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曹锟是个啥样的总统

『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曹锟是个啥样的总统　　
　　
　　 曹锟（1862.12.12～1938.5.17）直系军阀首领。乃是近代中国一个以“贿选总统”而“闻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算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大总统”。字仲珊，又作仲三、仲山。直隶天津大沽口人。其父曹本生，以排船（即建木船）为业。兄弟姐妹七人，其是行三。幼年曾入私塾读书数年，粗通文字。十六岁后，推小车贩布为生，来往于天津大沽之间。因嬉喜玩乐，将本钱陪光。又好练武，与葛沽一带的流氓头子经常混在一起，游手好闲，惹是生非。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任毅军哨官。 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到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1营帮带。从此依附袁世凯，历任北洋常备军步队第11营管带、北洋陆军第1镇第1协统领、第3镇统制等职。1907年率第3镇进驻长春,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宣统三年)率部在娘子关进击山西响应武昌起义的民军。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官。1915年9月上书请改国体为帝制，为袁称帝推波助澜，10月任虎威将军。年末爆发护国战争,任北洋军第1、第2路总司令,指挥所部由川、湘攻滇,被护国军击败。1916年6月袁病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9月任直隶督军，在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中左右逢源。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阴谋活动，后又投机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率部入京讨伐张勋。7月兼署直隶省长。8月爆发护法战争，又在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时而主和,时而主战。10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年底任援湘军第1路司令。次年1月任两湖宣抚使，率北洋军2个师和5个混成旅，经鄂入湘进攻护法军，连占岳阳、长沙、衡阳等地，6月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919年冯国璋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7月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爆发直皖战争，联合奉系打败皖系。8月任直鲁豫巡阅使。1922年又与奉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奉军逐出山海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职权，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拥黎元洪复职后，又多方刁难，一年内迫使内阁六次倒台。1923年6月，指使党羽逼宫夺印，将黎元洪逐走天津。10月5日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台,囚禁于中南海。1926年获释，到河南投奔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曹寓居天津。在日军占领天津期间,拒绝出任伪职。1938年5月病死天津。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发迹生涯：
　　 曹锟年轻时不愿务农，又不肯随父学排工，到处惹事，行同流氓，只是时机来得巧，二十岁时，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袁世凯认为曹锟长得“虎形而有福相”，且粗通文字，遂派其为右翼步兵一营帮带。曹锟在社会上经过了数年的游荡之后，深得钻营之道。当他知道天津宜兴埠曹克忠与袁世凯有世交，即备厚礼，以同宗的名义拜访。曹克忠认其为族孙，并由曹克忠的姨太太去向袁世凯请托，此举果然奏效，曹锟立即受到袁世凯的知遇，青云直上，1899年曹锟升为武卫右军学兵监督，1901年又升为武卫右军步队帮统，这一年山东河口决堤，情势危急，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亲赴工地指挥，并且调用武卫军工程营最新器械及炸药救急，终于制住险情。事后，袁世凯论功行赏，其中曹锟以补用都司受到嘉奖。同年十月，曹锟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关注。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曹锟任第一协统领。1906年彰德秋操，曹锟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又以尽先补用副将升第三镇统制。成立于1904年2月的袁世凯军北洋第三镇可不简单，它的将领是北洋各镇中的骨干，是袁世凯的基本力量，清廷于东三省改革时，此军被调往东北，对于有效控制东北，作用甚巨。1911年，曹锟被授予副都统衔，旋又补总兵，后又以提督升用。辛亥革命前夕，其属下之第三镇奉调至娘子关，监视北方革命势力。不久，袁世凯又将第三镇调往北京，其目的“先是清廷久不决定大计，袁乃召曹锟所统之第三师入京，以资控制。及民国成立，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锟继任师长，驻扎于军事要地南苑，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爪牙。
