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研究：后冷战时代的历史之鉴（学者论坛）

　　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史称“铁幕演说”。“铁幕演说”是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图为丘吉尔“铁幕演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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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这是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柏林墙见证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风风雨雨。图为游客在柏林墙遗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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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被看作一个时代——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冷战结束之后，冷战史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可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历史之鉴。

　　后冷战时代需要冷战史研究

　　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及西方集团因此产生了“胜利者”的自大心态，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理论表达。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和危机还是接踵而至，人类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后冷战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固然有其现实的根源，但是由冷战时代的历史所构成的“既定的历史条件”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今天和昨天不能截然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从刚刚过去的冷战时代寻找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要走出今天的困境，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后冷战时代需要冷战史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洞悉冷战的本质及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会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当年形成冷战格局的深层历史因素并未完全离开今天的世界。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世界体系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

　　随着冷战进程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冷战后期，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作用下逐渐弱化，最后苏联集团国家的制度变革改变了冷战格局。分裂世界的一方既然退出了对抗性竞争，也就同时消解了两极结构，使20世纪的冷战得以结束。但是，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历史终结”论的虚妄就在于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以史为鉴，那么，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未必会再次导致冷战式对抗。否则，人类社会将有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冷战的覆辙。当然，冷战史能够提供的历史借鉴不止于此。在很多具体领域如集团政治、危机控制方面等，冷战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忘记的。

　　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

　　冷战研究缘起于冷战的客观历史进程。但在冷战尚未结束时，此类研究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展开。西方学者的研究以美国外交政策和美苏关系为主要对象，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则将冷战看作西方集团实施的“遏制”政策行为。由于政治立场的掣肘和研究资料的限制，当时对冷战的研究还不可能真正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

　　冷战的结束为冷战史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首先，处于后冷战时代的研究者可以摆脱冷战当事者的时空局限，获得考察冷战全过程的历史视域，这就有可能跳出原来比较狭义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叙事框架，通过历史叙事，重现比较完整的历史过程。其次，冷战后陆续解密的各国尤其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为研究者利用多边文献资料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创造了机会。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很多原先被各国政府刻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同时，在获知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后，对冷战史的总体性再认识也有了可能。正是在上述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兴起了“冷战史新研究”的潮流。与以往的研究比较，“新研究”的特征不仅表现在研究视域的拓展和研究资料的丰富，而且在于利用新的研究条件创新了研究方法，形成了被称作“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范式。冷战国际史研究立足于多国多边历史资料，将冷战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既重视在冷战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国政治和大国关系的研究，也关注对冷战进程发挥重要影响的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研究；既重视传统的高层政治、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研究，也关注冷战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多维度表现及其与高层政治的相互作用。因此，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超越了狭义的外交史，而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正在发展为具有跨学科特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反映全球化时代学术走向的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

　　最近20年间，冷战史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1991年，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率先成立“冷战国际史项目”，创办专门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此后，同类研究机构在很多国家建立，同类学术刊物也相继出版，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的《冷战研究季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冷战史》等。在各国学者撰写的冷战史新著中，引人注目的有：美国学者约翰·盖迪斯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再思考》（1997）、挪威学者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干涉与当今时代的形成》（2005）、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的《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2007）等。最新出版的梅尔文·莱夫勒和文安立主编、多国学者参与编撰的《剑桥冷战史》三卷本（2009/2010），被认为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冷战史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展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在大国与地区性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更加重视地区性国家的本土性因素及其行为对大国政治和冷战格局的影响，并由此提出“四维互动”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冷战与革命、冷战与发展成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又如：在两大集团同盟关系研究中开始深入揭示“国家安全”目标与“制度竞争”目标构成的张力及其导致的政策选择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美国在冷战时期面对“友好的独裁者”政权时，不得不推行“双重标准”；苏联为了实现扩张目标，也不得不维持那些并非真正认同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亲苏政权。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两重性及其相互作用也正在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外，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包括媒体、文学、电影等）以及冷战对社会变动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冷战史研究课题。这类研究借鉴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探索者，为冷战史研究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深化人们对冷战的认识提供了新视角。

　　中国学者对冷战史研究的贡献

　　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这一学术潮流中。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又对冷战进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导致1960—1970年代冷战格局转型（从两大阵营到大三角）的重要因素。因此，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史研究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参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在参与冷战史新研究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中国学者中，一批留美学者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在涉及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课题方面的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好评，并为促进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同步，学术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为中国学者及时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必要条件。近10多年来，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冷战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论著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并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在此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于2001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冷战史专门研究机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并着力建设汇集各国档案文献的冷战史资料库，编辑出版《冷战国际史研究》学术集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在推进冷战史研究、培养冷战史研究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内学者和海外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