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惧怕生子恐孩子当“穷三代

　　漫画/本报专稿

　　在北京工作的网站编辑王文蕾（化名）今年28岁。亲友们催问是否打算生孩子，她马上表决心。可对方笑问什么时候要，答案马上含糊起来，“一两年吧”或“三年内吧”。但这些话从未兑现，一说起生孩子，王文蕾总是先算账：房子不够住、保姆太贵、幼儿园更贵……

　　这不是王文蕾一个人的顾虑。有人在网上发帖高调宣称，自己是“穷二代”，不想再生出一个“穷三代”，引来三十多万次阅读，四千多人回复，其中不乏赞成之声。共鸣 “穷二代”发帖激起千重浪

　　7月30日，自命名为“来世不嫁穷男”的网友又在天涯上发帖：“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发此类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论更是引发议论无数。据说，她和丈夫是“因爱情而结合”的大学同学，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稳定，还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认为，生孩子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与其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我倒宁愿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已经是‘穷二代’了，孩子成为‘穷三代’的可能性绝对在95%以上。”

　　那篇以“我不想给月薪2500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为题的帖子，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生育观近乎挑衅。然而，在谩骂、嘲讽和愤怒的情绪中，竟不乏支持之声。甚至直到发帖两个多月后，几乎每天还都有人回帖。

　　7月31日，有人颇为认真地赞成道：“没有充足的能力给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质时，别生……(孩子)不是喝西北风就能长大的。”

　　“‘穷二代’的处境，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署名“石兆”的评论者表示，“穷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儿。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

　　“了解这种生存状态之后，也就不会责怪为什么有些极端的‘穷二代’不想要孩子了。”他说，“这是一个是否具有希望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穷二代’，生下孩子就会是‘穷三代’，自己努力工作却一生匮乏，甚至孩子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固然是有点悲观，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呢？” 困境有多少钱才敢生孩子

　　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以后生孩子小名叫“豆豆”。看见姨妈的孙子因为娇宠而变得暴躁，他们决定，“以后不让老人宠溺豆豆”；经过海淀区那两所知名的高校，两人也决定“以后让豆豆学工科”。有人问小夫妻为什么来北京，他们不无豪情地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培养，我们要把豆豆的儿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要面临的困境是：一、目前他们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套一居室还在还贷，周边的二手房以百万元起价，哪来钱添置房产，让孩子、夫妻、保姆同住？二、假使大家能“蜗居”，若常去动辄离家十余公里的医院检查，不买车实在不便，车钱从何来？三、即使交通、住宿都能凑合，以目前两人不足万元的家庭月收入，承担孩子的奶粉、尿布、早教、托幼、上学……“要么钱受罪，要么孩子受罪”。

　　每当王文蕾在电话里向家乡的父母说起因“经济困难”而耽搁育儿计划，往往很难被理解。但当父母们来大城市住一段时间后，怨言少些了。

　　这个庞大的城市拥有现代化的种种魅力，敞亮、壮观之美取代了曾经悠闲、家常的市井气息，市民们在高昂房价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地迁往城市边缘。不断上升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让数千元的月薪在这种环境里顿显微薄。

　　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今年4月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因素的制约。未生育受访者的计划生育年龄，明显晚于预期中最佳生育年龄，为27.4岁，大概晚了2.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分析师姜健健表示，这种情况在城市比较明显。焦虑向上流动的渠道在缩窄

　　尽管人们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和父辈们不同，如今的年轻人一出生就经历着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眼见着这个过程的尽头是进一步固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下层人”开始担心，向上流动的渠道在缩窄。

　　教育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向上流动、能够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路径，变得格外拥挤。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发表调研称，家庭在0到16岁孩子身上花费的平均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到30岁则需要49万元。其中最可观的一部分是对教育的支出。不过，在王文蕾观察看来，教育投入还要更多。

　　孩子还没出生，叶酸(据说防畸)和防辐射服就必不可少。小王的同学许雪(化名)怀孕两个多月，穿的是连身防辐射服，1000多元。为了孩子智力发展，准妈妈还流行吃DHA，每天一粒，一粒6元，整个孕期280天，花费不小。小王去探视几个生孩子的闺密后总结出，“看望产妇，就送钱，因为那是他们最需要的。”“进个幼儿园是必须的吧？可这很难。”王文蕾身边的年轻家长们说，公立幼儿园挤破头，私立园每月收费数千，抵得上她一个月工资，甚至市郊的经济适用房区，今年学前班还涨价70%。而孩子上小学、中学的家长们，常常讨论的是送孩子去哪个补习班。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说，“每个暑假至少消费1万元。”“虽然有些投入并不必要，但尽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几乎是每个家长的选择。”徐安琪告诉记者，家长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又因社会竞争激烈而感到焦虑，高额的教育投入是家长不敢忽视的。

　　而且，进入教育链条的前端就已显得如此不易。倾斜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

　　比起资源不足，更让很多家长郁闷的是，资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体前不久探访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儿园，发现能享有这些场地宽裕、硬件齐全的教育资源的，多是“批条子”进入的官员子女。“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对此表示，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廉价园，或黑幼儿园。

　　2009年，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表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据《中国青年报》 ●延伸阅读生育观念十年变了多少？

　　1996年

　　1996年的中国家庭里，如果有子女上大学，其教育、生活和零用钱占家庭收入的三成不到，平均每年是3334元。当年的丁克人群，多数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作的无奈选择。

　　2003年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理想家庭模式的选择出现了变化：选择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加子女)的人数比例下降了11.3%，而选择丁克家庭、独身和直系家庭(夫妻加老人、老人与孙辈一起生活)的人数比例分别上升了1.1%、3.9%和6.1%。

　　此时，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

　　2006年

　　2006年时，研究者发现，丁克倾向正在减退，城乡居民中不愿生育子女者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城市居民的生育计划往往会因为经济和事业上的压力而滞后。其中，除了丁克人群常见的对个人自由生活的追求之外，“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发展”、“养孩子的花费太高，养不起”的担心还是非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