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从来不温柔《二》

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从来不温柔《二》　2009-02-28 04:37
分类：思想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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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翻译《物种起源》，总结下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关心生物如何变异，不关心生物如传递变异，不关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也是一个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达尔文只是抓住了一点——只要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异，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就会让这一变异获得巨大的遗传优势。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达尔文不知道世界上有基因这种东西，不知道娶表妹为妻会为后代造成隐患，但他依然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1900年，在达尔文躺到牛顿旁边18年之后，失传几十年的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整理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得以在细节上被阐述；又过了半个世纪，DNA的复制机制被人发现，达尔文的理论终于有了依托。但在这之前，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经根深叶茂，为好几代人类效力了。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生物学是个难以量化的学科。限于技术水平，实验也提供不了多少有意义的结论。但达尔文忽略那些具体的变化细节，直接从大处着眼，讨论发展趋势，一下子就压过了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直到今天，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如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生物学家可以解剖兔子，经济学家却不能把国家拆开分析；生物学家可以拿豆子作遗传实验，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拿100亿美元去股市实践。所以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象博物学家，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发生的细节进行记录和阐述，预测未来则非他们所长。要说这记录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向达尔文学习，非要依据不完善、缺乏量化的细节反过来指导全局，结果只能是各弹各的调。赶上谁运气好，碰上了一次预测准确就时髦几年，过几年风向转了就到垃圾堆里蜇伏一段时间，等风向再转回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纲上线，把自由市场或是什么制度神圣化，连观测事实都不用，直接扯什么自然规律是天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譬如那个开古董店的张五常。这连博物学家都算不上，直接上神学了。
再打个比方，隔壁一个台球桌上有一个台球，有人拿着杆子随机乱捅，捅了一下问你台球在哪？你肯定说不知道，一定要你说，你只能要求他告诉你怎么捅的球，捅的角度如何，然后勉强猜一猜。如果他推着桌子晃了一小时再问你台球在哪？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洞里！”。这不是因为你掌握信息多了，只是因为你知道球进了洞就出不来。当经济这个台球被扔到球桌上乱晃时，你一样可以忽略晃球桌那个家伙有多大力气，直接考虑台球是不是掉到萧条洞里就不会再被捅出来就成。
话题越扯越远，其实罗嗦了这么多，老马的意思就是教大伙偷懒。世界太复杂，复杂到我们现在没法从底部细节构建一个万能体系，那么就不妨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的无能，把细节的事情留给概率论去做。别硬啃那些你不可能啃下来的东西。趋势比细节更重要。
说过了达尔文，再说另一个懒汉——马克思，老马有幸和他同宗。不光同宗，老马还是人家的徒孙，前面约莫扯了万把字，其中倒有9000字是从人家的政治经济学里抄来的，不认人家做祖师的话，就只能算剽窃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吃人不吐骨头，就想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前生后世，没想到一动手，发现这历史学的复杂程度比起生物学来毫不吃亏，作实验的难度比经济学只大不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马克思纵然是天纵奇才，也没法用一个脑袋装下那么多历史细节，于是就习惯性地想偷懒，把眼光往上一个层次看。这一看就开窍了，原来这历史也是个竞争体系，什么文化、制度、宗教、教育，都是依附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养活自己，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去扩张或抵御其他上层建筑的扩张。这么一竞争，用不了几代人，人类喜欢什么制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还能长期维持下去。比如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采集游猎、刀耕火种的部族时代到建立文明的定居农业时代就不是很hi，很有可能伴随着失去自由、被奴役、被虐杀等待遇，甚至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都会下降。但是，和游猎时代相比，定居农业文明能制造更多的人口（尽管不是快乐的人口），能产生剩余产品（尽管都被上层建筑吸收了），可以养活专职的军队和教士，肯定在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把游猎部落都赶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近点的例子可以看非洲，一群农牧部族本来划地而界，生活谈不上快乐平静，也会经常打来打去，但起码大多数人还有个安生日子过。忽然海岸上来了一群白人，拿着刀剑火器换奴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下可就热闹了，没准哪个小酋长先动了心思，抢先捉了一群邻居送到港口，换了火枪回来，立刻势力大涨，可以捉更多的奴隶去卖。这就立刻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建筑，有用火枪的捕猎队，有论证被抓的人有罪的祭司，有总结捕猎经验的长老，这些上层建筑的吃穿完全可以让被征服的部落提供，原来从农牧业中收取剩余产品的制度就这么被替代了。