　　两面三刀：
　　 1912年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出专使赴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认为此乃孙中山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的话，就只能做一个花架子总统，于是考虑对策，指示部下于2月29日在北京制造兵变，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的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此次兵变，实则专以搜刮银钱及贵重物品为事，东四牌楼以北及其南崇文门内外、正阳门内外均遭到乱兵的抢劫，场面实为混乱，乱兵过处，当铺、钱庄、银号、绸缎店、珠宝市炉房以及小康之家均遭“清扫”，抢劫之后，又纵火焚毁。更重要的是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一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此次兵变，不仅使人看到袁世凯的手段之卑劣，居心之险恶，更是曹锟作为袁氏鹰犬之作用大为巩固。是年，中央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2月28日，因曹锟在北京的“功劳”，获得了由陆军总长段祺瑞颁发的白鹰勋章。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1913年，携慑服革命党“二次革命”之余威，袁世凯派遣曹锟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作为袁世凯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棋子，1914年4月14日，曹锟又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专力弹压南方革命力量及西南地方实力派。此一时期，曹锟常驻武汉。
　　 曹锟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企图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其于1915年9月与张绍以直隶代表的名义请求改变中华民国的国体，一个月之后，报答来了，曹锟被授予“虎威将军”的称号，次年12月21日，又被“洪宪”袁世凯“皇帝”授为一等伯爵。1916年1月5日，曹锟被袁世凯派去四川督师，其时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出师四川。两军对垒，曹锟部下纪律败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加之水土不服，战斗力急剧下降，护国军虽多未历战事，但其众多为滇蜀义士，反袁之意已决，故而事实上反占优势，两军相持历久，曹锟毫无进展。不久（6月6日），主子袁世凯于病亡，次日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职位，曹锟先是在四川驻扎了一段时间，1916年7月又返回保定，9月16日被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曹锟就在这时开始着力培植自己的直系势力。
　　 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时，段祺瑞被总统黎元洪免职，政局混乱，1917年7月1日徐州的张勋乘机提兵进入北京，赶跑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在这中间曹锟担任了西路逃逆军的总司令，张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段祺瑞、曹锟等军的对手，不出一个礼拜，复辟丑剧即告收场，之后，曹锟以直隶督军又兼任省长之职，权重一方。曹锟在这一幕政治丑剧中的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于事见风使舵，见机行事，两面骑墙，先是在黎、段争吵当中紧紧跟随段祺瑞，又与黎元洪保持联系，两面光滑；张勋阴谋复辟之时，对其表示默许，但还是经常与在北京的黎元洪不时联络感情，以求有退路，后来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又在河北保定张贴布告，指责张勋为南京逃臣，为谋窃国柄，挟持宣统，实行复辟，实在是民国的巨贼，其罪罄竹难书，同时他还声称自己素持改良政治的希望，对于任何复辟的行为都是绝对反对的。他甚至还在与张勋的辫子军作战的时候，准备自掏腰包一万元犒赏三军，实为圆滑。驱张运动之后，段祺瑞恢复总理职位，大权在握，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似乎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更深的矛盾在产生。段祺瑞是皖系统领，后台乃是日本，一直想武力统一中国，造就皖系的天下，而冯国璋也来头不小，其与段祺瑞同为袁世凯时期的“北洋三杰”，又是直系首领，后台老板乃是英美，英美自然不会让日本独占中国，反映到军阀头上，就出现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对立，在是否进攻孙中山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上形成了新的“府院之争”。
