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

《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简介

袁伟

　　在台湾的各类选举中，了解和把握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而调整各自的竞选策略，成为朝野政党和所有候选人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法学博士、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张世荧的《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一书，对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资料丰富，整理精致

　　翻开《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感受最深的是资料丰富、整理精致。书中图表很多，许多理论和计算公式，都由图例或表格加以补充说明，十分明确。如各国选举制度演变大事记，记录了日本、法国、美国、英国以及台湾地区的选举主要过程。其中如对英国选举在历史上的5次大的调整，时间和内容都有具体例子，让读者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和地区选举发展历史和要点。

　　如关于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研究表，按照研究者及时间、题目、抽样与分析方法三大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收集不同阶段的民意调查结果。在1971年至1981年的台湾选举演变的“关键时期”有14次。如江炳伦在1972年2月进行，以利益抽样法2975人百分比、卡方检定方式完成的“台湾地区人民政治文化投票指向的调查研究”；胡佛、朱志宏、陈德禹在1981年2月进行，以多段分层系统抽样法、因素分析方式完成的“台北市选民投票行为之研究：1980年恢复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之分析”。在1982年至1991年的台湾选举演变的“发展时期”有15次。如胡佛在1984年4至9月进行，以多段分层系统抽样方式完成的“台湾省选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结构与类型的比较分析”；以陈义彦、何思因等6人在1991年12月进行，以分层系统抽样法、回归分析、变异数分析方式完成的“台湾地区选民投票行为之研究：从第二届‘国大代表’选举探讨”。在1992年至2005年的台湾选举演变的“成熟多元时期”有54次。如徐火炎在1993年进行的，“选民的政党政治价值取向、政党认同与党派投票抉择第二届‘国大代表’选民的投票行为分析”；何思因、吴钊燮在1996年5月进行，以次数分布与百分比、交叉分析方式完成的“台湾政党体系之下政党认同的测量方法”；朱晓玉在2004年12月进行，以总体层次资料分析、个体资料分析、问券调查、变数交叉方式完成的“独立选民投票行为之研究：2000年与2004年‘总统’选举之分析与比较”等68次调查分析结果。

　　如对有关独立选民研究文献及其主要成果方面，对叶铭元、庄天怜、许文宾三人的三篇论文专门进行列表解剖、归纳和总结。如资料来源，则分类为三人分别取自“政大选研中心的1989年选举面访调查资料”、“政大选研中心1989年至1998年主要选举的面访调查资料”和“‘国科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1年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2001年‘立委’选举大型民意调查研究面访资料”；如研究结论则三人分别为“独立选民偏高，占全体选民半数以上；独立选的特征是女性、低教育程度、闽南籍、年龄在35岁至50岁、自营商人、农工、家管、社会阶层低者；政治兴趣及政治知识较低；对各项政治态度上多属于‘无反应’；他们显然不是积极的公民”、“独立选民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他们的政治涉入较低，对候选人及政党评价亦较低；他们对议题保持中立的立场，投票时较会考量候选人条件的优劣，亦较不会依政党的界限来投票；独立选民的组成由政治知识及涉入较低的‘冷漠型独立选民’逐渐转变为政治知识及涉入较高的‘理想型独立选民’”、“独立选民特征：年龄愈长者、教育程度愈低者、缺乏宗教信仰者、居住在中部地区者，较易成为独立选民；独立选民的政治态度：政治兴趣愈低者、政治知识愈低者、认为没有任何政党符合自身理念者，较易成为独立选民；认为陈水扁施政表现不好预期或台湾未来不会有任何改变的选民，倾向成为独立选民”。

　　资料丰富、充实、细致，提高了该书的价值。

　　二、台湾选举制度概述

　　在多元政治中，选举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要选举就要有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落实多元政治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多元民主的主要特征，对于政党政治的运作及完善，对于各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总结的选举制度如下。

　　一是相对多数决定制。分为一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也被称为“领先者当选制”。台湾行政长官选举时则采用这一办法。二是复数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一个选区中名额大于一时，即为复数选区，二至五人为中选区，六名或六名以上则为大选区，根据所选名额由得票排名决定，台湾现有民意代表即属这一类型。选民投票时又分为全额连记法（应选名额多少即可投多少票，台湾地区选举主要采取这一方法）、限制连记法（圈选名额应少于当选名额）、单记非让渡投票（选民只能投一票）三种。