只要有这么一个先例，这个酋长（没准因为脑袋灵活，已经是国王了）的盟友和敌人肯定都坐立不安。有的酋长多少有点良心，不肯靠卖奴隶立国，那他和他的子民早晚去当奴隶；有的酋长脑袋也够灵活，也加入奴隶换军火的行列，虽然未必就能避免当奴隶，但起码自保能力有了提升。经过这么一个竞争—淘汰的过程，奴隶－军火－掠夺制就取代了原来的部族政治，整个西非沿海的黑人从此进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总体的经济水平没有提高，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捉去当奴隶，显然日子是越过越差了。自从白人开始买奴隶那天起，黑人接下来几百年的命运已经注定，你不能指望所有西非的黑人弟兄能靠绝对的团结一致来避免这个命运，这就是残酷的历史竞争规律。哪一种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和制度中的个人选择无关，你不选择合适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通过淘汰赛另找合适的代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总结成另一个懒人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为啥会这样呢？这也不是某个人选择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一向如此，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平民劳作的产品除去供养自己和一家老小，多少能有点剩余。这些剩余要是留在老百姓手里，肯定能改善生活。但如果哪个文明真的如此“仁慈”，那显然就养不起官员、士兵和教士了，缺乏这些上层建筑的文明在其他文明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如果说哪个文明想征收一部分剩余产品，把另一部分留在平民那里进行投资，扩大在生产，希望他们能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那也是一样碰壁。农业社会的技术停滞，土地有限，不会因为生活的少许改善就能提高今后的土地出产。所以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文明都是那些征收全部剩余产品，用来供养上层建筑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过分，征收的比例不能大于剩余产品，否则就是涸泽而渔。
前两年曾看到一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大型病原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病原体的特征是什么？能传染，要利用你体内的资源进行复制，还要利用人类进行传播。因此病原体首先要和你的生命争夺资源，但又不能干的太过分，很容易让人病死。因为它自己没有腿，不会种地，必须依托于人类移动和获取资源，把人快速弄死不利于它的进一步传播。最初进入人类社会的病原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几千年发展下来，能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病原体是那些轻微致病，但又不致命的病原体，如果病的症状恰好能加速它的传播，那就再好不过了。鼻炎菌，感冒病毒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它们在人类之间传染，寄生于我们的呼吸道，得了感冒或鼻炎的人不会死掉，只是有打喷嚏、咳嗽的症状，不断地把一部分后代释放到空气中，继续感染别人。国家、宗教、文化等“大型病原体”的最初形态也可能千奇百怪，许多国家是蛮族随意设计的，好多宗教根本就是精神病人的作品，但经过无数随机事件的变异，在社会竞争压力下，最终他们都有类似的特征。都得从平民手中拿走（或抢或骗）剩余产品，又要保证平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把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之后，官员、贵族、教士们肯定要奢侈消费，但同时也要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保卫这个结构，或者向外扩张。谁也敌不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也一样，只是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向少数人聚敛剩余产品，一方面要通过最终消费品的出售来体现这个财富，所以总要被经济危机骚扰。
历史上制度那么多种，唯有资本主义要为这过剩的生产力发愁，可到了2008年，往四周一看，笑到最后的竟然是这个总闹危机的资本主义，为啥？这又得让老马翻老账。刚才说了，工业革命前的老百姓就是得到剩余产品，也没法用这笔投资提高产量。因为技术水平、可耕土地和能开发的水利资源在那里摆着，亩产几百斤顶天了。再投资，多打的粮食还赶不上多出工吃的粮食，属于白折腾。既然粮食不能连续增产，那就别指望多供养不种地的手工业者、商人，其他经济部门也不能乱增长，否则早晚出乱子，所以整个经济都停滞。马克思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是有哪个文明老琢磨拿不多的剩余产品去投资，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运气好时可能会有一两个好年头，但终究是要碰壁的。经济上碰壁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保卫自己、维护稳定的机会，于是这种离经叛道的文明被淘汰出局，换上一个务实的乖宝宝。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人借着几百年的扩张势头，找到了联系绕旧大陆的航线，还在西边找到了“新”大陆。一下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几十个国家在这种局面前又竞争了3百年，最后竞争出一个适应扩张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统治集团收到剩余产品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维持原状，而是用来进一步投资，期望有更高的利润，英国就是其中的头牌。
农业经济和帆船商业原来就有，新航路和新土地的开辟也不是头一回，欧洲1500年这一次无非是搞得比较大而已。到了1850年，新土地上已经也有了农业文明，新航线也不是什么秘密，按说这一轮折腾就该结束了，世界重回稳定的农业时代。结果技术进步累积了上千年，居然在19世纪初累积出一个工业革命，从此蒸汽机里的煤块能够替代人的肌肉干活，经济基础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只要地底下的石油和煤炭还能继续挖，经济就有无穷的上升空间。工业时代竞争更残酷，有了工业，不光经济上台阶，军事实力也能疯长，于是不整天琢磨提高工业能力的文明只能退场，新建的社会也必须搞工业。这时侯全世界只有一个资本主义文明最能和工业相结合，自然处处是资本主义，家家要搞工业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再往后..............就到了老马前面忽悠的世界大战，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次总危机。
