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巴为何无人上访说起--不搞特权的古巴共产党

从古巴为何无人上访说起

张树兴

 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张心阳同志撰写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一文，尽管几个月前在网上多次拜读，但未找到原载《神舟共建》刊物，心里总不太踏实。《夕阳红》2009年第九期已将其转载，连续阅读好几遍后，心里才踏实了。这篇让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工农民众羡慕向往、心服口服的文章，确实是真的。因为它的作者是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其水平和可信度均高；文章发表后三四个月，转载网站、点击者众多，一片敬佩赞扬之声，没有人提出异议。故而，才敢于写这篇文章。　　

    古巴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由1 600多个大小鸟组成的岛国，面积110 850平方公里（比印度侵占我国藏南83 473平方公里大点），人口1 125万。1959年1月宣布成立革命政府。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雇佣军在基隆滩登陆入侵，被古巴人民击败，卡斯特罗同时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30年坎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计划经济。1997年10月古共五大决议在坚持四大决议的同时，尽管提出把经济工作放在优先的地位，但始终没有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上动刀子，更没有向美国屈服搞“共处”。　　

    古巴处在美国脚下的弹丸小国，无时不在美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之中。然而古巴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达半个世纪，其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50位，在中国前边，是中等发展国家，2005年经济增长高达11.8％。古巴是让世人佩服并刮目相看的安定团结、幸福和谐，既无游行，也无人上访的社会主义国家。称得上在到处搞霸权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眼皮下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　　

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共产党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工人阶级政党　　

古巴共产党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但它的所作所为正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古巴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体检、免费教育，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人人平等；90%以上的居民都有私人住宅，没有因房屋拆迁使老百姓居无定所的现象；失业率不到2％，几乎人人有工作。这比口口声声喊以人本，执政为民却将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包产到户，将国企卖给私人，从而导致私有化，两极分化,作为领导阶级和工农联盟的主人工人下岗，农民上访和2 亿2 千万农民工背井离乡为孩子上学、看病、买房的“新三座大山”而到处流浪。然而却让0.4％的人掌握着国家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富豪却在年年猛增，有万分之六的千万到亿元以上的人在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群众称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剥削着九千九百九十四人。这是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的主要障碍。正如马克思所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主要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是而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用马克思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对坚持公有制的古巴和走私有化而导致两极分化的国家得出不言而喻的结论。　　

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人民的真正公仆　　

古巴党的领导人不仅绝不用自己的权势欺人，相反却很平民化，除了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其余所有中央领导都没有警卫员。中央领导人出行不会开辟专道，也没有警车开道，下班后常推着自行车和老百姓边走边聊。政府办公楼前不设禁区，没有“闲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谁要找领导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候下班就行。中央领导人办公事时也乘公车，其车牌是专设的白色，如果你有什么急事，可拦白牌车，如果车上有空位且顺道，还可搭便车。这时有什么心里话，就可和领导直接聊。如果要求老百姓尽义务，领导一定带头，比如献血，中央领导人都献过血。这种情况让中国人几乎没有听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近年来的社会现实给人们的概念是，官越大，下来时戒备越森严，甚至连高速公路都戒严了，把党群鱼水关系的优良传统硬人为地变成油水关系。因而，人民用“听见警车响，群众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形容当今大官下来的威风。这样的结果，尽管也下来调查，却得不到真情，当然就要发生决策的失误。例如，中国农村究竟走华西、刘庄、南街村等这些公有共富村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小岗村包产到户两极分化的私有制道路；在工厂究竟是发展国营民族企业，还是卖国企、让私企和外商来兼并国企？当群众和广大干部，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多数省委书记都反对后者的情况下，由个别人一句话我们都走了后者，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理论来掩护。这就必然走向私有化和两极分化，必然官商勾结出现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那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最后就像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讲的：必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就是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特别担心并警告全党全国人民，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包产到户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国营工业的私有化。这么一来，我们用什么来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用什么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工人下岗、农民上访，印度侵占我们藏南8万多平方公里，南海40多个岛屿被侵占，美国和他们联合在中国领土搞开发并卖给他们军火联合搞军事演习就是例证。在古巴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古巴领导无特殊化，高干子弟和百姓子弟一样　　

