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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果说，之前学校领导的错在于，“不深入调研，未尽本分，把学术上的疑团交给精神病医生”，那么，现在面对数位教授对我的肯定，他们非但没有主动找我的父母沟通，还给我证明自己没有病制造重重阻力，他们的错，就不仅仅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

质疑教材 本科生身陷“精神病漩涡”16载！

本人，程靖龙，祖籍陕西省蒲城县，1991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42专业，学号910286。

1993年10月，“见骆驼说是马背肿”，对于本人来说,完全出于自然的一些言谈、举动却招致学校相关领导判定有精神问题。

16年来，特别是1999年正月十二母亲死于非命后，本人众叛亲离、背腹受敌、厄运不断，却也能再次站起来像人一样生活着，足以证明本人的清白。

2010年2月23日，常州电视台已专题〔不完全〕报道。本指望能引起相关方面，特别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关注，希望能就相关事实进一步核实并做出解释，但收效甚微。

中吴网＞点播＞社会写真＞2010年2月23日视频的后四分之一部分，主题《埋没的青春》，约15分钟。报道中，医生的表态，我不能完全苟同，对我了解的人觉得那是因为医生缺少对我的调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却觉得，这也正是耐人寻味的地方。另外，这则新闻对真相的探究也仅仅只是个开始。下面的文字，是我凭记忆写出来的，我提到的所有事实，相信都能经得起进一步确认和考证。

“无风不起浪”，本人扪心自问，是什么样的个性特质难为了学校领导的判断？

1、“较真”的学术态度。比如，“滑移线理论”是锻造专业理论课的基础理论，本人三次学习三次质疑，俞汉清教授根本不会想到更无兴趣探究，一个大三本科学生能有什么见地。

2、顽强的“操守”。对于自己认定的，不放弃，不妥协。16年来，因谣言所伤致我人亡家败，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还社会一个真实的我、一个清白的我、一个对社会感恩对生活积极进取的我。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对“真”的追求和把持。

3、“自在”的姿态。比一般人对“真”更“计较”，还近乎偏执的“操守”，势必遭他人非议。若是还能保持一份另人不可思议的“自在”，就更让人难以理解。对我来说，我没有出格，本应“自在”如常。

这就是我，一个有想法并能秉持操守的学人！

有两个因素推动我，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要求学校恢复我名誉，还我清白：

1、16年来，精神病的传言彻底毁掉了我的生活基础，我的人生，因此而荒废了宝贵的青春年华。除了妻儿，年将不惑的我还是一无所有，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没有稳定收入，更不知未来该如何面对。当身体偶有不适，我不由的想象以后的岁月的不堪，我根本不敢想，当我的女儿20岁，我已是即将花甲！我希望，我更需要，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和单位对我负起应负的责任。

2、1993年10月开始，西北工业大学对我所做的，折射出我国某些高等院校行政管理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一是面对具有较强个异性的学生，他们只愿粗暴地干预，不愿深入调研，把本来属于学术上的疑团推给精神病院，使得当事人卷入无力自救的怪圈；二是意识到自己存在失误，却还能置学生死活于不顾，将错就错的“旁观者”姿态。希望我的遭遇能够避免后来者的不幸。

说起我的个异性，1993年10月的集中显露，其实是十几年来独特的学习、思维特点日渐成型并偶有所获的“瓜熟蒂落”。我所接受的，必然是经过我的思维认可的；没有经过我的思维认可的，我必心存疑惑。

1993年10月以前我已对人性、利益和思维等，有了独到而新异的见解。大学一、二年级期间，我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更是从自身的学习和生活中领悟了几乎所有困扰着在校大学生“内心成长”的问题。

我觉得自己不再有“内心成长”的困扰了，想到自己曾经被那么多成长的烦恼折磨过，决心把自己悟透这些烦恼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同学。

1993年9月的一天，我买来毛笔和一大张红纸，写了一张海报，趁吃饭前张贴在第一被告四系食堂用于张贴广告的墙面上。主要内容如下：“如果你不舒服，只要不是想打人，请来找我，认领精神保健产品……”