马克思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说从人类刀耕火种进入文明，一直到日不落帝国扬威七海，这几千年的历史既非上帝设计，也不是人类定做，而是一部不请自来的戏剧。人人都在这剧里当演员，但导演偏偏不是人类，而是一个冷酷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这个导演是一个穿着西装、正襟危坐的老头子，对台上的演员一点也不喜欢，好在也不讨厌。他只是一板一眼地督促大伙按照剧本把戏往下演。演员幸福还是痛苦与他无关。以往的演员都入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就能修改剧本，马克思偏偏说你越入戏就越被那个老头子玩。而且他还对导演很不满意——剧本不在手里，老子睡觉怎么能踏实呢？这幕戏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天崩地裂，或者群魔乱舞，全凭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演员不就成奴隶了吗？不成，演员得反抗，得把未来抓在手里，不然下地狱都不知道坐几路车去的。有了这个打算，马克思再回头一看这些演员，有的是资本家，正站在舞台中央当主角，呼风唤雨，显然不会和导演作对；有的是过气贵族，上一幕的主角，衣着华贵，总是埋怨自己不够入戏，所以丢了主角位置，正积极准备再夺男一号呢，也不行。舞台边缘有大批无产阶级龙套演员，明显工资低，待遇差，却全靠他们支撑气氛，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看中了。马克思立刻着手组织这批龙套演员闹革命，号召大伙烧了那本几千年的老剧本，现在这些主角要是敢挡路就一概推倒。马克思为龙套们许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说大家可以自己写一部更精彩的剧本——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这东西不是马克思100%原创，最起码目标部分不是。马克思并没有告诉你到了共产主义有多么幸福，没有说共产主义社会给大伙分几室几厅，也没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能开多大排量的车，至于到那时候让大伙抽厅局级香烟还是县处级，那恐怕要靠你自己去理解。马克思只是简单的说“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述只有四个字,即“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对以往共产主义目标的一个概括。
啥叫自由发展呢？对俺这种俗人来说，就是尽可能地按自己意愿过日子，免于天灾人祸，过的顺心！
天灾有的可以对付，比如天气预报说要来台风咱就不出海打鱼，粮食不够吃就开垦耕地、造化肥，洪水淹人就修个大坝挡水。有的暂时对付不了，比如说大地震往往没法预测，那就要发展科技来对付。总之要靠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力来对付自然。当人类发现自己改造自然、生产物资的能力越来越大，大部分需求都可以满足的时候，可以预计离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远了。
对付天灾不容易，但起码目标明确，解决人祸就没那么简单。有好事者统计，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小战争一共打了14351场，要让采集社会的原始人来评判，他们肯定会奇怪：“这群家伙都学会种地了，找吃的那么容易，干嘛打来打去的？”，可文明人就是乐此不疲。19世纪工业大发展，人均财富翻番，结果下一个世纪的战争打的空前惨烈，最后还得靠原子弹这种最恐怖的东西来暂停自相残杀。如今21世纪了，各国还在争相扩张军备，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越来越多，战争也没见少，咱们依然是原始人嘲笑的对象。值得原始人嘲笑的还不光是战争，文明人为了维护这个文明设立了绞刑架、监狱、黑社会、宗教裁判所、集中营.........乃至城管大队，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用来对付自己的。文明人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都要向老板或更大的老板点头哈腰，为人前活的像个人样而精疲力尽。到了2009年，文明社会一方面减少所有人的开支，让大伙节衣缩食，另一方面还要担心需求不足，关闭越来越多的工厂，让更多的劳动力节衣缩食。只有军费节节拔高，这种事情，不仅我们打猎的老祖宗要笑一下，我这个不肖子孙看了也只有咧嘴苦笑。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消除所有天灾人祸、自由生活的梦想就从来没断过，名字也花样翻新，三代之治、大同社会、桃花源、乌托邦..........至今不绝。记得我6岁的时候曾看过一本童话书，说是有个小孩，到处去寻找一个天天都是星期日的国度，当时还没有双休日的说法，我也很向往一个天天星期日的世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天天随便玩，不用上班，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啦。所以说么，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不用马克思来创造，人人下了班都能躺在床上想，我能他能你也能。反正就是设想人间天堂。没有压迫，没有奴役，不需要为了养活家人而累断腰杆，不需要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良心。只是要记住人间天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天堂，你不能说在现实中卑躬屈膝的伺候领导，到了理想社会就让别人卑躬屈膝的伺候你，那还不如在现实社会里往上爬几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有人不光会想，还会作，比如欧文之流，还能买块地，搞个公社，号召想要人间天堂的人快来建设。物质问题可以慢慢积累，那些人为的问题既然已经认识到，改了不就得了吗？大伙精诚合作，脱离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共同促进经济大发展，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古往今来，这样作的人不少，欧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今天的中国也有南街村的王宏斌。他们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失败。马克思说，你们不是运气不好，而是钻了死胡同。
马克思说，这历史发展不是谁设计的结果，也别指望靠某人的良心就能改变。历史从来不问“往哪个方向走更好？”，而是闷头看各种制度竞争。哪个上层建筑收集的经济剩余多，拿出来竞争的本钱大，进入下一轮选秀的概率就高。因此，一切制度的设计——如果你有那个天才去设计的话，必须立足于两点：一是促进经济剩余增长，二是尽可能把经济剩余收集上来进行竞争。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类幸福，那从一开始方向就偏了，再怎么折腾，马克思也不看好你。