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教授工资490索比（不会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反常现象），部长工资450索比（约合25美元）。真正体现了巴黎公社精神。不仅如此，在物质生活保障方面，领导人没有特供，相反儿童和老人的待遇倒多一些。高干子弟也绝不会保证给什么省部级、将军之类职务，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业面前人人平等。据有关资料，卡斯特罗有9 个子女，但他不让一个子女当官和经商。中国的亿元以上的大富豪中，为什么高于子弟比例最高、高于子弟为什么省部级、将军也多，就在于中国权大于法，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就从此而产生。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些民主派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好房子······就停步不前了，但工人、贫下中农却没有停止，要继续革命。这儿特别有趣的是，在古巴不会出现40位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反常现象。然而在中国却是正常现象。因为中国学术腐败的特色是有官就有学术。不少教学、科研单位晋升专业职称时当官的先晋升，不少人学术上搞不出名堂，就想方设法买通官路当官，当官时领导就许愿，很快就晋升了，特别是教授、博导由自己单位审批，那在有的土方已经泛滥成灾。教授在领导面前说不起话，处长则不一样了，学校领导就依靠的是处级，处长有了教授头衔，那经费、交通工具等等都方便多了，节日还有人送礼。这就是“只要能升官，有利就争先；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道理。有的官用权、钱让别人著书、稿科研、让秘书代读博士，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搞房改时，上边的政策是教授、副教授相当于厅级和副厅级；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增加退休职工生活费时，教授就和副厅级一样，副教授和处级一样；近一两年增加退休生活费时，教授和处级一样，副教授和副处级一样，但扣除时教授、副教授却被处级、副处级扣得多；退休时的处级、副处级由领导决定，还可随时升，甚至在职时连什么官衔都没有，退休时领导都给副处级。然而没有将晋升教授、副教授因受名额限制而让贤者退休时和退休后增加生活费时给教授和副教授的。这大概是中国的以官为本而让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原因吧！　　

古巴的司法公平公正，无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古巴的司法追求公平公正，也很人性化。警察对嫌犯就像对客人，因为未经审判都可被推定无罪，所以审判前嫌犯都像在家里一样生活，绝不会发生“藏猫猫”不小心磕死在墙上，突然“做恶梦”吓死在床上，或“患心肌病”猝死在拘留室的现象。司法判决不会循私舞弊，不会“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除涉及国家机密，各种案件皆开庭审理，媒体监督。这说明古巴很少或不可能有冤假错案，也不会利用职权让司法机关伤害无故百姓和官报私仇，更不会将给领导反映人民正当要求并揭发官员循私舞的使者，或去首都告“御状”者被领导一句话就任意收监，甚至致残、整死。这大概是古巴中央领导除卡斯特罗外都没有警卫员，不怕人民造反以减少公安人员而加强国防。没有听说这个岛国的1 600多个岛屿那个被外国侵占，更不可能有美国卖给侵占国武器并联合搞军事演习。这就是在美国脚下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古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从而使头号帝国主义美国这个真老虎，在古巴人民面前也成了真正的纸老虎。这真是硬骨头古巴人民的幸福，法律、公安和军队是真正保护人民的，国家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古巴打破了中等发展国家无内乱的先例　　

   现在有一种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的腐败、两极分化、工人造卖国企的反、农民土地被抢占上访等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不断出现等，归结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至3 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是最容易出现内乱的。但古巴是处在这个阶段，在世界上排在中国之前的50位，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11.8％，却一点内乱也没有。就在于中央领导没有警卫员，上下班走在群众中和群众任意交谈，老百姓进政府门就如同进自己家门一样方便，领导办公事的车老百姓可招手停，搭顺车。这种理论对古巴其所以不灵，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情况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情况。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首先应考虑自己还是不是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从马列主义找答案，不要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理论为自己作辩解。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那马克思就被否定了。因为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家诞生后对人民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没有“张家有钱一万万，九十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X百万”的“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和两极分化。当然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就不可能出现。对待人民利益就如同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五保户”，在生活困难时期，首先要保证五保户。可以这样说，古巴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五保户”。修路占田，建房占地，城市改造，工厂排污等等，这些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都处理得很好，没有因房屋拆迁使老百姓居无定所，引进重污染外企使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受危害的现象。当然就不会对人民维护切身利益而动警力、部队将其打伤住院、动用法庭搞冤假错案了。如果中国也能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住房有保证，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保证，就不会有万分之六的千万到亿元以上的富豪，那通钢、林钢等的领导阶级工人谁还造自己政党和政府的反，除非是神经病患者。那么多的农民不会因上访而入监、致残、致死，甚至家破人亡。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改革开放和创新，只要始终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人民是会拥护和支持并积极参加的，即使在前进中有失误人民也是理解的。在这方面，古巴已为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榜样。　　

