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峰：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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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者：张晋峰

　　张晋峰,1985年9月至198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校工会副主席、代主席；1987年4月至1995年3月，原国家教委政教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大学生思想处处长、副司长；1995年3月至1997年12月，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1998年1月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亲历者口述纪实》）

点睛语录

　　在“文革”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遭到破坏，需要恢复与重建。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建工作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管理。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它的系统理论作为依据和指导。

……………………张晋峰

　　大学生的精神是好的，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本质是好的。大学生中间出现的种种现象，它的根源都不在学校里面，要到社会中去寻找，学生中间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现象在学生中的反应。

……………………张晋峰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仅仅满足于系统地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回答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的世界观、人生观或者个人品德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既包括如何树立人生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看待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问题、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大一些的问题，又包括个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学习、怎样对待交友、恋爱、婚姻等相对小一些的问题。

……………………张晋峰

　　对于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新的要求，我们要去科学地概括，要去探索适合的教育内容、途径和方式。其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要建立起符合和体现时代要求的教育内容体系。

……………………张晋峰

　　我们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作了新的概括，就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张晋峰

拨乱反正  恢复重建思政教育体系
狠抓基础  积极克服不良思想影响

　　访问：您在1987年进入国家教委政教司工作的。那么，您是否能够谈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情况。

　　口述：我进入国家教委相对晚一些，已经是1987年了。当时担任政教司大学思想处处长。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我是作为学生经历的。来到政教司后，受到蔡次明、徐文良、朱新均等老司长的教导，又从宏观角度了解了一些情况。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时期。“文革”十年动乱，是一场灾难，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气都是如此。对整个的高等教育更是一次极其严重的破坏，包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破坏。“文革”前期，整个高等教育都停办了，学生都去搞运动了。虽然1971年以后部分恢复招生，但是，当时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考试，只要表现得比较好，经基层单位和地方推荐就能进大学。虽然对学生有文化程度的要求，要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但是，这个标准不仅过低，而且又不能进行考核，实际上形同虚设。那时候绝大多数学生是工农兵出身，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比较优秀的，在农村、工厂、部队中表现得不错。但是，当时表现好的标准与今天不一样，强调政治表现。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认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要全面发展的话，那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行了，特别是基础文化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工农兵学员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好，只有少数人是一开始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后来被“四人帮”利用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体来讲，对工农兵学员，应该历史性地看待。

　　就“文革”前17年来讲，中国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说什么是体系，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一个切合实际的培养目标、一个健全的机构体制、一个优良传统、一个工作队伍。这就是“文革”前17年建设起来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个体系被破坏了。被破坏的东西简单说来包含了五个方面。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被篡改；第二，培养目标被转移；第三，优良传统被抛弃；第四，机构体制被摧毁；第五，工作队伍受迫害、被遣散。这便是“文革”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局面。所以，当时提出来要恢复和重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那么，所谓恢复是不是要完全按照过去那样来建设？也不是。要恢复的主要是思想路线，准确地讲，就是过去毛主席强调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从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恢复优良传统。而对于重建工作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管理。当时，大家提出要科学化管理，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它的系统理论作为依据和指导。这也体现了恢复和重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重建主要就是针对三个“取消”，即取消队伍、取消机构、取消课程，进行重建。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是讲“加强和改进”呢？因为这一套体系在“文革”前的17年里就是比较有效的，并且有些是原则性的，是不能够改变的，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等等。也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的是对这套体系的加强和改进，而不是改革。

　　访问：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重建工作时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口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从历史分期来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是，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拨乱反正的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全社会还在进行着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要划清分清哪些东西是好的，应该继承，哪些东西应该丢掉。同时，这个时候社会思想很活跃，包括学生中的思想也很活跃。总的来说，这种思想活跃是一种思想解放，什么都能够说。这是好的一面。因为由于“文革”的破坏，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你随便讲一句什么，就有可能被拿去批斗。例如，“文革”中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而有的同志就因为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高峰而受到批评，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我中学时代的校长，就因为在“文革”前反对一些同学在体育竞赛中机械地引用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说，你们不仅不能牺牲，而且也不要受伤。就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从这里说明拨乱反正、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影响很大，包括推动学生思想上的活跃。