当然，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老板和城管的世界不好，而是说那样的社会不能靠美好的愿望凭空凑出来。历史既然有客观规律，那么就要看这个规律什么时候给人类这个机会。于是马克思回顾人类历史，总结指出：一切剥削和压迫，从本质上是上层建筑收集经济剩余、维护这一秩序的手段，而具体的实施方式呢，就是由少数人占有关键经济物资——生产资料，进而取得经济剩余。如果只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实现经济扩张，保证竞争胜利，那么不管历史走到哪里，共产主义也只能是空想。如果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已经成为经济剩余增长的累赘，那么下一步自然是生产资料及衍生财富由社会共有，共产主义应运而生。
谈了理论，下一步是理论结合实际，给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马克思左右一看，这正是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之力横扫天下的时候，其他类型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面前不堪一击，讨论它们的先进与否毫无意义，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身上就行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管理社会，把利润、也就是经济剩余拿来投资扩大生产，在马克思活着的年代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资本主义，理由很简单很暴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赢。因为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 。欧美列强垄断了先进军事机器，能向全世界倾销商品，繁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唯独马克思这个乌鸦嘴说资本主义的繁荣长久不了，理由也简单——世界没那么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有生产过剩，外部市场用完那天看你怎么混？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你还繁荣个啥？
为啥有经济危机？这就是老马开头啰嗦的那些内容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有钱的不想买，没钱的买不起，消费相对投资越来越小，经济基础也就越不稳固。矛盾积攒下来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压缩生产力，会减慢科技进步，也就是减少了经济剩余——那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已经是经济增长的累赘了。用马克思的逻辑分析，这说明又到了制度更替的年头。以往的社会更替，是因为旧制度的生产能力不行，新制度靠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压倒旧制度。这回旧制度有能力生产更多的商品，问题倒出在没能力消费上，这是几千年来的头一遭。因此这次制度更替不比以往，不能再用一个贫富分化巨大的私有制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在一个经济依赖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年头，消灭贫富差距又不可能以平分财产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必须指望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解决生产过剩，保证经济进一步发展。
新社会不需要资产阶级这个累赘，谁来接手这个社会的控制权呢？马克思再次观察社会，发现另一个矛盾——这资产阶级本身也在逐渐退化，表现为一个衰败的阶级。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比较简单，资产阶级也有锐气，自己管工厂，长子从军，次子参政，再送个侄子去殖民地发财，社会权力全都直接掌握。慢慢地，工业社会越来越复杂，教育越来越普及，以资本家族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就渐渐地往技术人员方向转了，资本家的子孙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转而去剪息票、领年金，吃喝玩乐，经理和工程师的力量倒是越来越大。往伦敦街头一走，出身东区（贫民区），穿夹克而不是正装的那些人物在谈论最新锐的技术问题，制造最新的机器。因此，马克思认定，拿工资，当雇员的无产阶级有能力接管社会，没了那个退化为食利者阶层的资产阶级，社会能更健康，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力量来，淘汰那些让旧资产阶级占据高位的社会。
生产资料公有，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是全体人民控制社会，你该怎么称呼这个新社会呢？马克思认为这个新社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都足够支撑人类的大同社会梦想，因此得出论断：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之后就是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推论冰冷严肃，结论却温馨美好，令人向往，其中反差之大，颇似书呆子以论文体写了篇情书，用数学公式证明自己的爱情完美，读起来很别扭。但千百万人的生活本来就和一家一户的生活有本质区别，不能用过家家的方式来考虑问题。正因为马克思用科学分析历史，给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个踏实的理性基础，共产主义运动才得以摘掉“空想”的帽子，加上“科学”的头衔，从少数人的盲目实践，变成千百万人的伟大运动，最终深刻的影响了马克思身后的历史。
100多年过去了。在2009年的世界，推崇马克思的人虽多，放眼望去，竟没一个国家符合马克思的设想。苏联解体了，中国和谐了，朝鲜几十年没开过党代会，天知道那是什么社会。马克思的预言都落空了？
其实马克思说的相当准。马克思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说你将要自我毁灭，热闹葬礼就是新社会的揭幕仪式，是无产阶级的就职典礼。马克思1883年就死了，没福气看这场热闹，他的哥们恩格斯估摸自己也过不上眼瘾，就在1887年预测了这场葬礼的排场，过过嘴瘾——“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这个预言作出来时离世界大战还有一代人的时间，够牛吧。本来资本主义是不打到集体自杀不算完的，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嘴脸就知道，资本主义可没有打够了就停手的意思，还打算折腾到死呢。只是打完了第二场，苏联的软硬力量都强大，逼的资本主义搞改良；原子弹太恐怖，后果不可控。这才让资本主义又和平繁荣了几十年。马克思出生的时候，风帆战舰是海上霸主，死的时候骑兵队还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他老人家没把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纳入理论，不是逻辑或智力问题，用俺马家学派内部的黑话来说，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
