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说杂文、论杂文转 (作者-叶依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1:12:02
1）说杂文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它是与随笔联在一起的。广义的解释，杂文随笔包含着现代文体中的几个主要体裁：如随笔、散文、心情文字、评论等等。
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散文怎么会是杂文的一种形态。这当然要从杂文的文质特性说起。杂文至所以为杂文，就是因为其杂而知名，也就是说随手拾来皆可为文，草木虫鱼皆是题材。而散文的写作特性，除了一部份写景抒怀之作，其它如游记、怀想等等文字，都具有杂文的特性。即游记、怀想之类一般都属于随笔，而随笔又是杂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所以，杂文包含散文这个体裁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不可以说散文就是杂文。
比如杂文大家鲁迅，他的《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文集，既有出版社将它当成杂文集出版，同样的，也有出版社将它当成散文集出版，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由此可见，杂文与散文虽谓是独立的文体，但在有些时候，它们之间又是很难界分的。
随笔是杂文的主要组成部份，无论是时政随笔还是心情随笔，都是杂文的重要补充，这与现代人对于杂文狭义的理解，即杂文仅限于时评、政评这一类比较尖锐的文字。就该说是错误的。如心情文字，客观的讲，心情文字这个文体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心情文字就是心情随笔，也属于随笔类的，即一时心情的倾述，好一点的心情随笔，还包含自已对于人生的感悟，这都非常符合杂文的特征。至于评论，那自无多言，他本就是杂文的另一个组成部份。杂文的特征在于明理，解惑，或抒发观点，或反应时态，评与论是杂文的要素，有评才有论，有论才明理，所以，评论无论从任何方面的特征形态来说，都是依附于杂文的。
当然，就如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一样，文体的分类也因时代而异，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杂文只剩下杂文与时政随笔这一类的狭义文体，我们虽不赞同，也当无可疑议之处，毕竟文字属于那种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自已对于各种文字的感悟与文采。
今天，我就追随大流，说说狭义的杂文，即政评、时评、世态感悟随笔之类的杂文。
我刚才说过，杂文是“随手拾来皆可为文，草木虫鱼皆是题材”，这既是指杂文取材广泛，同样的也是在说要写好杂文不易。因为就常理来说，物以稀为贵，杂文既然取材广泛，那么也就是说，写的人会相对的较多，而要写好，在万千众里拨尖，当也属不易。比如时评、政评，最广泛的取材就是通讯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等。因为我们接触的世界有限，所以要无限的扩大自已的视界，就只有通过媒体的方式。而媒体的受众面是相当广的，而你要在这受众面相当广的题材里要突出自已文字的感染力，那么你只能在深度与观点上出新出精。深度的挖掘这就要取决于你对事物的洞察力与捕捉能力，甚至是分析能力。因为媒体给你的只有一个事物的表像，而深层次的内容还是需要你自已去挖掘的。所以，如果你的平时积累丰厚，并有良好的分析习惯，写杂文，在深度的挖掘上你就占有一定的优势。至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观点，这是重中之重，谁都知道写狭义的杂文要具备论点，论据，这两个重要因素，而观点也就是说是狭义论文的核心。即你对论点的观感，这也是论据的源泉因为你有了自已的观点，就可以从此引出自已的论据，而论据又是佐证论点的最主要部份，所以也就是说，观点决定着这篇杂文的好坏。一个好的观点，也就让杂文具有了灵魂与质感。
世态感悟类的杂文，一般是心情的瞬间反应，即对世事的顿悟，这一类文字的要求不高，因为它的受众面有限，仅是一种个人的感悟罢了。论点的对错，倒也不是最主要的，毕竟这只是一家之言。能说出一部份道理，或是你能对自已提出的观点能自圆其说，也就可以了。现在的杂文写家，一般以此类文字居多，毕竟在现在的社会体制下，这类杂文受打击的程度有限，与时评政评一不小心就弄个下大狱自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类文字并不是就说是杂文的一个低下品种，据个人认为，世态感悟类的杂文，同样也有可取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还以为是引大道的。毕竟大道都是从小道积累而来的，如果世态感悟类的杂文能悟道，难道不也是善莫大焉吗？如说时评政评类的杂文是猛药，让人顿悟。那么世态感悟类的随笔杂文则是涓涓细流，晓理于无形而效果则相同。所以，我们也不必小瞧这类文字，只要是明理晓世之文，同样的，对于人都是良药。
杂文因其杂而闻名，也因其杂，引得了各阶层的朋友们喜欢。无论高官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在杂文中找到自已，这也是杂文的取材面所决定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事已关已，还能视若无睹吗？杂文反映的是社会的基本面，上至前朝旧事，下达当今世态，无不在其中，正是因为杂文具有了最大的受众面，杂文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何况杂文独特具有的泼辣笔风、警世良言，针贬时弊，反映民生的这些贴近最近生活的层面，也是人民所最需了解的，最想知道的，这也是杂文的魅力所在。
杂文，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它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众多具有良知的杂文家用手中的笔引领着正气，鞭挞着社会的不公一面，这是其它文体所做不到的。也是杂文受人民喜欢的原因所在。当年鲁迅用笔唤醒民众，正是他用笔写下的杂文，警醒着当时黑暗的世界，呼唤沉睡的人民醒来，去创造一个新世界。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唤醒了一代人，也改变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文字，这就是杂文所能带给世人的影响力，它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
作为一个好的杂文写家，必须要具备良知与对这个世界狂热的爱，正是良知决定着你对世界的感悟，让你在黑暗里找到光明。正是对这个世界狂热的爱，让你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去追寻那真善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心，决定着你的文笔为此而动，从而让那份爱在文字间流淌。当然，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是要素，但同样的也要辅词，因为你要让人们接受你的真善美，那么你就必须能让对方接受你与你的观点，这时候，你的文字组织能力就决定着你的成败。
同样的，作为一个好的杂文写家，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与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洞察力让你的观点出新，而广博的知识却让你的文字灵动，从而让僵硬的文字，在你的娓娓论证中变得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肺。如洪水狂泄，洗涤沉寂已久的灵魂。道有几许，殊归同途。杂文写家良好的知识面，也是写出好杂文的基础。无根之木，终久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有良好基础的大厦，才经得起千年风雨的。鲁迅，相信就是杂文千年的大厦，他是杂文写家的标杆也是杂文写家永远追逐的目标。
（2）论杂文
说起杂文的历史，相信在中国是源远流长。
它可上溯春秋战国（有历史记载或文字留存为准）。最早的杂文延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春秋时期的文献较少，所以一般以春秋末到战国时为主要依据，具体的繁荣应在“百家争鸣”时期。这时期的杂文，主要以“传”的形式与以表现，虽名称不同，但实质就是最早的杂文形式。因为春秋末至战国时的“传”，大都以悟道、论辩、说教这种形式存在，具体如代表儒家的《孟子》、《论语》，道家的《老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等等。虽然其时的“传”并非就是杂文，但其内容已接近于杂文的性质，而且就其文的设论、举论、论述、论征的结构来说，与杂文的结构性质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妨设想，这样的“传”就是我国最早的杂文起源。虽还有值推敲之处，但正本清源，应该说还是有理有据的。
其同时期的《左传》、《战国策》、《庄子》等，杂文的特征就更加的明显。也就是说从初期各家的悟道、论辩、说教的形式下还加入了杂文应有的时评、政评。但这一特征并不很明显，大多以故事的形式予以反应，这可能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所以，我们在论证杂文起源的时候，可以确定春秋战国时期的“传”已初步具有了杂文这种文体的趋形，但不是现代杂文的全部。
至秦汉，杂文已初成气候，这时候的杂文，大都又以赋、史的形式存在。赋实际上是诗的变体，既承袭了春秋战国时诗辞的韵律、格式，又力求在格式与表现形式上突破，从而也具有了最初散文的皱形。所以赋在当时是散文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很难说是诗歌还是散文。其是赋以重视文辞，追求华丽文风而著称。所以，赋实际上更多的是具有杂文的分支散文的特征而不是狭义杂文的特征。其时狭义特征的杂文主要是以公文或者是史料这一类文字存在的。比如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令〉等，都与现代杂文的性质渐趋吻合。另一部巨著如〈吕氏春秋〉，内中细阅，相当多的文篇也都具有杂文的形态。由此可见，杂文在秦汉时已经气候初成。它不但让杂文具有了起码的形式存在，同时也在这时期扩大了杂文的文体范围。比如杂文的一个重要支系散文，就在这一时期初具了规模，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为后世的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吕氏春秋〉里，又出现了相当多的随笔类文字，由此可见，杂文的几个主要文体，都在这个时期初步有了气候。