　　 段祺瑞为了对南方军政府作战，以各种名义向日本借款，并且计划由四川进攻云贵，由湖北进攻两广，同时加强在湖南的军事力量。而南方军政府中的桂系原来想通过冯国璋维护湖南以及南北双方现状，而在段祺瑞向湖南用兵之后，桂系深感威胁，于是就决定援助湖南方面，从此，湖南的战事就升级为南北之战，而在北洋政府内部，在对南方作战的问题上，直皖矛盾就明朗化了。1917年湖南战争开打，11月4日王汝贤、范国璋突然从前线来电主张撤兵停战，紧接着长江沿线的三个督军又公开主张停止川湘战争，这就给了段祺瑞极大的压力，使其只好宣布下野。11月8日，曹锟等人联名发表“巧电”，主张停止内战，并且表示愿意充当南北之间的“调停人”。在这个时候，曹锟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施计从朱家宝手中夺得二十营淮军，扩充成五个旅，一时成为中国北方势力最大的军阀。其大本营地近北京，着实举足轻重。11月20日，曹锟忽然又向段祺瑞表示，“巧电”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就签发了，因此不算数，缘何如此？原来徐世昌曾经向曹锟指出：“芝泉（段祺瑞）太自信，而华甫（冯国璋）亦不应阴唆范、王倒戈失湘，而君等复迎拒其间，从此北洋团体分裂，子亦有责焉”。曹锟作出上述表示之后，段祺瑞如获至宝，马上派自己的得力干将徐树铮赶赴天津，以副总统的职位为诱饵，说服曹锟同意南下作战，而此时冯国璋仍旧想与南方的桂滇军阀和解，为此于12月26日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双方军队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为，但是由于直系大员曹锟与皖系段祺瑞组成了主战同盟，冯国璋势单力薄，一纸布告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主战一派照打不误，。正在直皖两系在对南方和战问题上争斗不断的时候，1917年12月1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直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黎天才、王天纵等等也宣布自主，冯国璋压力顿增，被迫发表了对荆湘局部讨伐令，并以参陆办公处奉总统谕方式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此时曹锟的第三师到了湖北广水，准备进攻湖南，并决定在湖北与原宜昌的吴光新等人会商后向荆襄发动进攻，不久，吴光新部与曹锟下属吴佩孚部分别占据了荆州和襄樊。当曹锟等进攻荆襄的时候，南方桂滇两系对北洋政府种种举措提出责问，同时派出军队向岳州方向进击，1918年1月27日收回岳州。北方皖系对此火冒三丈，最后，冯国璋在皖系的压力下发表电文，命令总司令曹锟、张怀芝进兵。曹锟同时还被委派为两湖宣抚使，正在此时，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通电，反对战争，冯国璋和段祺瑞均极为光火，而曹锟此时却不肯附和主战派对冯用兵，却提出让冯玉祥革职留任，开去陆军中将职，由他来节制调遣。曹锟的圆滑本事在此亦显露无遗，在直皖两系的争斗中间，只要对自己有力，他是会紧紧抓住不放的。曹锟不久又以战功升四省经略史。1917年10月10日，冯国璋任职期满。徐世昌正式接任大总统。当天，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也被解除。为安抚曹锟，徐世昌授予其九狮钮宝光金刀。曹锟虽然得到如此之隆宠，但是对于没有当上副总统一事（此事下边将会述及）甚为不快，而且又在选举当中丢人现眼，于是就以称病为由回到保定做土皇帝去了。
　　
　　首次贿选：
　　曹锟不得意的第一次贿选发生在１９１８年，那次是选副总统。那时，“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京政府，由直系人物冯国璋代理总统，实权则操纵在国务总理、皖系军阀首脑段祺瑞手中。段在其“武力统一”南方的图谋遭到孙中山坚决抵制后，转而倾力扩张自己在北方的势力，削翦异己，稳固地盘。经过利弊权衡，段祺瑞决意首先向直系开刀。机会很快来了。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当年１０月１０日，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届满，应由国会改选新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正好让段氏得以乘机出手，“合法”地搞掉冯国璋。但他又忌于直系力量尚强。为了分化、离间对方，段把利诱、拉拢的目标，锁定在次于冯国璋的直系二号人物曹锟身上。
　　 还在６月间，北京政府就下令，特派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如此大辖区之“地方官”，实为民国开元以来所仅见。印铸局专门为曹锟铸就一枚银质狮纽大印，净重足足２斤多，比当时所有的督军、省长，甚至内阁总长的官印都要阔气。段祺瑞又指命心腹徐树铮三番五次给曹锟灌“迷魂汤”：只要拥附皖系，卖力帮衬，将来“新国会”改选，一定捧其做副总统——事实上，段祺瑞骨子里从来就瞧不起这个津沽“布贩子”出身的武痞。许曹为“副”，不过是皖系的“一时权宜之计”罢了。
　　 可曹锟却从此愈来愈痴迷地做起了他的副总统梦。此人生性嗜财贪权，追显逐荣。在他的如意算盘里，既然先前黎元洪、冯国璋皆是由副总统而“晋升”总统的，那末，如今只要自己捞着了副总统的头衔，也一准能够稳笃笃坐总统交椅了。偏偏事情没有曹某人一厢情愿的那样顺遛。９月４日，当段祺瑞一手拼凑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因多数议员均为皖系“安福俱乐部”政客，故名）在北京组织参、众两院４３０多名议员投票选出了新总统徐世昌之后，第二天继续开会选举副总统，到会者竟不足昨日的１／５，根本无法投票。“新国会”只好临时决议，延期“选副”。消息布露，对曹锟不啻兜顶一瓢凉水！段祺瑞呢，因为“选总”已然实现了他推出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以逼迫冯国璋下野的预谋，再加上原本就非真欲选曹，此时乐得袖手一旁，装聋作哑。
　　 “新国会”的议员们所以缺席罢选副总统，其背后的主因，是北方各派军政势力又勾结又倾轧的利益争斗。除了皖系“安福俱乐部”的成员（被统称“安福系”），国会中还有旧“交通系”、“研究系”等非皖派别。它们与“安福系”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倒不是存心要难堪曹锟，把他晾起来，只是不满“安福系”独霸国会而故意“不与合作”。同时，这“系”那“系”握有所谓“投票权”的政客们，又大半是抱着发一笔“选举财”的念头来北京的，不少人直言不讳：“我们选总统尽了义务，选副总统不能再白尽义务了！”公开亮明伸手要钱的架势。
