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罪己诏详解：
“罪己诏”中的“诏”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东汉的鸿儒郑玄为“诏”作注，谓之：“诏，告也”。告，告诉，对人说。这个人有上，也有下。《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时，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齐桓公并没有以“君”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口谕”，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试举几例： 一、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 二、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 三、元和七年（公元828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 四、宋理宗于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 下过罪己诏的之和，变异频仍，咎证彰灼，夙夜祗惧，不遑宁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 五、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这“诏”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罪己诏渊源：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 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 下过罪己诏的周成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的总统令。 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罪己诏适应范围：
一、君臣错位
：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误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 下过罪己诏的唐太宗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二、天灾造成灾难：
像“禹、汤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三、政权危难之时：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1] 历代罪己诏：
汉朝 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与？……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出现日蚀。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
唐朝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大旱，帝乃“罪己”求雨。
宋朝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闰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明朝 明思宗自缢前下诏“罪己”：“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2] 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
〔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 , 当从禹、汤开始。此后 ,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 目的是消除民怨 , 笼络民心 ,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 ,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因此 ,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 “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 ; 桀、纣罪人 ,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 罪己诏 罪己 凡是良知者 , 有过自责 ,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但是 ,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 颁示天下 ,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帝王罪己 ,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论其起源 ,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 从“禹、汤罪己”开始。①史载 : 大禹登上帝位后 ,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 左右问其故 , 禹曰 : 尧舜之时 ,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 而予为君 ,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 是以痛之”。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 深感内疚 ,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 于是自责。商灭夏后 , 汤布告天下 , 安抚民心 , 史称《汤诰》。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 曰 : “罪当朕躬 , 弗敢自赦 , 惟简在上帝之心 ,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③此后 , 适逢商连年大旱 , 五谷不收 ,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 要用人为牺牲 , 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 , 汤“剪发断爪” , 身为牺牲 , 祷于桑林 , “以六事自责” , 曰 :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 ,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 , 民大悦 , 雨亦大至。④ 禹、汤罪己 ,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 国家处于危难之时颁发的。如好大喜功的汉武帝 , 即位后穷兵黩武 , 又好神仙方士 , 大造宫室 , 挥霍无度 , 致使民力枯竭 , 寇盗并起 , 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 , 征和年间 , 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 , 决定“弃轮台之地 , 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 , 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 决心“禁苛暴 , 止擅赋 , 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 , 以明休息 , 思富养民也”。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 , 幡然醒悟 , 痛改前非 , 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 , 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 , 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 , 即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 , 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 , 长安失守 , 德宗仓皇逃亡 , 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 , 他痛定思痛 , 改年号为“兴元” , 并颁《罪己大赦诏》 ,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 , 说 :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 “上累于祖宗 , 下负于蒸庶 , 痛心 面 , 罪实在予”。⑥此诏文字真挚动人 , 很有感召力 , 颁后 , “四方人心大悦” , “士卒皆感泣” , 民心军心为之大振 , 局势因而大变。不久 , 动乱即告平息。 北宋末年 , 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 时在公元1125年11月 , 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 “宜先下罪己诏 , 更革各种弊政 , 使人心悦 , 天意回”。⑦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 “言路蔽塞 , 谄谀日闻 , 佞幸专权 , 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 , 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 , 侈靡成风。”“追思己过 , 悔之何及！”⑧随后 , 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 ,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 , 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 , 一年后 , 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 , 成为阶下囚。 在古代皇帝中 ,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 , 自然灾害很多 , “水旱累见 , 地震屡闻” , “冬雷春雪 , 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 , 上干天咎 , 所以 , 不断自我反省 , 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 , 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 , 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 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 , 可分作七大方面 :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 ,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 因循悠忽 , 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 诚悃未遂。”未尽孝道 , 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 , 恩惠 緮鲜 , 友爱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 以致每叹乏人” , “见贤而不能举 , 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 委用任使宦官 , “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 , 兵饷不足 ,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 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 , 常图安逸” , “朕每自恃聪明 , 不能听言纳谏” , “既知有过 , 每日 责生悔 , 乃徒尚虚文 , 未能省改”。⑨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 , 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 , 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 , 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 , 实属亘古第一人。 在古代帝王中 , 敢于罪己的还有一些 , 例如《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 ;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限于篇幅 , 不再赘述。 帝王的《罪己诏》是通过罪己取悦民众 , 从而达到缓和矛盾 , 凝聚人心的一种统治权术。它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特点。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 , “民惟邦本 , 本固邦宁” , “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自我民听” , “人无水鉴 , 当以民鉴” , 等等 , 都是古代治国之箴言。自古统治者都把民众作为国之本 , 把民心作为镜子 , 当作衡量统治活动的尺度。所以 , 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 , 帝王就颁发《罪己诏》 , 藉此消除民怨 , 唤起百姓的同情心 , “使民心悦 , 天意回”。当然 , 《罪己诏》有着很大的欺骗性 , 但是 , 笔者认为还不能将其完全视作政治骗术 , 它的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或失败的反省 , 其中不乏深痛的忏悔 , 显现着一种对“德政”和成功的追求欲望。古人云 : 鸟之将亡 , 其鸣也哀 ; 人之将死 , 其言也善。综观帝王的《罪己诏》 , 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 : 首先 , 要坚持以民为本 , 以民心为己心 , 关心民众 , 维护民众的利益。古代百姓说 : “抚我（关心爱护我）则后（当君主） ; 虐我则仇”。这是今天每个官员都应该记住的。 其次 , 要修身慎行 , 不断改造、完善自我。子曰 : “吾日三省吾身”。《周易》曰 : “君子以恐惧修省”。乾乾夕惕 , 若履薄冰 , 时时处处反省自己 , 做一个好人 , 当一个好官。 其三 , 敢于正视错误 , 勇于改正错误。《左传》曰 : “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勃 , 盛大之意） , 桀、纣罪人 , 其亡也忽焉（忽 , 迅速之意）。”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 , 而且是一个政权兴亡的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早就认清了这条规律 , 而且找到了适应这条历史规律的三大法宝 , 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 , 密切联系群众 ,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 那么 , 人人皆可为禹、汤。反之 , 老子天下第一 , 专横跋扈 , 文过饰非 , 欺上瞒下 , 到头来只能成为桀、纣 , 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注释 : ①《左传·庄公十一年》。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卷175。 ③《尚书·商书·汤诰》卷七。简 , 审视之意。 ④《吕氏春秋·顺民篇》。 ⑤《汉书·西域传》卷96下。 ⑥《旧唐书·德宗本纪》。 ⑦⑧《宋史·徽宗本纪》。 ⑨《清世祖实录》。 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顺治帝的《罪己诏》是在他弥留之际 , 由皇太后授意大臣写成的。 ⑾《小毖》是周成王忏悔自己轻信谣言 , 错怪了周公而作。毖 , 慎也 , 天下之事 , 当慎其小 ; 小而不慎后为祸大。 （成都市 , 邮编 : 610064） 〔作者简介〕倪道善 , 男 ,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秘书档案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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