魏晋南北朝时期，杂文在各方面并无多大实质的进展，散文因越来越追求华美之风越来越趋式微，也越来越失去狭义杂文的特征。而狭义杂文在战乱频频的或是糜烂奢侈的魏晋时期也少有生存空间，除了少许几位如陶渊明之流还有几许良知避世以求自保的岁月，任何文体的发展都是都是有难度的。但这个时期对于杂文来说也并不是一无可取之处，如杂文的另一个重要支系评论在一批以〈文心雕龙〉为首的文集引领下，渐成气候。其时虽以汇文解说评点为主，但也可算是评论的先驱，况且其质量与重要性，都是具有相当高度的，这一点相信足以令人欣喜。而散文也在经历过长久的奢靡后，在南北朝晚期至前唐时期也有了回归的迹象，为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恢复古文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盛唐两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兴盛的岁月，无论是诗歌、词牌、散文、绘画、曲艺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唐诗宋词，至今还是无法超越的文体艺术高度。但我们在注意这些的同时，也常常的忽略了唐宋时期的另两个重要文体，即散文与小说。散文在唐宋时期以唐宋八大家为首的新散文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其对散文的贡献及其后的发展，可谓是影响深远。而小说，在唐末，也初见了皱形。唐宋时各种文体已经完备，如杂文的几个重组成部份散文、随笔、评论都在这个时期趋于完善，而且其与现代杂文的特征，至此已完全吻合。
唐宋时期的散文，在韩愈、柳宗元的力矫之下，改正了追求华丽的弊病，提出了“文以明道”，“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词藻文气。在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认为作者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至宋代，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改革，他将韩愈的“不平则鸣”发展为“穷而后工”，强调文学应发挥怨刺作用，要加强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文风上，倡导“取其自然，各由其性”。从韩、欧的散文理论来看，唐宋时的散文特征，更像是现代杂文而不是现代散文了。无论是“文以明道”还是“文道统一”还是“不平则鸣”还是“穷而后工”“取其自然，各由其性”，无不体现着现代杂文的写作要素与作者的起码素质，这与现代散文所谓强调的“形散神不散”，状如游记、感悟类的绵软文字是完全不相同的。就让我们再来看看韩欧的散文，如〈原道〉、〈争臣论〉、〈正统论〉、〈朋党论〉，字里行间，又有那一点与现代狭义杂文不同呢。可以说，现代杂文在唐宋时期就已趋完善。
唐宋时期的评论也是空前的繁荣，因其是诗词散文各种文体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相应的评论也呈现勃勃生机，文评、诗评、词评及各种评论，不绝于籍。韩愈、陆游、辛弃疾、苏辙、王安石等，不但是很好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很好的评论家，其观点之独到，释文之透彻，都已属化境，可见，在唐宋时期，杂文是得以全面发展的，也为后世杂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元明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杂文在各朝代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明、清三代，由于文人受高压政治的影响，正统的狭义杂文处在唐宋后处于相当的低谷期，并可以说是有所衰退。但杂文的另一个重要支系评论、随笔却在明末清初得以巨大的发展，如明世随笔〈菜根谭〉，如李渔的曲评、袁枚的诗话等等，都在这个时期得以蓬勃的发展，虽杂文主系式微，但这些支系却让杂文更趋多样式，也为杂文在新文化运动后得以全面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发展迅速，以鲁迅等一批左派作者为首的作者，将杂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但继承了唐宋的“文道统一”的理念，更以创新般的高度提出了杂文当以“警醒国人为目的”，“医人不如医脑”，“精神的振兴大于肉体的振兴”等新的杂文理念。以文字为刀，割析灵魂，以文字为警钟，警醒世人。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杂文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因其时告别了古文，所以，现代杂文与古杂文之分，也以此为界。现代人更多的将中国杂文的起源定位于新文化运动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杂文这个文体的偏面理解。
由于新文化运动后，还有一批有良知的作家在支撑着杂文，所以，虽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但杂文的发展还在继续。这是当时的民族状况所决定的。在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众多的文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国家的兴亡，他们并未放下手中的笔，以其犀利的杂文，抨击着政府，警醒着世人，并达到了相当的效果。但这时期的文人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李公朴、闻一多及许多有良知的文人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杂文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十代晚期之前，杂文在中国可谓是呈现繁荣昌盛。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政治高压岁月的来临特别是十年浩劫时期，杂文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可谓是气息奄奄，濒临崩溃。杂文作家死的死，隐的隐，都不敢以文面世。
八十年代后，随着高压政治气息的渐渐散去，杂文恢复了生机，至二十一世纪，杂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这当然与政治的逐渐解禁有关。相信随着政治高压的气息越来越淡，杂文的又一个春天，将会离我们并不遥远。
（3）说杂文、论杂文
在我所订的期刊中，《杂文选刊》与《杂文月刊》是我必备的项目，目的无它，爱好而已。毕竟杂文一般篇幅不长，内容精悍，既不浪费时间，又可一解天下时事的前因与后果，可以说，读这两份期刊，无疑也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与花絮。
我说这两本杂志是点缀与花絮，也就可以知道这两本杂志在我心中的份量了，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如花絮之轻，点缀微美罢了。这两本中国最大的质量最高的杂文期刊在我心中的份量是如此之轻，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是事出有因。
我的床头，常备的一本书是《鲁迅杂文全集》，每次看过杂文期刊后再翻阅鲁迅杂文，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打个比方吧，如果杂文期刊是杯淡开水，能解渴，那么鲁迅杂文就是一壶茶，不但能解渴，还能回味无穷。解渴是一回事，喝过就忘，而解渴了能回味，才能知其中的芬芳。由此可见一斑，其中的份量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只有一个，当然拿一本杂志期刊来比，不但是对鲁迅这位文豪的不敬，也是对杂文作者与编辑的过高要求。但实话实说，现在《杂文月刊》的质量不高是不容怀疑的，其中的杂文，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难以让人满意。不敢说滥竽充数，可起码也让人难起尊重之感。
一本好的杂文期刊，当然也需要一批好的杂文写手，随着老一代的杂文家渐渐凋零，新生的杂文作者又没有大批涌现的情况下，要办好期刊，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杂文虽看似简单，三言两句，皆可成文。嬉笑怒骂，皆是素材，可要真正的写好杂文，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象现在的杂文月刊，差不多成了传媒的传声筒，报道的再现，越来越呈新闻化的驱势。连拆文解字，市井顺口溜都可堂尔皇之的登堂入室，又让人怎不生杂文沦落的感叹呢？
杂文不是新闻，杂文也不是市井侣语、说文解词，这是每一个喜欢杂文的朋友都知道的常识，可我们的杂文编辑大人却为何不知呢？在他们所谓现在杂文繁荣的沾沾自喜声中，我真有种鲁老夫子的“莫名惊诧”之感。
杂文是什么？不说广义的杂文，就说狭义的杂文（现代杂文），就是针贬时弊，反应社会的基本层面与不良现象，从而达到警醒世人，反省自身的作用。而不是人云亦云，写几句应景文字表达愤慨与痛骂几句以抒心中块垒的无聊之作。试观当代杂文，很难逃两种场景，一种是议而不论，即如新闻报道，有议论而不论证，最多也就是象内幕新闻，爆点料罢了。要么就是状如愤青，作街头贩夫骂街状，痛快倒是痛快了，可不想，一不小心，非但不能引起读者共鸣，还带来一定程度上读者的视觉污染，那可离杂文警醒世人的宗旨可也太遥远了。
杂文是什么？我还是那个问题。当然，这一次，我想我应该问的是，一篇好的杂文是什么？一篇好的杂文该具备那么条件？。记得去年我在杂文月刊看到几位老杂文家论及当代杂文式微的问题，可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毕竟，作为社会公允的杂文家，他们是凭着良知在说话的。对于其中一位杂文家说的话，我记忆犹深，“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下，杂文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写出一篇好的杂文，确实很难”（原文大意如此）。是的，这是一位老杂文家，都是从那个杂文受到扼杀的年代走过来的杂文家，能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已属不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话是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他能说出来，足见他具有了杂文家的基本品性——良知。
老杂文家欲语还休，但我们不妨直说。当今的社会制度，是的，这位杂文家确实说出了杂文受制的一个方面，即真正的言论自由。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我用了“真正”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好像就有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的，没错，宪法是这样规定的。但相信我也勿需多言，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而杂文，由于有针贬时弊，借古讽今的特征，以敢于说实话、说真话而受到大众喜欢的一个文体，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确实是举步微艰。这一点从现在不时得到的某些地方“因文受穿小鞋之苦”，“因文获罪下狱”的新闻中不时的得到佐证。杂文的功效，就是鞭挞丑恶的利剑，而这柄剑的存在，自然而然的会让某些不法官员与当权者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无形中又多了一个监督者，所以杂文受到打击，也在情理之中。