一石击起千层浪，学校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面对学生处处长谭振亚，我坦言张贴这样的内容有自己的想法，这件事也就算过去啦。

可我认为，“全面的成长”应该摆脱大学校园的局限。为了争取更为开放的成长环境，我向系领导提出，“给我两年时间，我离开校园‘感受’社会，两年后再回到校园学习”，系领导不同意，我便说：“不答应的话，我退学都可以。”

听到这话，系领导谎称答应我，同时发了电报给我的家人，并当面告知我家人，我精神可能有问题。后来我在家待了一两天，父母觉得我并不存在精神问题，又给我讲了一些社会上的大道理，要求我按照学校安排好好上学。

返校后，我再次去找学生处处长谭振亚，谈我对于大学生“内心成长”的认识，得到了谭处长的赏识。谭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当着另一位校领导的面交给我，方便我在办公室空闲时学习用。另外，谭自己送给我一本书《成功的秘诀》，并安排四系领导李杰，给我找来一本《社会心理学》。

我对于系领导发电报给我家，怀疑我精神有问题，心里一直觉得不妙。

紧接着学习《金属塑性成型原理》课时，我发现了“滑移线理论”存在着漏洞。对于具有我那样思维特点的学生，发现这种理论漏洞是很自然的。我心想，若是我的这一发现真的有道理，完全可以证明，我的确具有其他同学不具有的思维优势，之前我所提出的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痴人说梦。反复推演确保无误，我去找任课教授探讨以寻求认同。想趁此彻底消除上次系领导怀疑我精神有问题给我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潜在的隐患。

可能是俞教授教学任务太重，没有闲功夫，他根本不愿听我深谈，他劝我不要钻牛角尖。而我怎肯罢休。

我清晰记得，可以在谭处长办公室学习的那段时间正值深秋时节，我数次打开门窗、开启电扇试图吹散办公室难闻的烟味，也惹的几个校领导侧目交耳。

有偏见的眼光，得出有偏见的结论。系领导开始有意隔离我与谭处长见面，并且以谭处长的名义从我手里要走谭处长办公室的钥匙。

后来学校领导征得我同意，专车带我去西安市大雁塔精神病院。我之所答应去，是因为我认为，医生肯定是这方面专家，必然先是深入了解我的思想才下结论。我把随身带的书包里的日记本，当做向医生展示自己精神世界的手段。可是我错了：医生根本不愿看我的日记本，只是听了送我去的两位老师的说法，当即要求办理住院手续。没办住院，两位老师随后带我回到学校，通知父母亲把我接回家治病。

这次，学校领导似乎得到了陕西省专业的精神病医院的诊断支持。但我要说的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判定我有病，几乎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1、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的举动；2、送我去精神病院的人谈送我去的理由。陪同我去的两位老师，不可能告诉医生：这个学生发现了教材中的理论漏洞，而这种发现理论漏洞的能力是他具有的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并且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得到了十多年的训练。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西北工业大学把学术上的疑团打个包，去难为精神病院的医生。这实在不地道，但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系领导告诉我家人，“如严格办事，患精神病的学生理当劝其退学。”家人不敢设想我被校方以精神病为由劝退后的结果，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加紧把所谓的‘精神病’治愈，以免彻底毁掉我的前程。

回家后的当天晚上，父母亲等多位亲属把我逼在炕上，软硬兼施要我吃下抗精神病药片。父亲老泪纵横，“娃呀，我觉得你啥都好着，可你学校领导说你有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把这药吃了，咱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有句话，“吃错药了”，跟“脑子进水啦”意思一样。无独有偶，四年后，我已经在红原航空锻铸工业公司上班，与我同室而住的姓齐的朋友因为吃了一碗父亲偷偷给我放药的面条引起第二天浑身肌肉抽搐，眼、舌不能自控，被公司医院中医专家当即判定为“癔病”,即精神病。

 也就是我吃下药的第二天，父亲带我到一家精神病院。因为我极力反对住院，三五人齐上，打一针，醒来时已是上吐下泻，目光呆痴，口水直流。前来探病的亲人眼中，我已是十足的精神病患者。

