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在谁手中？

　　今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现象，不是天灾，而是猜测，猜测所有的不确定性!于是在猜测中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也有了政府、相关部门、媒体与网络中数千万人参与其中的争论。有政府部门、发言人、网页中的各种辟谣，也有对辟谣表现出极大不信任的调查与在调查。其中不无大量记者亲自出马的各种调查，但结果却是在媒体的不断放大作用之下，谣言与猜测越来越多了，而真相却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年初首先是宏观政策(包括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随后是房地产政策的不确定性，农副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银行信贷的不确定性，房屋空置的不确定性，土地闲置的不确定性，灾难事件报道的不确定性，以及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性等等!而所有的猜测都来自于不知道真相在哪里。

　　也许真相被政府所垄断，也许真相被媒体所歪曲，也许真相就摆在眼前但没有人相信，也许有些事本就没有确定性!也许有些真相来自于“阴谋”的操纵，或人为的指使。

　　没有了真相就没有了人权和产权的保护能力。人们就不得不在没有或无法了解真相时，听从于政府的摆布。政府成为了社会与民众唯一的依赖。于是政府获得了充分的权利，使其合法或合理化。于是民众的财产权利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就转移到了政府的手中，并服务于政府的目的。

　　于是，绿豆的涨价归罪于一个靠嘴皮子发财的张悟本，牛肉价格的上涨归罪于农民不养牛，大蒜的价格归罪于热钱的炒作，小麦的涨价来自于收购者的高价储备，房价的高涨来自于炒房的投机者，土地供给的短缺来自于开发商的囤地，连蔬菜价格的上升也因为开发商占了过多的菜地!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了市场，出在了投机上。但政府的责任呢?

　　政府没有责任，但有权利。于是就出面可以罚款、可以打压、可以遏制、可以调控、可以出来各种没有干预、限制个人自由与产权的措施。如加税变成了合理的，如限制消费信贷变成了合理的，如动用所有权和财产权把并不属于政府的住房公积金变成了合理的，如限制企业和个人的产权的车辆行驶变成了合理的……似乎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些动用或限制了私人产权与财产权力的行为应该征求产权人的意见!似乎政府从来都认为这是自已或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这也是令市场困惑的事情。

　　马克·列文的《“全球变暖”的阴谋》一文恰恰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解困的思路和方向。

　　附《“全球变暖”的阴谋》

　　“全球变暖”的阴谋

　　马克·列文

　　导读：在现代西方国家，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倾向于个人自由、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主义，它强调国家控制，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权政府。本文作者针对美国现行政策如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环保国家主义”倾向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与批评。文章说，环保国家主义这虽然宣称拥护科学和知识，而他们实际上却只信仰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宣称，地球持续变暖是由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致。除非大力采取举措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然饥荒、海平面上升、海滩侵蚀、疾病爆发和热带雨林消失将指日可待。由环保国家主义者推动的“限额交易”提案将使政府强制执行二氧化碳减排标准。一旦某些行业排放超出配额，将面临严厉处罚和罚款。文章说，许多科学家、气候学家和气象学家都对全球变暖的危害表示怀疑，并质疑人类是否会对气候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太阳活动是二十世纪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温室气体与气候对此并无多大关系。即使二氧化碳浓度翻番，地球温度也不会显著提高。本文作者批评说，由环保国家主义者主导的美国行政当局在制订政策时不顾公众意愿，使人民失去了发言权，摧毁了公民的自由。他们常常依靠司法部门来为其政策进行法律上的认可。政策一旦成为法律，便事实上终结了重大辩论。即将到来的是对家庭和办公场所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独立和行动的限制，对美国经济体系的摧毁以及对公民的剥削。作者认为应该重回美国建国之初时的保守主义政治。在最近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极端环保主义者所表露的对工业文明的仇视以及忽略贫困落后地区对于发展的渴求等种种言行也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质疑。由此看来，在环保领域，保守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题。