　　但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种思想一下子都涌出来了，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所以，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另一方面需要克服不良思想的影响。当时，青年学生思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发生了“文革”这么大的问题，那么，共产党到底还可不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还管不管用？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然而，类似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上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因为学生他们没有这种经验。社会上有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就造成了学生的迷茫和困惑。可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不平静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其他社会思潮也涌入，有积极的东西，但也有负面的东西，造成了大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实际上，那些带有负面影响的社会思潮，很多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过、批判过。它们可能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起过作用，但是之后就被抛弃了。然而，随着我国思想上的解放，又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涌进了中国。

　　从1979年以后，社会思潮几起几落。早期的典型事件之一是“西单民主墙”事件。1979年1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北京市西单路口的一些墙壁上、砖堆上，被人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些是对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很激烈的言论。这时，诸如《北京之春》一类的地下刊物也纷纷冒了出来，散布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这些也使青年学生受到了冲击，思想上产生很大的波动。1980年9月开始的全国区县人民代表选举，在推选学生代表时出现了“竞选”现象。从湖南师范学院首发，后来也蔓延到其他一些省市的个别高校、蔓延到北京的十几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有些学生在校园里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竞选宣言”，也有些学生站出来搞“竞选演说”。在这些“竞选演说”中，有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的言论，也有一些非常错误的言论。有个学校，一位“竞选者”公开表示“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家里祖宗三代也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时，一些人鼓掌支持。为了扭转这种现象，高教战线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今天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10月的一个晚上，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同志把我们四个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请到他的办公室，谆谆教诲我们，要正面宣传党的主张，不要搞所谓竞选。当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所以也亲历了这次谈话。但是，高教战线同志们的这些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有一些观点激进的人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从那时开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几乎年年都有学校闹学潮。学校始终处于一种不太安定的状态，当时，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意见主要的并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关心国家的发展，对社会分配不公平、还有一些腐败现象提出批评。但是，社会上的一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针对党的领导、针对社会制度、针对政府，提出一些很敏感的问题。结果，这些人利用了学生的力量，把言论引导到政治的一些事情上去。事情越煽越火，越煽越热。

　　台湾有个作家柏杨，他写了一本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还有，当时我们大陆上拍了一部叫《河殇》的电影。这些挫伤了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影片《河殇》否定中国的文化，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说成几千年封建积淀造成的，影响很大。这些东西使得很多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降到了低点。所以，当时一些学生的思想状态是迷茫、困惑的。在这种状态下，就比较容易盲目学习西方，迷信西方，甚至把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寄托到这个上。慢慢地，就由学习哲学方面、文化方面的东西，进一步发展到政治上来。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就是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困惑等等。当时在学生中间曾经自发地组织过一些团体，譬如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指导。但对封建社会斗争不存在之后，它的历史作用就消失了。到了20世纪，有些青年学生却返回到这个历史上去了。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崇尚自我主义、个人中心，马斯洛的层次需要学说，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当时都在一些学生中很有影响。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学生中间出现的种种现象，它的根源都不在学校里面，要到社会中去寻找，学生中间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现象在学生中的反应。因为大学生的精神是好的，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本质是好的。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的书本上说，我们大学生是“垮掉的一代”。那时候我们就不同意。你一看大学生中这里有一点问题，那里有一点问题，就说大学生不好，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如果大学生都是“垮掉的一代”，那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青年学生从来就是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大学生们本质上都是好的，但他们当时受社会思潮的影响，陷入迷茫，甚至还有一些偏激情绪，所以我们工作就很难做。那时候讲马列课，学生中确实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听，一定要让他们去的话，他们就在课堂上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逃课的人很多。为什么呢？你讲的马列理论跟他们的思想、跟社会上的那些思潮对不上号。你讲马列主义是怎么怎么的，社会主义怎么怎么好，但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跟那些思潮交锋、碰撞时，我们显得有些无力。反映那些思潮的东西在广播里面也有，在报纸上也有。有些人还跑到学校开讲座、作报告，而且，后来的学潮就是这些散布自由化思潮的人操纵起来的。

