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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４〕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５〕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６〕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７〕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８〕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９〕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１０〕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１１〕，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１２〕，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１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１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期。 〔２〕“悔其少作” 语出三国时杨莽《答临淄侯牋》：“莽家子云，老不晓事，强 著一书，悔其少作。”按子云即杨（一作扬）雄。他早年曾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 长杨赋》等，后来在所著《法言·吾子》篇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 童子抱（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３〕霁云杨霁云，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 〔４〕“被发大叫”等语，出自《浙江潮》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三月）连载文诡作《浙声》一文。该文概述越王勾践和明朝亡国时有关浙江的史实，第二期所载部分中有“荒天绝叫，鬼哭 飞，无涕可挥，大风灭烛”；“我自被发东走，虽获一二之传之书，则又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二百年来，安见无名山万重，抱经独往之徒遁灭其中”等语句。 〔５〕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涅伏”，拉丁语Ｎｅｒｖｕｓ的音译，见该书卷上《广义篇》：“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成觉。” 〔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他很推重三国两晋的文章，自述“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后来“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作者在日本时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在文风上受到章氏刻意求古的影响。 〔７〕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鲁迅因他向《语丝》投稿而作的一篇杂感，即本书《“音乐”？》一文。 〔８〕《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时一度担任编辑。 〔９〕“新月派”指新月社成员。该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出版《新月》月刊。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他们原来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来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１０〕删去的几篇讲演指《鲁迅先生的演说》、《读书与革命》、《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经鲁迅删订同意收入，但在本书书稿送审时被国民党检查官抽去。关于删存各篇讲演稿的经过，参看作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十四、十六、十八日致杨霁云信。 〔１１〕“乳犊不怕虎”语出《荀子·荣辱篇》：“乳彘触虎”。 〔１２〕黄汉升（？—２２０）名忠，三国南阳（今属河南）人。本是荆州刘表的部将，归顺刘备时已年近六旬，所以称为老将。京剧《定军山》中有他用拖刀计斩曹操的大将夏侯渊的情节。 〔１３〕张翼德（？—２２１）名飞，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大将，后为部将张达、范皺刺杀，割了他的头颅投往东吴。 〔１４〕李逵、张顺都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李逵抡板斧“排头砍去”及张顺水淹李逵的故事，分别见该书第四十回和第三十八回。斯巴达之魂〔１〕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２〕王泽耳士大举侵希 腊。斯巴达〔３〕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４〕，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摸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依格那海〔５〕上之曙色，潜入摩利逊之湾，衣驮第一峰之宿云，亦冉冉呈霁色。湾山之间，温泉门石垒之后，大无畏大无敌之希腊军，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腊同盟军，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军数万，已乘深夜，得间道，拂晓而达衣驮山之绝顶。趁朝暾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 旭日最初之光线，今也闪闪射垒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语人以昨日战争之烈兮。垒外死士之残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军”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敌军之败绩兮。然大军三百万，夫岂惩此败北，夫岂消其锐气。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黎河尼佗终夜防御，以待袭来。然天既曙而敌竟杳，敌幕之乌，向初日而噪，众军大惧；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赍不及防之警报至。 有奢刹利〔６〕人曰爱飞得者，以衣驮山中峰有他间道 告敌；故敌军万余，乘夜进击，败佛雪守兵，而攻我军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报戟脑，全军沮丧，退军之声，嚣嚣然挟飞尘以磅礴于军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将校，以议去留，佥谓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温泉门以为保护希腊将来计。黎河尼佗不复言，而徐告诸将曰，“希腊存亡，系此一战，有为保护将来计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达人有‘一履战地，不胜则死’之国法，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余者其留意。” 于是而胚罗蓬诸州军三千退，而访嘻斯军一千退，而螺克烈军六百退，未退者惟刹司骇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达武士，誓与同生死，同苦战，同名誉，以留此危极凄极壮绝之旧垒。惟西蒲斯人若干，为反复无常之本国质，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７〕。 嗟此斯巴达军，其数仅三百；然此大无畏大无敌之三百军，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８〕，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谓得“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９〕；今无所迟疑，无所犹豫，同盟军既旋，乃向亚波罗神〔１０〕而再拜，从斯巴达之军律，舆榇以待强敌，以待战死。 呜呼全军，惟待战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为王戚，一则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向以神诫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侧，王窃语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遂侃然谢王命。其二王戚，则均弱冠矣；正抚大好头颅，屹立阵头，以待进击。而孰意王召之至，全军肃肃，谨听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跃返国，聚父母亲友作再生之华筵耶！而斯巴达武士岂其然？噫，如是我闻，而王遂语，且熟视其乳毛未褪之颜。 王“卿等知将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 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王“然则与卿等以最佳之战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愿。”王“然则卿等持此书返国以报战状。” 异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肃肃全军，谛听谛听。而青年恍然悟，厉声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书邮。”志决矣，示必死矣，不可夺矣。而王犹欲遣甲，而甲不奉诏；欲遣乙，而乙不奉诏。曰，“今日之战，即所以报国人也。”噫，不可夺矣。而王乃曰，“伟哉，斯巴达之武士！ 予复何言。”一青年〔１１〕退而谢王命之辱。飘飘大旗，荣光闪灼，於铄〔１２〕豪杰，鼓铸〔１３〕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 初日上，征尘起。睁目四顾，惟见如火如荼之敌军先锋队，挟三倍之势，潮鸣电掣以阵于斯巴达军后。然未挑战，未进击，盖将待第二第三队至也。斯巴达王以斯巴达军为第一队，刹司骇军次之，西蒲斯军殿；策马露刃，以速制敌。壮哉劲气亘天，圳乌退舍〔１４〕。未几惟闻“进击”一声，而金鼓忽大振于血碧沙晶之大战斗场里；此大无畏，大无敌之劲军，于左海右山，危不容足之峡间，与波斯军遇。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不刹那顷，而敌军无数死于刃，无数落于海，无数蹂躏于后援。大将号令，指挥官叱咤，队长鞭遁者，鼓声盈耳哉。然敌军不敢迎此朱血涂附，日光斜射，愈增諣灿，而霍如旋风之白刃，大军一万，蜂涌至矣。然敌军不能撼此拥盾屹立，士气如山，若不动明王〔１５〕之大磐石。 然未与此战者，犹有斯巴达武士二人存也；以罹目疾故，远送之爱尔俾尼〔１６〕之邑。于郁郁闲居中，忽得战报。其一欲止，其一遂行。偕一仆以赴战场，登高远瞩，呐喊盈耳，踊跃三百〔１７〕，勇魂早浮动盘旋于战云黯淡处。然日光益烈，目不得瞬，徒促仆而问战状。 刃碎矣！镞尽矣！壮士歼矣！王战死矣！敌军猬集，欲劫王尸，而我军殊死战，咄咄……然危哉，危哉！其仆之言盖如是。嗟此壮士，热血滴沥于将盲之目，攘臂大跃，直趋战垒；其仆欲劝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终不可。今也主仆连袂，大呼“我亦斯巴达武士”一声，以闯入层层乱军里。左顾王尸，右拂敌刃，而再而三；终以疲惫故，引入热血朱殷之垒后，而此最后决战之英雄队，遂向敌列战死之枕。噫，死者长已矣，而我闻其言： 汝旅人兮，我从国法而战死，其告我斯巴达之同胞。〔１８〕 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而七百刹司骇人，亦掷头颅，洒热血，以分其无量名誉。 此荣光纠纷之旁，犹记通敌卖国之奢刹利人爱飞得，降敌乞命之四百西蒲斯军。虽然，此温泉门一战而得无量光荣无量名誉之斯巴达武士间，乃亦有由爱尔俾尼目病院而生还者。 夏夜半阑，屋阴覆路，惟柝声断续，犬吠如豹而已。斯巴达府之山下，犹有未寝之家。灯光黯然，微透窗际。未几有一少妇，送老妪出，切切作离别语；旋铿然阖门，惨淡入闺里。孤灯如豆，照影成三〔１９〕；首若飞蓬，非无膏沐〔２０〕，盖将临蓐，默祝愿生刚勇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耳。时适万籁寥寂，酸风戛窗，脉脉无言，似闻叹息，忆征戍欤？梦沙场欤？噫此美少妇而女丈夫也，宁有叹息事？叹息岂斯巴达女子事？惟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惟斯巴达女子能生男儿。此非黎河尼佗王后格尔歌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２１〕，而添斯巴达女子以万丈荣光者乎。噫斯巴达女子宁知叹息事。 长夜未央，万籁悉死。噫，触耳膜而益明者何声欤？则有剥啄叩关者。少妇出问曰：“其克力泰士君乎？请以明日至。” 应曰，“否否，予生还矣！”咄咄，此何人？此何人？时斜月残灯，交映其面，则温泉门战士其夫也。 少妇惊且疑。久之久之乃言曰：“何则……生还……污妾耳矣！我夫既战死，生还者非我夫，意其鬼雄欤。告母国以吉占兮，归者其鬼雄，愿归者其鬼雄。” 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达固尔尔也。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且指送葬者一人曰，“若夫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而不然者，则将何以当斯巴达女子之嘉名？诸君不见下第者乎？泥金〔２２〕不来，妇泣于室，异感而同情耳。今夫也不良，二三其死〔２３〕，奚能勿悲，能勿怒？而户外男子曰，“隋烈娜乎？卿勿疑。予之生还也，故有理在。”遂推户脱扃，潜入室内，少妇如怨如怒，疾诘其故。彼具告之。且曰，“前以目疾未愈，不甘徒死。设今夜而有战地也，即洒吾血耳。” 少妇曰，“君非斯巴达之武士乎？何故其然，不甘徒死，而遽生还。则彼三百人者，奚为而死？噫嘻君乎！不胜则死，忘斯巴达之国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达之国法耶？‘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２４〕君习闻之……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来日之行葬式也，妾为君妻，得参其列。