　　世人皆认为科学乃知识之门。虽然国家主义者不断指责保守主义者顽固不化，但在宣扬典型的“环保国家主义”时，抛弃科学的正是国家主义者自己——正如他们抛弃自然定律、理性逻辑、前人经验、经济学原理和现代化一样。归根结底，他们追求的是权力，而非真理。媒体人前马后、人云亦云，国家主义者以垃圾科学、颠倒是非、危言耸听为手段，散布公共健康和环境恐慌。虽然政府权力历来就有所局限，但一旦发生大范围危及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公众仍希望政府积极应对化解危机。越是在危难关头，公众通常越是愿意放弃自由。这正是国家主义者所希望的。政府权力融入社会体系的前提竟是对下次“危机”的恐慌。

　　国家主义者健康恐慌的病理症状如下：事件发生——食品污染案件或新疾病爆发遭披露。或者越来越普遍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或环境保护局(EPA)等政府机构或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塞拉俱乐部等非盈利组织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健康危害。精挑细选的“专家”马上做出紧急预测，而媒体未经独立调查便全盘接受、制造恐怖。随后，政府官员高调宣称他们正在采取措施缓解危害。接着，他们以减少公众接触新“危害”为名，制定新法律或颁布新法规。

　　健康恐慌病例不计其数：丁酰肼、增甜剂、禽流感、猪流感、二恶英、大肠杆菌、李氏杆菌、埃博拉病毒、甲醛、甲基叔丁醚、疯牛病、番茄或墨西哥辣椒沙门氏菌、氯氟烃，等等。此类极大夸大的健康威胁造成了公众的严重恐慌。

　　经济学家乔治·瑞斯曼指出，科学进步使检测物质中微量污染物成为可能，正是这些污染物使多种产品毁于一旦。“通常认为，十亿分之一的有毒物质就有可能导致死亡。一旦死亡概率预计超过百万分之一(或更低的概率)，环保人士便要求政府禁止违规杀虫剂、防腐剂或其它有毒污染载体在市场流通。即使这百万分之一的危害水平仅为飞机失事砸到居民房屋概率的三分之一，他们也是如此。”

　　人类幸福与儿孙满堂的重要性不及一个原生态的健康星球。在我认识的社会学家中，有人提醒我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照此发展，十亿年或五亿年之后，我们将与自然分道扬镳继而成为一颗毒瘤。对我们自己和地球来说，我们已然成为了一场瘟疫。

　　让发达国家停止大量消耗石油能源或让第三世界停止对其土地自杀式破坏，那是痴人说梦。如果现代人不回归自然，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任由病毒侵袭。

　　如果自然存在“内在价值”，那自然就会为自己而存在。这样一来，人类便不能凌驾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任何方面。人类并不比其它生物高贵，甚至还不如它们，因为人类的存在具有破坏性。因此，正是环保国家主义者否决理性的行为才凸显了人类的无知退化与自我厌恶。并且他们宣扬了自己的道德高地：要把人类自己和大自然从人类的手中拯救出来。普通大众绝大部分同情于未经证实的环境变化的原因，共鸣于环保国家主义者操纵的科学、影像和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权威，从富裕变成贫穷，从乐观变为悲观。“拯救地球!”是政府将其入侵私人生活的任何行径正当化的哀号，反正损害的是私人利益。

　　谁能想到关于冲水马桶也存在争论?不管怎么说，冲水马桶方便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健康至关重要。1992年国会过了《能源政策和保护法案》，规定3.5加仑的冲水马桶不合法，应该替换为1.6加仑的马桶。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降低水的用量。

　　今天我们发现，冲水马桶容积的改变，令使用者多次冲水，很难说节省了用水。一个有权命令规定马桶流水量的政府是一个彻底的强权政府。一些环保国家主义者甚至鼓吹使用不冲水的马桶，就像欠发达国家的茅坑一样。他们宣称如果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更多的冲水马桶，那将是一场“环境灾难”。显然，第三世界国家的贫苦人民是环保国主义者的最大牺牲品。

