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官方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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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6 08:46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官方话语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 “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