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见证录二【第二部分（2）】功德林阳光

功德林阳光（1）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功 德 林 阳 光“特赦”的酝酿过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骄阳照在沉雄的机场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410号专机缓缓停在跑道上。当李宗仁走下机舱时，他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党派负责人及著名*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来与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虽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释放战犯的报道，他误以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即使释放，这些旧时的罪人还不早就销声匿迹，或者去了香港台湾，最好的结局也不过贬为平民百姓，颐养天年。共产党的监狱总不是天堂吧，十来年下来，不死也该瘦一圈了……可是他们不但活得壮壮实实，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现出当年的风采！
　　周恩来、彭真等在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归来。思绪波澜起伏间，周恩来将一位瘦小个子、戴眼镜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面前，李宗仁似曾相识：这不是末代皇帝么？他怎么也来了？周恩来在一旁笑着介绍：“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周恩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功德林阳光（2）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功德林阳光（3）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好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功德林阳光（4）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弘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功德林阳光（5）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夜深人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当初的顽固立场，真有些后悔……
　　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所有的战犯们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杨伯涛的儿子就坐在下面，他竟然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记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摄入镜头。当10名特赦战犯都宣布完，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功德林阳光（6）
会见：从国事到家事
　　第一批特赦释放的战犯共33名，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是10名。这10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两人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此，周恩来专门做了安排：这10人加上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溥仪，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到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周恩来，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希望这一批人能影响所有的黄埔同学，包括在台湾的“黄埔系”。
　　刚刚走出功德林的共和国的新公民们，他们住进旅馆，各自一间单房，由长期集体生活突然变为单独生活，一举一动需要自己考虑，总是惶惶无主，举棋不定。他们思想上顾虑重重，心想，虽是特赦了，但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呢？哪些地方可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再者，对人民毕竟有过罪恶，共产党特赦了，人民群众是否同意？他们对阳光灿烂的外部世界已经陌生，一连几天，他们甚至茫然不知所措，仍然足不出户猫在家里。还是他们之中的老长者曾扩情有主意，他以学生的身份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赐教”：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安排会见。
　　1959年12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殷秘书通知特赦的10人，明天下午有首长接见，不要外出，在旅馆等候汽车来接。翌日下午1时许，驶来一辆大轿车，把10人都接上了车。“这是到什么地方去？是哪位首长接见呢？”大家都猜不着，又不好意思问。车经过北海大桥后，向左转弯，有人认出这是到中南海的路。果然，大轿车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北大门。杜聿明等下车后，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室，室内沙发排成一个圆形。这时，一位干部宣布：
　　“今天是周总理接见你们。”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随即都咧开嘴笑了。他们的惊喜一点也不奇怪。在座的黄埔一期学生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周振强和第三期学生王耀武当年都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他们早就有见见总理的愿望，可知道总理忙，谁也不敢开口请求。想不到，今天周总理却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来和大家见面。但是，杜聿明等的心情又是复杂的，当年不听周恩来的劝告，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成了人人喊杀的战犯，在老师面前又该说些什么呢？喜悦与羞愧的双重心情交织在一起，心中五味混杂……
　　正当特赦战犯们激动不已、思绪纷纭之际，中央*部徐冰部长指着一人，给大家介绍说：“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镜。他听完徐冰部长的介绍后，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门口。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几位先生，随着总理一齐步入会客室。大家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仍然是当年的那副炯炯眼神，只是面颊丰满了许多。他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