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杂文家，是不可能等待的。任何客观的不利条件，都不应成为杂文昌盛的借口，我们不否认当今社会制度下（准确的说应该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下），杂文创作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但同样的，我们的杂文家就不应反思一下自身吗？杂文今日的式微与自身的浮躁、自身修养的不足的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的存在吗？
众所周之，一位好的杂文家，自身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是良知、较强的文字组织能力，敏锐的捕捉力与洞察力及分析能力，较强的论证能力。如果严格一点，还要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广博的文字与社会知识。只有这样的杂文作者，写起杂文来才能得心应手，文字也言之有物，旁证博引自然流畅，让读者读文时不但能解渴还能回味。可是漫观当今，又有几位写杂文的具备这样的素质呢？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杂文式微我们就可以略知大概了。今日我论坛一位版主给我转了杂文月刊上的一帖，也是说当今杂文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引用庄周的：“现代的杂文只写小道理，而不写大道理”论。从而引申为“只有懂得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小道理”论，其实这两个论确实都很有道理。尽管庄周的那个论本意是指责当今杂文偏于写小而不写大的不良风气，但我们不妨设想，政治气候决定杂文的大小。在有政治风险的压力下，写小道理我认为并无不可，毕竟谁也不愿意因文获罪对不？中国历代的文字狱，难道还不可怕吗？当然这只是设想，我的意思是，如果能真正的写好小道理，也应该是不错的，也算善莫大焉。而现在的问题时，连写好小道理的杂文作者都属凤毛麟角呀。相对于庄周的那个论，我倒认为今天的那个论比较符合现在的杂文现状，也更一针见血一些。即只有懂得大道理才能写好小道理。尽管我对于其所谓的杂文字差不多要等同于“思想者”一说颇为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悟得大道方能写小道驾轻就熟”之论。
是的，闻知而识道，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修养，丰富的知识，才能真正的悟道。道者，无论大小，一脉相通也。道既通，文则正，文既正，则气顺。气顺而论理，理自分明。这与杂文写作的要素是何等的相通。“闻大道而不拘小节”，相信，杂文中只要道正气正，就算文采中稍有暇疵，论述略有偏差，对于整篇文字，也是无伤大雅的。所以写杂文者，为人之品性犹胜于为文，为道之分明犹胜于文采。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符合这条件的，在当今社会的杂文写者可真也不多。
至于杂文家状如“思想家”之说，我是不以为然的。思想家，超离于社会之外，其思其论一般都是超越当时社会的范畴，也可以说，思想者之思想，一般都是高于社会的。这与杂文贴近社会基本层面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思想者之思想是花，虽美丽，但只可观而不可充饥。而杂文家是果，追求的是实在，让社会大众可以充饥，饱肚。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严格的说，思想者是遥远的，而杂文家是触手可及的。
我们不能要求杂文写者都如鲁迅，为大道而呐喊。但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杂文写者，起码要写好现在的小道。积小道为大道，在现今的政治气候下，也不妨是杂文的一条出路。随着政治气候的越来越宽松，言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相信杂文的又一个春天不会是太遥远的梦想。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杂文写家在写好小道杂文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修为，悟却大道，写就大道，提供给众多喜欢杂文的读者更多精美的文字。
（4）杂文不杂的话题
对于杂文不杂的问题，相信每一位关注当代杂文的朋友们都有所体会。我们现在看到的杂文，基本上都是属于新闻化的杂文。要么是对新闻的读后，要么是对新闻报道的感悟（说是感悟其实大部份只是新闻的深度挖掘罢了），或者还有一部份是对社会生活层面的点滴感悟。一如庄周所言，小道杂文罢了。
其实我在《说杂文、论杂文》里的前几节中就已说过，杂文杂文，因其杂而知名也。花鸟虫鱼皆可为素材，嬉笑怒骂皆可成其文，可见，无论是取材面还是创作点都是非常广的。而且这还仅指狭义的杂文而言，如果从广义来说，可能还要翻上几个倍数。这与现在的杂文取材面如此之窄，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杂文，如果失去了“杂”这个主旨，题材与导向都趋于一致，那杂文的存在就颇值得商榷了。因为文有百家，各取所爱，这是无可非议的，而杂文的受众面广，我想是离不开“杂”的。杂文趋于一致，题材雷同，导向雷向，那么杂文的受众面同样也会跟着受制，造成的后果就是，杂文这个文学体裁日趋式微。
远观古杂文，上溯“百家争鸣”之时，杂文可谓是相当的繁荣，无它，皆争鸣所致也。儒、法、道、释诸家争鸣，各据其论，各引其点，无论题材还是导向，都有明显的不同，正因为这种思路的不同，形成了激烈的论争，“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当然此处所指的道就是指“真理”。俗话说的好，“不辩不明”，正因为有了论辩，有些道理也就慢慢的明白了。社会再取其所需的人民所愿意接受的成就了社会的规范——道德。“百家争鸣”大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辩论的，而这些文字的文体，虽以“传”，“经”名，但其实质，就是最早的杂文。
争鸣，是杂文最好的发展氛围，也是杂文成为大道的基础。二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还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足见，杂文，因其多种的观点，剧烈的论争成就的，而这些，就需要杂，思想的杂，才能引起论辩，才能让杂文这个文体，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论辩是杂文的基础，也是杂文最引人入胜之处。
由此下延，观历史上杂文的发展时期，无不体现着这种“杂”的精神。如陶渊明明哲避世，塑就了《桃花源记》。韩愈追求大道，写就《原道》、《原性》。柳宗元“洗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寄山水论世态。欧阳修“取其自然，各由其性”，苏洵“纵横恣肆，简劲质朴”，苏辙“以其疏荡，境界高旷”，王安石“精悍严密，说理透彻”，曾巩“章法严密，婉柔跌宕”，而苏轼呢，“才情丰瞻、文采风流”。如果去除东晋的陶渊明，那么韩、柳同代，而宋六大家也差不多并存于世，而这两个时期，也是杂文的兴盛时期。由此可见，杂文的兴盛时期，就因为其杂，其思想的不同性，其个人的鲜明个性与文风，造就了文字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是杂文的另一个主要特性，“广与博”。广与博让杂文的受众面变的广阔，因为读者可以尽情选取自已喜欢的思想性与文风的作者的文字，读者一多，杂文的兴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看现代杂文，五四文化动动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左派右派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论争不休，各种文学体裁都进入了繁荣期，虽有高压政治的空气，却无法阻止杂文在这段时间内的兴盛。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杂文的“百家争鸣”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派杂文家，与胡适等为首的右派文人笔战不休，论辩不断。且不论政治取向，光就文学本身来说，无疑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繁荣期。杂文，也在这个时期一举奠定了现代杂文起源的地位。
解放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时期，可以说将新文化运动推到了极致，现代杂文也同样的达到了最高点。可惜的是，这也是最后的繁华。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文学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作为风口浪尖的杂文，更是体无完肤，几乎销声匿迹。
引此现代杂文的源缘作为杂文不杂的论据，无非也是告诉大家，杂文的繁荣与兴盛，虽与政治气候有关，同样的也与杂文要杂有关。就比如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左右派的论争，如果没有杂文的文体多样性与思想的异同性，相信现代杂文也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光就单个人物而言，比如作为杂文的代表人物鲁迅，同样的，在他的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杂文也是呈多样性的。既有大道如《呐喊》，也有小道如《野草》。或者是小道里隐大道，或者是隐大道于讽刺，既有论辩，也有独语，既有文笔犀利如刀剑，也有娓娓道来隐绵针。正是鲁迅的文笔多样性，让鲁迅全集使人读来手不忍释卷。可见，杂文写家不但取材要杂，而且文笔的多样性也是重要的一环。
反观当今杂文，我们难道没有反思的理由吗？取材面窄，文体单一，人云亦云已成了现在杂文的主流。杂文写家除了抱怨政治束缚的客观条件外，从不从自身寻找杂文式微的原因。想想现代杂文的起源，想想那时候的政治空气，难道作为杂文写家，不觉得害羞吗？还能以此作为杂文式微的理由吗？
杂文不杂，说穿了，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因素更大于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是什么，政治因素是一方面，取材面窄，文体单一是另一方面。而主观因素呢，我看还是出在杂文写家本身的素质上。一是没有骨气与傲气。杂文写者能写出好的杂文，就要有言天下人不敢言，论天下人不敢论的骨气与傲气，凭良知说话，凭大道为文。二是作者本人的素质不够，好的杂文写家，一般都是拥有渊博知识的人，从古至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韩、柳还是鲁迅，都是各文体的全才。对于每一种文体的掌握，都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正是他们这种深厚的内涵，让他们写起杂文来驾轻就熟，旁证博引，说大道论小道于无形，让人在他们精彩的文笔里顿悟。三是作者的思想性不够，虽然杂文家不是思想者，但文人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号角手，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的普及者，而杂文又拥有别的文体所无法拥有的优势，即广大的受众面。如果作者的杂文在思想上能达到一个高度，那么杂文也就可以说真正发挥了它自已的最佳优势与功效。