至于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领导世界，这个预言也实现了一大半。如今的世界，是高级工程师、投资经理、银行主管和党组书记、政协委员的时代，他们控制着生产资料却没有所有权，他们可以享用社会剩余而不必等股东或人民同意。至于那些剪息票的资产阶级，今天倒还没死光，他们的祖先曾经把中世纪的军事贵族送进了议会上院供养，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他们当吉祥物了。一个个在基金会里养尊处优，看着经理们折腾“自己的”企业。经理们强占家产倒也不是完全不讲理，他们或者交叉持股，互相提供支持，或者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分散股权的授权压制大股东，仔细研究起来，手段其实和自称人民公仆的党委书记们差不多，或者说本来就是一回事。这次金融危机，美国首付救市资金7000亿，经理们先不管危机不危机，自己先拿上700亿，今年中国政府打算花4万亿重振经济，书记们说还得5000亿来吃喝和养车，果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些经理、书记们，一般统称为技术官僚，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是无产阶级。技术官僚接管社会，完全可以阐述为一部分无产阶级夺取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爱迪生和富兰克林的同道们从穷兄弟中间脱颖而出，接管了洛克菲勒、摩根的权力。邓小平教导我们说：“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这当然算进步，至少人类认识了一个代理人当道的世界，知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一批直接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没有了纯种资产阶级的私欲，工业经济一样会向前进。但问题在于，这是共产主义吗？或者说，退一步，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自动扶梯吗？美国人可以明确的回答“不是！”，中国共产党恐怕也没脸大声说“是！”，问题出在哪呢？老马说，好事多磨。
俺是个胸无大志的俗人，古人有云“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说的就是俺这种小市民。自从碰了几次壁，知道自己的斤两之后，俺从来不追求自己拿不到的东西。就算真有好事上门，我也要先用馅饼三定律审查一下，三定律如下：
馅饼第一定律——天上不掉馅饼
馅饼第二定律——掉馅饼也不会掉到我嘴里
馅饼第三定律——如果掉到我嘴里，那也不会是牛肉馅，而且一定是连盘子一起来的。
由于馅饼三定律的毒害，我不习惯好东西自己来敲门。有人告诉我，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给我们送来的廉价大礼包，我的态度用一句外交辞令来表达非常合适——“谨慎乐观”。春运不过是一亿多工人要回家过年，中国已经天翻地覆；60亿地球人都需要获得“自由发展”，这肯定不是个容易事，肯定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制度又需要大量的劳动来维护。类似的，人类需要开采矿石、冶炼金属、制造机械，寻找能源，然后才能造出汽车火车来获得交通上的一定自由。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在历史中取得自由只需要等待规律的自然发展，这靠谱吗？上帝是耶稣他爹，不是我们的爹，不会在我们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指望他老人家的规律带来完全的幸福，无论这个规律是制度竞争还是自由市场，统统不靠谱，还是自己努力更踏实一些。
其实，共产主义这个“自由发展”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它不是客观规律送来的礼物。人类几千年砍来砍去，弱肉强食，这才是客观规律。在这个规律下，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比如说没有解散军队的自由，没有不供养一个统治阶层的自由，老百姓没有潇洒度日的自由，贵族小姐少有嫁穷光蛋的自由。所以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人类制度野蛮竞争的结束。前面说了，马克思的懒汉理论要依赖于竞争规律对历史的主导，那么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来预测共产主义的到来，本身就是个悖论。竞争规律从主导历史到退出历史，期间肯定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前，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预测也应该越来越不准才对。太准了反而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敲门。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大战的爆发预测算是够准吧，大战前欧洲也有一大票人奉马克思为师。可大战一起，这群“社会主义者”都轻松地被各国政府用民族主义忽悠了，争先恐后地为了大资本的扩张去死，1917年才有一个俄罗斯质疑旧秩序。马克思恩格斯猜得到了开头，可没猜到结局。但这正是希望所在。
坑填到一半，老马忽然走狗屎运，接了个设计项目，于是跑去开会。领导在会上拍桌子踹凳子，说这是市长主抓的工程，国庆要使用，2个月内必须拿出设计！这年头么，设计就是那么回事，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出错第一，关系最重要。能不能给领导添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出大岔子抹黑，有利润空间让大伙和谐一下就成了。所以老马非常乐意替领导排忧解难。可惜呀...........基础资料不全，原场地的平面图都没得一张，领导光顾着拍桌子，一张书面的设计要求也没留下，这就把设计卡住了。如此看来，即便在今天的和谐盛世，改造几座楼也设计也不能乱作设计，必须有依据才能动手。改造整个社会，建设共产主义就更需要依据了。最起码得先有个衡量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然后才好说自己比别人强。马克思用“自由发展”来概括人类梦想的综合，这确实很精辟。但自由并不是个简单的东西，绝对不能和“随心所欲”划等号。事实上，你也没法“随心所欲”。一个人的爱好、欲望、需求，除了少数从猴子祖先那里继承的基本特性外，都是人类社会教的，需要人类社会提供定义，需要父母和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这个词如今已经臭大街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高喊普世价值的那些家伙自己光说不练，甚至只拿普世价值的棒子敲别人，自己还是我行我素。比如说美国喊维护世界和平，比如成克杰下台还讲反腐,比如藏独讲人权。结果就是大伙觉得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块遮羞布，或者说是黑社会头子捐的政协委员头衔。但这事反过来想一想，这东西是遮羞布不错，但遮羞的前提是知羞。有句老话说得好，“伪善是邪恶对道德的最高敬意”。过去的人们打打杀杀，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讲不到一起就是刀枪说话。现在的霸权最起码要讲一个大伙都赞成的大道理了，说明社会还是在进步，说明大家还是都认同普世价值的。平心而论，美国人没有打仗的爱好，不是从屠杀中得到快感的变态，无论他是资深参议员、财团首脑还是扛枪的大兵。但为了利益——军饷、利润或政治资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现在导弹逐渐成为主流装备，手上粘血的概率就更低了，更容易同时扮演一个好人和一个刽子手。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好多人也不怎么信那些民族主义的鬼话，但一旦动荡开场，只有依附于民族主义军事力量才能生存，于是原来的好邻居纷纷进入战壕互相杀戮。就连香港的黑社会片子都知道拽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其实说的就是普世价值和社会自身规律的矛盾。