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巴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搞多党制的同时，突出强调古巴革命的特殊性、民族性和本土性。古共认为，古巴革命的特殊源于地理位置：毗邻历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古巴始终面临美国吞并的危险，因为美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摧毁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古巴成为美国国旗上的一颗星。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就揭露了美国的这一企图，号召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因此，古共认为，在当前条件下，马蒂思想具有更特殊的意义，马蒂当年领导的民族独立革命是今天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身，今天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马蒂未定事业的继续，古共是何塞·马蒂创立的古巴革命党的继承者。因此，1991年古共召开四大通过修改党章，正式将马蒂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将马蒂思想、马列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捍卫民族独立与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统一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古共在当前条件下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尊严和坚持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古巴宪法规定，古巴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和其他劳动者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劳尔·卡斯特罗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班，古巴的一切正常发展。可见劳尔·卡斯特罗是按照古巴的党章和宪法办事的，他没有否定菲德尔·卡斯特罗，另立自己旗号，没有在指导思想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出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大概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斯大林接过列宁的班后平稳过度没有出问题后，就算古巴和朝鲜了。　　

上访的根源在于人民利益受侵害　　

上访源于社会不公，个人和集体利益受到侵害，领导脱离群众，口是心非，官官相护——上级将下级包着（保护伞）、圧着，下级将上级敬着、捧着（官大一级圧死人）、同级之间互相包着、推着的严重违犯组织原则而出现官员贪污腐败；上访还源于个人和集体权力受到权力者的严重挤压，无处申冤······古巴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到地方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群众有事随时都可找领导谈，不存在上访的原因，当然就无人上方了。由此可见，上访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绕不过的坎，关键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下，理顺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不要在公有制上动刀子搞私有化，用不姓社、不姓资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人为地扩大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如何发动群众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行为实施有效监督；要总结建党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成功经验，不要随意否定老一代行之有效的作法，如“三反五反”和“四大”的成功经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去刘庄、南街村、韩村河、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公有共富村总结为何无人上访，去古巴学习。这些村和古巴已经过了河，大领导还在包产到户的改革第一村国家花钱继续摸石头。从网上资料得知，连小岗村当年冒着杀头风险搞包产到户的人中，现在却后悔地说，早知道是现在这样，杀头也不搞包产到户。前后三十年的两次“杀头”，确实是思想上对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的飞跃，终于对毛主席的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从自己的实际教训中猛醒过来了。　　

不搞特权的古巴共产党

张树兴

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　　

    为保证反腐倡廉有法可依，古巴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其中包括重申“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原则、价值观和国家干部应当具有的道德观念”。这部《国家干部道德法》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签字，身体力行。《国家干部道德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26条戒律，如规定高级干部除非公务，即使自己有外汇也不能去旅游饭店消费；领导干部装修房子，即使用自己的钱也要经过批准。1996年7月17日晚，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了签字仪式，卡斯特罗在签字时说：“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其他部级以上领导人也分别在《国家干部道德法》上率先签字，以身作则。尔后是层层下达贯彻，人人宣誓保证，以此标准考察和选拔各级干部，要求他们增强完成职责的觉悟和效率，违者必究。　　

    正如拉赫副主席在与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宣布：由于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所以社会“安全、稳定，这里的人民具有良好身体素质，我们的国家没有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古巴没有资本外逃的现象，因为财产属于国家，所以在分配上是公平的”。　　

    古巴是依靠什么战胜腐败，在全国范围内肃清腐败的呢？古巴党和政府成功地进行了三次反腐败战役。1994年5月，古巴政府宣布没收非法致富者的财产。1994年5月2日，全国人大委托国务委员会和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非常措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根除经济犯罪活动，惩戒性地处罚有关人员。国务委员会卡斯特罗主席当日宣布，将没收非法致富者的财产。1994年7月7日，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古巴共和国总检察长胡安·埃斯卡洛纳的讲话指出，自5月份法令生效以来，在古巴共有300多人被指控非法致富并因此而被没收财产，除现金外，已没收了290辆汽车、143辆摩托车、76辆卡车、229所住宅、54辆拖拉机和9艘船只。埃斯卡洛纳强调指出，这是保卫革命和反对腐败的措施，针对的是那些通过偷盗、投机、挪用公款和通过私下谈判或黑市渠道积累财富的人，并涉及那些操纵黑市的人。据报道，议员们对政府宣布立即实施这一没收非法致富者财产的法令曾报以长时间的鼓掌。　　

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　　

    在生活方面，除卡斯特罗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中央党政领导人都不配警卫。一些政治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瓦伊纳虽然有分配的汽车，但除有公务外，他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往返40分钟。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下去调研或进行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职工们一起就餐，不另加饭菜，不搞特殊化。作为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拉赫身为总理，可与百姓无异。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仍然住在哈瓦那老城区他出生的那栋房子里。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让给了别人居住，拉赫一家多年来挤在二层里。政府安排他搬到好一点的政府公寓里，他婉言拒绝。要腾出底层的房子退还给他，他也坚决不肯。下班后他通常穿个大裤衩，坐在马路边和周围老百姓聊天。他日理万机，还常常自己开辆破拉达，风风火火往返全国各地。　　