结合客观与主观的两个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了，现代杂文的式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杂文不杂”。
要走出现代杂文的低谷，我认为，我们的杂文写者在肯定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也要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消极影响，因为我相信，客观因素里的政治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会逐步得到改善甚至是完全自由的。而受政治因素与人为因素双重影响的取材面窄的问题，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存在于作者本身的态度消极问题与编辑的思想局限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作者与编辑方面都相应的作出努力，相信会很快就可以见到成效的。
而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主观因素，解决起来倒还真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各文体的佼佼者投身于杂文这个文体或培养一批专业的杂文写者，但这都需要相应的时间，而杂文却等不起。那么只余最后一种方法，即内部挖潜，虽非一朝一夕就能见功效，但相信也是目前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品性与学识，不是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对于现在的杂文家，我们只能说可以慢慢的培养而不能强求，挖潜方面，自不可以此为先。挖潜，我看应该从思想性上入手，即让现在的杂文写者与编辑，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写者在文字取材上拓宽面，编者在编时扩大接受面，这样，杂文的多样性就会慢慢的呈现，这也是最简单与直接的办法，当然前提是，杂文在拓宽取材面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字内容的深度，适当的在思想上出新。毕竟杂文是引导读者而不是让文字成为导读。杂文也会因内容深度的加厚与观点的出新吸引住读者，这是良性的循环，也是目前解决“杂文不杂”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5）写杂文
杂文好写，杂文也不好写。
杂文好写是因为其取才面广，无论街坊闲谈还是静思偶得，无论天下四海，还是一隅之僻，只要能想的，能看到的，皆可为文。这也是杂文的特点，“杂”也。
杂文因其杂，所以好写，写之者也众，也就成了下里巴人，以为杂文不过耳耳罢了，只要会码文字的就能写。浑不像别的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皆有一定的行规，门槛儿高。所以，写杂文者定比其它文体的人与文字为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杂文也不好写，这当然是指写出好的杂文。看似杂文随手拾来皆成文，可要沙里淘金，淘出真正的好杂文来，也不是件易予的事情。我们不会否认，小说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也就是说小说是各文体里最灿烂的明星，这皆因小说就文体构成来说是各其它文学体裁里最宏大最复杂的结构，也是考验作者全面综合能力的试金石，所以小说的地位受到推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当然，就杂文的结构来说，与小说是无法比拟的。但相较于散文的“形散神不散”、诗歌的“诗歌是语言精华的浓缩”来说，杂文的总体构成却无遑多让，甚至有比其更复杂之嫌。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杂文还是随笔，通篇文字都脱离不开这样的结构。即：立论、论据、论证、观点（感悟）、总结这几个结构。立论就是指这篇文章你想议论什么？也就是说文章的中心题意是什么？。杂文一般短小精悍，也就是说在有限的篇幅内整篇文字都是围绕着立论转的。所以，一篇好的杂文，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立论，而一个好的立论，又是这篇杂文是否成功的前提。因为立论是否对读者的胃口，是否有新意，都是对文章本身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的。立论后，那么作者的下一步就是寻找论据。因为你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是需要论据来论证的。一份好的论据同样的与立论一样重要，因为它是最直接有效支持你立论的方式。就像法庭上，没有证据是无法定罪的。而没有论据，文字同样的也无法定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立论的完全失败。所以写杂文，立论是前提，论据是佐证，有论有证，杂文才具有说服性。这些都是写杂文的基本条件，也是准备写一篇杂文时前期必须预备的条件。
有了立论与论据，也就是说这篇杂文有了基本的框架，接下去就是如何让这个框架更充实了。也就是说，有了以上两点后，我们就需要动用论证了。论证是一位杂文作者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打一个比方，如果杂文是一场辩论赛，那么辩论的题目就是立论，而围绕此题目收集的前期资料就是论据，而辩手的现场论辩呢，也就是论证。现场论辩的目的就是论据充分发挥它的佐证作用，从而起到支持立论的作用。用最直接的字眼，可以这样说，论据是死的，论证是活的。同样的一份证据，在不同的律师手里会对量刑时产生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同样的证据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呢？很简单，因为有的人将论据发挥到了极致，而有的人却没有充分的发挥，其中的不同，在效果是会相应的显现的。而这一切如果再退回到杂文本身，那就是同样的一个立论的杂文，论证充分的作者会让立论与论据框架下的文字显得饱满有力，从而达到了打动读者的效果，反之，失败也自可预期了。
在杂文中，狭义的杂文与随笔一般都以都以说道为主，说道，即说道理，让人在读文中不知不觉的接受道理，这是好杂文的妙处。今天既然是说如何写出好杂文，所以我们还是说说“说道”的问题。“说道”，在狭义杂文里，一般我们通常叫观点。而在随笔里就叫感悟了。因为杂文一般以大道为主，而随笔则以小道为主，同为道，但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说法上就不尽相同。
杂文中的观点，一般通指作者的观点，也即是作者的思想。一个好的作者，就是能通过文字的方式接受作者的思想，接受作者的爱憎观，从而达到作者需要达到的效果。即指作家的“道”能让读者接受。比如鲁迅，他就是通过自已的观点（道），让读者接受，从而达到他所期望的“唤醒国民麻木的精神”的作用。也就是说鲁迅杂文的成功，更多的是他思想的成功，因为读者们接受了他的思想与爱憎观，从而引导一代人警醒，并因此而振作，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而去奋斗。所以说，一篇好的杂文，一个好的观点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在杂文中，观点是立论在得到论据再经过论证的充实后，再在其上引申的作者思想。我们都记得一句话叫作“文学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同理，“作者的思想来源于立论却高于立论”。如果作者缺少了个人的观点（在这里作思想），那么他的那篇杂文充其量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而非振聋发馈的警世之作了。所以说，好杂文不可能没有好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是在论证的论据上再发挥的，但它因既有论据与论证的支持，又有高于论据与论证的开拓性，所以也可以说观点是杂文中的神来之笔，也是杂文中的灵魂。观点好则这篇杂文具有了灵气与深度，观点不好，那么最好的立论也会在论据与论证的缜密后缺少了进一步的挖掘，从而显得呆板了无生气。
至于杂文最后的一道手术总结，我想每一个写文字的人都明白的。有了前面的辅助，总结所占的地位其实并不是太重而只不过是总结性陈述罢了，所以在这里也就勿须多言，因为这是作者个人笔力的体现，非技巧所能左右。
说完了写杂文的要素及如何写好杂文的技巧问题，我想再就杂文的构思与写作来谈一谈，相信这样更可以增进读者对于杂文写作的全面了解。
要写杂文，我们必须要了解杂文的本质是什么？作为现代杂文的大家鲁迅先生早已说过许多的话，所以我不想重复引述。我还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形容吧——“治病救人”。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毛老大人的首创，因为古人都早已说过同理的话，只不过毛老大人比较直接明了罢了。如果将民族精神比喻为人，那么杂文的最终本质就是药，治病救人的药。杂文抨击时弊、说道明理、讽腐讥恶、扬善济世的文体性质，注定杂文是监督社会不良现像的利器，也是推动社会道德、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驱动器。它既是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者，也是不良道德与不良秩序的有效破坏者。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了解杂文的本质，从而对该如何写好杂文心中也有了最起码的基础。
写杂文，我想有些古人的意见也是可以参考的，比如韩愈。他的主张“文道合一”，我想至今写杂文者还是应该切记的，因为他非常到位的点明了写杂文的目的。一如他所言：“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要服从于“道”，但“文”也很重要。也就是说，韩愈的思想是，杂文的思想性要重于文采，但文采同样的需要，因为它是有力佐“道”的工具。而在写作的思想性上，就文章与现实的关系，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著名观点，也就是他将文字当成了“鸣不平、批判现实的工具了”。这与现代狭义杂文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其后的欧阳修，既肯定了韩愈的文服务于道的理念，但也提出了自已的观点，即文与道的区别。其核心的意思就是，文服务于道但不等于文就是道。文是道的载体，而不是真正的道。说白了，也就是杂文是说道的工具，是道的传播者而不是道的创造者，是道的维护者与破坏者而不是道理的本身。所在我们现在写杂文的人应该明白，文与道在杂文中所处的关系，从而让自已在写杂文时做到心中有数。多一些浅显的文字，少一些强制的说教，这样对于杂文，也算是善莫大焉。
最后，我想对所有的杂文爱好者引一句柳宗元的话：“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个人的自身修养，对于文字的品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自身素质会不知觉的融入于你的文字中。品行良者则文字自高洁，品行浊者，虽有华美的词藻，同样的也难掩盖其中的瘴疠之气。尤其是对于杂文写者，这一点更为重要。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它是与随笔联在一起的。广义的解释，杂文随笔包含着现代文体中的几个主要体裁：如随笔、散文、心情文字、评论等等。
