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仓”是如何由慈善变为国税的-权力批判－－梁发芾的博客-搜狐博客

“义仓”是如何由慈善变为国税的

“义仓”是如何由慈善变为国税的
　　梁发芾
　　近日，国家要求慈善基金将善款交给政府统筹支配。这让我想起历史上的义仓，最后变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事情。
　　历史上，人们抵御灾害，主要是民间互相救助。政府虽然也有作为，但主要是靠民间。为了使赈灾更加有保障，更加规范，公元５８５年，隋朝，一位叫做长孙平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提出建立义仓的主张。他说：
　　“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有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这个建议看来不错。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和军户，出纳粮食建立义仓。官方的态度是劝课，而不是强迫，属于半自愿的性质；老百姓交纳的粮食，也是随其所得，并不强行要求某种品种；储藏粮食的仓库建在提供粮食的人所在的村社，日常由村社的社司管理；义仓的粮食用于赈灾。隋朝时期，作为基层组织的单位，一个社大概是二十多家人户，但也不强行规定，一社的人户有多有少。义仓是设在社里的，因此也叫社仓。
　　长孙平的建议被隋朝采纳，义仓就开始建立了。
　　但义仓建立后，面对这样一份不菲的财富，国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将黑手伸到义仓，攫取财富，满足国家也就是皇帝和官僚们的贪得无厌的欲望。
　　义仓建立１０年后的公元５９５年，隋朝廷要求一些地方的义仓，必须建立在州县政府所在地。原先，义仓设在村社，社司管理也方便，捐纳粮食的人监督也方便，而一旦村社遭遇灾害，救助也方便。现在，仓库设到州县政府所在地，管理不方便，更繁难。这样做当然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插手更便利了。５９６年朝廷又规定，社仓实行征税制度，按上中下三等征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不但将仓库移到州县政府所在地，而且还将原来的劝课，改为强制性的税收，规定了不同户等的人们的税负。历史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政府插手义仓，将义仓粮食转用于政府开支，以致当真正的灾害发生时 ，义仓空空如也，不能施救。所以，后来的人总结说，“自隋以来，社仓兼充官费，不专为赈荒用。”义仓之所以被官府挪用，就是因为义仓已经建在州县，在官员掌控之下。
　　唐朝建立后 ，重新设立义仓。《旧唐书·食货下》的记载：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没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这就是唐朝的义仓。如同今日的社会保险一样，每家都有向义仓交纳谷物的强制性义务，义仓积累的谷物用于赈灾储备，交纳的办法是每亩地交纳二升粮食。义仓设立在州县所在地。比隋朝当年义仓初设时将仓库设在村社，由社司管理来说，唐朝的义仓国家插手干预的力度强多了。
　　据统计，唐朝从高祖到文宗的２２０年时间里，政府组织的赈贷共有１３６次，而其中义仓赈贷是１０６次，就是说，这些看起来由政府组织的赈贷活动中，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来自社仓的储备。
　　虽然唐朝将义仓这种民间慈善捐助变成了强制性的税收，但是，如同今日的社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一样，在唐朝早些时候，义仓仍然是专用于赈灾的，政府并不能挪用义仓储备。
　　但是，所谓政府不能挪用义仓粮食，这不过是人们的善良愿望。那么一块肥肉在那里，政府怎么不馋涎欲滴？满满当当的仓库就在州县官的眼皮底下，由官员管理，就仿佛一个大美女坐在一个性欲旺盛的大男人的怀里，他怎么能坐怀不乱？唐朝前期之所以没有怎么挪用，那实在是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宽裕，不急于动用义仓的粮食。而一旦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伸手到义仓，就是必然选择了。
　　历史资料记载说，“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就是说，从唐高宗开始，国家就已经就手伸向义仓，将义仓的粮食用于其他开支，而不是专用于赈灾了。由于义仓被挪用，到唐中宗神龙年时“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就是说，到那时候，义仓已经如同今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一样，是完全空转了。
　　历史记载说，武则天时期，“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千斛偿之”。武则天时期的一份墓志《崔【】墓志》说：“（崔【】）徙为醴泉令。而县之义仓旧多积谷，朝贵与州吏协谋僦饩，以倾我敖廪。公正言于朝，多所讦忤，遂左为钱塘令。”一个叫做崔什么的人，当了醴泉的县令。该县的义仓粮食满囤，权贵官吏们想法子要中饱私囊，这个崔县令向朝廷告发， 得罪了人，结果被贬为钱塘县令。
　　唐玄宗时期是义仓被挪用最多的时期。玄宗时期将义仓的粮食“变造”成大米，运往长安，以充国用。这样，义仓就公开地变成了为国家聚财的工具，而不再主要是为赈灾粮食的工具了。除了将义仓的粮食“变造”成大米运送入京外，那时候还将义仓的粟米转卖，然后有倒买成轻货，送到京城，存储在皇帝的仓库。天宝元年，韦坚将江南义仓的粟米，转卖成诸郡的轻货，装满三百只船，聚集在长安望春楼下，下玄宗邀宠讨赏。天宝七年，杨国忠也“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赉，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就是说，把天下义仓积累的粟米，都要转卖变换成重量轻而价格高的丝绸布帛等便于运输的轻赉物，送到京城储藏于皇帝的小金库，满足皇帝的私欲。本来用于赈灾救灾的义仓，成为皇帝穷奢极欲，无耻享乐的物质基础。
　　有学者对唐玄宗从天宝元年到天宝１５年的赈灾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这十多年间政府没有进行过一次赈灾，当然更没有用义仓赈灾的记录了。原因是，义仓已经完全沦为皇帝的私藏。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了。
　　至少在唐玄宗这时候，义仓名义上还是为百姓赈灾进行的一项储备。但是，唐王朝在经历过安史之乱，正式税收的租庸调制已经无以为继的时候，公元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把以前的义仓制度，完全改变为“地税”，义仓的名目和功能等等从历史上消失，历史上一直按亩征收，为赈灾储备粮食的义仓，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国税。从由老百姓半自愿地交纳，将仓库设在当地，由当地人管理，为当地人提供赈灾救济的义仓，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 终于最后成为国家的囊中物。

（详情请看《唐朝倉廩制度初探》張弓 中華書局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