　　今天，全世界差不多有16亿人使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他们在屋里受到烟雾、煤烟以及火灾风险的困扰。在印度，有6亿人的生活用不上电，绿色和平运动反对使用白炽灯，因为这将导致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似乎忘记了煤油灯照明也同样产生污染)。他们宣称“灯泡”是一种“危害所有人的产品”，他们诬蔑印度的主要灯泡生产商飞利浦电气公司为“气候罪犯”。

　　在这个世界上，国家主义者统治的许多地方，夜晚漆黑一片。200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说：“如果你看一下夜间的朝鲜半岛卫星照片，韩国满是灯光和能量，这是活力和经济繁荣的表现，而朝鲜一片漆黑。”甚至在美国，国会禁止使用白炽灯，要求到2014年全部使用成本更高的荧光灯，这种灯含有能令人中毒的水银。

　　印度和亚洲一些地区的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忍受着令人中暑的高温，时常超过100度。2007年，《纽约时报》扼腕报道说：“世界气候科学家们担心亚洲国家大规模使用空调可能导致对臭氧层的严重破坏。”洗衣机将大多数妇女从繁重的手洗衣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但现在却被批评为浪费能源、水资源和洗衣粉。割草机、链锯、吹叶机和烧烤架全是环保主义者的眼中钉。

　　但最受环保国家主义者厌恶的技术发明是汽车，因为它提供了切实的方法使个人获得了行动上的独立自主。1973年的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石油输出国组织停止出口石油给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自从那时起汽车被无情地妖魔化为环境的敌人。

　　我们政府对石油禁运的反应之一便是在1975年针对汽车制定并强制执行“公司平均油耗标准”(CAFE)。该标准的支持者认为，高效车辆能够减少汽油使用，从而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改善污染状况。但这种说法未免牵强，因为高效车辆降低了每英里驾驶成本，使消费者行使更多里程而成本降低。事实上，该标准并未减少美国的石油进口。1970年，美国石油进口比重约为20%，而今天该比例已飙升至60%。

　　燃油效率的提高增加了汽车使用量及其尾气排放，该标准无法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显著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查理·库恩指出，“在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中，符合燃料节约标准的汽车和轻型卡车仅占1.5%……”

　　虽然CAFE无法降低汽油消耗或显著改善环境，但它却成功扼杀了数十万人的生命。理由很简单：物理定律。

　　为达到国会制定的每加仑燃油效率标准，汽车业被迫减小车辆体积及其重量。其后果便是，汽车和轻型卡车的塑料和铝材料含量较之前大幅增加。如此一来，司机和乘客便更容易在各种车祸中受伤或死亡。这一观点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198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分析师估测，在每年的交通事故中，驾驶或乘坐小型轻质汽车造成了2000-3900人死亡及2万人身受重伤。竞争企业研究所在对1997年交通事故死亡数据研究后认为，CAFE在该年造成了2600-4500例死亡。1999年，《今日美国》对该标准与交通死亡事故之间的统计联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自1975年以来，4.6万车祸死亡者若驾驶或乘坐体积和重量更大的汽车将死里逃生。”200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小组发布报告称，由于CAFE标准等因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轻型车辆重量和体积减少“很可能在1993年造成了1300-2600人死亡。”

　　CAFE每年在美国造成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每年伊拉克战场美军死亡人数。面对这种大屠杀，环保国家主义者作何反应?2007年，国会要求所有汽车制造商出产的载客车辆必须在2020年之前达到平均每加仑35英里的标准，在现行汽车和卡车标准基础上提高约40%。环保国家主义者的计划早已深入社会，这项与人类性命攸关的政策却在国会看来无足轻重。

　　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科学和技术进步——尤其工业革命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利益。自来水和室内管道出现后，清洁水源便能进入家庭，脏水也能通过水管、水井、水坝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得以解决;农田灌溉与作物施肥进一步确保了大量食物的稳定供应;利用煤、油、气等自然资源，家庭、医院、学校和商业机构获得了电力，汽车、卡车和飞机也得到了燃料供应;道路网络促进了人类机动性、商业和同化;医疗设施的发明和化学物质的发现也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