　　他走到曾扩情面前，叫了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黄埔时期曾经追求进步的汉子不禁满含热泪。他原以为几十年过去了，周恩来不会记得他，可周恩来一下就认出了他，并说道：“我在黄埔的时候还不到30岁，有很多学生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功德林阳光（7）
曾扩情说：“我那时已三十开外，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呢。”所以当时在黄埔军校，同学们都爱喊他“扩大哥”。
　　周恩来又转脸和溥仪谈起来，这是他与溥仪的第一次见面，他看着溥仪的穿着，说起旗人的一般习俗和服装来：“我和人接触，一看到这些特征的，我就知道他是一位旗人。”
　　活跃的陈毅开起玩笑，对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你的臣民哩。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他这一说，会客室里顿时活跃起来。弄得溥仪也有些不好意思。
　　曾扩情口中讷讷，似要认错的样子，却被耿直的杜聿明抢先：“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周恩来忙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
　　杜聿明又向陈毅检讨：“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
　　陈毅摆摆手，眉毛一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十八军逃往台湾，而是回到芷江，在县被服厂当三级缝纫工，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时，周恩来点头微笑。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在辽西战役中被俘。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说：“他是郑介民的堂弟。”
　　周恩来说：“我知道。”在北平军调处时，周恩来与郑介民打过交道。他问起郑庭笈的家庭情况，因为他已经听说一些：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说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后，决定留下来。1954年，她回到北京。但作为战犯的妻子她难以得到工作，于是他提出和郑离婚。郑庭笈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点，周恩来转身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在当时的情景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不过是顺嘴说说而已，一个大国总理哪会留心这点小事？可是当他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一时语塞。几十年之后，郑庭笈每当忆及此事，总是掩饰不住感激：“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后来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周恩来关照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成了这对夫妻的再度结合。所以，郑庭笈总对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这样漫谈了一阵以后，周恩来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说：“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接着，他分别就立场、观点、工作和生活、前途等四个问题作了讲解。周恩来最后说，你们也不要把现在的一切都看得那么好。北京的巷子里还有很多矮小房屋。全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精神面貌也不一致，有的人进步比较慢。我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功德林阳光（8）
邱行湘是大家公推的记录员，他一边听，笔一边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这份记录日后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
　　周恩来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该吃晚餐了，就问工作人员：“预备晚餐了吗？”
　　工作人员说：“没有预备。”
　　周恩来歉意地说：“以后再说吧。”
　　杜聿明等向周恩来和各位师长鞠躬告别，离开了中南海。
　　这之后，*部遵照个人意愿，让他们或回家乡或留在北京生活，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暖冬。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10月。那时张治中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恩来托人以黄埔军校教育长身份，发个通知，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并嘱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为此，周恩来亲自给陈赓大将挂电话，嘱他一定偕夫人同往。19日上午，黄埔同学都兴高采烈地来到了颐和园。来的人真不少：有张治中及夫人洪希厚，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屈武，陈赓及夫人傅涯，郑洞国及夫人顾贤娟，侯镜如与夫人李松芸、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及女婿周嘉彬，唐生明及夫人徐来，以及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部副部长平杰三、童小鹏两位也莅临主持。
　　周恩来和邓颖超按时到达，大家起立欢迎。周恩来满面春风，招呼大家就座。他对杜聿明等6人到红星公社插队的情况，仔细地询问，然后对大家说：“这次*是黄埔师生联欢。这次文白先生在颐和园休养，趁这个机会请文白先生邀约大家来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很早就想和你们谈谈的。”
　　邓颖超也站起来说：“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同学也是很关心的，今天也高兴和你们见见面。”
　　周恩来转而对杜聿明等6人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你们是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笔抹掉了；而人的思想行为是可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杜聿明等沉沉地点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指示去办，继续改造自己。”
　　陈赓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有他在哪里，哪里就不会寂寞。会餐时，他见大家都不动筷子，就动员说：“来，我们拿出黄埔的精神，把桌上的菜一扫光！”