国民思君，友朋思君，父母妻子，无不思君。呜呼，而君乃生还矣！” 侃侃哉其言。如风霜疾来，袭击耳膜；懦夫懦夫，其勿言矣。而彼犹嗫嚅曰，“以爱卿故。”少妇怫然怒曰，“其诚言耶！夫夫妇之契，孰则不相爱者。然国以外不言爱之斯巴达武士，其爱其妻为何若？而三百人中，无一生还者何……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妾将娩矣，设为男子，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２５〕；强也则忆温泉门之陈迹，将何以厕身于为国民死之同胞间乎？……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２６〕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２７〕，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惜也一应一答，一死一生，暮夜无知，伟影将灭。不知有慕隋烈娜之克力泰士者，虽遭投梭之拒〔２８〕，而未能忘情者也。是时也，彼乃潜行墙角以去。 初日瞳瞳，照斯巴达之郊外。旅人寒起，胥驻足于大逵〔２９〕。中有老人，说温泉门地形，杂以往事；昔也石垒，今也战场，絮絮不休止。噫，何为者？——则其间有立木存，上书曰： “有捕温泉门堕落武士亚里士多德〔３０〕至者膺上赏。” 盖政府之令，而克力泰士所诉也。亚里士多德者，昔身受迅雷，以霁神怒之贤王，而其余烈，乃不能致一士之战死，咄咄不可解。 观者益众，聚讼嚣嚣。遥望斯巴达府，有一队少年军，鍪甲映旭日，闪闪若金蛇状。及大逵，析为二队，相背驰去，且抗声而歌曰： “战哉！此战场伟大而庄严兮，尔何为遗尔友而生还兮？尔生还兮蒙大耻，尔母答尔兮死则止！” 老人曰，“彼等其觅亚里士多德者欤……不闻抗声之高歌乎？此二百年前之军歌也，迄今犹歌之。” 而亚里士多德则何如？史不曰：浦累皆之战乎，世界大决战之一也，波斯军三十万，拥大将漠多尼之尸，如秋风吹落叶，纵横零乱于大漠。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酸风夜鸣，薤露竞落，其窃告人生之脆者欤。初月相照，皎皎残尸，马迹之间，血痕犹湿，其悲蝶尔飞神〔３１〕之不灵者欤。斯巴达军人，各觅其同胞至高至贵之遗骸，运于高原，将行葬式。不图累累敌尸间，有凛然僵卧者，月影朦胧，似曾相识。其一人大呼曰，“何战之烈也！噫，何不死于温泉门而死于此。”识者谁：克力泰士也。 彼已为戍兵矣，遂奔告将军柏撒纽。将军欲葬之，以询全军；而全军哗然，甚咎亚里士多德。将军乃演说于军中曰： “然则从斯巴达军人之公言，令彼无墓。然吾见无 墓者之战死，益令我感，令我喜，吾益见斯巴达武德之卓绝。夫子勖哉，不见夫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乎，为谍为伥又奚论？而我国则宁弃不义之余生，以偿既破之国法。嗟尔诸士，彼虽无墓，彼终有斯巴达武士之魂！” 克力泰士不觉卒然呼曰，“是因其妻隋烈娜以死谏！”阵云寂寂，响渡寥天；万目如炬，齐注其面。将军柏撒纽返问曰，“其妻以死谏？” 全军咽唾，耸听其说。克力泰士欲言不言，愧恧无地；然以不忍没女丈夫之轶事也，乃述颠末。将军推案起曰，“猗欤女丈夫……为此无墓者之妻立纪念碑则何如？” 军容益庄，惟呼欢殷殷若春雷起。 斯巴达府之北，侑洛佗士之谷，行人指一翼然倚天者走相告曰，“此隋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达之国！”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十一月八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第九期，署名自树。 按《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纪事·拒俄事件》载：“阴历四月初二日东京《时事新报》发刊号外……内载俄国代理公使与时事新报特派员之谈话有‘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云云’…… 次晨，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评议员立即开会……提议留学生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初四日义勇队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函中有这样的话：“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十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本篇即在此时发表。 〔２〕 波斯（Ｐｅｒｓｉａ） 古代中亚的强大帝国，公元前四八○年，波斯国王泽耳士（Ｘｅｒｘｅｓ，约前５１９—前４６５）率海陆军渡海进攻希腊，占领雅典。后在萨拉米（Ｓａｌａｍｉｓ）海峡被地米托克利（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击败，泽耳士带着一部分军队，退回小亚细亚。 〔３〕 斯巴达（Ｓｐａｒｔａ） 古希腊城邦之一。斯巴达王黎河尼佗（Ｌｅｏｎｉｄａｓ）应希腊同盟军的请求，率军赶赴希腊北部的德尔摩比勒（Ｔｈｅｒｍｏｐｙｌａｓ）山隘，阻挡波斯军队的进攻，在众寡悬殊下激战两天，第三天因叛徒爱飞得（Ｅｐｈｉａｌｔｅｓ）引波斯军由山间小道偷袭后路，斯巴达军受到两面夹攻，全体阵亡。 〔４〕 浦累皆（Ｐｌａｔａｅａ）之役 泽耳士退军时，留下他的大将漠多尼（Ｍａｒｄｏｎｉｕｓ）继续与希腊人作战。公元前四七九年，希腊人与漠多尼决战于浦累皆，大胜。 〔５〕 依格那海（Eｇｅａｎ Ｓｅａ） 通译爱琴海，位于希腊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 〔６〕 奢刹利（Ｔｈｅｓｓａｌｙ）以及下文的胚罗蓬（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ｕｓ）、访嘻斯（Ｐｈｏｃｉｓ）、螺克烈（Ｌｏｃｒｉｓ）、杀司骇（Ｔｈｅｓｐｉａ）、西蒲斯（Ｔｈｅｂｅｓ），都是古希腊的地区名称。 〔７〕 关于西蒲斯人被扣一事，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约前４８４—约前４２５）《历史》第七卷一三二和二二二节记载，西蒲斯人参战并非自愿，当波斯军入侵时，他们献出土和水，被斯巴达王黎河尼佗扣留，作为人质。希腊军失败后，他们全部投敌。 〔８〕 结怒欲冲冠之长发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九节，临阵结发是斯巴达人的风俗。 〔９〕 “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二○节，神诫内容为：“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１０〕 亚波罗（Ａｐｏｌｌｏ） 通译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１１〕 据上文，应作“二青年”。 〔１２〕 於铄 表示赞美的叹词。《诗经·周颂·酌》：“於铄王师。” 〔１３〕 鼓铸 这里是鼓舞、激励的意思。《史记·货殖列传》： “铁山鼓铸”，原意为熔化金属铸造钱币。 〔１４〕 圳乌退舍 日光暗淡的意思。圳乌，指太阳。《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圳乌。”《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譅之，日为之反三舍。”反三舍，即退了三座星宿的距离。 〔１５〕 不动明王 即不动金刚明王，佛教密宗中的菩萨，梵名摩诃毗卢遮那（Ｍａｈａｖａｉｒｏｃａｎａ）。佛经中说他心性坚定，有降服恶魔的法力。 〔１６〕 爱尔俾尼（Ａｌｐｅｎｉ） 古希腊的城市。 〔１７〕 踊跃三百 形容勇猛的气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距跃三百，曲踊三百”。 〔１８〕 “汝旅人兮”等语，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二二八节，是战后所立的纪念碑上为斯巴达战死者刻的一段铭文。 〔１９〕 照影成三 孤独的意思。唐代李白《月下独酌四首》之三：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２０〕 首若飞蓬，非无膏沐 语出《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２１〕 格尔歌王后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原见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的《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四节。 〔２２〕 泥金 用金粉和胶水制成的颜料，这里指泥金帖子。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 〔２３〕 二三其死 三心二意，没有为国捐躯的决心。从《诗·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变化而来。 〔２４〕 “愿汝持盾而归来”二句，是斯巴达妇女在儿子出征时说的话。见普鲁塔克《道德学三四一，Ｆ》。 〔２５〕 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 据普鲁塔克《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六节，古代斯巴达的新生婴儿，必须经过国家长老的检查，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到泰噶托士（Ｔａｙｇｅｔｕｓ）山谷的弃婴场。 〔２６〕 式微 衰落的意思。《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 〔２７〕 魂魂 很盛的意思。《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２８〕 投梭之拒 指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 〔２９〕 大逵 通往四方的大路。《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 〔３０〕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通译亚里斯多德摩，斯巴达的开国国王，黎河尼佗的祖先。古希腊历史著作《阿波罗多鲁斯》第二卷第八节说他为迅雷击毙。按逃归的武士与开国的国王同名。 〔３１〕 蝶尔飞神 即阿波罗神。蝶尔飞（Ｄｅｌｐｈｉ），古希腊祭祀阿波罗的神殿，在帕尔那索斯山的南麓。说隋〔１〕 昔之学者曰：“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翕然从之；怀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２〕，自发光热，煌煌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若能力保存说〔３〕，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此新原质以何因缘，乃得发见？则不能不曰：“Ｘ线（旧译透物电光）之赐。” Ｘ线者，一八九五年顷，德人林达根〔４〕所发明者也。其性质之奇异：若（一）贯通不透明体，（二）感写真干板〔５〕，（三）与气体以导电性等。大惹学者之注意，谓Ｘ线外，当更有Ｙ线，若Ｚ线等者。相率覃思，冀获新质。乃果也驰运涅伏，必获报酬。翌年而法人勃克雷〔６〕复有一大发见。 或曰，勃氏以厚黑纸二重，包写真干板，暴之日光，越一二日，略无感应，乃上置磷光体铀盐〔７〕，欲再行实验，而天适晦，不得已姑纳机兜〔８〕中，数日后检之，则不待日光，已感干板。勃氏大骇异，细测其理，知其力非借磷光，而铀之盐类，实自具一种类似Ｘ线之辐射线，爰名之曰铀线，生此种线之体曰剌伽刻耙夫体〔９〕。此种物体所放射之线，则例以发见者之名名之曰勃克雷线。犹Ｘ线之亦名林达根线也。然铀线则无待器械电气之助，而自能放射，故较Ｘ线已大进步。 尔后研究益盛，学者涅伏中，均结种种Ｙ线Ｚ线之影。至一八九八年，休密德〔１０〕氏于钍之化合物中，亦发见林达根线。 同时，法国巴黎工艺化学学校教授古篱夫人〔１１〕，于授业时，为空气传导之装置，偶于别及不兰〔１２〕（奥大利产之复杂矿物）中，见有类似Ｘ线之放射线，闪闪然光甚烈。亟告其夫古篱，研究之末，知含有铋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于铀盐。以夫人生于坡兰德〔１３〕故，即以坡罗尼恩〔１４〕名之。既发表于世，学者大感谢，法国学士会院复酬以四千法郎，古篱夫妇益奋励，日事研究，遂于别及不兰中，又得一新原质曰耙〔１５〕（Ｒａ－ｄｉｕｍ），符号为Ｒａ。（按旧译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１６〕曰耙。 然其音义于Ｒａｄｉｕｍ尤惬，故篡取之，而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则别立新名可耳。） 一八九九年，独比伦〔１７〕氏亦于别及不兰中得他种剌伽刻耙夫体，名曰爱客地恩〔１８〕。然其辐射性不及恂。 坡罗尼恩与铋，爱客地恩与钍，恂与钡，均有相似之性质。而其纯质，皆不可得。惟恂则经古篱夫人辛苦经营，始得略纯粹者少许，测定分剂及光图〔１９〕，已确认为一新原质，其他则尚在疑似之间，或谓仅得保存其能力而已。 恂盐类之水溶液，加以铔，或轻二硫，或铔二硫〔２０〕，不生沉淀。恂硫养四或恂炭养三〔２１〕，不溶解于水，其恂绿二〔２２〕，则易溶于水，而不溶解于强盐酸及酒精中。利用此性，可于制铀之别及不兰残滓中，分析恂质。然因性殊类钡，故钡恒羼杂其间，去钡之法，须先令成盐化物，溶于水中，再注酒精，即生沉淀，然终不免有钡少许，存留溶液内，反复至再，始得略纯之恂盐。至于纯质，则迄今未能得也。且其量极稀，制铀残滓五千吨，所得恂盐不及一启罗格兰〔２３〕，此三年间所取纯与不纯者合计仅五百格兰〔２４〕耳。而有谓世界中全量恐已尽是者，其珍贵如此。故值亦綦昂，虽含钡甚多者，每一格兰，非三十五弗〔２５〕不能得。至古篱氏之最纯品，以世界惟一称者，亦仅如微尘大，积二万购之，犹不可得，其放射力则强于铀盐百万倍云。 此最纯品，即恂绿二也。昨年古篱夫人化分其绿，令成银绿二〔２６〕，计其量，然后算得恂之分剂为二百二十五。 多漠尔班〔２７〕氏曾照以分光器，恂之特有光图外，不复有他光图，亦为新原质之一证。恂线虽多与Ｘ线同，而此外复有与玻璃陶器以褐色或革色，令银绿二复原，岩盐带色，染白纸，一昼夜间变黄磷为赤磷，及灭亡种子发芽力之种种性。 又以色儿路多〔２８〕皿贮恂盐（放射性强于铀线五千倍者），握掌中二时间，则皮肤被灼，今古篱氏伤痕历历犹未灭也。古篱氏曰：“若有人入置纯恂一密里格兰〔２９〕之室中，则当丧明焚身，甚或致死。”而加奈大之卢索夫〔３０〕氏，则谓纯恂一格兰，足起一磅之重高及一嫡。甚或有谓足击英国所有军舰，飞上英国第一高山辩那维〔３１〕之巅者，则维廉可洛克〔３２〕之言也。综观诸说，虽觉近夸，而放射力之强，亦可想见矣。尤奇者，其放射力，毫不假于外物，而自发于微小之本体中，与太阳无异。 恂线亦若Ｘ线然，有贯通金属力，此外若纸木皮肉等，俱无所沮。然放射后，每为被贯通之物质所吸收，而力变弱，设以恂线通过○○○二五密里〔３３〕之铂箔，则强率变为其初之四十九％，再一次则又减为三十六％，二次以后，减率乃不如初之著矣。由是知恂线决非单纯，有易被他物所吸收者，有强于贯通力者，其贯物而过也若滤分然。