　　 ９月下旬，就在段祺瑞对“选副”乐作壁上观的时候，吴佩孚等直系大员通电质疑北京政府伪造民意，包办选举，使段氏不能不转变初衷，以实际的捧曹当选来平缓眼前危机。于是，段亲自给“新国会”写了推荐信，煞有介事地称道曹锟“功绩昭然，维持大局”，“若能当选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云云。他并且派出亲信，游说奉系支持选曹；还暗示曹锟，为了选举顺利，得破点费花点票子收买关系。事情“山重水复”，忽又“柳暗花明”，曹锟自然喜出望外。但是，他的那颗做惯了交易的脑袋瓜子，也的确够精明的——徐世昌当选总统没出多少“票价”，凭什么我曹锟就该“放血”？可不“放血”又怕捞不到选票。曹锟心计用足，末了，硬是缠住北京政府，以“发付军费”的名义先给他１５０万元，由他再挪作“选副”的“运动费”，每张选票标价２０００大洋——凡投曹锟一票，当场兑现支票一张。而曹某人自家的私房腰包，到底也没掏一个子儿！
　　 １０月９日，“新国会”参、众两院的“选副”大会终于开场。奇怪的是，到会议员依然稀稀拉拉，蔫精走神。众议院议长、“安福系”骨干王揖唐，建议将会场大门关上，只许进，不准出，以便凑足法定的投票人数。此言甫落，连一些先已到会的议员也觉着气氛不对，匆匆离席。后来，听说有５０多名旧“交通系”议员在万牲园（动物园）游玩，王揖唐立刻自己驾车，赶去那边拉人，怎奈拽住张三李四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载回８个。当天的“选副”只能流产，改期１０月１６日再选。岂知１４日那天，又有近百名非皖系议员提前动身，移宿天津“吃花酒”去了。急得王揖唐连夜纠集孔武之徒，分乘１２辆汽车，风风火火赶往津门“绑议员的票”。这班人搜遍当地青楼，居然一口气“捉”牢４０多名议员，也不等“肉票”穿好衣裤，通通塞进车内。其时，已是１６日凌晨３时许。那些被“捉”的议员在车上狂吼乱叫，惊动了街头巡警，喝令扣证检查；待车抵北京，晨雾里又逃脱了好几名议员。这天的上下午，尽管王揖唐犹不死心，派人在城里挨家逐户“坚请”议员到会投票，京师警察总署也特地给国会加岗增哨，严禁议员中途开溜，但结果还是人数不足，流会收场。
　　 事后，才渐渐厘清了贿选失败的底细。一些非皖系议员继续罢选，固然仍旧出于政治原因，可其他包括许多“安福系”成员在内的缺席者，却几乎全是冲着曹锟的“太瞧不起人”：那几天，恰好有人在《顺天时报》上看到，曹锟花１０万银元，从武汉妓院新纳了一刘姓女子为“侧室（姨太太）”。此讯不胫而走，激怒了众议员，纷纷詈骂曹锟“吝啬”，“目中无人”，一张选票２０００元，“议员的身价仅及他小妾的１／５０”，谁还会买曹锟的账！至此，段祺瑞认为皖系对于曹锟的“选副”，“已经作了最大努力”，够意思了，“既然数番无济于事，就不必再行此种徒劳无功之选举了”。
　　 在这场丑剧中，曹锟和那个秉承段意、赤膊上阵的王揖唐，前者乃“贿选”主角，后者充锣鼓跑腿。丑剧演砸了，双双洋相出尽，脸面丢光。曹某人一屁股躲进保定行营装病去了，王议长脚底踩滑，隐居汤山“避世休养”了（抗战时，此人为华北大汉奸，胜利后被捕伏法）。有位名叫刘以芬的“研究系”议员，当时置身“新国会”，冷眼旁观了曹锟贿选副总统的全过程，鉴于此事“外间知者颇少，而又凿凿有据”，便将它翔实地写进了自己的那本《宋荔山房随笔》（又名《民国政史拾遗》）里。
　　
　　直皖战争：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他所恃的是吴佩孚，可是也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存有戒心。尤其是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而吴对于曹的左右及作风则极为不满，可是吴为人重道义，他既是曹的部下，对曹始终很恭顺，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14日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因战败而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一事。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月11日组成。8月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礼的迎接。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了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只是极其短暂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很快形成了尖锐的冲突。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国事均需取得直奉双方的同意。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会议从1921年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双方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辞职。12月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曹锟的长处是：他自己原是一个忠厚长者，虽然无用，却能信任吴佩孚，有时候他虽然不喜欢吴，但是大前题下一切都信赖和尊重吴。直系当时能一枝独秀，这是很大的关键。
　　 直奉之间局势紧张时，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奉张早已积极布置，而吴佩孚也认为难免一战，因此双方都各走极端。
　　 奉张这时的用兵计划在于包围洛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进攻陕西，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了。
　　 奉张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攻势，照理说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时奉张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往还，外间盛传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正接近事实。奉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奉张自己觉得是得道者多助，因此在吴佩孚猛轰梁士诒时，一直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不采取实质性举动。