　　保守主义者认为，在公民社会中，虽然社会进步与现代性难免有所瑕疵，但它们却对人类幸福和成就至关重要。保守主义者反对环保国家主义者这种思想极端的反人类改革，因为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麻木不仁、文化趋同和悲惨不幸。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也明白，一旦个人独立和自由受到所谓“正义”的暴政控制，个人获得并保留私有财产的权力便不复存在。

　　约翰·亚当斯曾警示我们，“社会一旦认同私有财产并非神圣如上帝之法，法律与公共正义一旦无法维护私有财产，无政府与暴政便开始泛滥。”

　　今天，针对湿地和濒危物种等方面，政府对私房屋主、农民和商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禁令，剥夺了后者对财产的使用权及其价值。环保国家主义者策略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包括“精明增长”——城市规划者制定多套全面分区方案，以帮助人类重回生态平衡的名义来严格限制私有财产权。其目的便是典型的“郊区扩展”。城市规划者的目的在于迫使人们进入愈发有限密集的地区;限制使用车辆，提倡公共交通或自行车道与人行道;缩短住所与办公场所距离;促进和谐相处。这需要在划定区域之外严格限制其它形式的发展和增长。

　　那么，郊区扩展，或者说总体发展又会带来多少问题?200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罗纳德·伍特博士对联邦政府土地使用调查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历了近400年无规划发展和人口激增，美国大陆3.4-5.2%的土地已经被使用……”

　　那么高度城市化的州(其中有几个州曾是殖民地)的情况又如何?伍特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早在17世纪就已有人居住)，近90%的土地仍未开发，宾夕法尼亚州则超过85%，马里兰州也高于80%。相比之下，新泽西州和罗得岛州的开发土地占可用土地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这大概是全国最高比例，二者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仍未被开发或仅用于农作。”

　　但是，环保国家主义者才刚刚起步。他们对人类和公民社会最恶毒的攻击便是所谓的人为“全球变暖”。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久前“全球变冷”仍风靡一时，到处是洪水、饥荒和动乱造成灾难性毁灭的警示。

　　197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家拉苏尔博士坚持认为，“未来50年内，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时不断向大气排放的细尘将会遮挡大量阳光，地球平均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拉苏尔进一步指出，“如果这种状况在未来几年(5-10年)未有改观，气温下降将带来冰河时代。”顺便提一下，在做出上述结论时，拉苏尔使用了航空航天局同事、眼下全球变暖神秘论者詹姆斯·汉森博士开发的计算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全球变冷的警报不绝于耳。1974年，《时代》杂志刊登了专题报道《又一个冰河时代?》，其中引据证明30年来大气一直有变冷趋势。“(全球变冷的)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冰岛附近海域浮冰出人意料持续不化、不断加厚，生活在中西部的犰狳等喜暖动物向南迁徙。”文章特别提到了部分专家的意见，后者认为人类是地球变冷的始作俑者。威斯康星大学的里德·布莱森表示，微尘及“其它通过农业和燃料燃烧进入大气的微粒可能会进一步遮挡阳光。”

　　1975年，科学家再次提出了全球变冷的耸人言论。《新闻周刊》一篇题为《变冷的世界》的著名文章称，“经历了异常温和的75年后，地球气候似乎有所变冷，这是我们面对的关键事实。”文章接着说，“(气象学者)几乎一致同意(全球变冷)趋势将会在本世纪余下几年降低农业生产力。”文章引用了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974年完成的一项调查，称1945年-1968年间北半球平均地表温度下降了半摄氏度。该局科学家同时认为，“1964年-1972年间美国大陆地面阳光照射量减少了1.3%。”

　　当然，新冰河时代根本不存在。气象专家“几乎一致同意”的人为全球变冷的观点是错误的。环保国家主义者随后倒向了“全球变冷”的反方，强调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几乎一致同意”地球事实上正在变暖而不是变冷，人类又成了罪魁祸首。

