出提纲，胡耀邦、于光远等参与讨论，最后由林涧青等写出一稿、二稿和三稿。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取得成果，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在十三大前后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一是，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范畴。三十多年来，理论界、学术界以发表文章、出版论著或以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等等方式对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被载入党纲和宪法，它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从提出到正式确定下来，理论界、学术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先后有学者提出邓小平思想、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正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的探讨，为中央的最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二是，理论工作者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作为著名党史专家和理论家的龚育之，曾参与主持一系列中央文献著作的编辑工作，多次参与了党的重要文献的整理工作，起草了十三大至十六大报告等党的重要报告，特别是他和郑必坚、逢先知共同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龚育之是十二大报告开幕词的两位起草人之一，而十二大报告的开幕词的产生以及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三是，理论工作者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张卓元，一次次为我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中央领导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他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思想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的相关决议、五年计划或规划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张卓元作为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社会经济组”的成员之一，早在十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就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征集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十七大报告的顺利召开作准备。张卓元后来回顾说，胡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广大理论工作者运用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结合我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阐释、论证，特别是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有效载体和方法”（项目编号：09JD710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②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79、334-335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614页。

⑦⑧《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2、202页。

⑨ 聂运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楠，女，1966年生，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周建华，男，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金清）

(原载：《江汉论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