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奇迹的天时和地利

南方周末　  　2007-06-14 15:46:41
古希腊奇迹的天时和地利
因地理的局促，古希腊人在被迫寻求不同于当时先进文明的求生道路的努力中，意外地走出一条新路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
《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蒋明炜等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49元
费尔南·布罗代尔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对研究东西方为何会在近代发生“大分流”的人来说，是必备之书。前些日子，读了他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才知道布氏对地中海沿岸的古代考古史也有极深造诣。布氏对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最古老的文明，例如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等，有详细介绍与高度评价。然而独独在介绍希腊文明时，用“奇迹”两字概括，不能不引人注目。
东西方的大分流
每个古代文明都提出自己的终极理想。有些理想在今人看来，迂腐老朽，完全没有引人入胜之处，或过于虚无缥缈，令人生畏。例如，古埃及人的理想是为法老一人的升天而效力，因而将社会剩余转化成了一座又一座壮观而无用的金字塔，无数生命便在烈日之下消耗于石块的采掘、运输和堆砌之中。这种理想显然既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又无法提升民族的精神，因而古埃及很快陷于朝代的循环而很少进步。古印度人的理想是追求来世的转胎，消极等待现世的逝去，因而对现世的进步常常漠不关心。中华文明重视长幼有序，社会稳定，向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推崇三皇五帝，面向远古，厌恶未来，自然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由布氏的《地中海》一书知，古希腊文明的高峰期很短，却留下无数精神和物质的旷世遗产。人们自然要问，雄伟的神庙，精美的雕塑，宏大的剧场，宽敞的体育场地，需要开采、运输、加工、安装大量笨重的石块。以今天的科技，若要重建，所需的人力和资源尚且令人咋舌，人口不多、幅员不广、土地贫瘠的希腊，当年又是如何完成的呢？广义地说，当年希腊为何能支撑相对庞大的非农人口，从事知识积累、哲学思考、科学研究、艺术创造、体育竞赛和工商外贸呢？
今日世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潮流，科学、理性、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前进方向，是由希腊文明首开先河的。离开古希腊文明的成就和理念，便难以理解为何东西方文明16世纪后出现“大分流”。然而，通观布氏这本书，他并没有用种族优越解释希腊奇迹的起源，而是借助大量举证说明，是天时和地利的巧合，才使希腊走上不同于当时其他文明的道路。布氏借助地理因素解释希腊奇迹，自然就和基于种族优越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1998年获普利策奖而一时洛阳纸贵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也是从地理环境着眼，解释各种文明形式的异同，缘何有的夭折，有的绵延。不过布氏的地理说在1960年代便提出，早了三十多年。
生成古希腊文明的天时与地利
布氏在书中以极大篇幅介绍了地中海周边的地理和气候。希腊土地贫瘠，地形险恶，全境80％以上布满巴尔干半岛特有的崇山峻岭和深峡险谷，仅在沿海有些平原，为密集的高山峻岭所切割而十分零碎。全境也无一泻千里的大河提供灌溉、航运之利。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使希腊夏季虽有充沛热量，却极为干旱。冬天则细雨绵绵，缺乏热量。难怪自古以来希腊虽能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却无法自给粮食。可见上苍并未厚爱希腊，使它无法亦步亦趋，模仿同时代其他文明的农本道路，而被迫另辟蹊径。
不过，希腊正好位于中东一些最古老文明的附近；这些古老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之前已有几千年的长足进展，在文字、历法、天文、数学、公共工程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这种巧合，为古希腊迅速发育提供了营养，使其由蒙昧一跃进入文明。
以悠久性来衡量，古希腊文明既称不上古老，又十分短寿。但是，古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又是其他文明难以望其项背的。古希腊适应自己的地理禀赋，建立了以工商为导向的城邦国家，生气勃勃的民主制度，为活跃的公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空间，又通过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集聚大量的财富，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理性的萌芽。布氏对此有详尽的介绍。
由于腹地的狭小和季节的错配，古希腊虽有农业，其实和中东高度自给自足的农业有极大区别。葡萄酒和橄榄油毕竟无法充当主食，必须出口一部分，交换海外的粮食，因而希腊的农业和商业、外贸密切联系。所幸地中海周边的其他文明主要以农为本。这里，地中海这一地理条件再次显出其至关重要性。地中海不算小，足以构成天然屏障，使希腊和其他庞大的专制帝国隔开，保持文明演进的独立道路；但地中海又不是浩瀚无际的大洋，只是一个洲际内湖，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为商人和水手提供无数的跳板和避风港。天赐的舟楫之利，使古希腊人无须现代交通条件便能以极低的成本和周边国家频繁通商与交往。
城邦及其集聚效应
希腊文明与其他古文明的不同之处，首先表现为它在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采取的城邦形式和无形中享受到的集聚效应。经济学发达之后，人们对内生型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好处逐渐产生理性的认识。人口的聚集形成城市，能大大促进社会分工。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知识的积累、传播和进步大大加快。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极为庞大，但人口的聚集可分摊成本而使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得以实现，因而大大促进人际互动和商品交换。人口的聚集还大大降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