各放射线，析为数种，感写真干板之力强者，即贯通线也，其中复有善感眼之组织者，故虽瞑目不视，而仍见其所在。 恂之奇性，犹不止是。有拔尔敦者，曾于暗室中，解包出恂，忽闪闪然发青白色光，室中骤明，其纸裹亦受微光，良久不灭。是即副放射线〔３４〕，感写真干板之作用，亦与主放射同。盖恂能本体发光，及与光于接近物体之二性质，宛如太阳与光于周围游星然。其能力之根源，竟不可测。 或曰勃克雷氏贮比较的纯恂于管中，藏之衣底，六小时后，体上忽现焦灼痕，未几忽隐现于头腕间，不能指其定处。 后古篱氏乃设法测其热度，法用热电柱〔３５〕，其一方接合点，置纯铜盐，他方接合点，置含铜盐六分一之锡盐。计算所生电流之强率，知置铜盐处之温度，高一度半。又以篷然测热器〔３６〕，测定○·○八格兰之纯恂盐所生温度，一小时凡十四加罗厘〔３７〕；即一格兰所放射之热，每一小时凡百加罗厘以上也。其光与热，既非出于燃烧，亦无化学的变化，不知此多量能力，以何为根？如曰本体所自发欤，则昔所谓能力之原则者，不得不破。如曰由外围能力而发软，则恂必当有利用外围能力之性，而此能力之本性，又为吾人所未及知者也。 恂线亦有与空气以导电性之性质，设有钢板及锌板各一，联以铜丝，两板间之空气，令恂线通过之，则铜丝即生电流，与两板各浸于稀硫酸液中无稍异。盖恂线能令气体为衣盎（集于两极间之电解质之总名），分出荷阴阳电气之部分，故气体之作用，遂与液体电解质同。恂线中之易被他物吸收者，此性尤著。 从克尔格司管阴极发生之恺多图线〔３８〕，及林达根线，及恂线，若受强磁力之作用，则进行必偏，设与恂线成直角之方向，有磁力作用，则恂线即越与磁力相对之左而行；然因恂线非单纯者，故析出屈于磁力及不屈于磁力之种种线，进路各不相同，与日光过三棱玻璃而成七色无异。恂线中之强于贯通力者，此性尤著，且因对于磁力之作用，故恂线之大部分，遂含有荷阴电气而飞运极迅之微粒云。 被磁力而偏之恂线中，既含有荷阴电之微粒，则以之投射于或物体，亦当得阴电。古篱夫妇曾用封蜡绝缘之导电体，投以恂线，而确得阴电；又以同法绝缘之铜盐，因带阴电之微粒飞去，而荷阳电。此电气之集积量，每一平方密厘每一秒时凡得４×１９１０安培云。恂线中带阴电之微粒，在强电场时，必偏其进行方向，即在一密厘有一万波的〔３９〕之强电场，则偏四生的〔４０〕许，此勃克雷氏所实证者也。 自恂所发射微粒之速度，每秒凡１．６×１０１０密厘，约当光速度之半，因此微粒之飞散，故恂于一小时所失之能力额凡４．４×１０－６加罗厘，与前记之放出热量较，则觉甚微。又从恂之表面一平方密厘所放射之微粒，其质量亦綦少，计每一格兰之飞散，约需十亿万年。准此，则其微粒之大，应为轻气原子三千分之一，是名电子。 电子说曰，“凡物质中，皆含原子，而原子中，复含电子，电子之于原子，犹原子之于物质也。此电子受四围之电气与磁气之感化，循环飞运，无有已时，凡诸物体，罔不如是，虽吾人类，亦由是成。然飞运迟速，则因物而异，恂之电子，乃极速者，以过速故，有一部分，飞出体外，而光与热，自然发生，为辐射线。”然是说也，必电子自具物质构成之能，乃得秩然成理。不然，则纵调和之曰飞散极微，悠久之曰须无量载，而于物质不灭之说，则仍无救也。且创原子说者，非以是为至微极小，分割物质之达于究极者乎。电子说兴，知飞动之微点，实小于原子千分之一，乃不得不褫原子宇宙间小达极点之嘉名，以归电子，而原子说亡。 自Ｘ线之研究，而得恂线；由恂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 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４１〕，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虽曰古篱夫人之伟功，而终当脱冠以谢十九世末之Ｘ线发见者林达根氏。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十月十日《浙江潮》月刊第八期，署名自树。恂，现定名镭。 〔２〕 原质 即元素。 〔３〕 能力保存说 即能量守恒原理。 〔４〕 林达根（Ｗ．Ｋ．ＲｏCｎｔｇｅｎ，１８４５—１９２３） 通译伦琴，德国物理学家。一八九五年，他在研究真空放电管时发现Ｘ射线 〔５〕 写真干板 用玻璃板制作的照相底片。 〔６〕 勃克雷（Ａ．Ｈ．Ｂｅｃｑｕｅｒｅｌ，１８５２—１９０８）通译柏克勒尔，法国物理学家。一八九五年起研究磷光现象，次年发现铀射线，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７〕 磷光体铀盐 即放射Y麪光的铀盐。磷同Y麪。磷光体，放射麪光的物质。 〔８〕机兜抽OE稀 〔９〕 剌伽刻耙夫体（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即放射性物质。 〔１０〕 休密德（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４５—１９２１） 通译施米特，德国物理学家。发现放射性元素钍。 〔１１〕 古篱夫人（Ｍｍｅ Ｃｕｒｉｅ，１８６７—１９３４） 通译居里夫人，物理学家、化学家。原名Ｍａｒｉｅ Ｓｋｔｏｄｏｗｓｋａ，波兰华沙人，一八九五年与法国物理学家居里（Ｐ．Ｃｕｒｉｅ，１８５９—１９０６）结婚，共同研究放射性物质，先后发现新元素钋和镭。 〔１２〕 别及不兰 Ｐｉｔｃｈｂｌｅｎｄｅ的音译，即沥青铀矿。居里夫妇曾从中提炼出微量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 〔１３〕 坡兰德（Ｐｏｌａｎｄ） 通译波兰。 〔１４〕 坡罗尼恩 Ｐｏｌｏｎｉｕｍ的音译，即钋，它的放射性较铀强四百倍。居里夫人将它命名为坡罗尼恩，是为纪念她的祖国波兰；居里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在法国科学院理科博士学院报告新元素的发现时曾说：“假使这新元素的存在将来能够证实的话，我们想叫它钋，来纪念我俩中一人的祖国波兰。” 〔１５〕 按居里夫人于一九○七年始从几十吨的沥青铀矿中提得半克左右的纯粹氯化镭，测定镭的原子量为２２６。到一九一○年获得纯镭。 〔１６〕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现在译为锗。 〔１７〕 独比伦（Ａ．Ｌ．Ｄｅｂｉｅｒｎｅ，１８７４—１９４９） 通译德比尔纳，法国化学家。一八九九年他在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次年参加居里夫妇提炼纯镭的工作。 〔１８〕 爱客地恩 Ａｃｔｉｎｉｕｍ的音译，即锕。 〔１９〕 分剂及光图 原子量和原子发射光谱线图。 〔２０〕 轻二硫 即硫化氢（Ｈ２Ｓ）。铔二硫，即硫化铵（〔ＮＨ４〕２Ｓ）。 〔２１〕 鈤硫养四即硫酸镭（ＲａＳＯ４）。鈤炭养三，即碳酸镭（ＲａＣＯ３）。 〔２２〕 鈤绿二即氯化镭（ＲａＣｌ２）。 〔２３〕 启罗格兰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的音译，即公斤。 〔２４〕 格兰 Ｇｒａｍ的音译，即克。 〔２５〕 弗 Ｆｒａｎｃ音译的简称，即法郎，法国货币单位。 〔２６〕 银绿二 即二氯化银（ＡｇＣｌ２）。 〔２７〕 多漠尔班（Ｅ．Ａ．Ｄｅｍａｒｃａｙ，１８５２—１９０４） 法国化学家。他于一九○一年发现化学元素铕，曾为居里夫妇发现的元素镭提出光谱学的证明。 〔２８〕 色儿路多（Ｃｅｌｌｕｌｏｉｄ） 即赛璐珞，由硝酸纤维素和樟脑制成的一种易燃性塑料。 〔２９〕 密里格兰 Ｍｉｌｌｉｇｒａｍ的音译，即毫克。 〔３０〕 卢索夫（Ｓ．Ｅ．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８７１—１９３７） 通译卢瑟福，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原籍新西兰。他在研究原子结构和放射性现象方面有重要成就。 〔３１〕 辩那维（Ｐｅｎｎｉｒｅｓ） 通译奔宁山脉，在英国北部。 〔３２〕 维廉可洛克（Ｗ．Ｃｒｏｏｋｅｓ，１８３２—１９１９） 通译威廉·克鲁克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他在研究真空管内放电现象方面有重要成就。 〔３３〕 密里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的音译，即毫米。 〔３４〕 副放射线 即次级射线。 〔３５〕 热电柱 即温差电偶，一种探测和度量温度的器件。 〔３６〕 篷然测热器 即爆炸量热器，一种测量物体所释放或吸收热量的仪器，用以测定燃料的热值。 〔３７〕 加罗厘（Ｃａｌｏｒｉｅ） 通译卡路里，简称卡，热量单位。 〔３８〕克尔格司管（Ｃｒｏｏｋｅｓｔｕｂｅ）通译克鲁克斯管，即阴极射线管。恺多图线（Ｃａｔｈｏｄｅｒａｙ），即阴极射线。 〔３９〕 波的 Ｖｏｌｔ的音译，即伏特，电压单位。 〔４０〕 生的 Ｃｅｎｔｉ的音译，百分之一的意思。 〔４１〕 最人涅伏 集中众人的智慧。梦〔１〕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爱之神〔１〕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Ｃｕｐｉｄ），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桃花〔１〕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２〕。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 “杨妃红” 《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他们的花园〔１〕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人与时〔１〕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１〕 玄同〔２〕兄： 两日前看见《新青年》〔３〕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便只能先学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是一件事，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５〕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６〕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ｎｏ，现在是说ｎｅ〔７〕；从前写作“咈哉”〔８〕，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９〕，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 耶稣〔１０〕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１〕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是《新青年》发表本篇和钱玄同的复信时编者所加的标题。 〔２〕玄同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编者之一。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编辑部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世界语，一八八七年波兰柴门霍甫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自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曾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究竟是否可行”。 〔５〕“四目仓圣”指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６〕“柴明华先师”指柴门霍甫（Ｌ．Ｚａｍａ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波兰人，一八八七年创造世界语，著有《第一读本》、《世界语初基》等。 〔７〕ｎｏ英语；ｎｅ，世界语。都是“不”的意思。 〔８〕“咈哉”意思是“不”。《尚书·尧典》：“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９〕见鬼，求仙指上海《灵学丛志》宣扬的“鬼亦有形可象，有影可照”等谬论和提倡扶乩求神等迷信活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曾刊载陈大齐、陈独秀等的文章，予以驳斥。打脸，指传统戏曲演员勾画脸谱。《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一八年六月）起，连续刊载钱玄同、刘半农等与张厚载讨论旧戏脸谱等问题的通讯。 〔１０〕耶稣（ＪｅｓｕｓＣｈｒｉｓｔ，约前４—３０）基督教的创始者，犹太族人。 〔１１〕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尼采（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著有《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说不出”〔１〕 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２〕，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所以，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 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这样的诗，当然是好的，——倘就批评家的创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呜呼，“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５〕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徐玉诺《将来的花园》、朱自清、叶绍钧《雪朝》、汪静之《蕙的风》、陆志韦《渡河》八部新诗，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语加以否定。后来他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母亲》一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一类语句：“我想写几句话，寄给我的母亲，刚拿起笔儿却又放下了，写不出爱，写不出母亲的爱呵。”“母亲呵，母亲的爱的心呵，我拿起笔儿却又写不出了。”本篇就是讽刺这种倾向的。 〔２〕 发标 江浙一些地方的方言，耍威风的意思。 〔３〕 太上老君 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者。东汉以来道教奉他为祖师，尊称太上老君。《道德》，即《道德经》，又称《老子》，相传为老聃所著。“道可道非常道”，见该书第一章。 〔４〕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等语，见《孟子·离娄下》。 〔５〕 “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记“杨树达”君的袭来〔１〕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２〕，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 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 “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 “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３〕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 什么东西！