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散文怎么会是杂文的一种形态。这当然要从杂文的文质特性说起。杂文至所以为杂文，就是因为其杂而知名，也就是说随手拾来皆可为文，草木虫鱼皆是题材。而散文的写作特性，除了一部份写景抒怀之作，其它如游记、怀想等等文字，都具有杂文的特性。即游记、怀想之类一般都属于随笔，而随笔又是杂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所以，杂文包含散文这个体裁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不可以说散文就是杂文。
比如杂文大家鲁迅，他的《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文集，既有出版社将它当成杂文集出版，同样的，也有出版社将它当成散文集出版，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由此可见，杂文与散文虽谓是独立的文体，但在有些时候，它们之间又是很难界分的。
随笔是杂文的主要组成部份，无论是时政随笔还是心情随笔，都是杂文的重要补充，这与现代人对于杂文狭义的理解，即杂文仅限于时评、政评这一类比较尖锐的文字。就该说是错误的。如心情文字，客观的讲，心情文字这个文体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心情文字就是心情随笔，也属于随笔类的，即一时心情的倾述，好一点的心情随笔，还包含自已对于人生的感悟，这都非常符合杂文的特征。至于评论，那自无多言，他本就是杂文的另一个组成部份。杂文的特征在于明理，解惑，或抒发观点，或反应时态，评与论是杂文的要素，有评才有论，有论才明理，所以，评论无论从任何方面的特征形态来说，都是依附于杂文的。
当然，就如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一样，文体的分类也因时代而异，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杂文只剩下杂文与时政随笔这一类的狭义文体，我们虽不赞同，也当无可疑议之处，毕竟文字属于那种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自已对于各种文字的感悟与文采。
今天，我就追随大流，说说狭义的杂文，即政评、时评、世态感悟随笔之类的杂文。
我刚才说过，杂文是“随手拾来皆可为文，草木虫鱼皆是题材”，这既是指杂文取材广泛，同样的也是在说要写好杂文不易。因为就常理来说，物以稀为贵，杂文既然取材广泛，那么也就是说，写的人会相对的较多，而要写好，在万千众里拨尖，当也属不易。比如时评、政评，最广泛的取材就是通讯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等。因为我们接触的世界有限，所以要无限的扩大自已的视界，就只有通过媒体的方式。而媒体的受众面是相当广的，而你要在这受众面相当广的题材里要突出自已文字的感染力，那么你只能在深度与观点上出新出精。深度的挖掘这就要取决于你对事物的洞察力与捕捉能力，甚至是分析能力。因为媒体给你的只有一个事物的表像，而深层次的内容还是需要你自已去挖掘的。所以，如果你的平时积累丰厚，并有良好的分析习惯，写杂文，在深度的挖掘上你就占有一定的优势。至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观点，这是重中之重，谁都知道写狭义的杂文要具备论点，论据，这两个重要因素，而观点也就是说是狭义论文的核心。即你对论点的观感，这也是论据的源泉因为你有了自已的观点，就可以从此引出自已的论据，而论据又是佐证论点的最主要部份，所以也就是说，观点决定着这篇杂文的好坏。一个好的观点，也就让杂文具有了灵魂与质感。
世态感悟类的杂文，一般是心情的瞬间反应，即对世事的顿悟，这一类文字的要求不高，因为它的受众面有限，仅是一种个人的感悟罢了。论点的对错，倒也不是最主要的，毕竟这只是一家之言。能说出一部份道理，或是你能对自已提出的观点能自圆其说，也就可以了。现在的杂文写家，一般以此类文字居多，毕竟在现在的社会体制下，这类杂文受打击的程度有限，与时评政评一不小心就弄个下大狱自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类文字并不是就说是杂文的一个低下品种，据个人认为，世态感悟类的杂文，同样也有可取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还以为是引大道的。毕竟大道都是从小道积累而来的，如果世态感悟类的杂文能悟道，难道不也是善莫大焉吗？如说时评政评类的杂文是猛药，让人顿悟。那么世态感悟类的随笔杂文则是涓涓细流，晓理于无形而效果则相同。所以，我们也不必小瞧这类文字，只要是明理晓世之文，同样的，对于人都是良药。
杂文因其杂而闻名，也因其杂，引得了各阶层的朋友们喜欢。无论高官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在杂文中找到自已，这也是杂文的取材面所决定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事已关已，还能视若无睹吗？杂文反映的是社会的基本面，上至前朝旧事，下达当今世态，无不在其中，正是因为杂文具有了最大的受众面，杂文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何况杂文独特具有的泼辣笔风、警世良言，针贬时弊，反映民生的这些贴近最近生活的层面，也是人民所最需了解的，最想知道的，这也是杂文的魅力所在。
杂文，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它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众多具有良知的杂文家用手中的笔引领着正气，鞭挞着社会的不公一面，这是其它文体所做不到的。也是杂文受人民喜欢的原因所在。当年鲁迅用笔唤醒民众，正是他用笔写下的杂文，警醒着当时黑暗的世界，呼唤沉睡的人民醒来，去创造一个新世界。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唤醒了一代人，也改变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文字，这就是杂文所能带给世人的影响力，它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
作为一个好的杂文写家，必须要具备良知与对这个世界狂热的爱，正是良知决定着你对世界的感悟，让你在黑暗里找到光明。正是对这个世界狂热的爱，让你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去追寻那真善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心，决定着你的文笔为此而动，从而让那份爱在文字间流淌。当然，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是要素，但同样的也要辅词，因为你要让人们接受你的真善美，那么你就必须能让对方接受你与你的观点，这时候，你的文字组织能力就决定着你的成败。
同样的，作为一个好的杂文写家，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与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洞察力让你的观点出新，而广博的知识却让你的文字灵动，从而让僵硬的文字，在你的娓娓论证中变得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肺。如洪水狂泄，洗涤沉寂已久的灵魂。道有几许，殊归同途。杂文写家良好的知识面，也是写出好杂文的基础。无根之木，终久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有良好基础的大厦，才经得起千年风雨的。鲁迅，相信就是杂文千年的大厦，他是杂文写家的标杆也是杂文写家永远追逐的目标。
（2）论杂文
说起杂文的历史，相信在中国是源远流长。
它可上溯春秋战国（有历史记载或文字留存为准）。最早的杂文延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春秋时期的文献较少，所以一般以春秋末到战国时为主要依据，具体的繁荣应在“百家争鸣”时期。这时期的杂文，主要以“传”的形式与以表现，虽名称不同，但实质就是最早的杂文形式。因为春秋末至战国时的“传”，大都以悟道、论辩、说教这种形式存在，具体如代表儒家的《孟子》、《论语》，道家的《老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等等。虽然其时的“传”并非就是杂文，但其内容已接近于杂文的性质，而且就其文的设论、举论、论述、论征的结构来说，与杂文的结构性质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妨设想，这样的“传”就是我国最早的杂文起源。虽还有值推敲之处，但正本清源，应该说还是有理有据的。
其同时期的《左传》、《战国策》、《庄子》等，杂文的特征就更加的明显。也就是说从初期各家的悟道、论辩、说教的形式下还加入了杂文应有的时评、政评。但这一特征并不很明显，大多以故事的形式予以反应，这可能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所以，我们在论证杂文起源的时候，可以确定春秋战国时期的“传”已初步具有了杂文这种文体的趋形，但不是现代杂文的全部。
至秦汉，杂文已初成气候，这时候的杂文，大都又以赋、史的形式存在。赋实际上是诗的变体，既承袭了春秋战国时诗辞的韵律、格式，又力求在格式与表现形式上突破，从而也具有了最初散文的皱形。所以赋在当时是散文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很难说是诗歌还是散文。其是赋以重视文辞，追求华丽文风而著称。所以，赋实际上更多的是具有杂文的分支散文的特征而不是狭义杂文的特征。其时狭义特征的杂文主要是以公文或者是史料这一类文字存在的。比如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令〉等，都与现代杂文的性质渐趋吻合。另一部巨著如〈吕氏春秋〉，内中细阅，相当多的文篇也都具有杂文的形态。由此可见，杂文在秦汉时已经气候初成。它不但让杂文具有了起码的形式存在，同时也在这时期扩大了杂文的文体范围。比如杂文的一个重要支系散文，就在这一时期初具了规模，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为后世的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吕氏春秋〉里，又出现了相当多的随笔类文字，由此可见，杂文的几个主要文体，都在这个时期初步有了气候。
