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再现“高家村风波”？

《读书》再现“高家村风波”？
拙作“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忏悔”刚提到当年《读书》发表高家村序言引发的风波，没想到墨迹未干，《读书》即遭遇了与高家村风波类似的事变。这一次，不但高默波之流可能要被禁言了，连胆敢发表高默波之流言论的主编黄平、汪晖也突遭”斩首”。
也许，一同被“斩首”的，还有我等视《读书》为同仁的读者。初识《读书》，大约是在高一或是高二。此后直到大学毕业，一直是《读书》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我也卷在所谓思想解放的大潮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经典以及有关的介绍。相比当时似懂非懂啃下来的《梦的解析》等西方典籍，《读书》还是比较容易读的。
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真到了西方，学业之外还要照顾自己的柴米油盐，没有时间精力继续附庸洋风雅，《梦的解析》之类见鬼去吧，也自然而然地和《读书》说了再见。终于，多年后拿了学位，在大公司里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算是多少稳定下来了。工余开始做自古有钱有闲的人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捐资助学。
没想到，助学让我看到了我此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实：通过美国某基金会，在某贫困县捐款翻修了两所村小。两所学校有着相似的历史——六七十年代建校，几十年下来成了危房，村民无力翻修，不得不向外面请求捐款。而该基金会过去十余年在四川，贵州等地翻修了五百多所村小，绝大部分的历史与此类似。我困惑了：不是说那是个经济频于崩溃的年代吗？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建起来的小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反而需要美国基金会捐款维持？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如此轻易发现而又如此让人心痛的现实？
这个时候，在网上读到了南方周末对《读书》上高家村序言一文的围剿，出于好奇，找来了《读书》上的原文，以及高家村一书的英文版。读罢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在高默波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思想无禁忌的诚实学者。他一方面盛赞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生活的进步，同时也不讳言那个时代的问题，比如他如何被游街批斗，原因不过是拿了族谱打算用来练字（当时农村纸来源非常有限），却被人污蔑为试图保存封资修的东西。不以结论来裁减事实，不以一己之私评判历史，这才是一个自由学者应该的态度。也感谢《读书》，发表了这来自文化的另一个层面，又沉默了太久的声音。
高家村风波，让我再见《读书》，而且再见倾心。《读书》上的许多文章，在印证我的观察，引发我的思考的同时读起来并不费力，至少，比我印象中从前的《读书》文章要容易很多。也许，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读书》和我经历了相似的成长：不再附庸洋风雅，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这里”。我同时多少也猜想，《读书》上有时过分学术化的语言恐怕是一种不得已：高默波那篇高家村序言可以算是“文风活泼”、“贴近生活”，同时语言朴素得连农民都可以理解，如此直白的后果就是被围剿之后被封杀。
不过，我也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抱怨现在的《读书》不好读。用一个故事来说明。2006年夏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和一位资深摄影师短期走访了河北的一些农村。这位摄影师应该是非常见多识广了：曾在中央台做过长达五年的摄影记者，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在回程的路上，他感慨地说”这是我做记者以来走过的最艰苦的地方了，没想到在距离北京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内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
我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不是指责这位记者，他是一个敬业正直而且有同情心的人。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和底层大多数人的生活隔膜到了什么地步。在如此隔膜的情况下，对《读书》所讨论的三农问题，改制下岗问题等很难产生理解和共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中国的中产阶级们许多已经”生活在别处”了，所以《读书》”生活在此处”的讨论对他们来讲反而是”生活在别处”了。需要反思和改变的，恐怕不是《读书》，而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在过去二十几年努力开放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对中国的大多数的当下处境越来越隔绝和无知了。
据说当初封杀高默波和现在斩首《读书》的，都与国内所谓的自由派有关。又据说，国内自由派及其支持者们对《读书》和汪晖的指责之一，就是这本杂志对亚非拉关注过多。这真正让我掉眼镜了：世界上难道只有欧美吗？亚非拉难道不是还占世界人口的80％吗？而《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还远远不到80％。我大概是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浸淫得久了，深受“人人生而平等”思想的毒害。所以对中国所谓自由派们如此赤裸裸的种族岐视言论不得不“友邦惊诧”了。不说美国人真的做到人人平等还差得老远，但至少如此的话，我还没见到任何一个美国人敢于如此直白地说出来。也许在中国的自由派们看来，一个人的价值应该和他所创造的GDP成正比。和亚非拉国家的GDP比起来，《读书》上有关亚非拉的文章大概确实太多了。由此，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在孕育发展十多年以后，才终于在《读书》，《中国改革》等杂志中浮出水面，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了：谁让农民们创造的GDP太少了呢。乔治·奥威尔当年在《动物庄园》中说得不错”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在西方的政治谱系中，我一向认为自己最接近的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主流精英以及相关的政治标签，至今让我大惑不解。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我不知不觉和汪晖、黄平这些不被主流容忍的”左派”或者”新左派”们站到一起了？而中国的所谓自由派们，在我看来被称为市场原旨派或金钱专制派更为恰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钱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读书》经此巨变，不知是否能够发扬或至少坚持对大众的人文关怀。作为一个一向自以为相当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者，在黄平，汪晖被极不正常的程序清理出《读书》、剩下年轻编辑们愤怒困惑之际，同病相怜，故以此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