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写敏感题材作文被评自毁前程 已出版小说[2]-高考-无忧考网

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他没想到“胡哥”这么大的火。平时他常常以“胡哥”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我们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关系非常好；我们讲足球时，怎么讲都可以，但一说到教育问题，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一千六百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逃花园记》里，有陆谦跟老师们多次的舌战，有对宿舍管理、主课老师“霸占”副课时、考试牛人不知中国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种现象的讽刺，有寝室好友分别的伤感，也有一段朦胧的校园初恋。　　李红豪离校约一个月后，开始动手写书。他翻看旧日记，发现“只要把主语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说”。　　小说还写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鲁迅的文章，结果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这同样“来自生活”。“抄鲁迅的是一个同学，我抄的是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几段话。”李红豪现在特别后悔没把那篇批改过的作文保存下来：“改得面目全非：用词不当，搭配不当，语句不通顺……还有个错别字，那是我自己抄错的——就这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其他都是林语堂的问题。”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李红豪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台湾网友，交流过语文试题。他认为台湾中学的语文考试才算得上“真正考语文修养”。在《逃花园记》的后记，他抄录了这样的题目为例：　　请名人代言是提高广告说服力的好方法。下列四则广告标题，如单就文字意义，寻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来代言，则最不恰当的组合是：　　A。请庄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请子路代言“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C。请苏秦、张仪代言“做个不可思议的沟通高手”。　　D。请司马光、王安石代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小说的责任编辑杜东辉经常见到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既有李红豪这样的学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个高中学生，我觉得写得算不错了。引人发笑，可读性之外也还有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读者。”杜东辉也找了另外一些编辑商量，但多数人并不看好这部书稿，“因为市场上青春文学太多，很难冒出来。出版社也不可能花多大力气去宣传。”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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