周作人〔４〕，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５〕；马裕藻就是马幼渔〔６〕，对不对？陈通伯〔７〕，郁达夫〔８〕。什么东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１０〕，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 “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 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F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 〔２〕 杨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 名树达，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著有《高等国文法》、《词诠》等。按文中所说自称“杨树达”者本名杨鄂生。 〔３〕 晨报 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 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曾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孙伏园任编辑时经常为它撰稿，孙伏园去职后即不再投稿。 〔４〕 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 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 〔５〕 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６〕 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 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７〕 陈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 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 〔８〕 郁达夫 参看本卷第１５５页注〔１〕。 〔９〕 Ｔｏｌｓｔｏｉ 托尔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 〔１０〕 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当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吴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１〕 一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２〕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第一节排在李遇安《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前，第二节排在李文之后。 〔２〕 指李遇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烽话五则〔１〕 父子们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伶俐人叹“人心不古”时，大抵是他的巧计失败了；但老太爷叹“人心不古”时，则无非因为受了儿子或姨太太的气。 电报曰：天祸中国〔２〕。天曰：委实冤枉！ 精神文明人作飞机论曰：较之灵魂之自在游行，一钱不值矣。写完，遂率家眷移入东交民巷使馆界〔３〕。 倘诗人睡在烽火旁边，听得烘烘地响时，则烽火就是听觉。但此说近于味觉，因为太无味。然而无为即无不为〔４〕，则无味自然就是至味了。对不对？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烽即烽火。本文写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所以题为“烽话”。 〔２〕 天祸中国 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官僚在通电中常用的辞句。 如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段祺瑞电文：“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又十六日冯国璋电文：“天祸中国，变起京师”。 〔３〕 东交民巷使馆界 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东起崇文门、西至棋盘街一带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这里往往也是官僚政客“避难”的地方。 〔４〕 无为即无不为 语出《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音乐”？〔１〕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２〕，——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３〕。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４〕。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５〕。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Ｂｒ－ｒｒｒｔａｔａｔａｔａｈｉｔａｌ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６〕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Ｍｙｓｔｉｃ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 〔３〕Ｍｙｓｔｉｃ英语：神秘主义者。 〔４〕“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５〕庄周（约前３６９—２８６）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６〕“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我来说“持中”的真相〔１〕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２〕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３〕也。 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４〕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５〕：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 玄同 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３〕 《春秋》之义 《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４〕 叶名琛（１８０７—１８５９） 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 “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 〔５〕 末减 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咬嚼之余〔１〕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２〕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３〕，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S禒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 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４〕，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他说Ｇｏ可译郭，Ｗｉ可译王，Ｈｏ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５〕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 （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６〕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 Ｇｏｒｋｙ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７〕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８〕，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S禒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备考：“无聊的通信”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ｒｋｙ”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关于《咬文嚼字》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 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咬文嚼字》是“滥调”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禒丝苔”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 Ｔｏｌｓ－ｔｏｉ，用“丝图娃德”译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 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Ｇｏｇｏｌ的Ｇｏ可以译做郭，Ｗｉｌｄｅ的Ｗｉ可以译做王，Ｈｏｌｚ的Ｈｏ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 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 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２〕 指廖仲潜。 〔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 英语，可译为伊丽莎白·托尔斯泰。 〔４〕 Ｍａｒｙ Ｔｏｌｓｔｏｉ ｅｔ Ｈｉｌｄａ Ｔｏｌｓｔｏｉ 法语，可译为玛丽·托尔斯泰和希尔达·托尔斯泰。 〔５〕 《百家姓》 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６〕 三苏 宋代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并称。 〔７〕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世杰、陈西滢、徐志摩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投靠国民党政权。 〔８〕 《鲁迅先生》 张定璜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上刊登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预告目录中，该文排在《苦恼》和《破落户》两篇之间。但出版时并无此文。按此文后来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七、八两期。《苦恼》，胡适所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破落户》，炳文作的杂文。 〔９〕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英语：音节。咬嚼未始“乏味”〔１〕 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Ｓｈｅ〔２〕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么？答曰：断然不必。我是主张连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别的，这回的辩难一半就为此。怎么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赞成用郭译Ｇｏ……习见故也。答曰：“习见”和“是”毫无关系。中国最习见的姓是“张王李赵”。《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潜”字却似乎颇不习见，但谁能说“钱”是而“潜”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谢。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３〕，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起“四凶”〔４〕，更加使人着急。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ｌｉｔｅｒａｌ）。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 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译 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 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Ｓｈｅ 英语：她。 〔３〕 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 〔４〕 “四凶” 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蓜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杂语〔１〕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２〕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３〕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 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ＡＢＣＤ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４〕。