　　大家都乐呵呵地动起筷子。而宋希濂、杜聿明还是有些心事：宋希濂跟陈赓都是湘乡人，当年是跟着陈赓报考黄埔军校的，可是后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杜聿明握着陈赓的手说：“那时我们两人同队，思想进步，颇得你的帮助。后来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历史的罪人。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这也是宋希濂的心里话，经杜聿明一说，他心里也舒坦了许多。他敬佩陈赓：真没想到，他又给我领了条路，而且没有一点胜利者自居的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看来，后半生还有活头……
　　会餐完毕，少憩片刻，周恩来兴致勃勃地问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大家聚会不易，要留个纪念，在那里拍几张照好？”
　　工作人员引导总理和众人一行到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巍峨的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集体照。周恩来又对杜聿明等6人说：“我单独和你们照个相吧。”他叫工作人员选择镜头位置，要6人站在他左右，拍完照片，他让大家自由在园里活动，他和张治中、邵力子几位老人回到介寿堂休息，谈话。邓颖超则游兴未已，看到杜聿明在给别人照相，走过去说：“我的技术不好，我给你们照几张吧。”于是她接过相机，让杜聿明也站进队去，选择曲栏拱桥几处风景，照了好几张。

功德林阳光（9）
直到下午，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颐和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1961年旧历春节，徐冰部长宣布了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等7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这个机构是周恩来创议设立的。当他在1959年一次邀集60岁以上老年人士座谈时，建议老人们为教育后代，“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因而建立了这个机构。每月工资100元，当时四口之家绰绰有余。有分配的公房，专员和高干同等享受保健。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溥仪、杜聿明等全体文史专员和妻子，并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傅作义和夫人、张治中和夫人参加，还有长春起义将领曾泽生，黄埔同学侯镜如、黄雍等。
　　陈毅副总理首先致词：“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的热情很高，认真负责，表现很好；加之多数人都安了家，扎了根，有所依托，这都是很好的。看来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对各位很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惦念各位，特邀请各位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和各位见见面。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
　　专员们一听是为这事，都争着发言：“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大家对台湾造谣污蔑，痛加斥责。
　　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对陈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有它一定的概念，需要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对于一个人是否自由与不自由问题，是由每个人的世界观来决定和支配的。每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客观世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从改造世界观着手，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最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最后说：“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继续说：“现在为了各位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新社会面貌，到明年春暖花开，总理安排各位带家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我前不久，陪伴各国驻华使节，到安徽黄山游览。黄山真是一个奇峰异壑、苍松翠柏、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外宾们都赞不绝口，认为在欧洲没有这样好的地方。你们去时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会见完毕，周恩来再次邀全体摄影留念，并一同进餐。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功德林阳光（10）
杜聿明的特殊感受
　　在周恩来第三次会见特赦战犯时，他专门握住一位叫曹秀清的女士的手，亲切地对她说：“欢迎你回国定居。”
　　曹秀清是谁？是杜聿明的夫人。她是如何与杜聿明团圆的呢？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全军覆没，传到后方的消息是杜聿明“生死不明”。这可急坏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杜不但有一个老母亲，还有6个子女。当国民党大员们如惊弓之鸟，纷纷迁逃台湾时，曹秀清也动了念头：光亭（杜聿明字）多年为蒋介石卖命，才遭此厄运，我在大陆无依无靠，跟着到台湾总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就把全家搬到了台湾。那知到台湾后，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根本无人问津，全靠曹秀清一人奔波。找杜的老同学、老同事帮忙说情，才勉强将子女安置进学校读书。后来，台湾政府派人来调查子女的情况，还造谣说：“杜聿明被共产党杀害了，要给立烈士神位。”这才给子女补助了学费。
　　为了打听杜聿明的确切消息，曹秀清就想方设法离开台湾，先到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她估计台湾当局不会阻止她去美国。她还专门请了保人萧毅肃。1958年9月间，曹秀清突然接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接见她。曹秀清想：离开大陆到台湾已经10年了，蒋介石从不过问，为什么我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却要见我呢？不会有什么好事。当局派来一辆汽车，将曹秀清接到蒋介石官邸。刚进会客厅，蒋介石夫妇随即跨入。握手寒暄之后，蒋介石先问起曹秀清和子女的情况，接着又详细问起杨振宁的情况。蒋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士为*效劳。”
　　曹秀清是聪明人，心里想着到美国主要是去找到杜聿明，但嘴上却说：“杨振宁没有到过台湾，台湾的情况他一点也不了解。我见到他后，一定向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台湾是个宝岛，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
　　蒋介石一听，满心欢喜：“很好。”蒋介石离开会客厅后，宋美龄请曹秀清吸烟，并亲自为她点火，非常热情。
