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调查：不怕苦 最怕没机会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我国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现状】

　　我国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保户肖启仙的家门。她正准备做晚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叶，就是一顿晚饭。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习以为常。

　　8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岗，快50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烧砖没什么技能，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果，两口子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苦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启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个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头，挑最便宜的买。”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对此肖启仙对政府心存感激。“现在看病实在太贵，根本不敢去医院。”前阵子，肖启仙咽喉发炎，扛了几天，最后疼得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趟医院，“好说歹说，让医生开最便宜的药，扣除医疗保险，自己还掏了61元。”这61元，足足让肖启仙心疼了好几天。

　　农村贫困家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民。记者换了3次车、历时10多个小时从贵阳来到他家。3间瓦房已经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变形，十足的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种水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己的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大山深处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脱贫致富最大的瓶颈。2007年公路修通前，乡亲们赶场买点日用品，要徒步翻过两座大山，过一条河，曾有村民因劳累过度，死在从集市回家的路上。2007年，印江县扶贫开发试点落户杉树乡，公路终于修到了大寨村，县里扶持村民发展产业，开山种植高山茶。张中周现在就盼着，再过几年，种下的7亩茶树产茶了，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入。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有的处境比他们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  负担减轻些  机会多一些

　　【期盼】

　　收入增加些  负担减轻些  机会多一些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险。

　　来自河南省上蔡县的张永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工地当小工，能在北京有个稳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梦想。“北京的商品房我们肯定买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农民工也纳入到廉租房申请对象中来。”张永刚还有一个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子女进城上学难题，这是农民工普遍的心声。”

　　曾经的下岗职工胡常跃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改变的机会。“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希望自给自立，只是原来工作内容单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胡常跃特别希望政府联合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再就业。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平均1年涨100元，根本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1平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 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分好蛋糕  改善福利  给足话语权

　　【举措】

　　分好蛋糕  改善福利  给足话语权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贫开发和低保为主体、各项配套救助制度为补充的城乡弱势群体保障救助体系，基本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但不可否认，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社会分配体系中，弱势群体都是收入比较低、得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比较少的人。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顺应弱势群体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加强对他们的关注。

　　要让弱势群体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有的措施归根结底还有赖于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做大整个蛋糕才有可能让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马龙龙说。对此，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日前也撰文指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弱势群体等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并一路攀升。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处境？马龙龙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低快高慢”工资增长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让低收入者工资增长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年以来最低工资增幅已达155%，2004～2008年，巴西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上涨了34%。自2003～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陆汉文认为，“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机制，让弱势群体有充分的话语权。”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增强他们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阶段，国家要逐步提高弱势群体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水平，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势的代际传递。”

　　不要让穷成为穷的原因

　　【观点】

　　不要让穷成为穷的原因

　　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这样的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有3597万。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穷人还不少。低收入者的日子难过，要为吃穿精打细算，为孩子上学犯难，怕家人生病、怕小窝遭拆迁。但最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没有太多改变的希望——穷成为穷的原因。

　　家境贫寒，如何改变命运？概括起来，主要渠道不外是两种：打工或读书。而这两条路走起来似乎越来越难。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2亿农民工中，二代农民工已占到近一半，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二代农民工虽然比父辈有着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现实中担心的更多——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要限制低端劳动力，减少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村。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压缩着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读书求出路，同样不易。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不得不作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更降低了由社会底层向更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体、关心困难群众，重点放在哪儿？在鼓励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存状况的前提下，必须为这种改变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畅通渠道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每一项都需要破除许多利益障碍。这些工作，可能远比每年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要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体以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使社会更有活力。（本报综合《人民日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