　　2008年，对全球变冷的伪科学高度重视的《新闻周刊》再次发表题为《今年天气恶劣为全球变暖所致》。文章戏谑道，“这几乎为气候学家带来了某种自豪感。无论何地何时遭遇热浪、干旱、暴风雨或者其它极端天气，科学家便迫不及待地为全球变暖开脱。俗语有云，不应将任何具体天气事件归咎于某个抽象原因。极端天气早已有之，那时人类仍未开始向大气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吸热温室气体。因此，无论是暴风雨还是热浪，其诱因都是100多年前普遍存在的自然力量——气团的随机运动，高低气压层偶然交汇——而不是全球变暖。这种虚伪言论还是露出了马脚。”

　　至于人类是否影响了地球气候，眼下地球温度是否高于过去，至今仍未有定论。即便达成了共识，科学并不遵从多数决定原则，科学只有是或否。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理查德·林德曾为全球变暖的“科学共识”贴上了“不科学”的标签。他表示，“透过科学共识，科学是一种权威。然而，调查分析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怀疑主义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没有共识一说。1988年《新闻周刊》宣称所有科学家都赞同全球变暖，这本该为我们敲响警钟。此外，对牵涉众多的全球变暖问题来说，是无法在所有方面或者许多方面达成共识的。”

　　但是，环保国家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却是难以抵挡的。前共和党总体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强调，“朋友们，(有关人为全球变暖的)讨论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充分行动和关心下一代年轻人，来采取严肃而有意义的方案，还是继续这场争论?”来自共和党的前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表示：“我认为全球变暖的争议已经结束。”哈斯特的前任、共和党同僚纽特·金里奇也发表了相同看法，“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我们必须采取尽可能有效的措施来减少大气层的碳负载。”金里奇甚至还认为存在某种“绿色保守主义”。

　　争议结束了?证据很充分?这只是共和党高层的一面之词。但是，要说最善蛊惑人心、最杞人忧天、最受国际社会和好莱坞欢迎的，非前总统艾尔·戈尔莫属。在戈尔及其团队看来，政教分离似乎为环境主义帮了大忙。一次浸礼联会上，戈尔引用《路加福音》来为自己辩护，认为将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事实说成单薄理论的做法有昧良心。“证据就在这里……看看山峦。号角已经吹响。科学家正在大声呼喊：冰川正在融化，土地已经龟裂，海平面正在上升，暴风雨愈发猛烈。我们为何不能明辨是非呢?”以先知的面目出现的戈尔要求媒体停止报道反面意见。“新闻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时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阐述问题的老套路。现在仍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是，当你面对全世界观众对此做相同报道时，你不会邀请也不会寻找一个‘地平说’的支持者并给他足够时间发表观点。”媒体对戈尔的诫条奉若神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科特·佩里便是一个例子。当被问及为何报道全球变暖时未提及怀疑者看法时，佩里回答道，“如果访问伊利·威塞尔，我作为记者是不是还要找个否认大屠杀的人呢?这不是政治、伪科学或阴谋论，这是真正的科学。”

　　是吗?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蒂莫西·沃思可不这么认为。他表示，“我们必须抓住全球变暖不放。即使这一理论是错的，我们仍在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环境政策。”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特别顾问莫里斯·斯特朗给出了一个答案，“或许只有工业文明的消亡才能帮助我们拯救世界。”当然，其言下之意便是，只有美国灭亡，世界才有望得到拯救。

　　与此同时，联合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为全球变暖问题。1988年，联合国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PCC)，定期发布在我们看来是预测世界末日的报道，并强调其结论是真实可信的。当时仍在马萨诸塞州大学工作的气候学家迈克尔·曼博士等人对统计论据进行分析并认为，最近的气温上升“可能是近千年来最大幅度的气温上升”，在整个千年中“20世纪90年代是有史以来温度最高的10年，1998年气温达到顶峰。”迈克尔·曼博士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一张曲棍球棍状的图表，显示了近百年全球气温的急剧增加。这种“曲棍球棍效应”已被用于描述全球变暖。2001年，IPCC采用了迈克尔·曼博士的研究结果。