　　曹锟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23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奉张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建议把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区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慨然同意，并令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的事务。
　　 曹锟兄弟为了和缓局势，突然又改变了要奉军撤走的主意，由于曹锐等深怕奉军撤退，吴佩孚势力更大，因此说服了曹锟，特派曹锐到沈阳，向奉张要求，挽留关内奉军。曹锐并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梁内阁完全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家兄弟无关，吴佩孚跋扈自专，很多方面并不听曹锟的命令。张作霖于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吴佩孚一个人，对曹亲家毫无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中略云：“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哪知张老帅见到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态度。吴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静默，且曾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
　　 1922年二三月间，北方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于是曹锐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57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孙烈臣笑着说：“好吧！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不料审查结果颇有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头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锟，乃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致张、曹的电文如下：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这一段时期下，政潮正方兴未艾，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而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坚决不肯继续代理下去，因此必须有一个取舍。徐世昌虽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对这盘情势，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出任阁揆。可是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新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因此，3月12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这是他恐惧政局突变的苟延残喘办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结束无政府状态，就要委派内阁总理，因此，他于4月8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以为这样作是在没有办法中找出来的办法，因为：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
　　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对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当周自齐出任阁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梁说：“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有法理根据，因此徐世昌乃于4月9日倒填8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一手更糟糕，简直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的努力一点没有帮助。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磨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连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对这紧张局面无能为力，北洋的元老也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这两位山东军人本有一段渊源，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12年后卢虽是浙江督军，可是比起吴佩孚的两湖巡阅使，相形之下不免见绌了。