　　曹秀清到美国后一年多，才知道杜聿明被特赦释放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而且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杜聿明在信上说，他在北京的居住条件很好，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暖气设备齐全，要曹回北京定居，共度晚年。曹秀清心急如焚，就积极准备办回国手续，争取早日团聚。正在这时，担保人萧毅肃从台湾频频来信，催她返回台湾，说如不回去，他就不好交代。曹秀清写信告诉他：我到美国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请萧到国防部去查档案。这以后果然没有信催了。
　　可是，在台湾和美国都传播着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咒骂和诬蔑新中国。有些人受其蒙蔽，出来劝她：“你对大陆的情况又不了解，别操之过急，否则会悔之晚矣。”曹秀清主意已定：光亭能在北京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呢？女儿和女婿也都大力支持。杨振宁的父母每年暑假都从上海到日内瓦看望儿子和儿媳，把大陆和杜聿明的情况说得很详细，曹秀清不能不信，更加坚定了回大陆的决心。

功德林阳光（11）
1960年，曹秀清又得到一个更高兴的消息：杜聿明出现在周恩来、陈毅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场合。
　　这是周恩来的一个特殊安排。那年4月，杜聿明接到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的通知，顿时感到紧张，因为除了特赦时管理所发给每人的一套布棉服以外，他自己没有添置新的衣服。时当春末夏初之际，没有合适的服装，怎么好去见外宾呢？弄不好给国家丢脸呢。好在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服，是他爱人1950年从芷江来北京看杨时带来的。杜拣了一套浅色的穿上，虽觉短点，但也看得过去。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他才知道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周恩来之所以请杜聿明作陪，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高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蒙高马利对这次与杜会见感到满意，他从和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政策，表示赞赏。这个信息很快通过新闻媒介传到大洋彼岸。后来，周恩来设宴招待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又邀请杜聿明作陪。开宴前，总理向亲王一一介绍参加宴会的人员，轮到杜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杜聿明将军。”杜聿*里一热，很久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他打心底里感谢周恩来对他的尊重。
　　1963年，经过各方的努力，5月20日这一天，杜致礼夫妇送曹秀清到纽约上了飞机，直飞日内瓦。在日内瓦下了飞机，即有我使馆人员前来接站。在他乡遇到本国人，虽然不曾相识，也和亲人一样亲热。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曹秀清于6月3日顺利到达了北京机场。得到消息的杜聿明，掩饰不住喜悦，穿上节日的服装，一清早即由家里动身到机场守候。几小时后，杜聿明、曹秀清夫妇相见，惊喜万分。当他们手挽手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里，朋友们都过来围着他俩齐声道贺。杜氏夫妇忙不迭地回答：“是啊，分手快15年了，真没想到还有今天！”文史专员们凑份子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为杜夫妻团聚庆贺。在座诸人频频举杯，恨不得一醉方休……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政协委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打破中美长期对立的局面，不惜移樽就教，正式到我国访问修好，与周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美国终于向全世界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继之，日本内阁大臣田中角荣也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并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都邀请杜聿明参加。杜聿明为中美、中日恢复邦交无比高兴，认为这是新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执行正确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就在中美恢复邦交前后，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冲破重重阻力，先后两次回祖国探亲讲学。
　　起先，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父女俩失散了；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当他还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第一次听女婿获得诺贝尔大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大女儿致礼和女婿杨振宁要一起回国来了，老两口第一次接到他们要回来的电报，几夜都乐得没有睡好。
　　杨振宁博士一踏上祖国大地，就感受到温暖。周恩来总理抽出时间，两次接见和设宴款待杨博士及家属，每次都是交谈至深夜。
　　虽然周恩来已不年轻，而且疾病常常困扰他。可他在众人面前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他听到杨振宁博士称曹秀清为妈妈，而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应称岳父大人！”
　　大家都笑了。最后，周恩来又说：“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国家不团结，不统一，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
　　“希望你们听从周总理教诲，”杜聿明深情地说，“回美国之后多做些工作，争取祖国早日统一。你们的根在中国，共产党是众望所归，有发展前途，通过几十年经历的比较，我发现并认准了这点。”
　　杜致礼说：“您老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
　　杨振宁博士点头同意。
　　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夫妇俩上午到达北京，中午就到杜聿明家进午餐。政协机关怕曹秀清忙不过来，派人协助购买物品，并派厨师代做饭菜。不久，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及杜聿明夫妇。杜聿明后来回忆说：“这次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像一家人般欢聚一堂。”
　　席间，杜致礼还和周总理开了个玩笑，她鼻子一哼，说：“大陆什么都好，就是重男轻女。杨振宁是安徽人，酒宴就设在安徽厅，可我是陕西人哩！”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
　　那天，杜聿明也喝了不少酒。他太高兴了，当他看着周恩来那渐渐染霜的华发，和日渐消瘦的面颊，也许他不知周恩来已身染重病，但他知道周恩来为他们这些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心里不免一阵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