　　乔治·梅森大学计算统计学中心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统计学委员会主席、美国统计协会委员爱德华·韦格曼受一个国会委员会委托，带领一个专家团队验证“曲棍球棍效应”的证据。韦格曼汇报，“在整个千年中20世纪90年代是有史以来温度最高的10年、1998年气温达到顶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更早时候的数据匮乏，根本不足以验证‘千年最热说’。”迈克尔·曼博士手中的历史数据并不足以进行有意义的研究。韦格曼补充道，“没有证据证明迈克尔·曼博士或其他古气候研究学者曾认真参考过主流统计数据。”迈克尔·曼博士等人认为，全球变暖的鼓吹者并不知如何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也并未寻求专业统计学家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迈克尔·曼博士的图表并不精确，但许多人仍对他深信不疑。韦格曼表示，“有人认为方法错误但结果正确就行了，我对此感到困惑。错误方法+正确答案=错误科学。”

　　在引用最为广泛的认为全球变暖的“权威说法”中，包括了IPCC小组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身为经济学家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强烈反对全球变暖理论，他表示，“IPCC并非科学机构，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一个打着绿色旗号的非政府组织。组织中的科学家既非中立，人员组成也不均衡。他们都是政治化的科学家，带着有色眼镜来进行片面论证。”

　　科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支撑了克劳斯的观点：“IPCC是单方利益团体，他们的指导原则便是断定人类对气候有所影响，却不管这种影响是否能够忽略。”哈特兰德研究所提出，“IPCC的气候科学评估完全由一部分危言耸听的人主导，他们在IPCC之外也常常密切合作。”

　　IPCC依然认为，地球持续变暖是由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致，浓度之所以升高又是因为化石燃料燃烧。除非大力采取举措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然饥荒、海平面上升、海滩侵蚀、疾病爆发和热带雨林消失将指日可待：“气候系统变暖不容置疑，全球大气和海水平均温度上升、冰雪大范围融化和全球海平面上升便是明证。”过去12年中(1996-2006)，11年都进入了“1850年以来仪器记录地表温度”最暖行列。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在增加，全球平均海平面在上升，而北半球积雪也正在融化。

　　“1750年以来，随着人类活动显著增加，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含量大幅提高，从几千年的冰蕊观测，现已远远超过前工业化水平。”报道进一步称，“非常肯定的是，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的实际结果就是全球变暖。”而且，“我们所观测到的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很有可能与所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有关。”太阳和火山运动“很可能”造成全球变冷。

　　这些杞人忧天者所采用的方法论再次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美国全国普遍使用的地面温度观测站的数据失真。许多数据都受到了附近建筑物、停车场和排气孔产生热气的影响。加州玛丽斯维尔的观测站周围就是沥青车道和安装空调的大楼，因此测量数据偏高;而在加州奥兰多的观测站则不受周围环境影响，测量数据偏低。还有人指责，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测量数据都经过有意挑选，来确保数据能够反应气温增长，比如故意忽略1857年-1957年间的二氧化碳数据，此举造成了眼下偏高的二氧化碳浓度。

　　即便如此，二氧化碳真能影响气温吗?希伯来大学首席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沙立夫副教授曾抱此看法，但现在却不以为然：“同许多人一样，我曾坚信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但进行深入研究后，我发现情况远比许多气候科学家表示的或媒体灌输的复杂。”沙立夫提出，“太阳活动是20世纪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温室气体与气候并无多大关系。即使2100年二氧化碳浓度翻番，“地球温度并不会显著提高。”

　　地质学家达德利·休斯另有说法，“地球大气层由几种主要气体组成。简单来看，把大气比作一个坐有1万名观众的足球场，假设每人代表一个单位体积气体……二氧化碳仅约占4/10000，在所有主要大气气体中比例最小。”

　　植物利用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并吐出氧气。人类呼吸作用吸入氧气并呼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同水蒸气一样，是大气的自然组成部分。二氧化碳不是毒药，所以也不是污染物。事实上，水蒸气是目前地球上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没有温室气体，生命便无法存在。

　　许多专家都否认全球人为变暖这一说法，长久以来有关二氧化碳的论断也不胜枚举。但是，媒体绝不会提供这些事实。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道称，“美国俄勒冈科学医药研究所的阿瑟·鲁宾孙博士表示，3.1万多名科学家共同签署了请愿书，反对全球人为变暖这一理论。许多科学家、气候学家和气象学家都对全球变暖的危害表示怀疑，并质疑人类是否会对气候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除此之外，现在许多专家再次声称地球正在变冷。