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曾发通电有句云：“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所以在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永祥扬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4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4月15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16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4月20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4月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就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最后，曹锟只好任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1922年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进行，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5月上旬的卢沟桥、长辛店战斗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月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6月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这个时候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1922年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贿选总统：
　　曹锟的第二次贿选，也是最出名的那一次，发生在1923年，这次的目标乃是终极目标：大总统。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 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8月24日，吴景濂假借国会名义，利用预备费名目，非法议决：（1）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2）每次开会时发给出席证，然后领取出席费。每个议员每月可领出席费400元，根据大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论价行贿。王家襄一派得到贿款16万银元，王家襄重坐参议院议长交椅；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得贿款40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多达20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一般议员票价5000元支票，在曹锟当选后兑现。为了凑足大选法定人数，临时决定即使不投曹锟票而出席者也给5000元支票。10月5日，正式选举，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五百九十三票，四分之三应为四百四十三票，曹锟得四百八十票，按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员们鼓掌如雷，卖力到底。这次贿选共花掉1350万元。这个总统也被称为“猪仔总统”。“谢天谢地，总算通过了”，曹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他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他对这个职位期望得太久了，现在好了，终于用钱买到了。在《宋荔山房随笔》（又名《民国政史拾遗》）一书中，刘以芬不无感慨：民初１２年间发生的“两次贿选，后先相映，咸集于曹锟一身，亦近代政治史上之一极饶趣味资料也。”此言诚寓深意矣！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自信满怀，连一点愧色也没有。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弟兄五人（另有姐妹二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的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但却是为中国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颁布的宪法。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
　　
　　政变被囚：
　　 1924年10月18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具体情况，还得从头说起：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两个派别，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刘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率部进驻古北口，担任左翼作战军第三军总司令。冯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策划倒戈反直，战争初起，直军失利，吴佩孚急调驻守在长辛店、丰台之间的劲旅第三师赴援，10月18日，下令对奉军发动总攻击。乘后方空虚之际，冯玉祥于19日不失时机地从古北口、密云前线挥师秘密回京。