普世价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社会竞争规律用了几千年塑造出来的东西，和以前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是最后被工业时代的世界经济体进行了一番整合。大概说说，这个价值观崇尚平等，反对性别歧视，支持堕胎，认同民选政府，宽容，认为财富和社会责任并存........总之是适应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价值观。比方说，世界大战把男人都抽上前线，妇女劳动力就得承担劳动，最终确立了两性平等的价值观。不过，以往各个社会的价值观时刻要由竞争规律来维持，好比抽鞭子让牲口走回垄道，这次普世价值观有机会赶上了教育大普及的年头，跟着西方式的教育渗透到差不多整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好比物理学上的惯性，不容易随着制度竞争的鞭子走。在它成为主流其他价值观之后，具有了一定的垄断地位，竞争减弱，就不再完全依附于社会制度，反而会反过来批判社会。这才有了我等一票闲人在网上发牢骚，拿五毛和五美分的帽子扣人。
这么看来，这普世价值的出身一点也不高贵，和那些宗教的价值观差远了。人家一个个受命于天，来到人间也动不动几千年历史，这一二百年来的人间俗物简直没法上去比。不过，神的玩意再好，那是神的，何况那神还是个人造的假货；我们从小学课本、童话故事和父母言传身教中学到的东西或许不够高贵，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是和我们的感情、生活紧密相连的东西。人不需要在人类之外找什么高贵的传承。这就是我们创建新社会的基础。
假如各位读者真有耐心读到这里，估计会发现老马绕了一圈貌似又绕到了原点，刚才还说马克思用冷冰冰的事实否定了欧文的温情，可说到这里怎么老马又拿什么日常生活中的普世价值说事？这共产主义到底是门科学还是行为艺术？
答案是两者均是，或者说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从出发点来说，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普通人梦想的集合，我们基于身边的价值观所向往的社会，是一个感性的需求，和自古以来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西方霸权的遗产，工业化的人类拥有比他们的祖先更相似的生活，因此现代的共产主义梦想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很大程度的共鸣，但它依然是一个梦想，一个美好而不求现实的梦想。马克思的学说则是迄今为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最简单、准确的描述，有了这个描述，共产主义者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知道为什么共产主义过去行不通，才能规划未来，考虑共产主义怎么才能行得通。共产主义梦想和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好似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共同搭配才组成是一个值得为之付出的运动。
没有硬件的软件没法用。空想共产主义者已经拿他们的失败给我们作了榜样。如果硬件性能不行，跟不上软件的需求，那也一样运转不灵。建设一个新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分析历史一样，靠直觉绝对不行。类似的例子在人类社会中比比皆是：比如说普法战争，法国人的枪械和战术都占上风，一直打到停战，伤亡也远小于普鲁士人，但还是一败涂地。这是因为战争不是械斗的简单累加，成千上万军队在战场上对决，主要目标是力图破坏对方的作战组织，杀伤敌人反而不是第一目标。又比如说民主，几十个人的团体，有什么事情大家聚在一起举手表决就是，要委托谁办什么事情，把人拉出来让大伙认识一下也就结了。随着人数的增多，几百人的社区采取类似的方式应该也凑合，几千人就恐怕没法让想发言的人都发言，几万人则不可能聚在一起讨论。等到人数达到几十万，完全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触所有事物，必须有常设官僚机构；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识代理人，于是就需要媒体和选举宣传。到了更大范围的选举，复杂的国家事务只能被通过简化性的口号和候选人的笑容来表达，公共关系专家和选举经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理性的判断。现代社会的人类，一般有200左右个熟人，其中数十人又占了交往的大部分，并不比我们在小部落里打猎的祖先多多少，但这正是我们大部分社会学知识的来源。60亿人口的地球，数亿人口的国家，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运行方式绝对不是几百人小集团运行方式的简单放大。许多规律与日常生活造就的直觉甚至完全相反，不精研社会科学，再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成为笑话，巴黎公社就是一个标准的恶例。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历史的阐述相当简明，但光分析历史是远远不够，马克思的时代离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今天社会的规律不是靠读马克思就能读出来的，技术官僚的统治权就是一个例子。
马克思那时候，技术的门槛不高，与科学结合也不紧密，各个学科分化不严重。因此对专业人员的监督，无论是由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进行都比较有效，因此技术官僚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随后的100多年，技术天天进步，学科天天分化，培养一个技术人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监督门槛就一天天上去了。到了最后，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优劣已经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甚至评价专业人员的工作有无必要、是否怠工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即便是同行业专业人员实施监督，复杂的技术工作依然有利于先介入的人推脱责任、掩盖问题。用简单的数学语言来说，就是专业人员的违规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低。在较低的被查处概率下，为了明赏罚，保证工作效率，唯有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一条路。从而使处罚力度*查处概率的乘积保持不变，保证监督能够对专业人员形成足够威慑，维系工作效率。