　　在我个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马上把200万大学生的思想一下子完全提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种高度，把那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彻底清除，那是很难的，因为事情的发展有它内部的规律。所以发展到1989年，有人就利用学生中的这种混乱状态，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造成了对国家、对学生的伤害。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受到的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困难；但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受过这些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生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教育，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这也有好处。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就没有这方面的抵抗能力。

　　口述：首先就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学生思想很活跃、但又有很多迷茫和困惑的情况下，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还是很有作用的。当然也很困难，因为它跟学生的想法并不是很一致的。当时，有些学生有很深的怀疑，怀疑马克思主义到底还有没有用，党的领导到底好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前途。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另外，我们还采取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与学生见面，面对面地交流、进行教育和引导。学校的领导也与学生对话，这个也很有作用。因为，平时一个同学要见上校长很不容易，碰上他都难。那时候，校长、书记能够坐到那里倾听同学们的看法，或者直接与同学开展对话。年轻人需要你与他对话，他想说的话要有地方讲，有人听、有人回答，那就不一样。当时，特别是1986年底1987年初的学潮之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也没有完全控制住局面。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很困难。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而是一边抓眼前的教育和工作，一边抓基础建设，即抓队伍建设、抓学科建设、抓专业建设、抓课程建设、抓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到80年代的中后期，在马列课之外，我们正式提出开设思想教育课程。当时，我们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系统地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回答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的世界观、人生观或者个人品德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既包括如何树立人生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看待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问题、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大一些的问题，又包括个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学习、怎样对待交友、恋爱、婚姻等相对小一些的问题。这些东西学生普遍关心，你去讲，学生反而愿意听。比如，我们强调，“大学生思想修养课”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开设；“法律基础课”不能开设成“法学概论”，要突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养和树立。特别是在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时，我们强调，要把这门课开成不象传统的课、但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课。“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不在于给学生多少系统知识，而在于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实中学生对形势、政策等方面思想上存在的疑虑和困惑，坚定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心。我们否定了一些同志想从战略、策略等基本范畴展开课程体系的做法，要求对这门课一学期或一学年一安排。因此，思想教育课程推出后，受到学生的欢迎。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思想教育课程不要搞成理论课，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联系实际，能够有启示作用，能够有好的办法解决问题。由于在马列主义理论课之外又设立了思想教育课程，所以，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高校中逐渐有了“两课”的说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抓了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要靠人来做，那首先就要有队伍，而且，队伍还要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也突出抓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建设这支队伍，要按照教师的职业资格来要求，按照教师队伍的标准来建设，按教师的要求来考核。同时，也要创造条件，让这些人有讲台，等等。在很困难、很艰苦的情况下，在徐文良等老司长的带领下，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在队伍的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一些高校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将来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现在，这个专业已经能够培养自己的博士、硕士，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重要支撑。所以，那一段时间，一定要讲我们工作的成就更多是在建设方面。