　　地球物理学家、航天工程师、第一位澳籍NASA宇航员菲尔·查普曼写道，“四大地球温度监测机构——英国的哈德利气候研究组，纽约的NASA哥达德太空研究所，阿拉巴马大学克的克里斯蒂研究组以及加州的遥感系统公司——表示，2007年气温下降了0.7摄氏度。这是有仪器记录以来最大的气温变化，温度一度回落到1930年水平。如果气温无法迅速回复，我们就必须认定全球变暖已经结束。”

　　然而，环保国家主义者依旧顽固。NASA哥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艾尔·戈尔的顾问詹姆斯·汉森的研究成果曾是全球变冷的力证，但现在他却成了最具影响、最夸夸其谈的全球变暖拥护者。2008年，他曾向国会做出报告，“化石燃料公司首席执行官们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继续其商业活动的长期后果。在我看来，应该对他们提起反人类、反自然的重罪起诉。”即便汉森对付决策者和媒体游刃有余，但仍遭到了某些批评家的有力挑战。2007年，他被迫更改数据，即20世纪最热的10年并非90年代而是30年代;同时，他还被要求修正最近的一个数据疏漏，即2008年10月并非史上最热的月份(大量气温值是基于9月而非10月的观测数据，气温数据是被推后了)。

　　然而，恐慌仍在继续。于是讨好各方的“限额交易”提案浮出水面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这是国家主义者推出的最为不公的经济方案。按照该方案，联邦政府将以二氧化碳为重点，制定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在较短时间内，政府必须不断强制执行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针对某些行业，此举具有法律效应。二氧化碳(及其它气体)排放量低于法定标准的企业能够将多余配额转卖给排放超额的企业。一旦排放超出配额，企业将面临严厉处罚和罚款。

　　那如何进行监督呢?

　　联邦政府需要成立一个庞大的国税局型机构，负责设定配额、处理许可、收集数据、监审执行情况、调查违规行为，最终通过处罚、罚款和诉讼执行排放标准。所有使用化石燃料并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无论是个别企业还是整个行业，都要受到联邦政府的专断支配。政府的角色将是确保其排放法规得到执行——不存在与之抗衡并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自由市场的机构——因此，政府不会对其决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有任何顾虑。事实上，在如此严格的排放标准下，不存在净多余的排放限额来抵消超额排放，否则，这将有违该方案的初衷。对个别公司来说，由于价格竞争等因素的存在，购买多余碳排放量的代价十分昂贵。这些公司或许被迫减少产量和产出，利润过低时歇业退市，或者移址国外从而逃避排放标准。虽然失业增加、财富尽毁、进步受阻、资源转移，但环保国家主义者却不以为意，依然迫不及待地实行限额交易计划。

　　美国传统基金会估计，最近一项碳限额交易提议将导致累计GDP至少下降1.7万亿美元，而在2030年达到4.8万亿美元;单年GDP至少下降1550亿美元，实额超过5000亿美元;2030年前年失业岗位将超过50万，并最终达到100万;每年每户家庭气电费用增加467美元，即2012年-2030年间家用能源费用增加8870美元。

　　那么，环保国家主义者在全球人为变暖和反二氧化碳之路上究竟会走多远?非常远。英国政府正考虑为每位成年公民发放“碳配给证”，以供汽油、家庭能源或机票消费时使用。每年，政府配给二氧化碳并对排放超标者实施惩罚。加州正考虑强制要求所有新房和新供暖或空调机组单元安装“可编程通讯型温控器”。相关能源部门能够通过该仪器远程对房屋空调或供暖温度进行适当调控。针对汽车和“固定源”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环保局最近发布了“拟定法规的预先通告”，并将在未来包括对家畜甲烷排放的监管及(或)征税。