　　二是绝对多数决定制。一是选择投票制，亦称“偏好投票制”，即投票时选民依照自己的偏好，对候选人进行排列，在得票过半的情况下，谁获票第一谁当选。如果没有出现候选人得票过半的情况，即进行第二轮投票，目的是避免选出“少数代表”当选，而发生代表性不足问题。投票方法是对第一轮投票时前二名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选举方法已经引起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认为台湾现行的相对多数决定制，造成当选者严重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如陈水扁2000年3月以39%的得票率即当选。

　　三是政党比例代表制。先决定一个“当选基数”，然后跨过当选门槛的各政党所得有效票总数，除以基数，所得商整数部分为政党当选名额，余额则以比较各政党得票剩余票数依序分配。当选基数有四种计算方法。在台湾各项选举中，“当选基数”因为投票率的高低和当选席位中的多少而不同。在台湾“立委”选举中，政党比例代表制主要体现在“不分区立委”上，由政党得票数决定。“单一选区两票制”则让政党代表的产生，与政党候选人的得票率相脱勾，专门由第二张政党票决定。

　　四是混合制。多数决定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制，是近年来选举制度的改革方向，台湾第7届“立委”选举采取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则属于这一方式。选民要投两张票，第一张票选举“分区立委”，第二张票选举“政党”，按各政党得票率来决定“不分区立委”席位的分配。在具体计算上，一是“联立制”，在“两票制”的情况下，以第二张票为基准来决定各政党应得的席次，但应先扣除于单一选区（第一张票）中已当选的席次，再来分配“比例代表”。二是“并立制”，各政党以“政党得票率”来分配预定的代表名额，此与各政党在“区域选举”中已当选的席次多少无关，台湾“立委”选举即采用此法。

　　在上述四种选举制度基础上，衍生出了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半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单记可让渡制、“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与比例代表制”和“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与比例代表制”等选举制度。选区规模有单一选区制、复数选区制、复数选区比例代表制、德国混合制等多种。

　　（关于台湾“立委”选举办法的争论）

　　台湾学者张世熒在《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书中认为，“一阶段宪改”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带来的影响很大，引起朝野政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改现行的“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同时“立委”席位减少一半，对选举结果和政局演变影响很大。一是有人不赞成“立委”席位减半。因为“立委”由现有的225席减为113席，减少幅度过大，小党“立委”当选的空间减少，大党的不少“立委”失去当选的机会，不仅是小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内也有现任“立委”和实力人士反对减半，要求增加到150至200席。二是“单一选区”对小党不利。“单一选区”即“小选区”，选举产生的“区域立委”73席分在73个选区，每个选区必须第一名才能当选。这样，小党因为力量分散，即使在台北市也要分为8个选区，很难在相应选区获得第一名，因此很少有当选的可能。三是“政党比例制”实施时采用“联立制”和“并立制”的争论。如果采用“联立制”，小党通过选择政党的“第二张票”的得票率，等同于当选“立委”的比例，可以保持在“立法院”内的影响力。如果采用“并立制”，小党只能在总数只有40席的“不分区立委”中进行分配，在“第二张票”中的得票率是多少，只能在“不分区立委”拥有相应的比例席位。

　　选举制度直接影响到选举结果，围绕新的“立委”选举方法的争论高潮还未到来，小党和大党的一些“立委”已提出增加“立委”席位和采用“联立制”的方案，特别是已经成为陈水扁当局推动“法理台独”的借口之一，因而更加成为岛内各方关注的焦点。

　　三、影响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

　　关于选民的投票行为研究，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研究选民的投票行为，存在有从生态学方面进行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有从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有从社会心理学方面进行研究的“密西根学派”，有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的“理性选择学派”。《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认为，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的选举研究中，关于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在现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立委”、北高市长和议员、县市长和议员、乡镇长和市民代表、村里长选举中，决定选民投票取向的最重要、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是蓝绿两大阵营的对立。也就是说，蓝绿阵营的基本盘是考虑选民投票行为的基础，各自的支持者一般情况下不会投票支持对立阵营的候选人。在基本盘基本确定的情况下，争取中间选民支持，成为参选政党和候选人的主要工作，这就需要在尽量巩固基本盘的情况下，研究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在台湾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是“候选人形象”，主要是指候选人的出生背景、人格特点、从政经验等。“候选人形象”是指某一候选人在选民心目中所拥有的特质和条件，也就是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和态度，而且拥有相当稳定性，“马英九现象”则是“候选人形象”对选民起作用的集中反映。《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认为，“候选人形象”由“能力、个人特质和情感”三部分所组成。在台湾，20世纪70年代以后，选民对政党认同比例有所下降，“候选人形象”在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中的地位上升。选民受“候选人形象”影响、尤其是在同一阵营内出现多人争夺某一职位，“候选人形象”所起的作用约占55%。选民依据对候选人的评价，投票给评价最高的候选人。