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２〕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 指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与我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握手。参看《坟·论照相之类》第三节。 〔３〕 “诗哲” 指泰戈尔。当时报纸报导中称他为“印度诗哲”。 〔４〕 化名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事，当时曾多有发生。如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几全系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替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又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一文，恭维廖的作品“是‘真’是‘美’是‘诗’的小说”，鲁迅在《两地书·一五》中说：“我现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编完写起〔１〕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２〕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３〕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４〕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５〕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６〕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７〕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８〕 章先生 即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１〕 《阿Ｑ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２〕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３〕，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４〕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５〕，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７〕了，分在机关科〔８〕。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９〕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１０〕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１１〕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１２〕，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１３〕，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１４〕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１５〕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１６〕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Ｐｅｎｎａｍｅ）；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备考：自传〔１７〕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是应《阿Ｑ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其中《阿Ｑ正传》序》译成俄文后，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选集）一书。 〔２〕 王希礼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G．Ａ．GHIJLMN，？—１９３７），苏联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国民革命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 〔３〕 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 《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帮（皂），帮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４〕 青年批评家 指成仿吾。他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 〔５〕 《阿Ｑ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八期）冯文炳的《呐喊》说：“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Ｑ，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见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的《阿Ｑ正传》说：“《阿Ｑ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 〔６〕 变故 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场案入狱一事。 〔７〕 水师学堂 即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初分驾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 〔８〕 机关科 即管轮科，现称轮机农业。 〔９〕 矿路学堂 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１０〕 东京的豫备学校 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 〔１１〕 日本的维新 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 俄日战争 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 小计画 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 〔１４〕 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 〔１６〕 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恂》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１７〕 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田园思想〔１〕（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 来 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 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 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 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３〕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４〕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Ｃｏｓｅｔｔ〔５〕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６〕，看到主人Ｖｒｏｎｓｋｙ〔７〕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 及至后来读了Ｈａｒｄｙ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Ｔｅｓｓ〔８〕，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Ｈａｙｄｙ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Ｗｅｓｓｅｘ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 却绝对谭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己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像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第八期。 〔２〕 参看《华盖集·导师》。 〔３〕 嚣俄 通译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哀史》，即《悲惨世界》。 〔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 海峡群岛，在英吉利海峡。 〔５〕 Ｃｏｓｅｔｔ 柯赛特，《悲惨世界》中的人物。 〔６〕 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 《安娜·卡列尼娜》。 〔７〕 Ｖｒｏｎｓｋｙ 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 〔８〕 Ｈａｒｄｙ 哈代（１８４０—１９２８），英国作家。Ｔｅｓｓ，《苔丝》。下文的Ｗｅｓｓｅｘ，《威塞克思》。]流言和谎话〔１〕 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２〕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３〕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但其实，报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载过许多次了。 今年五月，为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４〕已经发现了……”那些事，已经使“喜欢怀疑”的西滢先生有“好像一个臭毛厕”之叹（见《现代评论》二十五期《闲话》），现在如果西滢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觉得“世风日下”了罢，因为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５〕已经发现了：一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二是“杨荫榆”；三是单叫作“女师大”。 报载对于学生“停止饮食茶水”〔６〕，学生亦云“既感饥荒之苦，复虑生命之危。”而“女师大”云“全属子虚”，是相反的；而杨荫榆云“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则似乎确已停止，和“女师大”说相反，与报及学生说相成。 学生云“杨荫榆突以武装入校，勒令同学全体即刻离校，嗣复命令军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杨荫榆云“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是因为“滋扰”才请派警，与学生说相反的；而“女师大”云“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滋扰”在后，和杨荫榆说相反的；至于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布，则云“查本厅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乃又与学生及“女师大”说相成了。杨荫榆确是先期准备了“武装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为临时叫来，真是离奇。 杨先生大约真如自己的启事所言，“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的罢。“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务情形，则不必再说别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师大”和她自己的两启事之离奇闪烁就尽够了！撒谎造谣，即在局外者也觉得。如果是严厉的观察和批评者，即可以执此而推论其他。 但杨先生却道：“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窃以为学风是决非造谣撒谎所能整饬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来说话了，或者西滢先生们又许要听到许多“流言”。然而请放心，我虽然确是“某籍”〔７〕，也做过国文系的一两点钟的教员，但我并不想谋校长，或仍做教员以至增加钟点；也并不为子孙计，防她们在女师大被诬被革，挨打挨饿，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愤激的话告诉你们：“我幸而没有女儿！” 八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 〔２〕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氏掌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并发表宣言不承认她为校长。