　　那时侯，我们还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组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到国外考察。当时，教育战线中的有些人，包括一些出过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行业的人说，你们是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是，人家外国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出的哪门国？其实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情况。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还是下了决心，要组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到国外进行考察。首先选定的是美国。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合作项目，叫美中历史文化考察团。他们每年派20个教授到中国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听一点课，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等等情况，之后，安排他们到全国去参观访问一个月；同时，中方也派20个人到美国去。于是，国家教委就把这个项目转为专门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过去。我们的首次出访原定于1989年的6月，因为发生了1989年政治风波，推迟了一年，1990年才出去。这个团有来自20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学生部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教师。出发前，社会上包括委里有些人又说，“美国无德育，你们去美国干什么？”结果，到美国后，经过深入点的考察，他们就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用我们同志的话说，美国也有德育，不过，他们不叫德育课，而是主要通过人文类课程来进行德育的。例如，美国的历史不过200多年，但是，他们的大学、中学、小学都要上历史课。在这一类的课程中，他们要讲美国价值观产生的历史，美国价值观的合理性，把美国价值观推向世界的必要性。这不是德育是什么？更何况，他们的一些学校在宗教课程中直接讲德育，在一批大学中有一些教授在专门研究和试验直接进行德育的课程。他们从事学生管理的各种队伍，包括心理咨询、学生事务管理、学生实习和参与社会活动管理、学生宿舍管理等方面的人员，比我们的还要多。考察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受启发。除了我们直接给国家教委上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纷纷就这个问题去做报告，在讲课中去讲这方面的事例。他们纷纷说，现在，我们也有资格从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去谈论美国了。有的同志就出访问题连续在校内外做了一、二十场报告，受到广泛的欢迎。更主要的是，通过出访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就努力将这方面的工作坚持下来。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很多人都出过国、都去考察过。另外，经过争取，在公费留学人员名额中我们每年也有20多个，去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包括辅导员，进修或攻读学位。不过，因为他们的外语水平相对低一点，有的人经过培训还是不过关，名额有选不满的情况。当时，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派了十多批人到国外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国考察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的总共有四、五百人。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在工作队伍中表现比较优秀、比较稳定的。

　　当时，老司长徐文良去德国考察后，专门给全司做了一个报告。我直到现在还印象十分深刻。他谈到，在德国接触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与我们的不同，这些工作主要不是靠学校来进行，而是社会化的。德国有个全德政治教育中心，统一研究部署全国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只要国内外重大事件一发生，它马上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事情发生的历史原因、爆发点、事情情况，以及德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析、态度。白天发生的事情，夜间马上有分析发出，发到所有的媒体、文化教育机构。第二天就有相应的东西写出来。

　　德国是怎么培养人的呢？徐文良司长去跟他们的校长见面，知道他们不叫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跟他们说，除了业务教学以外，对学生的成长你们怎么去关心，怎么去引导，怎么给他们一些帮助的？他们说，学生已经成人了，18岁都是大人了，不需要这样的关心了。徐司长又问，那你们有没有部门、机构关心这些方面的事情。他说不需要，我们就是管两件事情，一个是管经费，一个是管教学。实际上，在德国每一个州有一个大学生服务中心。这个大学生服务中心管的事情很多，它经营宿舍、经营社区。很多宿舍、房子都归它管，学生可以到它那里去申请住房。在学生社区里什么都有，有俱乐部、电影院、舞厅、酒吧，还有体育器械等等，而且还举办讲座。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舍监。舍监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博士担任，有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社会学博士等等。他们在那里就做一些行政服务，但并不代表学校实施管理。学生上完课回到宿舍后，就属于社区工作了，学校里不管这些事。同时，各种党派、社会团体，都在学校设置奖学金，在学校派驻代表。这些代表在学校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发现学习优秀的学生，还有特别困难的学生。由代表去考察，考察同意后，就可以提出报告。宗教团体在学校也都有专门的牧师、神父。他们也有这样的部门，就是你信这个教，就给你这个奖学金。所以在学校里，校长不管思想意识这些事，而由其他人来管。就是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都是社会的各种机构、组织来承担。这些组织、机构有的是政府组织，有的是非政府组织。于是，徐司长回来就总结出一条，说，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是高度社会化的。有些人到国外，跑到学校考察，一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事情，对方说没有，他回来时也就说国外没有，不去做具体的分析。

　　当时，我们司有的同志去美国考察，了解到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一所大学办学生事务专业，重点培养到各个大学去承担学生事务工作的人。而且，在他们的学校里也都有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相当于我们的学生辅导员了，全是专业化的，都是学生事务专业培养出来的。而当时，我们的辅导员的背景是学数理化、文史哲，学什么专业的都有，但没有学学生事务相关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辅导员“上岗”前还要培训。这也是促使我们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