　　　　21日，冯玉祥命鹿钟麟率部以昼夜200里的速度驰赴北京。22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遇会合。晚8时，率部由北苑出发，轻装简骑，静悄悄地来到安定门。这时，已近深夜12点，夜幕沉沉，城内一片寂静。守军孙岳部早已得到命令，大开城门，迎接鹿钟麟。事先混入城内的部队，已按原定部署，于11时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并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及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各处守卫警察因事变突如其来，莫知所以，均乖乖缴械。
　　　　鹿钟麟入城后，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指挥部队在北京全城迅速布防，封锁了各重要交通路口。此时总统府卫队长官正在通宵打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鹿钟麟下去惊动他们，只令张俊声加强警戒，严密看守，先派人将曹锟之心腹李彦青、曹锟之胞弟曹锐逮捕。23日凌晨5时，鹿钟麟就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他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整个政变过程，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惊扰一个北京市民。清晨，市民惊异地发现满城皆是佩戴“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北京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10月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等举行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并商定先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入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事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0月25日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曹锟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
　　 这里说个故事：1918年冬，北京成立了一个昆曲研究社，有社员、票友三十多人，均为当时名人。安徽歙县籍的著名学者吴承仕（字检衡），也是该社的成员之一。1923年，曹锟以贿选当上了大总统。为了避曹锟的讳，京剧《捉放曹》马上改称《陈宫计》，国讳谁敢不避。有一天，吴承仕先生收到曲社一份请贴，邀他于某日去西城堂子胡同曹宅参加社友“同期“会。他如期欣然前往，到了那里一看，大为愕然：原来不是单纯的社友“同期”会，而是祝贺大总统曹锟过生日，请贴上说的曹宅，原来就是大总统府，满朝文武前来祝寿朝拜。轮到吴先生唱戏，先生勉勉强强唱了半折“弹词”。越唱越生气，后半折索性不唱了，拂袖而去。到家后他写了封信给曲社社长说：“前奉社帖，未审曹为谁某，及入朱门，始知其审。彼见空气较热，勉奏‘弹词’半折，嘶哑几不成声，自分歌喉已坏，不得伺候贵人，此后会期幸勿发帖”云云，对这次祝寿“同期”会提出了抗议。过了三个星期，也就是1924年初，该曲社在北京正阳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举行了一次公演。吴承仕先生扮演祢衡一角，唱了出《击鼓骂曹》。他的“渔阳三挝”跟京剧的“夜深沉”大不相同。只见他扮演的祢衡趿拉两只破鞋，骄蹇纵姿，走了出来。鼓打“渔阳三挝”，悲切凄凉，音节殊佳，座中之人，随拍击节，连连赞叹。因为自《击鼓骂曹》宣布公演，票友们都很担心曹锟之流的报复。适巧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倒戈，竟把大总统曹锟扣押在中南海延市楼上。吴佩孚在前线吃了大败仗，段祺瑞趁机进北京，组织了“执政”政府。曹锟垮台，吴先生的《击鼓骂曹》自然博得满堂喝采。
　　还有这么一个对联，也是说曹锟的总统头衔是贿选来的：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
　　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晚节终保：
　　 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部将鹿钟麟因为不满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勾结，发动了驱张兵变，曹锟被释放。曹锟离开总统府后一直住在唐在礼宅内，获自由后，曾向各省通电，希望各直系军阀拥戴他复位，但吴佩孚等实力派对此反应冷淡，张作霖曾有扶曹锟做傀儡的打算，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后曹锟辗转到河南，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1927年曹锟由河南回到天津，並一直寓居在天津英租界內。1937年华北沦陷后，土肥原想拉曹锟出山，以拼凑“一个以曹锟为中心的新政府“，遭到他的痛斥。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我也不会去为你们日本人办事。」同時他还告诫家人一定要保持民族气节。1938年曹锟在得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连声说：「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锟病死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时年76岁。国民政府因曹锟能保持晚节，于1938年6月14日对其褒奖，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氏家族：