问题在于，人类现有法律的原则是宁纵勿枉，你以更多的过失没有被发现为理由，对专业人员的某个过失处以超过正常水平的处罚，这违反了法律精神。此外，处罚在经济上的极限是没收财产，在生物上的极限是死刑，没有更重的处罚可以用于重要的专业部门。这时候唯有三条路：
一是尽量把可能的处罚方式都加上去，对所有证据不足的违规都进行处罚，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这被证明可以救急但代价巨大，严重打击社会心理，不利于发展。
二是大幅提高专业人员的正常收入，即高薪养廉，通过提高不违规者的预期收入，来提高经济处罚的空间。有一个古老的笑话可以说明问题：一犹太人开店，伙计向他举报另外一个伙计怠工，犹太人发誓要重重惩罚。结果下个月反而给怠工者加薪。举报者大为不满，原来怠工可以加薪？犹太老板表示，惩罚在后头呢。结果过了两个月，犹太人随便找个理由开除了那个怠工的伙计，然后说：如果仅仅是开除他，他可以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但加薪后开除，那个家伙会痛心疾首一辈子的！这个犹太人老板没有权利殴打怠工的伙计，就用增加他的预期收入损失的方法惩罚他。我们现在对专业人员的态度也是一样。
三是干脆把经济的控制权交给专业人员，让老板或者人民靠边站，让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负责。
自从二战结束，第一条方案就不常用了，第二条方案依然有监督成本，第三条方案影响社会化大生产，一般情况下是二、三方案并行。不采取这些措施的经济体就会因为专业人员的效率降低而损失巨大，从而容易被淘汰。技术官僚就此走上前台，取得管理社会的权力并享用大部分收益。至于技术官僚叫经理还是局长，他们的老板是洛克菲勒还是养老基金，或者是全国人民，都不影响技术官僚成为统治阶级的现实。这是在复杂工业社会条件下，制度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时代的人们没有复杂工业社会的生活经验，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这是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作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者兼实干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坦承自己的无知，发动一场文革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的人们依然从直觉出发，坚信消灭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就自然会有共产主义，或是坚持靠什么巴黎公社原则、文革经验就能治国平天下，那就好比用486来跑2009年的3d游戏，必死无疑。
没有软件的硬件当然也没用。再大的硬盘，再牛的cpu，再多的内存，要是没有合适的工程软件，那处理专业问题还不如个算盘。没有基于普世价值的理想主义作目标，只讲绝对的理性，绝对的科学，绝对的力量。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将回到制度竞争的老路子上去，追求更先进的导弹，更多的钢产量，更多的GDP.........唯独漏了人的自由发展，最后没了往前走的动力，散伙了事。有苏联败家史在前头，我这里就不啰嗦了。总而言之，软的硬的两手抓，人类社会才能朝前走。
说了这么多，回头再看看今天的社会。虽然技术官僚替换了资产阶级，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没有变，而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加剧，因此经济危机跑不掉，老马也有了由头写这篇文章。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在否定自己存在的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不是因为矿少了，不是因为机器少了，更不是因为劳动力少了，而是社会结构问题。换句话说，未来的新社会只要能解决分配结构问题，就享有一大笔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作红利。这是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另外，前面说了，教育的发展、全球价值观的趋同，再加上今天这个互联网的存在，让上层建筑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一套规律，不再全盘受制于制度竞争，这是新社会的文化基础。今天的社会问题在那里摆着，你看的到，他看得到，愚钝如老马都看得到，那么就别以为千千万万的新一代人民看不到，这是新社会的潜在群众基础。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爆发在哪个国家，都是第一次在识字率超过50%的社会中发动革命，一切都和过去相似，一切也将和过去不同。
正文完
后记
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共产主义作为摆脱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限制，给人类自由发展空间的制度，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好”。在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生物武器、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气候突变...........至少有十几种因素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消亡，至少是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但人类社会并没有真正负责且有权力的机构来处理任何一个问题。诸如核武器数量、资源存量等关键参数，真正关心的人们除了观测之外什么都不能作。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实仔细想来非常恐怖，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就更恐怖——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自身的能力，却没有能力选择前进的道路。古人认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来形容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但从稍长的时间段来看，今天人类社会的危机还在那个倒霉的盲人之上。