　　二是“议题取向”，是指选举期间竞争性的各方，针对某一极具争议性与急迫性的问题，所提出的不同主张或政策。因此，所谓“议题投票取向”也称为“政策投票”，系指“选民的投票行为所受其个人政策偏好影响的程度”。早期研究学者认为，选民的议题立场对投票选择的影响并不大，选民对公众事务是“无知与冷漠”，多数选民对议题是“无态度”的。在台湾也是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主”程度不高，再加上选民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水准有限，真正根据候选人政见、文宣品诉求来投票的可能不大。直到80年代的台北市“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时，约有28.6%的选民认为政见取向是影响他们投票方向的重要因素。“宪政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议题取向”即“政策投票”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受“议题取向”影响的选民大都具有年纪轻、学历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中产阶级”。

　　三是“政党认同”。从政治学角度讲，政党认同是指导“个人将自我延伸，将自我与政党连结起来的心理历程”，基本上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一种情感取向，是对团体的一种忠诚或归属感，也是影响投票决定的三项因素政党、议题及候选人中，长期而稳定的态度变数”。台湾已有较明显的政党认同，政党认同是对候选人评价的主要决定因素。选民的政党认同影响其对候选人的看法，然后再成为投票的选择。传统的政党认同的概念是一条磁铁的两端，各自拥有强烈的支持者，形成两个强有力的磁场。台湾的变化很大，在2000年后有了“五党拼博”的局面，传统的政党认同取向有了很大的量变和质变，但主要体现为蓝绿两大阵营的对立。在台湾，“政党认同”也被称为“政党偏好”、“政党好恶”或“政党支持”，台湾的选民越来越具有党派意识、政党的心理归属及认同某一政党的情形。

　　四是“社会关系取向”。投票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特别明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的选举中更显示其威力。“社会关系”是指血缘性的宗亲氏族、地缘性的同乡或地方派系、业缘性的同事同行会及学缘性的师生同学等，只要是拉得上关系的人际网络的开展都属之。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第一是情感关系，指家族、亲戚、挚友的第一层集团内关系，也是较具有安定且永续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是工具性的关系，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形成的短暂性关系。第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关系。尤其是宗族关系，宗族是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以族谱、族产为其基本构成要件。在资源的限的市场中，与生俱来的是血缘资本，可以减少社会竞争时所需要的成本。各个族群为了争夺相同资源，彼此竞争与冲突，进而诉诸政党与选举等政治手段，这是最普遍不过的事。民意代表都有“地方建设分配款”来回馈自己的选区。政治人物会以族裔来唤起族群的认同，藉以巩固自己的票源。各族群也会基于政治或象征性的利益而支持“自己人”。因此，民主政治的出现，不但未减少族裔意识，反而有增加之势。族群动员、族群投票，基本上就是宗族意识的外显化。

　　五是“中间选民取向”。“中间选民”也被称为“独立选民”、“未表态选民”，即不认同或不表态属于任何政党的选民（也有人认为是在两大阵营竞争中，支持第三者当选的选民；还有人认为是指在民调时未表态的“隐性选民”或“未决定选民”）。《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引用其他学者的话认为，针对台湾政治社会的特殊环境，“中间选民”是对政党、政治人物没有特殊偏好，对统独议题、民族认同没有立场的人。“中间选民”的特征一是缺乏持续性的政党认同，二是对政治有涉入、但非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无党派认同者。“中间选民”对候选人和政党评价较低，对议题保持中立的立场，投票时比较会考虑候选人的条件优劣，较不会依政党界限投票。“中间选民”由政治知识及政治涉入较低的“冷漠型独立选民”，逐渐转变为政治知识及政治涉入较高的“理想型独立选民”。由于台湾各政党都有一定的支持群众，因此在选举中，那群不愿表示意见或没有政党认同及偏好的选民，则成为选战中各方争逐的焦点。

　　《选举研究——制度与行为途径》一书，应该说有些内容的介绍和有些观点的论述，显得浅了一些，但是该书的研究架构和体系、对选举的分析和判断、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是较为成果的。对于研究和了解台湾选举的来说，是一本较好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