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断想数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后面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一条铁证。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

　　近读《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也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造成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的压制的继续。究其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循环的迹象。

　　过敏体

　　有一个常见词“敏感”，其广泛的用途为我国所特有。话题、词语、人名，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这个词的含义本身也属于“敏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话题一列入“敏感”，就说不得。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活着的敏感人物，轻则封杀其言论空间，重则“上手段”，总之是部分或全部剥夺其公民自由权。至于“敏感”话题，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无标准、无边缘，无理可喻。多数敏感话题恰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大家越关心，越说不得。有关部门不定期“内部”通告，列出一份话题目录单，在“涉言”单位（此词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单位）层层传达，但仍然是“内部”，公开是不承认的。

　　在此情况下，“涉言”从业者有两种反应:或练就一副更加过敏的神经，不待指令，体会上意，主动自律，确保安全，其结果肌体日益萎缩，所耕耘的园地日益荒芜;或逐渐产生抗过敏原，虽时或有被病魔击倒之痛，但前仆后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中开辟一片抗过敏植物园，自成风景。前一种如成为主流，则不仅是“涉言”领域，将使我泱泱大国成为一个“过敏体”，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后一种对应之策才是希望所在。

　　过敏是一种病，我认识过一个孩子，天生对鸡蛋、牛奶、花生等等营养丰富之物都过敏，令人发愁，医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回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过敏的食物一点点加入饭食，最初极小剂量，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大。当然有时过量一点也发病，但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果然此儿不再过敏，变成一个正常儿童，能够正常地吸收营养，健康成长。我想对于所谓“敏感”话题，也可照此办理，像那位医生一样，逐步推进。当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有待“涉言”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度艺术。不过如果一味回避而不推进，最后整个民族就将营养不良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