　　但是，即将到来的对家庭和办公场所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独立和行动的限制，对美国经济体系的摧毁以及对公民的剥削，却都在不断添加的冗长谬论中取得了正义性，如此繁复以至于必须一一列举以证言辞。

　　环保国家主义者的目的多与国家主义者相似，愈发不顾公众意愿。除了建立及控制大部分行政格局，他们常常依靠司法部门来为国家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法律上的认可。政策一旦成为法律，就必须遵守。这样一来，便事实上终结了重大辩论，获得了顺从，并惩罚了违犯者。

　　其实，诉讼是环保国家主义者达到自己目的的重要手段。西保留地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阿德勒指出，“在某些环保人士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诉讼是环保运动最重要的一环。’联邦主要环境法大都包含所谓的公民诉讼条款，这些条款实际上仅限于授权环保组织以公众的名义提出诉讼。结果，环保公民诉讼现在成了‘美国环境法的核心’。”塞拉俱乐部颁发的威廉·道格拉斯奖(以联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为活跃的大法官之一命名)的获奖者都是那些“为环保事业出色利用法律或司法程序”的个人。

　　在2007年的“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局案”中，最高法院为环保国家主义者带来了一项最大的胜利。虽然行政部门强烈反对，并且立法史上并无先例，以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为首的5：4多数判定，《清洁空气法案》包含二氧化碳及汽车排放的其它温室气体。此外，虽然最高法院并未授权环保局监管温室气体排放，但环保局只能迎难而上。因此，五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人(不是科学家)最后认定，二氧化碳是污染物，政府必须对其监管。就这样，环保国家主义者的立场竟成了法律。由于法律和科学运用不当，针对二氧化碳“污染物”的限制性法规以及诉讼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

　　与此同时，环保国家主义者的目标所产生的影响也迅速扩大。眼下，美国社会因电力供应受阻而受到威胁。据《福布斯》杂志记者马克·米尔斯报道，造成油气供应混乱、价格不稳的政策正被应用于电力部门。“仅到2009年，我们的新增电力需求将超过新英格兰、德克萨斯州和西部的可靠供应量;2011年，将超过纽约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电厂电力中断或夏季节下午用电激增，都将导致大范围断电或间歇限制用电。”这是因为大部分电力都通过燃煤获得。“反对用煤的人士夸夸其谈，表示2007年关闭了59家火力发电厂，另有分布在29个州的50家正在商讨之中。”米尔斯又表示，“(核电站)提供了美国20%的电力。但近30年来却未建成一座新核电站，现有核电厂的许可证也即将过期，而反对者竭力阻止许可证延期。”未来不甚明朗。奥巴马总统的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博士(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认为全球正在变暖，公开反对使用煤，并千方百计扩大使用核能。

　　环保国家主义者以卫士自居，号称保护清洁空气、清洁水源、企鹅、海豹、北极熊、冰川、穷苦人民、第三世界和人类自身。但在不发达世界数千万人的死亡和贫困面前，他们难辞其咎。此刻，他们又有了更大的目标——将自己的社会设想强加于自由富足的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号施令，对他们的行动百般控制，对他们的精神重锤打击。

　　奥巴马总统任命克林顿时代的环保局居长卡罗·布朗出任“全球变暖沙皇”，其意图不言自明。布朗负责协调奥巴马政府中环境和能源政策，不久前曾担任可持续发展协会国际委员会14名领袖之一。《华盛顿时报》解释，该委员会“呼吁全球治理，要求富裕国家减小经济规模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此外，他还要求“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约束和惩罚性限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表示，他对环保国家主义目标进展缓慢感到懊恼，他希望“我们的政府联合起来发动一场绿色革命，向中国学习，采用集中的手段抓住重点、坚持方向不动摇。”

　　环保国家主义者虽然宣称拥护科学和知识，而他们实际上却只信仰自己的意识形态。既然气候模型显示全球气温略有下降(又来了?)，他们便改换说法，将“人为全球变暖”改成“人为气候变化”。从此以后，抛开一切科学事实，人类将为自然母亲的一举一动负责。环保国家主义者已对公民社会宣战，如箭在弦。

　　资料来源：《美国可以说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