历史上，城市化并非人类自觉的选择，只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自发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一马平川的地方，自由而独立的城邦难以长期存活。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华北平原先后孕育出庞大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社会的“稳态”，以维持内部秩序和防御外敌。古老的苏美尔文明由于处在一马平川的两河流域，最终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腓尼基人建立的城邦国家，以及雅利安人在印度大平原上建立的自由城邦，都遭到同样下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一度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逐鹿中原。然而，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群雄并立的格局不能成为稳定的态势。秦以其可攻可守的地理优势，加上商鞅变法后的制度优势，各个击破，完成统一。
所以，在农业文明中，人口为追逐土地而高度分散、孤立、缺乏互动；城市多为政治控制和传播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的中心。显然，农业文明所孵育的城市难以成为思想活跃、探索未知世界的中心。在城市化水平极低的古代世界，古希腊城邦文明有如此长足的成长，既是环境所迫，也是希腊人对地理禀赋的巧妙适应。这一禀赋虽然不利于农业和人口繁殖，却为自由城邦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最佳的天然条件。各个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却由于腹地和人口的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迅速崛起，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从海外获得粮食的贸易机会，使人口的相当比例能脱离农业，集中到城市生活。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商业文明
古希腊文明与其他古文明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社会组织上所采取的民主形式。人类的蒙昧期普遍存在自发的部落军事民主。古希腊之所以能一跃而进入直接民主，也与天时、地利分不开。由于毗邻中东先进文明而得以迅速开化；由于部落遗风犹在，古希腊的王权和贵族的势力始终无法膨胀，取得君临一切的至高地位。一方面，希腊城邦狭小的腹地限制了农业人口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毕竟有相对庞大的城市人口，包括“中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存在。拼音文字的采用，使知识不再为特权阶层垄断。有知识、有觉悟的全体市民和王权、贵族的对峙，使希腊迅速走上直接民主的道路。环顾周边农业文明，象形文字的艰涩使知识始终为少数人垄断，大平原的存在又使相对愚昧的人口迅速繁殖，因而少数精英始终能操纵愚昧大众，维持至高无上的皇权作为社会的“稳态”。
地理禀赋使古希腊由部落军事民主飞跃进入城邦民主，获得了明显的制度优势。公民有权通过公开的辩论追求真、善、美，很少束缚和禁区。在崇尚以理服人、不接受未经验证的“绝对权威”的环境里，希腊哲人熟读经典，周游列国，批判性地汲取各个文明积累的知识。他们并非胡思乱想，而是遵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逻辑作严格的推理和归纳。这种证伪过程使谬误迅速暴露，并促使理性主义的勃兴。而理性主义正是现代科学思想的萌芽。
再次，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希腊城邦在经济活动上所取的工商导向。对外贸易的机会不但带来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资，也保证了信息和知识的流畅。居民出于牟利的内在冲动，对外界的新事物敏感好奇，使居民变得见多识广，愿意标新立异。贸易带来的暴利，给生活于不毛之地的古希腊人带来巨额财富，因而无需拥有庞大的农业和巨大的人口，便能兴建大量的公共建筑，并能维持较高比例的非农人口，从事工商和文化、科学、艺术等活动。
海外殖民带来制度创新
古希腊文明的最后一个独特之处，表现在通过海外殖民解决人口压力，因而导致制度创新。其他古文明通过陆路向周边渗透，因而无须制度创新。希腊缺乏腹地，却临近地中海，这种压力和机会使希腊将眼光自然转向大海和海外领土。这条道路既能带来暴利，也带来巨大风险。面对凶险的海洋、陌生的土地和异质的文明，古希腊人被迫以面对现实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寻求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以征服未知的世界。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位于资源优裕却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理环境中。绵延千里的华北大平原四季分明，热量充沛，大河送来灌溉，季风带来降雨，可天然支撑巨大的、由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的、血缘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同质人口。周边的环境却不利于异质人口的大量繁殖，因而无法抗衡中原的“人口霸权”，即使遇到皇朝的更迭或异族入侵，也不用担忧被周边异质文化和异质人口同化。这种地理禀赋的优点是，几千年来中原能像墨汁对宣纸的渗透一样，渐进地开拓周边的新边疆，扩散人口。中原已有的传统、秩序、技术和经验，以血缘和亲情作纽带，可以完整地移植到边际领土。老经验、老知识只需在边际上变通，便可在新的环境里适用。这条道路几千年来驾轻就熟，传统和权威得到反复的加强，很少有制度创新，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和古希腊的海外殖民道路截然不同的。
后来居上的奇迹
如果说，野蛮民族有机会接近先进文明因而迅速追上后者的例子历史上并不少见的话，身为野蛮民族而能迅速超越先进民族的例子，历史上就并不多见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在短短几百年的古典时期，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如此前无古人的精彩演出，在世界古代史中可谓绝无仅有，创造了布氏所称的“希腊奇迹”。显然，因地理的局促，希腊人在被迫寻求不同于当时先进文明的求生道路的努力中，意外地走出一条新路。
当然，古希腊的制度也埋伏了其衰败的因素。奴隶制永远是古希腊文明的瑕疵。林立的城邦和直接民主，导致内斗不已，政局更迭频繁，使希腊后来终为同文同种，拥有较多农业人口，比较专制的马其顿，以及暗中心仪其文明的罗马帝国先后吞并。在它们的治下，希腊城邦逐渐失去自由与民主，创造发明的制度优势随之消失。古希腊的命运应引起后人在坚持民主理念的同时，对暴民政治的高度警惕。

被称为古希腊建筑艺术纪念碑的帕特农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