魏晋南北朝时期，杂文在各方面并无多大实质的进展，散文因越来越追求华美之风越来越趋式微，也越来越失去狭义杂文的特征。而狭义杂文在战乱频频的或是糜烂奢侈的魏晋时期也少有生存空间，除了少许几位如陶渊明之流还有几许良知避世以求自保的岁月，任何文体的发展都是都是有难度的。但这个时期对于杂文来说也并不是一无可取之处，如杂文的另一个重要支系评论在一批以〈文心雕龙〉为首的文集引领下，渐成气候。其时虽以汇文解说评点为主，但也可算是评论的先驱，况且其质量与重要性，都是具有相当高度的，这一点相信足以令人欣喜。而散文也在经历过长久的奢靡后，在南北朝晚期至前唐时期也有了回归的迹象，为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恢复古文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盛唐两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兴盛的岁月，无论是诗歌、词牌、散文、绘画、曲艺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唐诗宋词，至今还是无法超越的文体艺术高度。但我们在注意这些的同时，也常常的忽略了唐宋时期的另两个重要文体，即散文与小说。散文在唐宋时期以唐宋八大家为首的新散文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其对散文的贡献及其后的发展，可谓是影响深远。而小说，在唐末，也初见了皱形。唐宋时各种文体已经完备，如杂文的几个重组成部份散文、随笔、评论都在这个时期趋于完善，而且其与现代杂文的特征，至此已完全吻合。
唐宋时期的散文，在韩愈、柳宗元的力矫之下，改正了追求华丽的弊病，提出了“文以明道”，“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词藻文气。在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认为作者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至宋代，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改革，他将韩愈的“不平则鸣”发展为“穷而后工”，强调文学应发挥怨刺作用，要加强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文风上，倡导“取其自然，各由其性”。从韩、欧的散文理论来看，唐宋时的散文特征，更像是现代杂文而不是现代散文了。无论是“文以明道”还是“文道统一”还是“不平则鸣”还是“穷而后工”“取其自然，各由其性”，无不体现着现代杂文的写作要素与作者的起码素质，这与现代散文所谓强调的“形散神不散”，状如游记、感悟类的绵软文字是完全不相同的。就让我们再来看看韩欧的散文，如〈原道〉、〈争臣论〉、〈正统论〉、〈朋党论〉，字里行间，又有那一点与现代狭义杂文不同呢。可以说，现代杂文在唐宋时期就已趋完善。
唐宋时期的评论也是空前的繁荣，因其是诗词散文各种文体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相应的评论也呈现勃勃生机，文评、诗评、词评及各种评论，不绝于籍。韩愈、陆游、辛弃疾、苏辙、王安石等，不但是很好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很好的评论家，其观点之独到，释文之透彻，都已属化境，可见，在唐宋时期，杂文是得以全面发展的，也为后世杂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元明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杂文在各朝代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明、清三代，由于文人受高压政治的影响，正统的狭义杂文处在唐宋后处于相当的低谷期，并可以说是有所衰退。但杂文的另一个重要支系评论、随笔却在明末清初得以巨大的发展，如明世随笔〈菜根谭〉，如李渔的曲评、袁枚的诗话等等，都在这个时期得以蓬勃的发展，虽杂文主系式微，但这些支系却让杂文更趋多样式，也为杂文在新文化运动后得以全面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发展迅速，以鲁迅等一批左派作者为首的作者，将杂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但继承了唐宋的“文道统一”的理念，更以创新般的高度提出了杂文当以“警醒国人为目的”，“医人不如医脑”，“精神的振兴大于肉体的振兴”等新的杂文理念。以文字为刀，割析灵魂，以文字为警钟，警醒世人。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杂文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因其时告别了古文，所以，现代杂文与古杂文之分，也以此为界。现代人更多的将中国杂文的起源定位于新文化运动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杂文这个文体的偏面理解。
由于新文化运动后，还有一批有良知的作家在支撑着杂文，所以，虽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但杂文的发展还在继续。这是当时的民族状况所决定的。在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众多的文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国家的兴亡，他们并未放下手中的笔，以其犀利的杂文，抨击着政府，警醒着世人，并达到了相当的效果。但这时期的文人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李公朴、闻一多及许多有良知的文人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杂文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十代晚期之前，杂文在中国可谓是呈现繁荣昌盛。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政治高压岁月的来临特别是十年浩劫时期，杂文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可谓是气息奄奄，濒临崩溃。杂文作家死的死，隐的隐，都不敢以文面世。
八十年代后，随着高压政治气息的渐渐散去，杂文恢复了生机，至二十一世纪，杂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这当然与政治的逐渐解禁有关。相信随着政治高压的气息越来越淡，杂文的又一个春天，将会离我们并不遥远。
（3）说杂文、论杂文
在我所订的期刊中，《杂文选刊》与《杂文月刊》是我必备的项目，目的无它，爱好而已。毕竟杂文一般篇幅不长，内容精悍，既不浪费时间，又可一解天下时事的前因与后果，可以说，读这两份期刊，无疑也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与花絮。
我说这两本杂志是点缀与花絮，也就可以知道这两本杂志在我心中的份量了，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如花絮之轻，点缀微美罢了。这两本中国最大的质量最高的杂文期刊在我心中的份量是如此之轻，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是事出有因。
我的床头，常备的一本书是《鲁迅杂文全集》，每次看过杂文期刊后再翻阅鲁迅杂文，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打个比方吧，如果杂文期刊是杯淡开水，能解渴，那么鲁迅杂文就是一壶茶，不但能解渴，还能回味无穷。解渴是一回事，喝过就忘，而解渴了能回味，才能知其中的芬芳。由此可见一斑，其中的份量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只有一个，当然拿一本杂志期刊来比，不但是对鲁迅这位文豪的不敬，也是对杂文作者与编辑的过高要求。但实话实说，现在《杂文月刊》的质量不高是不容怀疑的，其中的杂文，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难以让人满意。不敢说滥竽充数，可起码也让人难起尊重之感。
一本好的杂文期刊，当然也需要一批好的杂文写手，随着老一代的杂文家渐渐凋零，新生的杂文作者又没有大批涌现的情况下，要办好期刊，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杂文虽看似简单，三言两句，皆可成文。嬉笑怒骂，皆是素材，可要真正的写好杂文，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象现在的杂文月刊，差不多成了传媒的传声筒，报道的再现，越来越呈新闻化的驱势。连拆文解字，市井顺口溜都可堂尔皇之的登堂入室，又让人怎不生杂文沦落的感叹呢？
杂文不是新闻，杂文也不是市井侣语、说文解词，这是每一个喜欢杂文的朋友都知道的常识，可我们的杂文编辑大人却为何不知呢？在他们所谓现在杂文繁荣的沾沾自喜声中，我真有种鲁老夫子的“莫名惊诧”之感。
杂文是什么？不说广义的杂文，就说狭义的杂文（现代杂文），就是针贬时弊，反应社会的基本层面与不良现象，从而达到警醒世人，反省自身的作用。而不是人云亦云，写几句应景文字表达愤慨与痛骂几句以抒心中块垒的无聊之作。试观当代杂文，很难逃两种场景，一种是议而不论，即如新闻报道，有议论而不论证，最多也就是象内幕新闻，爆点料罢了。要么就是状如愤青，作街头贩夫骂街状，痛快倒是痛快了，可不想，一不小心，非但不能引起读者共鸣，还带来一定程度上读者的视觉污染，那可离杂文警醒世人的宗旨可也太遥远了。
杂文是什么？我还是那个问题。当然，这一次，我想我应该问的是，一篇好的杂文是什么？一篇好的杂文该具备那么条件？。记得去年我在杂文月刊看到几位老杂文家论及当代杂文式微的问题，可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毕竟，作为社会公允的杂文家，他们是凭着良知在说话的。对于其中一位杂文家说的话，我记忆犹深，“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下，杂文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写出一篇好的杂文，确实很难”（原文大意如此）。是的，这是一位老杂文家，都是从那个杂文受到扼杀的年代走过来的杂文家，能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已属不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话是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他能说出来，足见他具有了杂文家的基本品性——良知。
老杂文家欲语还休，但我们不妨直说。当今的社会制度，是的，这位杂文家确实说出了杂文受制的一个方面，即真正的言论自由。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我用了“真正”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好像就有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的，没错，宪法是这样规定的。但相信我也勿需多言，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而杂文，由于有针贬时弊，借古讽今的特征，以敢于说实话、说真话而受到大众喜欢的一个文体，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确实是举步微艰。这一点从现在不时得到的某些地方“因文受穿小鞋之苦”，“因文获罪下狱”的新闻中不时的得到佐证。杂文的功效，就是鞭挞丑恶的利剑，而这柄剑的存在，自然而然的会让某些不法官员与当权者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无形中又多了一个监督者，所以杂文受到打击，也在情理之中。