从此，我的家庭再也没有安宁过。父母把对我所有的爱化作精神病药物强加于我，我却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大约折腾了两三天后，我被转到另一家医院，父亲骗我说是给我治疗“神经衰弱”。直到住院治疗大约一个月出院时，在我一再追问下，父亲承认，“给你治的，就是精神病！”我欲哭无泪，我愤怒，却又无奈。我听惯了一句话，“精神病越严重，越不承认自己有病”。我能做的，只有用尽量温和的方式不断提醒父母亲，“我没有精神病。”母亲好几次绝望地表示，“人家娃也得病，吃了药病就回头，我生的娃跟人家不一样，药吃了那么多像吃在石头上……”

我以“神经衰弱”之名休学的，1994年9月返校。当我第二次学习《原理》课，“滑移线理论”的漏洞又一次摆在我的面前。经过进一步反复推断，我坚信自己是对的。我再次找俞教授要求探讨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被父母接回了家。

1995年春节刚过，即2月7日一大早，父母亲带我到家乡附近的另一家精神病院。这次，我跟医生达成协议：“我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一个月内我完全配合治疗精神病，但是满一个月后，如果我还坚持自己的想法，医生得承认我没精神病，并且赔付我20万元。”3月8日早，医生查房时，我如约要求给我说法，得到的却只有搪塞。父母亲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出我所希望的结论，他们继续要求我吃精神病药，指望着我的“病”能有好转的迹象。而我，开始寻找、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证明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

经过反复折腾，我深刻的意识到，无论如何，我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清白。1995年9月，第二次休学返校后，我一方面学好分内课程，一方面尽量把自己先前有关思维等研究的构想写成文字。到毕业前，共有三个事实有力的支撑了我：

1、第三次学习《理论》课，临考试前，即1996年元月，我终于想办法要俞教授听我谈了关于“滑移线理论”漏洞的事。最后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像我那样想过，建议我找博士导师吴诗惇教授。我跟吴教授先谈了教材上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得到了认同，接着谈“滑移线理论”漏洞时，他建议我找另一位博士导师，罗子健教授。当罗教授得知我还是个本科生时，他要我先跟他的三个博士生谈。听了我的陈述后，三个博士生都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过，随后罗教授细心听了我的陈述、分析，对我的判断给予了充分肯定。

2、1996年3月，我写了一篇表白自己价值观的小品文《生活如裁衣》。《西北工大报》主编看稿后当即表示：“3月份有会议要报道，版面紧，4月份一定刊发。”凭这篇文章，毕业前，我拿到校团委发的征文大赛三等奖证书。评委刘山说，之所以要给我奖项，看中的不是我的文采，而是思想。这篇文章并没能刊登在《西北工大报》，当时就有迹象表明，这与我精神病的传言有关，也是我第一次因精神病传言遭受不公正待遇。

3、1996年4月，我写成概要形式的几篇哲学文章，这也正是我一直重点探究的问题，《人性论》、《利益论》、《思维论》和《形式是内容的延伸》等。这几篇文章得到了哲学教授王**老师的积极评价，他说，这几篇“每一篇都是一本书”。由于这些，一些同学说我是研究哲学的。我纠正说，我不是研究哲学，而是我的研究具有哲学性。

至此，证明自己清白的条件已经基本形成了。1996年7月17日上午，我拿着一份自己拟订由同学执笔完成的《证明》找系领导要求核实并加盖公章。系党委副书记，李杰老师，正是他一直出面解决有关我的问题，仔细看了一遍两页纸的“证明”内容后说，“要盖系上公章的话，我得对每一个字负责，你找你们王**老师对这句话签个字，我就盖章。”下午，我径直去社会科学系，找到王教授。听我说明来意后，王教授看了一遍“证明”材料，在“每一篇都是一本书”的引用旁欣然写下“王**17/7”的字样。

