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打破诽谤罪的迷局最缺什么？

羽戈:打破诽谤罪的迷局最缺什么？时间:2010-08-13 11:41 作者:羽戈点击:407次
　　近年来，法律界闹出了许多笑话，从大法官的遴选到判律师有罪，几乎每一个笑话背后都难掩悲怆，因原本脆弱的自由正寸寸折断，原本贫瘠的公义正白白流失。这其中，打击面最广的那则笑话，关乎一个罪名的无中生有。也许你猜到了，这就是所谓的“诽谤政府罪”，于《刑法》无根无据，且得不到一分一毫的法理支持，却成为了公民行使批评权的滑铁卢，成为了某些官员压缩言论、打击异己、专权腐败的护身符。
　　笑话越闹越大，从王帅、吴保全到邓永固，天南海北，遍地飞扬“诽谤政府”的沙尘暴。最高人民检察院终于不忍坐视，起身说法，其要义有三，第一，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第二，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第三，批捕诽谤案件，要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京华时报》8月8日）
　　其实这三点意思都不大，譬如说，批评领导干部，哪怕是批评国家主席，本来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权（言论自由），何来诽谤之罪。说白了，三点指示，只有一个潜在意图：警告某些执法者回归法律之正途——你们已经偏离太远了。
　　从拨乱反正的意义上讲，第一点还有些意思。某些媒体却把新闻眼对准了第三点，这是一种移花接木的宣传策略，还是未能看清其中奥妙呢？殊不见，陕西省国土厅敢于以权威人士的会议决定否决省高院的判决，落款“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敢于警告最高人民法院“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行政权对司法权以下犯上早已是常事，更何况两者的关系就像小夫妻，白天打得不可开交，晚上还得睡一个被窝，所以说，把检察院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就像将Word2003升级为Word2007，看起来功能增多了，外形美观了，实质上并不能彻底祛除诽谤罪的木马病毒之肆虐，因为所改造的只是文字软件，而非杀毒软件。
　　根本之道，仍在于一板一眼，一字一句，依循《刑法》第24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诽谤罪进行考量。在我看来，最需要明确的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不是对犯罪对象的侵犯程度（最高检所强调的第一点），而在于，犯罪对象包括哪些人和物。对勘法条，诽谤罪的客体，只能是“他人”，即自然人，你可以诽谤某县长乃至县政府的门卫，却无法诽谤某县政府，因为前者是自然人，有其名誉权，后者却无。由此而言，所谓诽谤政府，正如你宣称要杀死一个影子，本身便自相矛盾，子虚乌有。这个无比虚妄的罪名之滋生，正映射了公权力的癌变及其对法律的压迫和异化。
　　很遗憾，最高检的三点讲话并未涉及这致命一点。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常识，无须多言（判决吴保全案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公检法机关必定在窃笑不止）。岂不知，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和国度？抑或故意绕开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抽去了铺在桶底的这一块木板，整个木桶还如何搭建起来呢？
　　我倒觉得，如果能将政府机关从诽谤罪的领地一脚踢开，政府官员失去了权力的依傍，还原身份，与草民同等，则不必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就如王二诽谤张三嫖娼，造成后者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张三便可到法院起诉王二，李四诽谤现任市长在二沙岛别墅包养了一个二线明星，一旦引起严重后果，市长大人为什么不能起诉他呢？不能因为他是市长乃至国家主席，就在他的诉权之上加重重桎梏，他就必须承受变本加厉的诽谤。我很期待，未来某一天，市长大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与那个造谣他包二奶的小市民一同站上不偏不倚的法庭。
　　当然，需要再次重申，“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与诽谤罪所定性的“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毫不相干。最高检把这一点专门掂出来，可从反向推论，现实当中，估计有很多领导干部，因遭遇公民的批评指责，便越权启用了诽谤罪的利器，甚而混淆了自诉与公诉。从头错到尾，错成了一幕滑稽剧。
　　当诽谤罪被公权力者所利用，作为扭曲、打压公民之言论自由权利的工具，作为对社会批判者深文周纳，罗织构陷，致他们因言获罪的帮凶，那么所沦陷的则不止是一个罪名，整个法治边疆已经渐渐被洪水吞噬。对此，司法机关不是不努力，然而，他们的发力，如最高检关于诽谤罪的三点指示，怎么看都近乎力不从心、虚应故事。不从根子上进行杀毒，不从正面向法治的敌人宣战，也许，我们还未望见胜利曙光的影子，便被冰冷的午夜湮没。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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