以前看过一个短篇小说，作者题目一概不记得了，只记得主角替政府研发一种超级武器，并把这当做个人的伟大科学事业。一日有陌生客来访，力劝主角放弃研究，劝说不成功即离去。晚上主角回家时才发现陌生客人临行赠给自己的孩子一支手枪作玩具！其实手枪并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我到工地上随便开一台施工机械出来，都具备比手枪更大的杀伤力，但于我和操作手是成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会有意识地避开事故，儿童既不清楚手枪的威力，也不会刻意避免向人射击。因此，我可以接触施工机械，儿童就不该玩弄手枪。从这次大危机可以看出来，目前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自控能力和集体意识恐怕还不如一个儿童，拥有的武器的相对威力却远大于儿童手里的手枪，这真的是人类最该担忧的事情。儿童总要成人才能开始独立生活，人类要真正保障自身的利益，也必须摆脱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把残酷的制度竞争从历史的控制室里赶走，共同规划一个未来，这样才能让我这样的杞人忧天者睡的香甜。
当然，人类灭亡，对于宇宙、太阳系来说毫无影响，甚至对于地球来说，也不过是苹果皮上少了几片霉菌，不足挂齿。但问题在于我们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人类自身。宇宙本身没有意义，我们人类给自己规定意义。人类诞生于荒野之中，曾与野兽为伍，只是最近万把年才试探出定居农业，建立了文明，最后还普及了教育，让许多人有闲工夫也有能力考虑人生的意义。作为个体，几千年前就有许多人思考了生活的意义，但对文明的建立过程，对历史有初步的整体认识不过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还是一直被竞争规律推着走，和当年东非大裂谷里的祖先没什么本质区别。
有人可能会推崇自然的竞争规律，以为那是天道，是最值得尊重的规则。一般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没体验过“天道”。自然界的规则意味着弱肉强食，没有人会帮助要消亡的弱者，甚至没有人痛惜。整个物种的消亡在自然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作为动物的一种，人类抛弃自己略有缺憾的婴儿乃至同类相食也是竞争压力下的习惯。如果有人回到那种社会，今天也有非洲草原可以去体验天道，无需叶公好龙。大部分人类在这个工业化时代已经融入工业化生活，至少也融入了被工业文明改造的农业生活，他们绝对不会漠视人类的消亡，不会吃同类，不会抛弃自己的病婴，原因就是我们有一套今天的价值观。
有两句常见的粗话“不是人！”、“没人味！”，大家都知道，这是为道德败坏、为人不齿的行为准备的形容词。这里引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定义一个人有没有做人的资格，不是以他的智力或制造工具的能力为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尊重基本的道德准则。我的外语很差，不知道其他语言是否有类似的形容词，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普世价值”最基本的部分。我们不愿意回到非洲草原，我们希望避免危机，我们批判社会，我们干坏事的时候找借口，都是因为这个价值观在起作用。历史在竞争规律下运行，可能有时会符合这个价值观，也有可能会挑战这个价值观，总之是按它自己的方向进行，根本无视我们人类是否会痛苦，是否会灭亡。所以说，历史从来不温柔。
自然界的危机挑战我们人类时，我们会迎战，这是猿人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不用人教。但人类社会内部的规律也会挑战我们人类，这是人类最近才认识到的问题，我们也要迎战，否则可能连生存权都保不住。输了可以从头再来，赢了则赢得无限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迎战。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先搞清楚敌人的底细，马克思告诫我们说，这个规律可不好对付啊，世界没有你直觉判断的那么简单。
历史从来不温柔，人类就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因为你指望不着上帝。世界从来不简单，复杂到远远超出一个家庭，所以要动用科学来研究，给全人类一个温柔的家，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总说宏大的问题，这共产主义运动就显得很严肃，其实对于每个人而言，共产主义都是很贴近个人，很感性化的一种思想。我们都曾经是个纯洁的小孩，都想作个好人，都希望每天能说实话，希望每天不用戴假面具，希望有从天而降的爱情，希望能够衣食无忧，自由生活。然而，长大了，我们必须学着“成熟”，学人情世故，学阴谋诡计，学着带上面具去相亲，学着告诉自己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直到撕碎最后一点点梦想融入生活，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无奈。有些无奈是无解的，比如你暗恋的人不一定喜欢你，但你至少不希望你喜欢的女孩为了一套大房子嫁给别人。
如果你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角看这些问题，那么确实只有融入社会的选择。但我们是有思想有逻辑的高等动物，能够把眼光放的远一些，比如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其实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人类从历史惯性中继承的负资产。丢掉这些包袱，我们可以活的更开心，比如说经济危机。当然，许多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无法独立解决，比如说和金钱联系的婚姻，不是靠修订婚姻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消灭战争也不能靠一国单独裁军。于是，我们需要马克思，需要超越马克思，需要在先进的社会科学指导下进行一次全盘解决，为了追求幸福，也为了避免危机。这就是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
对于共产主义者，有句很著名的评论“30岁之前不是左派,说明你没良心;30岁之后还是左派,说明你没脑子”。这话说的很准，准确地描绘了一些准共产主义者的面貌。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理解共产主义中的科学部分，纯粹是个人的一种行为艺术。因此一旦到了自食其力、拖家带口的年头，就发现自己撞到现实的高墙上，觉得这高墙坚不可摧，应该现实一点，理智一点，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这不是理性的表现，恰恰是理性不足的表现。不过，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所有人心中都有种子，只是需要科学的力量让种子萌发。科学可以来自前辈的探索，更需要来自对时代的观察，某些共产主义者的理性停留在19世纪，而且拒绝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把他们留在他们喜欢的时代喊口号，其他人继续前进，融入21世纪的生活，改变这个时代。这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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