当我把王教授的签字拿给李杰副书记看时，他一下子变得失态，“这、这这……我得跟书记商量……”然后走出了办公室。不一会，他进来，对在场的另一位女老师说：“许老师，把章子给盖了。”听那口吻，刚刚吃了定心丸。他要在证明上加一句话，我当然很高兴。“医学上，以前、现在尚未证明。”从李杰副书记的这句话，我读出这份证明特别的分量！

本以为有了这份证明，父母亲就能明白事情真相，从此不再逼我吃精神病药，甚至他们还会协助我要求学校为我恢复名誉。可是我把这份证明拿给父亲看时，他说：“学校领导那是在安慰你。”当我强调哲学教授对我签名肯定，还有两位博士导师的认可时，父亲说：“人家那是在看热闹！”我真搞不明白，“父亲这是中了哪门子邪了！”

我曾多次央求学校领导，跟父亲见个面，把我这种情况的特殊之处沟通一下，可没有人当回事。如果说，之前学校领导的错在于，“不深入调研，未尽本分，把学术上的疑团交给精神病医生”，那么，现在面对数位教授对我的肯定，他们非但没有主动找我的父母沟通，还给我证明自己没有病制造重重阻力，他们的错，就不仅仅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

我的父亲坚信我有精神病，到了入魔的地步。1996年冬天，我们要到成都实习将近一个月。老父亲甚至试图找学校领导不让我去。他害怕，一个月没有人监管，我会犯病。事实上，一个月没有吃药我顺利完成了实习。我把去成都时带的药一粒不少摊在父亲面前，想证明，“不吃精神病药，我一样能保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父亲根本不理我那套，依旧担心着，小心翼翼叮嘱着、监督着、强迫着我按时按量吃下每一顿药！父母亲省吃俭用，只要听说能治我的“病”，再贵的药也舍得买。我怎能舍得老人伤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临近毕业，我越发为日后的就业、婚姻和事业感到不安。我一再跟父母亲强调，必须在毕业离校之前，要求学校替我恢复名誉，否则会给以后的生活埋下祸根。父母亲根本不理会。以后几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不幸都被我言中。

在一次校园人才交流会上，我跟咸阳一家不错的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几天后，我被叫到系办公室，那家单位以“了解了”我的情况为由，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后来听说，那家单位听到了有关我精神病的传言。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想不通，系上领导明明知道事实真相，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况且，这样的事就发生在系办公室！

后来，我与红原航空锻铸工业公司签约。当年一同去这家单位的，还有另外五个校友。他们都是专科生，知道我本科后，都奇怪我为什么选择到这家单位。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真希望自己能在这家公司平平安安工作，快快乐乐生活。我安慰自己：“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可是，顺利毕业并没能让我摆脱精神病阴影的控制。

父母亲在我工作的地方租了房子住下，说是照顾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担心我“精神病”复发。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支持自己没有过病，我坚决不同意继续吃药。可是父亲常常把药偷偷放在我的饭碗里，令我防不胜防。由于药物的作用，我常常在上午十点左右，感觉面部肌肉开始不自然，眼神开始不受控制。我不得不把自己的遭遇状况告诉办公室科长，寻求理解。另外一个有关我精神病的传言无法回避的因素是，我大学的专业老师常常来公司处理技术问题。纸里包不住火，我做好了直面西北工业大学那段历史的心理准备。

当时，我似乎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考研。我跟同室而住的姓齐的朋友很投缘，决心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一起好好学习。可是，只要听说我下功夫学习，父亲就会把精神病药加量偷偷放在我的饭碗里。也就是这位朋友，吃了一碗父亲给我准备的面条，第二天就被医生诊断有精神病。从此，他再不敢和我一起到父亲那里吃饭。我对父亲的做法，极其痛心但却很无助。

我要成一个家，那样我就能把父母亲从我身边赶回老家，彻底摆脱精神病药物的控制。我不可能隐瞒西北工业大学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每一个跟我有处朋友想法的女孩，我都及时告诉她，我有这样一段很难讨回清白的历史。