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声言“整顿学风”，助长了杨的气焰，五月七日，杨以校长身份强行主持纪念国耻讲演会，遭到学生反对，九日，她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八月一日复带领武装警察到校，强令解散国文系三年级等四班，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 〔３〕 “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 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所载朱大瓢的《听说——想起》一文中，称女师大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杨荫榆和章士钊。 〔４〕 两个相反的启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报》第二版曾刊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体育系紧要启事》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全体学生紧要启事》，声称“严守中立”，“并未参与”“本校风潮”云云。随后，三系学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报》第二版登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哲学系、体育系启事》，声明驱杨是“全体同学公意”，对上述混淆视听的“冒名启事”予以揭露。 〔５〕 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报》所载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紧要启事》和次日该报刊载的《杨荫榆启事》及杨以学校名义发的《女师大启事》。前一启事揭露了杨荫榆八月一日率领军警进校迫害学生的暴行，后两个启事则竭力为这一暴行辩护。 〔６〕 “停止饮食茶水”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带警入女师大》的报道。 〔７〕 “某籍”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某籍，指浙江。发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参见《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８〕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 莱蒙托夫（Ｍ．P．QMRSTUVTN，１８１４—１８４１），俄国诗人。著有长诗《诗人之死》、《恶魔》及中篇小说《当代英雄》等。 “我幸而没有女儿”，是《当代英雄》中一个人物说的话。通信〔１〕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 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从近来《现代评论》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侮辱学界之驱章为“打学潮糊涂账”以媚教育当局，骂“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领导者，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没有责任心，太怯懦了！ 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红》，《半月》或《礼拜六》。自从《新青年》停刊以后，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Ｈ缃瘛*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还没练好”，而且“势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现代评论》。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Ｎ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语丝》，指给我看这位充满“阿Ｑ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绍原的“小杂种”，里面说道，“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乱生“小杂种”，一被谑于米先生（见京报副刊），再见斥于作《阿Ｑ的一点精神》（见民报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原刊不清）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有人说”三个字。Ｎ君××（原刊不清）“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原刊如此）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从未卷入任何风潮，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所以只能加上‘有人说’三字，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一方面又可造谣。 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我于是立刻将我的《联合战线》一文撕得粉碎；我万没想到这《现代评论》上的好文章，竟会在《语丝》上刊出来。实在，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么？至少“有人说”你是的。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谨防着他或者又会“私禀执政”把你当乱党办的。一笑。 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绍原的“小杂种”体编的，我写 的—— “……胡适之怎样？……想起来了，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陈西滢怎样？……听说近来被人指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的‘党徒’…… “至于江绍原，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尚祈教正，是荷。 霉江谨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 〔２〕 江先生 即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仿近人体骂章川岛》一文，其中多用反话，如说“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等，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表示愤慨。 〔３〕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痴华粑》题记〔１〕 尝闻天竺〔２〕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３〕，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４〕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５〕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６〕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７〕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８〕，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也。王君品青〔９〕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粑》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鲁迅。 〔１〕 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点的《痴华粑》一书，该书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２〕 天竺 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３〕 徐元太 字汝贤，安徽宣城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喻林》，辑录我国古籍和佛经中寓言故事的类书，一二○卷，分十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有明代万历乙卯（１６１５）刊本。 〔４〕 佛藏 汉译佛教经典的总集名，通称《大藏经》。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时即开始，刊印最早始于宋开宝五年（９７２）的印雕佛经一藏，后历朝均有刊刻。其中以譬喻为集名的，除《百喻经》外，还有《大集譬喻王经》、《佛说譬喻经》、《阿育王譬喻经》、《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等。 〔５〕 《出三藏记集》 南朝梁僧钓撰，十五卷。书中记载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的书目、序跋和各种译文的异同。 〔６〕 僧伽斯那 古印度的一个佛教法师。《修多罗藏》，即佛教著作“经”、“律”、“论”三藏之一的经藏。修多罗（Ｓｕｔｒａ），梵语“经”的音译。 〔７〕 求那毗地 僧伽斯那的弟子，《百喻经》最早的汉译者。 〔８〕 阿伽陀药 梵语Ａｇａｄａ的音译，意为万灵药。 〔９〕 王品青（？—１９２７） 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师。《穷人》小引〔１〕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２〕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３〕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４〕。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５〕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６〕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７〕为之狂喜，培林斯基〔８〕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９〕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１０〕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１１〕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１２〕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３〕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１４〕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１５〕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１６〕癗曙梦〔１７〕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２〕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３〕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４〕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５〕 正教 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６〕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７〕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１８２２—１９００）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MYRHITN，１８２１—１８７８），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８〕培林斯基（G．[．GMJUIYJZ，１８１１—１８４８）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９〕“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１０〕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１１〕 丛芜 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１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Ｇａｒｎｅｔｔ 康斯坦斯·迦内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６），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１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１４〕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１５〕 素园 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１６〕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１８６６—１９４１），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１７〕癗曙梦（１８７８—１９５８）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通信〔１〕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 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１〕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 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 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 Ｇｏｄ 英语：上帝。 