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杂文家，是不可能等待的。任何客观的不利条件，都不应成为杂文昌盛的借口，我们不否认当今社会制度下（准确的说应该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下），杂文创作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但同样的，我们的杂文家就不应反思一下自身吗？杂文今日的式微与自身的浮躁、自身修养的不足的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的存在吗？
众所周之，一位好的杂文家，自身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是良知、较强的文字组织能力，敏锐的捕捉力与洞察力及分析能力，较强的论证能力。如果严格一点，还要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广博的文字与社会知识。只有这样的杂文作者，写起杂文来才能得心应手，文字也言之有物，旁证博引自然流畅，让读者读文时不但能解渴还能回味。可是漫观当今，又有几位写杂文的具备这样的素质呢？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杂文式微我们就可以略知大概了。今日我论坛一位版主给我转了杂文月刊上的一帖，也是说当今杂文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引用庄周的：“现代的杂文只写小道理，而不写大道理”论。从而引申为“只有懂得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小道理”论，其实这两个论确实都很有道理。尽管庄周的那个论本意是指责当今杂文偏于写小而不写大的不良风气，但我们不妨设想，政治气候决定杂文的大小。在有政治风险的压力下，写小道理我认为并无不可，毕竟谁也不愿意因文获罪对不？中国历代的文字狱，难道还不可怕吗？当然这只是设想，我的意思是，如果能真正的写好小道理，也应该是不错的，也算善莫大焉。而现在的问题时，连写好小道理的杂文作者都属凤毛麟角呀。相对于庄周的那个论，我倒认为今天的那个论比较符合现在的杂文现状，也更一针见血一些。即只有懂得大道理才能写好小道理。尽管我对于其所谓的杂文字差不多要等同于“思想者”一说颇为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悟得大道方能写小道驾轻就熟”之论。
是的，闻知而识道，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修养，丰富的知识，才能真正的悟道。道者，无论大小，一脉相通也。道既通，文则正，文既正，则气顺。气顺而论理，理自分明。这与杂文写作的要素是何等的相通。“闻大道而不拘小节”，相信，杂文中只要道正气正，就算文采中稍有暇疵，论述略有偏差，对于整篇文字，也是无伤大雅的。所以写杂文者，为人之品性犹胜于为文，为道之分明犹胜于文采。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符合这条件的，在当今社会的杂文写者可真也不多。
至于杂文家状如“思想家”之说，我是不以为然的。思想家，超离于社会之外，其思其论一般都是超越当时社会的范畴，也可以说，思想者之思想，一般都是高于社会的。这与杂文贴近社会基本层面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思想者之思想是花，虽美丽，但只可观而不可充饥。而杂文家是果，追求的是实在，让社会大众可以充饥，饱肚。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严格的说，思想者是遥远的，而杂文家是触手可及的。
我们不能要求杂文写者都如鲁迅，为大道而呐喊。但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杂文写者，起码要写好现在的小道。积小道为大道，在现今的政治气候下，也不妨是杂文的一条出路。随着政治气候的越来越宽松，言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相信杂文的又一个春天不会是太遥远的梦想。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杂文写家在写好小道杂文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修为，悟却大道，写就大道，提供给众多喜欢杂文的读者更多精美的文字。
（4）杂文不杂的话题
对于杂文不杂的问题，相信每一位关注当代杂文的朋友们都有所体会。我们现在看到的杂文，基本上都是属于新闻化的杂文。要么是对新闻的读后，要么是对新闻报道的感悟（说是感悟其实大部份只是新闻的深度挖掘罢了），或者还有一部份是对社会生活层面的点滴感悟。一如庄周所言，小道杂文罢了。
其实我在《说杂文、论杂文》里的前几节中就已说过，杂文杂文，因其杂而知名也。花鸟虫鱼皆可为素材，嬉笑怒骂皆可成其文，可见，无论是取材面还是创作点都是非常广的。而且这还仅指狭义的杂文而言，如果从广义来说，可能还要翻上几个倍数。这与现在的杂文取材面如此之窄，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杂文，如果失去了“杂”这个主旨，题材与导向都趋于一致，那杂文的存在就颇值得商榷了。因为文有百家，各取所爱，这是无可非议的，而杂文的受众面广，我想是离不开“杂”的。杂文趋于一致，题材雷同，导向雷向，那么杂文的受众面同样也会跟着受制，造成的后果就是，杂文这个文学体裁日趋式微。
远观古杂文，上溯“百家争鸣”之时，杂文可谓是相当的繁荣，无它，皆争鸣所致也。儒、法、道、释诸家争鸣，各据其论，各引其点，无论题材还是导向，都有明显的不同，正因为这种思路的不同，形成了激烈的论争，“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当然此处所指的道就是指“真理”。俗话说的好，“不辩不明”，正因为有了论辩，有些道理也就慢慢的明白了。社会再取其所需的人民所愿意接受的成就了社会的规范——道德。“百家争鸣”大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辩论的，而这些文字的文体，虽以“传”，“经”名，但其实质，就是最早的杂文。
争鸣，是杂文最好的发展氛围，也是杂文成为大道的基础。二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还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足见，杂文，因其多种的观点，剧烈的论争成就的，而这些，就需要杂，思想的杂，才能引起论辩，才能让杂文这个文体，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论辩是杂文的基础，也是杂文最引人入胜之处。
由此下延，观历史上杂文的发展时期，无不体现着这种“杂”的精神。如陶渊明明哲避世，塑就了《桃花源记》。韩愈追求大道，写就《原道》、《原性》。柳宗元“洗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寄山水论世态。欧阳修“取其自然，各由其性”，苏洵“纵横恣肆，简劲质朴”，苏辙“以其疏荡，境界高旷”，王安石“精悍严密，说理透彻”，曾巩“章法严密，婉柔跌宕”，而苏轼呢，“才情丰瞻、文采风流”。如果去除东晋的陶渊明，那么韩、柳同代，而宋六大家也差不多并存于世，而这两个时期，也是杂文的兴盛时期。由此可见，杂文的兴盛时期，就因为其杂，其思想的不同性，其个人的鲜明个性与文风，造就了文字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是杂文的另一个主要特性，“广与博”。广与博让杂文的受众面变的广阔，因为读者可以尽情选取自已喜欢的思想性与文风的作者的文字，读者一多，杂文的兴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看现代杂文，五四文化动动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左派右派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论争不休，各种文学体裁都进入了繁荣期，虽有高压政治的空气，却无法阻止杂文在这段时间内的兴盛。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杂文的“百家争鸣”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派杂文家，与胡适等为首的右派文人笔战不休，论辩不断。且不论政治取向，光就文学本身来说，无疑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繁荣期。杂文，也在这个时期一举奠定了现代杂文起源的地位。
解放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时期，可以说将新文化运动推到了极致，现代杂文也同样的达到了最高点。可惜的是，这也是最后的繁华。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文学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作为风口浪尖的杂文，更是体无完肤，几乎销声匿迹。
引此现代杂文的源缘作为杂文不杂的论据，无非也是告诉大家，杂文的繁荣与兴盛，虽与政治气候有关，同样的也与杂文要杂有关。就比如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左右派的论争，如果没有杂文的文体多样性与思想的异同性，相信现代杂文也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光就单个人物而言，比如作为杂文的代表人物鲁迅，同样的，在他的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杂文也是呈多样性的。既有大道如《呐喊》，也有小道如《野草》。或者是小道里隐大道，或者是隐大道于讽刺，既有论辩，也有独语，既有文笔犀利如刀剑，也有娓娓道来隐绵针。正是鲁迅的文笔多样性，让鲁迅全集使人读来手不忍释卷。可见，杂文写家不但取材要杂，而且文笔的多样性也是重要的一环。
反观当今杂文，我们难道没有反思的理由吗？取材面窄，文体单一，人云亦云已成了现在杂文的主流。杂文写家除了抱怨政治束缚的客观条件外，从不从自身寻找杂文式微的原因。想想现代杂文的起源，想想那时候的政治空气，难道作为杂文写家，不觉得害羞吗？还能以此作为杂文式微的理由吗？
杂文不杂，说穿了，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因素更大于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是什么，政治因素是一方面，取材面窄，文体单一是另一方面。而主观因素呢，我看还是出在杂文写家本身的素质上。一是没有骨气与傲气。杂文写者能写出好的杂文，就要有言天下人不敢言，论天下人不敢论的骨气与傲气，凭良知说话，凭大道为文。二是作者本人的素质不够，好的杂文写家，一般都是拥有渊博知识的人，从古至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韩、柳还是鲁迅，都是各文体的全才。对于每一种文体的掌握，都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正是他们这种深厚的内涵，让他们写起杂文来驾轻就熟，旁证博引，说大道论小道于无形，让人在他们精彩的文笔里顿悟。三是作者的思想性不够，虽然杂文家不是思想者，但文人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号角手，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的普及者，而杂文又拥有别的文体所无法拥有的优势，即广大的受众面。如果作者的杂文在思想上能达到一个高度，那么杂文也就可以说真正发挥了它自已的最佳优势与功效。