有一个人，也许被我的真诚打动，面对传言，她没有退却。她甚至用一句，“他即使真的有病，我也把他养活到老。”让我的父母亲在绝望中找到一丁点安慰。1998年3月28日，当我的母亲抽泣着答应离开时，她还能对我说，“娃呀，你有福！”这一天，我终于彻底摆脱了精神病药物。从此，我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走人生的下一步了。

我着手为向西北工业大学讨要清白做准备。虽然，我不知道这段路有多远，有多少艰难险阻，可我觉得，“这已经是我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

我通过派出所把名字改成“凡仁”，指望着有一天体面时再改回父母给取的名。我隐约感到自己要走一段风雨飘摇的路！

另有一项准备值得细说，我去第四军医大学找到精神病权威王家华教授，拿到了“精神状态正常”的诊断证明。那是1998年5月7日，我带着大学时写的厚厚的一沓文章和材料挂了王教授的门诊号。我向王教授讲述了自己在西北工业大学的遭遇和眼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告诉王教授，我要求做精神鉴定的目的是打算向学校讨回名誉清白。王教授大略翻看了我带去的材料，跟我说，“我出证明没有用，大雁塔旁边的戒毒所专做精神鉴定，我写张字条你带着去。”当我匆匆赶去刚迈进那院子的大门，只见一个人迎了上来，他似乎知道我，说，“你这情况，王教授出张证明就行。”当我再次赶回西京医院，几乎就在我推开门的同时，王教授顺手撕了张诊断证明用纸，填写好并加盖了公章和他本人的私章。这是我1993年与精神病有染后拿到的唯一认为没有精神病的诊断证明。

当我拿着这份证明找学校领导要求恢复名誉时，得到的是，“学校从来没有人说你有精神病，是你的家里人带你看精神病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找媒体了。我去过《西安晚报》和《华商报》，都没有人搭理。虽然，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勇气再去陕西电视台，可我始终觉得，总有一天媒体会关注我。不幸早就发生了，可悲剧才刚刚开始……

1998年7月22日，也就是结婚后不久，我向红原航空锻铸工业公司提交了《辞职书》，当天拿到了《辞职证明书》。对我下决心要寻求学校恢复名誉清白充分理解，我的这项决定得到了前妻的全力支持。

辞职后的几天里，有一种风声迅速在红原公司内外传开。红原公司公安处所有厂区门卫被通知，“凡仁和某某两个人有精神病，不得放入厂区。”有次我见到公司党委书记李某，问他，“不允许我进厂区，我的党组织关系怎么办？”李某说，“等你找到新的接收单位再说，即使这样，我们到时也会建议劝你退党。”本来就没有单位肯接收有精神病传言的人，更没有单位会让有精神病传言的人安安稳稳上班。面对这样的回答，我对找到新的接收单位彻底绝望了。破釜沉舟也要争取学校公开为我恢复名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到处碰壁又失去经济来源的我，把能找的同学都找了，有念旧情的出于同情总会给我几十、几百解困。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指望我还钱，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起来。

1998年深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加之多次收到下岗通知，前妻对我的经济支持已经是了了无几。在不幸中抗争的我，曾经两次被关进红原“狱室”。腊月廿四哪天，红原公安处用警车把我和前妻双双送回我农村老家。前妻和我很清楚，被这样送回家会惹怒我的家人，后果不堪设想，坚决不同意下车。为了一泡尿，我们被骗下车。就在这时，警车迅速调头疾驰而去。看着警车离去，前妻“扑冬”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漆黑的旷野中，刺骨的寒风里，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哀号预示着一连串悲剧的发生……

夫妻双双被单位用警车押送回家，对我的家族来说，真算得上奇耻大辱！

自从回到家里，任凭我俩怎么样解释，父亲兄长根本听不进一句话，也没有一个人骂我或者责怪我。我带着前妻到众亲戚家游说，希望能有人帮助我们跟父兄重建沟通，可是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我清晰的记得，年三十晚，我再三向父亲谈我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打算时，父亲双眼紧闭，唇齿间挤出几个字：“看谁听你说哩！”这种表面的平静让我俩预感到了潜藏的杀机。