〔５〕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 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 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９〕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 〔１０〕 陈炯明（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K明的战争。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１１〕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 〔１２〕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关于《关于红笑》〔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２〕，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３〕。《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４〕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 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九二九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通讯〔１〕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淑姿的信》序〔１〕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２〕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 坐驰 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 静女 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５〕 二竖 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 生人 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选本〔１〕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２〕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３〕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４〕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５〕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６〕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７〕，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８〕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９〕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１０〕，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１１〕袁宏道〔１２〕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１３〕，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１４〕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１５〕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１６〕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１７〕。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１８〕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１９〕，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２０〕，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２１〕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２２〕，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２〕 《庄子》 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３〕 “动机论” 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４〕 《诗》 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共收三○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畿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 〔〔５〕《楚辞》战国时楚（今湖南、湖北等地）人的辞赋。其名最初见于《史记·张汤传》。后来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６〕 二陆 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所作四言诗有《短歌行》、《秋胡行》等十二首，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所作四言诗有《赠顾骠骑》、《赠顾彦先》等二十四首。束皙（？—３００以后），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晋代文学家。所作四言诗有《补亡诗》六首。陶潜（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所作四言诗有《停云》、《时运》等九首。 〔７〕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三卷，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间文人学士的言谈轶事。 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时，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８〕 裴启 又名裴荣，字荣期，东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著《语林》，十卷，记汉魏两晋高士名流的言谈轶事，《世说新语》颇多取材于此书。原书已佚，遗文散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清代马国翰有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亦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９〕 《幽明录》 刘义庆编撰，三十卷。内容多记鬼怪故事。原书于唐宋间佚亡，遗文在类书中保留甚多。鲁迅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１０〕 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释，引用古籍有四百多种，这些书的原本多已失传。 〔１１〕 后人模拟《世说新语》体裁的书很多，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今佚），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李清的《女世说》、王○的《今世说》，近代易宗夔的《新世说》等。其中《今世说》、《新世说》等，都有作者自加的注解。 〔１２〕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 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万历时进士。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寄沈博士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１３〕 曹宪 隋唐时扬州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精通文字学。 《旧唐书·曹宪传》说：“（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李善（约６３０—６８９），唐代扬州江都人。从曹宪受文选学，显庆三年（６５８）撰成《文选》注释。开元六年（７１８）吕延祚又辑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所作的注释为“五臣注”；宋人又把它和李善的注释合刻，称“六臣注”。后代学者关于《文选》的音义、考异、集释、旁证等著作甚多。 〔１４〕 “妖孽” 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此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便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１５〕 《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十二卷。收入先秦至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１６〕 《昭明太子集》 南朝梁萧统（谥昭明）的文集，原本二十卷，久已散佚，今存明代叶绍泰辑刊的六卷本，系由类书掇拾而成。又另有明刊五卷本一种。 〔１７〕 《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编选，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惜抱轩全集》，姚鼐的著作集，共八十八卷。 〔１８〕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代王士祯编选，七卷。王士祯论诗推崇盛唐，提倡“神韵”之说，这个选本是他从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选取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八九五首而编成的。 〔１９〕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 字叔夜，谯国○（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诗人。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家诫》是用明哲保身思想训诫儿子的一篇文章，见《嵇康集》卷十。 〔２０〕 《闲情赋》 内容抒写对一位女子的眷恋。见《靖节先生集》卷五。 〔２１〕 《子夜歌》 乐府“吴声歌曲”之一，为民间男女赠答的情诗。《晋书·乐志（下）》：“《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２２〕 《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马二先生是书中的八股文选家。他游西湖吃处片的情节，见该书第十四回。“处片”，即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产的酱笋干片。哭范爱农〔１〕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送Ｏ．Ｅ．君携兰归国〔１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 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无题〔１〕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爸爸。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２〕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三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参看本卷第１４３页注〔１〕。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片山松藻（内山嘉吉夫人）的。 〔２〕 秦醉 汉代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悦）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赐）用此土，而剪诸鹑首。”按鹑首，星次名，我国古代将星宿分为十二次，配属于各国，鹑首指秦国疆土。越吟，《史记·张仪列传》：“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赠日本歌人〔１〕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２〕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３〕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的。原诗所写的条幅上题“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诗中“远”作“海”，“望”作“忆”。 〔２〕 春江 指春申江，上海市境内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江而得名。 〔３〕 西游，即《西游记》；封神，即《封神演义》。当时上海演出的两部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连台本京戏。湘灵歌〔１〕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２〕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３〕 三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诗中“如染”作“于染”，“皎如皓月”作“皓如素月”，“零落”作“苓落”。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后汉书·马融传》唐代李贤注：“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 〔２〕 高丘 楚国山名。