　　 曹锟父亲曹本生，前已述及。兄弟姐妹七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称为曹大姑，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二姑，老七曹锳。曹锟有四个老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原配郑氏无所出，后娶高氏生一女嫁天津“李善人”的后裔。又娶陈寒蕊即所谓的陈夫人，先生有一女，嫁丰润县大地主、烟台道张碬臣之子；在曹锟攻占岳州之时，陈生一子，因而得名曹得岳（即曹士岳），娶袁世凯的幼女为妻。曹锟最后纳刘凤伟（即坤伶九岁红）为妾，生一女名士英，经张景惠、靳云鹏等居中拉拢，与张作霖之四子张学思订婚，时曹士英九岁。在曹锟转战中原时，刘凤伟又生一子，因名定中，即曹士嵩。兄弟中，老大曹镇，字馥庭，幼随父在船行当排工，及曹锟行伍起家之后，即专事掠夺田产，经营商业，权势巨大，当时乡人畏之如虎。老四曹锐，字健庭，幼年在大沽米庄学做生意，曹锟起家之后，先在天津县任清乡局长，并捐资为候补县丞，后又任迁安县知县，宣统年间一度任直隶藩台。1917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曹锐任直隶省长，两人在直隶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曹锐只好离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曹锐任直系军需总监，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捕，其人嗜财如命，因不肯把赃款吐出，吞鸦片烟自杀。老五曹钧，字秉权，初在大沽美孚油庄当大写，曹锟任直隶总督时，乘机攀得安福系国会议员的职位；曾充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及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董事长。老七曹瑛，字子振，乃是清末秀才，后入陆军测量学校，曾任陆军测绘局长、二十六师师长等职。
　　
　　“致富”门路：
　　 曹锟家族的暴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曹锟历任大军统帅多年，权势熏天，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等，曹锟均“玩”得纯熟，例如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率其第三师由保定向北京进军，沿途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时间也不过星期，但是开销仍高达60万元，显系中饱，段祺瑞从政治方面考虑，命财政部如数发给。嗣后之湘鄂、直皖、直奉诸战事，都成为曹锟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再比如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当中，皖系失败，徐树铮所办之西北边业银行，曹锟据为己有，其中安福系要人如王郅隆、王揖唐等所入的股本一百多万元，都被曹锟没收，毫不声明。此种事情，不胜其数。曹锟兄弟众多，各个如狼似虎，倚仗曹锟，为所欲为，横征暴敛，霸占田产，贩运烟土，不择手段，如曹锟七弟、二十六师师长曹瑛和曹镇次子缉私营长曹少庭，不时以采办军需为名，向铁路局强索包车去汉口贩运大批鸦片烟，到天津交日租界德义楼的鸦片商人、大沽同乡郝焕章代销，获利极多，没有人敢阻挡。再比如曹锟的五弟曹钧，组织公家的恒源纱厂，无论扩建厂方，还是安装机器，都一手包办，从中侵吞国财，又拿这些侵吞的国财购置洋房，开宝权珠宝店，凡向曹锟、曹锐运动差事的，情愿出重价也要从宝权珠宝店选购贵重礼品，曹钧坐享厚利，好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此外，曹氏家族还经营各种企业，进一步追求利润，按曹锟一家来看，就有保定电灯公司、各类当铺（公懋当三号、万成当三号）、天津闸口至法政桥一段堤外地（共一顷六十余亩，可相见其大）、河北襄樊的耕地八百亩、天津曹家花园（天津黄纬路小王庄附近，占地二百余亩）、旧英租界多处楼房、旧意租界三马路楼房一所、北京炭儿胡同大宅院一所、保定南关外曹家花园（又称“老农别墅”，今保定人民公园）。此外，曹锟喜好收藏，其住处珠宝翠石、古玩奇珍、名贵皮货甚多，其中有一件碧绿翡翠水仙花池，长约八寸，宽约四寸，中有翠蛤蟆，大如核桃，注之以水，栩栩如生，据说是清廷大内之宝物。其人敛财至此，富有状况可见一斑。
　　
　　一点看法：
　　史家以等级划分北洋人物，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即所谓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只能算是第三级。平心而论，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对内政治比较开明的时代。经济上，自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始，收缴民间杂乱的货币，铸造银元，即今日所谓“袁大头”，稳定了市场。鼓励私营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创立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这些都是为历史学家公认的经济成就。政治上，虽然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没有完善，加上有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久为人所诟病，但是，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子弟出身，为政到也算的上平和——花天酒地多少会磨损人的煞气，——北洋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暴君”，有能无能，都还不失宽厚。为中国引进“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就产生于北洋时代，无怪乎今日大家袁伟时先生称北洋时代为“中国最民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