结合客观与主观的两个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了，现代杂文的式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杂文不杂”。
要走出现代杂文的低谷，我认为，我们的杂文写者在肯定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也要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消极影响，因为我相信，客观因素里的政治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会逐步得到改善甚至是完全自由的。而受政治因素与人为因素双重影响的取材面窄的问题，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存在于作者本身的态度消极问题与编辑的思想局限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作者与编辑方面都相应的作出努力，相信会很快就可以见到成效的。
而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主观因素，解决起来倒还真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各文体的佼佼者投身于杂文这个文体或培养一批专业的杂文写者，但这都需要相应的时间，而杂文却等不起。那么只余最后一种方法，即内部挖潜，虽非一朝一夕就能见功效，但相信也是目前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品性与学识，不是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对于现在的杂文家，我们只能说可以慢慢的培养而不能强求，挖潜方面，自不可以此为先。挖潜，我看应该从思想性上入手，即让现在的杂文写者与编辑，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写者在文字取材上拓宽面，编者在编时扩大接受面，这样，杂文的多样性就会慢慢的呈现，这也是最简单与直接的办法，当然前提是，杂文在拓宽取材面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字内容的深度，适当的在思想上出新。毕竟杂文是引导读者而不是让文字成为导读。杂文也会因内容深度的加厚与观点的出新吸引住读者，这是良性的循环，也是目前解决“杂文不杂”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5）写杂文
杂文好写，杂文也不好写。
杂文好写是因为其取才面广，无论街坊闲谈还是静思偶得，无论天下四海，还是一隅之僻，只要能想的，能看到的，皆可为文。这也是杂文的特点，“杂”也。
杂文因其杂，所以好写，写之者也众，也就成了下里巴人，以为杂文不过耳耳罢了，只要会码文字的就能写。浑不像别的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皆有一定的行规，门槛儿高。所以，写杂文者定比其它文体的人与文字为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杂文也不好写，这当然是指写出好的杂文。看似杂文随手拾来皆成文，可要沙里淘金，淘出真正的好杂文来，也不是件易予的事情。我们不会否认，小说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也就是说小说是各文体里最灿烂的明星，这皆因小说就文体构成来说是各其它文学体裁里最宏大最复杂的结构，也是考验作者全面综合能力的试金石，所以小说的地位受到推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儿。当然，就杂文的结构来说，与小说是无法比拟的。但相较于散文的“形散神不散”、诗歌的“诗歌是语言精华的浓缩”来说，杂文的总体构成却无遑多让，甚至有比其更复杂之嫌。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杂文还是随笔，通篇文字都脱离不开这样的结构。即：立论、论据、论证、观点（感悟）、总结这几个结构。立论就是指这篇文章你想议论什么？也就是说文章的中心题意是什么？。杂文一般短小精悍，也就是说在有限的篇幅内整篇文字都是围绕着立论转的。所以，一篇好的杂文，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立论，而一个好的立论，又是这篇杂文是否成功的前提。因为立论是否对读者的胃口，是否有新意，都是对文章本身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的。立论后，那么作者的下一步就是寻找论据。因为你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是需要论据来论证的。一份好的论据同样的与立论一样重要，因为它是最直接有效支持你立论的方式。就像法庭上，没有证据是无法定罪的。而没有论据，文字同样的也无法定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立论的完全失败。所以写杂文，立论是前提，论据是佐证，有论有证，杂文才具有说服性。这些都是写杂文的基本条件，也是准备写一篇杂文时前期必须预备的条件。
有了立论与论据，也就是说这篇杂文有了基本的框架，接下去就是如何让这个框架更充实了。也就是说，有了以上两点后，我们就需要动用论证了。论证是一位杂文作者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打一个比方，如果杂文是一场辩论赛，那么辩论的题目就是立论，而围绕此题目收集的前期资料就是论据，而辩手的现场论辩呢，也就是论证。现场论辩的目的就是论据充分发挥它的佐证作用，从而起到支持立论的作用。用最直接的字眼，可以这样说，论据是死的，论证是活的。同样的一份证据，在不同的律师手里会对量刑时产生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同样的证据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呢？很简单，因为有的人将论据发挥到了极致，而有的人却没有充分的发挥，其中的不同，在效果是会相应的显现的。而这一切如果再退回到杂文本身，那就是同样的一个立论的杂文，论证充分的作者会让立论与论据框架下的文字显得饱满有力，从而达到了打动读者的效果，反之，失败也自可预期了。
在杂文中，狭义的杂文与随笔一般都以都以说道为主，说道，即说道理，让人在读文中不知不觉的接受道理，这是好杂文的妙处。今天既然是说如何写出好杂文，所以我们还是说说“说道”的问题。“说道”，在狭义杂文里，一般我们通常叫观点。而在随笔里就叫感悟了。因为杂文一般以大道为主，而随笔则以小道为主，同为道，但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说法上就不尽相同。
杂文中的观点，一般通指作者的观点，也即是作者的思想。一个好的作者，就是能通过文字的方式接受作者的思想，接受作者的爱憎观，从而达到作者需要达到的效果。即指作家的“道”能让读者接受。比如鲁迅，他就是通过自已的观点（道），让读者接受，从而达到他所期望的“唤醒国民麻木的精神”的作用。也就是说鲁迅杂文的成功，更多的是他思想的成功，因为读者们接受了他的思想与爱憎观，从而引导一代人警醒，并因此而振作，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而去奋斗。所以说，一篇好的杂文，一个好的观点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在杂文中，观点是立论在得到论据再经过论证的充实后，再在其上引申的作者思想。我们都记得一句话叫作“文学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同理，“作者的思想来源于立论却高于立论”。如果作者缺少了个人的观点（在这里作思想），那么他的那篇杂文充其量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而非振聋发馈的警世之作了。所以说，好杂文不可能没有好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是在论证的论据上再发挥的，但它因既有论据与论证的支持，又有高于论据与论证的开拓性，所以也可以说观点是杂文中的神来之笔，也是杂文中的灵魂。观点好则这篇杂文具有了灵气与深度，观点不好，那么最好的立论也会在论据与论证的缜密后缺少了进一步的挖掘，从而显得呆板了无生气。
至于杂文最后的一道手术总结，我想每一个写文字的人都明白的。有了前面的辅助，总结所占的地位其实并不是太重而只不过是总结性陈述罢了，所以在这里也就勿须多言，因为这是作者个人笔力的体现，非技巧所能左右。
说完了写杂文的要素及如何写好杂文的技巧问题，我想再就杂文的构思与写作来谈一谈，相信这样更可以增进读者对于杂文写作的全面了解。
要写杂文，我们必须要了解杂文的本质是什么？作为现代杂文的大家鲁迅先生早已说过许多的话，所以我不想重复引述。我还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形容吧——“治病救人”。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毛老大人的首创，因为古人都早已说过同理的话，只不过毛老大人比较直接明了罢了。如果将民族精神比喻为人，那么杂文的最终本质就是药，治病救人的药。杂文抨击时弊、说道明理、讽腐讥恶、扬善济世的文体性质，注定杂文是监督社会不良现像的利器，也是推动社会道德、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驱动器。它既是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者，也是不良道德与不良秩序的有效破坏者。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了解杂文的本质，从而对该如何写好杂文心中也有了最起码的基础。
写杂文，我想有些古人的意见也是可以参考的，比如韩愈。他的主张“文道合一”，我想至今写杂文者还是应该切记的，因为他非常到位的点明了写杂文的目的。一如他所言：“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要服从于“道”，但“文”也很重要。也就是说，韩愈的思想是，杂文的思想性要重于文采，但文采同样的需要，因为它是有力佐“道”的工具。而在写作的思想性上，就文章与现实的关系，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著名观点，也就是他将文字当成了“鸣不平、批判现实的工具了”。这与现代狭义杂文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其后的欧阳修，既肯定了韩愈的文服务于道的理念，但也提出了自已的观点，即文与道的区别。其核心的意思就是，文服务于道但不等于文就是道。文是道的载体，而不是真正的道。说白了，也就是杂文是说道的工具，是道的传播者而不是道的创造者，是道的维护者与破坏者而不是道理的本身。所在我们现在写杂文的人应该明白，文与道在杂文中所处的关系，从而让自已在写杂文时做到心中有数。多一些浅显的文字，少一些强制的说教，这样对于杂文，也算是善莫大焉。
最后，我想对所有的杂文爱好者引一句柳宗元的话：“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个人的自身修养，对于文字的品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自身素质会不知觉的融入于你的文字中。品行良者则文字自高洁，品行浊者，虽有华美的词藻，同样的也难掩盖其中的瘴疠之气。尤其是对于杂文写者，这一点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