    在工资收入方面。古巴官员工资收入同一般职工差距很小，公职人员平均月工资220比索（约合11美元），部长的月工资450比索（约合23美元），教授的工资490比索；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而油田工人和科技人员月工资可达500-600比索。把卡斯特罗的月薪同古巴的大众作个比较。1998年古巴人均月工资217比索，文教工作人员和专家约400-500比索，在旅游宾馆一类单位工作的职工除300比索工资外还发给60美元。按官价，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为1:1，市场上实际美元要高（约20比索合1美元）。由此看来，卡斯特罗的月薪略高于平均数，与高级知识分子大体持平，即使是党中央的官员过得也挺紧张的。　　

    关于穿衣和副食品购买。在食品和生活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古巴领导人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商品，没有特供。领导干部的家属同附近居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食品和日用品，古巴每户都有一个配给本，家庭成员的基本食品是有保证的，儿童和老人配给的多一些。古巴领导人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食物，没有特供。日本驻古巴大使宫本信生在《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倒不了》一文中写道：“卡斯特罗兄弟平时穿军服，其他高级官员平时也总是穿衬衫。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只有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才有权事先到特定的商店购买西服。关于副食品也同样如此。”古巴的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也和一般人一样，在同样的场所凭购货证购买食品。　　

    在交通工具方面，许多领导干部骑自行车上班，不坐公家配给的小轿车。1998年，古共还作出规定，禁止领导干部购买私人汽车，领导人用车均配普通的“拉达”车，集体活动乘面包车。领导人出国访问，其家属不准陪同，更不能绕道旅行。日本驻古巴大使宫本信生写道：“从社会地位的象征——汽车来看，只有卡斯特罗主席使用10年前苏联赠送的'奔驰’汽车。而第二号人物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使用的是苏联的伏尔加汽车。其他的党和政府高级官员同一般国民一样，使用的是比日本的中型出租车还要小的苏联拉达牌汽车。”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古巴外交部长骑自行车上班的情景：“外交部长罗伯托·罗瓦伊纳总是骑一辆油漆锃亮的自行车上班，保镖骑车紧跟在后。”前些年由于缺少汽油，汽车的使用量不足。为此，古巴政府规定，凡挂红牌的车子（公车）遇有拦车搭乘的行人，空车时且驶向同一方向，必须准允搭乘。这个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后来，连政治局委员乘坐的白牌车也可以让人搭乘。对个别不执行这项规定的，维护交通秩序的人就会登记下来，交有关组织处理。某省一位省委委员、副局长，就因为没有让路边的招手人搭车，受到警告处分，并公布于众。　　

759比索丢掉党员称号　　

    如今从严治党成为许多执政党的口头禅，然而如何从严治党、严到什么程度方能有效，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古巴就曾经发生过有人因759比索而被开除出党的事情。　　

    原来有一所小学，校舍长年失修，又苦于无钱维修。女校长灵机一动，号召学生家长捐款为学校购买油漆。好不容易集资了759比索，而这位校长却没有购买油漆，钱也不知哪儿去了。有人将这事儿举报给组织，基层党组织调查后给了她劝退的处分。这位校长认为处分太重，上诉到中央申诉委员会。中央申诉委员会认真核实研究后认为，尽管该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多年，但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裁定维持原处分决定。　　

    古巴从严治党，一点也不含糊。《领导干部道德行为准则》规定了领导干部的行为标准，古巴对于执行纪律的情况要求非常严格，凡是未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或者在经济问题、国防问题上犯有错误，以及不能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的，都要追究纪律责任。对腐败和违纪行为严加处理，绝不迁就姑息，以期杜绝其滋生和蔓延。对贪污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领导干部坚决撤销其领导职务，该法办的就法办。1989年，古巴陆军中将奥乔亚因贩毒罪同其他3名高级军官一起被处决，另外10名同案犯被判刑。在政府部门中，还有多名部级干部因犯罪或过失被撤职查办。《格拉玛报》2001年3月24日刊登古巴国务委员会公告，宣布渔业部长奥兰多·罗德里格斯因对下属公司发生的腐败问题负有领导责任而被撤消职务。公告说，渔业部所属的一家海运贸易公司的几位负责人收取回扣，接受礼品不上交，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政府有关干部的管理规定。公告指出，虽然调查表明罗德里格斯以及其他部领导没有卷入这起案件，但作为渔业部的最高领导，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他对下属监督不力，应负领导责任，因此不适合继续担任部长一职。古巴十分重视对腐败分子的坚决清洗。1989年11月古政府公布打击经济犯罪和贪污腐化措施后，一次就逮捕了500名罪犯。1994年古巴共处分了3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4.5%，1999年处分党员34000人，2000年处分43539人。特别对在住房和家属问题上犯错误的党员，因为违反了从政道德而常常会受到从严处罚。对腐败分子的严惩，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