1999年正月初二开始，家里人三番五次背着我软硬兼施要赶前妻离开。出于对我的安全的考虑，她坚持赖着不走。正月十一那天，家人亲戚下大力气一定要前妻离开。看实在拗不过，我跟前妻说，“你一个先过去，我，本事大你放心。”怕前妻反悔，据说家人从镇上还叫来出租车，把她送走。

第二天发生的事，我不忍心再提起……

我只想说，我的母亲第二天晚上离开了人世。母亲入土后，我于正月二十二离开家，在两位长辈的陪护下回红原公司。离开家的那天，家里墙根下竖着一根粗木桩，木桩上系着铁链，这是大哥本来为我准备着的！

也许是因为公司知道我家出了人命，就在我回到红原公司后的一天晚上，我遭到公司公安处的围捕，我成功脱险了。这样的事，他们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为了保住生命，寻求机会，我一路乘“霸王车”，从西安到上海，然后先后经过无锡、南京、郑州，历时约一个月，最后回到西安。

1999年清明节晚上，我流浪在西安市的街道上，用仅有的几元钱买来香纸和冥钞，向远在天国的母亲报去平安，也希望母亲在天有灵，能给我指一条生路。

第二天，我再次找西北工业大学相关领导，告诉他们，有关我的精神病传言已经导致我家发生了人命的事实。然而，始作俑者的西北工业大学领导会怎么做，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学校领导写了一张便条给蒲城县人民政府，请求帮助我与家人之间协调沟通。

后来，我去过三原县信访办，也进过三原县法院。除了三原县法院一个接待我的年轻人听了我的遭遇后给我十元钱表示同情外，没有人理会我。对我了解的人，再也没有人敢相信，这辈子，我还能走出这样的人生困局。

走投无路的我，多次找学校领导，他们根本不理。有一次，学校要几个人把我带上车拉出去，丢到远处，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什么是强权，什么是霸道，这时候的我最有体会！

别无选择，我回到红原公司。在这片极富爱心的土地上，我又花了四年时间，谱写了一段人生传奇：方圆数十里，数万人的眼皮底下，我把一个“疯子”彻底洗刷成“人”！

1999年，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没有人肯接受一个“疯子”的有偿劳动。

夏天，我捡来啤酒瓶卖钱，白吉饼维持着我的生命；

秋天，我可以吃到野地里美味的酸枣；

冬天，农民果园挂在树梢的冻干的苹果疙瘩，地里冻了霜的油菜叶，还有过不了冬的野鸟和野兔都成了我生命的支持。漫漫求生路上，我一直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我的心底里有一盏灯，在远处，一直亮着。

长歌当哭，我用300余首诗词，近20首歌词，倾诉着、表达着、歌唱着一个生命的心声。下面这段用的是《上海滩》的曲，写于1999年12月。这首歌，我唱了十六年……

流浪，流亡，

浪中我不懂谁是龙王？

心儿慌，仰头望，

天宫之水不曾这么脏！

喊爹，喊娘，呼唤天良，

做人总是被贼伤。

天朗朗，地茫茫，

整天只有把正义儿想……

当我再一次重新站起来，能像人一样体面地生活在红原公司这片热土上时，我通过派出所把名字改回“程靖龙”。为了修复我和亲人之间的感情，更为了向家乡人展现一个本真的我，2003年9月，我回到老家蒲城谋生。

2006年4月，我和妻子背井离乡来到常州，希望通过努力挽救自己塌陷的人生。可是遗憾的是，贻误了“春播”时机的我，哪里还能指望“秋收”？

希望媒体能够关注我，关注我的家庭，关注西北工业大学，关注红原航空锻铸工业公司，关注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段不算和谐的往事，还我和我的家庭一个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

我希望有一天，当我回顾往事，已不只是哀伤；当我展望未来，已无须无奈、更无须恐慌……

注：⒈部分证据材料，见人人网“程靖龙”的博客空间，

⒉文中所提到的所有事实，经得起深入调查。                 

  程靖龙于2010-6-13补充修改，不到之处可参考《民事诉状》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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