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争——国人无信仰

“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命题最早由谁提出来并且怎样被传播开，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命题常常成为用以攻击中国的称手武器——不论是作为国外舆论以此为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别的有力论据，还是部分国人用以自讽。

中华文明之所以富有活力能延绵不绝，就因为其拥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在这种价值尺度引导下，中国民间的宗教行为就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大杂烩”的情况：人们为了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快乐，可以拜佛求菩萨，同时也会祭祀祖先鬼神，还可以占卜求签，甚至幻想通过各种途径羽化成仙……这些原本异质的宗教所有的超越性质（即宗教性）被抽取一空，剩下的只有保佑现世人生的幸福和安乐的功效，诸如升官发财、延嗣求偶、治病比在都可以成为求神拜佛的目的（所以说国人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务实的）。这种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礼记）概括周文化的特点是“事鬼敬神而远之”，一个“远”字，说明了鬼神崇拜在当时社会已经被边缘化。在周代，虽然鬼神祭祀具有较以往更加完备的系统，但在社会实践中不再处在中心地位，人们的注意已经转向现实的人伦政治的安排和努力。当时的人们渐渐的意识到，神的世界并不能干涉人的现世生活，虽然在一般的信仰层面上并未否定神，但不少开明之士明确排斥神秘因素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这是这一时代引人注目的现象。到了春秋后期，人们对神灵和神灵祭祀的信仰已经衰落，知识人对祭祀不再从宗教信仰来肯定其必要性，而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来予以肯定，对现世社会及政治的关注，远胜于对神界的关注。与西方基督教神权或大于王权或与王权相抗衡、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的状况不同，中国的宗教一直让位于儒家思想，成为圣王王道的附庸。因此，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统治者们巧妙地将宗教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之一。此外，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据我所了解的）没有一次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发动的，在战书中绝不会出现“你们的神不是真正的神，是伪神，是邪恶的，你们应当皈依XXXX，只有xx才是世上唯一的神，然则我们将要讨伐你们”这类令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战争理由。也许早在几千年前，先人们便认为这种理由太过荒唐，国人务实，争论神的权威性与唯一性没有实际意义，战争便是战争，与仇恨有关，与利益有关，与神无关，土地也好，牲畜也好，甚至是美色也罢，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乃至于当今的能源之争，无非都是在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归根结底，任何斗争背后，都是以利益为驱动。所以，国人在历史长河之中是一神论者还是泛神论者，有何要紧？（我写这么一大段不怎么扣题的“废话”，其实只是想说明，几千年来，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也并非什么坏事，我们不能总以西方来作为尺度衡量自身。任何事情，都具有双面性。）

只是有些人由此得出“国人无信仰”这一结论，令人费解（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以此自讽，或自嘲，亦可以解释为“爱之深”，但以此自贬，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就不冤枉了。

在我们推崇西方文明的同时，常常会忽略自身之优良。17世纪，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注1】这样写道——摘要而论，就生活上的必要，技术与经验科学考察，两方（中西方）不相上下，互有特长。若就思维与思辨而言，则欧洲实较中国为优越。因为逻辑学、形而上学为我们所固有领域，其优越自不待言；在此无形的知识以外，我们对于无知抽象的现象考察，即数学，也较为熟悉。……在军事领域，他们实远不及欧洲，这并不是中国人无知，而是因为他们厌恶人类的这一罪恶，同时具有较基督教更为高深的学理，所以极力避免战争。在事实上，我们在中华民族中发现了优美的道德……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政治，我们实不与中国相比较。（这是一种必须忍耐的屈辱）。因为中国民族在可能的范围内，相互团结以实现公共的安全与人类的秩序。这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比较，其优劣当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人类的罪恶，由人类自身所发生的返回到人类自身。如“人与人是狼”【注2】这一谚语，在中国就不合适。（也确实如此，我国古人对于人类初始状态下的人性猜测，从“人之初，性本善”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愚昧，使我们自身沉沦在不幸之中，同时，我们自身又创造了苦难。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民族便是首先获得此药剂的民族。……现在如果有一圣贤要选一优秀民族加以奖励，那么她的金苹果的赐予，一定会落在中国人身上。

法国沃尔夫认为中国人的唯一原理便是理性的教养，中国人的学说包含了自然的全部要领，并主张以儒家的理性主义道德补充基督教之不足。孟德斯鸠之指出，中国没有宗教，而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教为人民行动的规范，儒家强调的礼的精神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不断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民心中的情感，而真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之以帝国的统治精神。”

以上这些我们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西方学者（智者）们，对古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肯定，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反思自身时，也要知晓的，以避免走上“全盘否定”的偏颇之路。当然，对于中国的评述，西方的声音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那么好听（中听）的，如黑格尔曾这样说过“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良善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其实我对与黑格尔这样的学者会有这样一番言论感到诧异，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有读过孔子的论著，或者是他那个时代的译者的水平有问题？不过这倒是很符合黑格尔一贯的傲慢论调。）

回到信仰的话题上，“国人无信仰”这一命题基本上都是立足于将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好吧，即便是将两者画上等号，从我上面的大段论述中，我得出，即使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又怎样？中国的文化传承了几千年都没能中断，中华民族在一次次遭遇外族入侵和奴役的过程中并没有就这样倒下去，而是一次次的以“包容”为最有利的武器，融合各个民族和文化的优点，为自已一次次的输入新鲜的血脉以保持旺盛的活力，这些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就是“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所创造的历史。

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事实上更早的进入了“理性”时代，当整个欧洲还处在暗淡无光的神权时代，苦苦挣扎之时，唐太宗却准许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个“一神论”宗教在国内传播。

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注：1·　（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7.1.—1716.11.14.）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莱布尼茨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是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
　　莱布尼茨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后世永远敬仰、效仿。（资料来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694.html?tp=0_11）

注：2 “人与人是狼”，要理解这句谚语，就要提到自然法学。从霍布斯开始，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开始探讨并论述“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理论”。“人与人是狼”，是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对于在“自然状态（霍布斯用来说明没有组织政府的理论构建，人类的初始状态）”下人的本性的一种推段和假设。霍布斯认为，每个人对他人都是狼（homo homini lupus)，而且在充满仇恨、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中，每个人始终都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中。霍布斯的这一主张，我认为是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的悲惨的经历导致了他的悲观心态，所以他才对人类的自然状态持有消极观点。其他的自然法学家对自然状态的假设还有斯宾诺莎的“无所谓罪恶、正义或者非正义”（这与我的观点相一致）；洛克的假设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