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从来不提毛泽东“钦点”之事

任继愈与季羡林同为山东人，都被视为中国的文化大师。7月11日，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去世，任继愈比季羡林早走了四个小时。

在当日新华社电讯中，官方给任继愈的头衔分别是：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在弟子陈明看来，任继愈一生的学术贡献以“学术活动的组织”最为突出——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从1960年代起就被用作大学教材，直到今天。此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也成为学术界的经典著作。

被毛泽东“钦点”

任继愈的诸多经历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任继愈生前对此一直闭口不谈，他去世后，这段往事被再度广泛传播。

1998年5月，陈明曾想向任继愈了解这一段详情，得到的回答十分干脆：“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任继愈几篇佛学文章以“凤毛麟角”予以高度评价，相关批注后来被收进了《毛泽东文集》。

根据史料记载，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继愈应毛泽东之邀，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对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肯定，同时谈及了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书（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

四年后的1963年，在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写下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在批语中，他特别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1964年，任继愈根据批示，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任所长。

无人知道任继愈对这段经历三缄其口的原因。不过，任继愈曾对毛泽东有这样的评价：“把毛泽东当成神，一个是他自身有把自己当成神那种欲望，可是广大群众也有这个心理……20多年后，即使毛泽东复活，他再想当神，也当不成了。”

陈明认为，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凤毛麟角”四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任继愈在“动乱年代”行走的“护身符”。

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

任继愈个人在“文革”中未受冲击，但目睹周遭的悲剧，他对这场浩劫进行了反思。

在他看来，“文革”的祸根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任继愈提出了自己的“儒教是教”的理论——儒在中国，不只是学说，更是宗教。

1978年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任继愈首次提出了“儒教是教”说，并先后发表《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具体阐明了儒教的性质、教义、神灵、组织结构以及发展阶段。

这一说法否定了“中国没有宗教”的所谓“定论”。

任继愈曾多次提及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其“儒教是教”说乃是着眼于“儒教”的危害性，他曾把“民主在中国推广不开来、家长制”等问题，与儒教的这种危害性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任继愈以中国人观念中的“六亲不认”为陈明解释中国人观念中“孝”的偏狭：“我们如果说一个人‘六亲不认’，这是贬人的一句话。但熊十力说过一句话：‘现在的贪官污吏都是孝子贤孙。’这都是小农意识、家族意识，把对小家庭的孝放到了对国家、大众的忠的上面去了。”

“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痴如醉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任继愈为“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找到了宗教的脉络。他曾说：“中国宗教势力太大，又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政权可以转移，但宗教没法消灭，可随着皇权的颠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在这种影响之下，派生了群体性愚昧。任继愈认为，这种群体性愚昧为“文革”悲剧的发生提供了基础。

任继愈曾以两首歌曲暗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缺失。《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东方红》却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任继愈指出：“我们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差了一个阶段。”

干与名利无关的事

1987年，任继愈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人阅读。1982年，他在古迹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

任继愈还担任了字数达7亿的《中华大典》的编辑委员会主任。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十分认真，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当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包括《赵城金藏》，此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常感叹事业后继乏人。“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 “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4月14日，任继愈经再三要求，终于从国图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前夕。退休后，他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

“他的身上有古人之风”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走偏了这条道。”

直到1956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任继愈一直坚信儒家思想，这种笃信要一直追述到他的少年时代。

北洋时期，山东军阀张宗昌大字不识，却十分重视知识。那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推行读经，认为读经可以抵制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乱。任继愈小学时就学了《论语》、《孟子》。1934年，18岁的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名师，对儒家思想的了解不断深入。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任继愈逐渐意识到儒家思想无法治国平天下。他曾说：“儒家关心社会，但通过修身齐家来治国平天下，这个不行。”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迁往云南，任继愈亲历了从湘西徒步到云南蒙自的艰苦历程。在“西南联大”，他先是做学生，之后又做起了教师。民族独立成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追求。

2007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任继愈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团结师生的惟一凝聚力是爱国主义。”

“儒雅、绅士，有一种贵族气质，他的身上有古人之风。”陈明这样描述任继愈：“他总是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拄着一根拐杖，就像一位英国绅士。”任继愈非常喜欢文学，尤其对鲁迅著作及英国散文情有独钟。

“在生活里，他给人一种距离感。”陈明告诉记者，一些学生在任继愈面前往往比较拘谨，有人甚至紧张得腿一直哆嗦。

任继愈也有温情的一面，他的学生，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曾经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0年，李泽厚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由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连夏天的衬衣及冬天的棉衣也要靠学校救济。任继愈得知后，先是给他安排一些撰写文稿的工作，每次支付三四元钱作为酬劳。之后干脆每月给他5元钱或10元钱。

陈明说，他十分欣赏这样一句话——活着时被人称为大师的人往往不是大师，死去后被尊为大师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

（据《南方周末》、《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