《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３〕 太平成象 从“太平无象”变化而来。《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秋门，唐代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这里借指南京。自嘲〔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２〕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诗中“破帽”作“旧帽”，“漏船”作“破船”。 〔２〕 千夫指 《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孺子牛，《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晋代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牽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条幅所说“偷得半联”，指此。无题〔１〕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损战袍。〔２〕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３〕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诗是书赠郁达夫的；诗中“木落”作“浩荡”，“猩红”作“心红”，“吟不得”作“吟亦险”。 〔２〕 洞庭木落 《楚辞·九歌·湘夫人》：“粬粬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３〕 泽畔 湖边。《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离骚，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长诗。二十二年元旦〔１〕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诗中“到底”作“依旧”。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静农，即台静农。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夏历癸酉年元旦。题《彷徨》〔１〕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题三义塔〔１〕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蠣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３〕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４〕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５〕 六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蠣”作“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 鸠 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 大心 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 精禽 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５〕 劫波 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悼丁君〔１〕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２〕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 丁君 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２〕 剪柳春风 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赠人〔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２〕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３〕 其 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４〕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５〕 七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诗是书赠日本森本清八的；诗中“理”作“弄”，“但”作“独”。 〔２〕 越女 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女，原指西施，也泛指江浙一带的女子。 〔３〕 唱尽新词欢不见 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露映树鹧鸪鸣。”欢，古代吴声歌曲中对情人的称谓。 〔４〕 秦女 相传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箫作凤鸣（见《列仙传》）。这里泛指善弹奏的女子。梁尘踊跃，形容乐声的动人。《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 〔５〕 奔星 《尔雅·释天》“奔星”注：“流星大而疾，曰奔。” 《晋书·天文志（中）》：奔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阻郁达夫移家杭州〔１〕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２〕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３〕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４〕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诗是为当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写的；诗中“假”作“遐”，“风波”作“风沙”。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途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郁达夫于一九三三年春迁往杭州，并拟定居。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２〕 钱王登假 钱王即钱槿（８５２—９３２），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汉代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４８４），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他出奔吴国，助吴伐楚。后劝吴王夫差灭越，吴王不听，赐剑迫令自刎，“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３〕 平楚 南朝齐谢粕《宣城郡内望远》：“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所谓平林也。”高岑，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４〕 将军岳 指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后被主和派赵构（宋高宗）、秦桧谋害。杭州西湖畔有岳坟。处士林，指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诗人。隐居西湖孤山，喜种梅养鹤。著有《和靖诗集》。孤山有他的坟墓、鹤关和放鹤亭。《奔流》编校后记〔１〕 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３〕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４〕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５〕君正在大发《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６〕，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了，〔７〕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８〕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１９０２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９〕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 Ｂａｒｏｊａ ｙ Ｎｅｓｓｉ）〔１０〕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１〕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１２〕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约有四十种，多是长篇。这里的小品四篇〔１３〕，是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内，永田宽定〔１４〕的译文重翻的；原名《Ｖｉｄａ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１５〕，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１６〕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１７〕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１８〕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１９〕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２０〕，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２１〕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２２〕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２３〕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２４〕等；也有“锻冶厂”〔２５〕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２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２７〕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２８〕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F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Ｖｏｒｏｎｓｋｙ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２９〕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３０〕在《现代俄国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Ｖｏｒｏｎｓｋｙ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Ｔｒｏｔｓｋｙ，Ｒａｄｅｋ〔３１〕都已放逐，Ｖｏｒｏｎｓｋｙ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３３〕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３４〕，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３５〕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拾谷虹儿，〔３６〕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Fｎｅｎｋｏｖ〔３７〕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其中主要的是画家Ｉｕａｎｉｉ Ａｎｎｅｎｋｏｖ。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 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３８〕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Ｆ．Ｓ．Ｒ．”〔３９〕，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４０〕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４１〕的手法非常浓重的。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４２〕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４３〕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 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拔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４４〕。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４５〕。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４６〕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４７〕，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４８〕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４９〕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挑战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５０〕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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