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 理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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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随笔]  湖北 理性的光辉
 作者:断弋   提交日期:2006-7-17  1
  
  关于地域文化的梳理,若是太过集中地看,总不免会有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之感。因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骄傲地罗列出一大堆地方文化名人来,而且多是以文人和政治家居多,若再加上刻意造出的“十景”、“八景”来,于是,每个地方都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实在是地域和人文的双重尴尬,地域文化惊人的“同质”和难堪的“流俗”,对不起气质风流的传统文化,也实在对不起大好河山的迥异风光。
  
  谈及湖北,自然不能犯这种惯性思维和惰性分析的毛病。对于这片土地,我更愿偏重某个角度,寻找出 “异质”的地域精神和别样的文化气质来。
  
  自古至今,荆楚大地暗自涌动的一种文化气脉,非常与众不同,也非常令人赞叹。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稀缺的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和界定,有多种解释,但我更偏重其中包含的勇于怀疑、大胆尝试、积极创新以及严谨求证的四个层面。从这个角度讲,或如尝百药的神农氏,或如搞活字的毕升,或如写医书的李时珍,或如研地质的李四光,都是这种精神鄂籍的最杰出代表。
  
  先从神农氏谈起吧。以现代人的眼光分析,神农氏大概是最早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人了。《史记》载,5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一位“人身牛首、龙颜大唇”的姜姓大汉,成为我们华夏先祖的部落首领,称之为炎帝。在那个民智混沌的时代,这位老祖宗表现出难得的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他不但教老百姓学会了种庄稼,而且还教他们学会用火,“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同时,他还发明制作了陶器、斧、犁、锄等农具。也许是他太聪明了,有如神助,所以又被称作神农氏。
  
  而关于他伟大的事迹,最有名的莫过于《淮南子》上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而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感人的神话传说,说神农氏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也许正是感戴他的精神和功德,后世才会依托他的大名编写了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而根据《史记》及《说苑》等古籍中“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这个植物近4000种,中草药材达2000多种的自然环境,给神农氏日尝百草提供了选择和试验的可能。当然,他日尝百草,绝不是贪吃,而是想以实证的态度摸清草药的特性,从而寻找医治各种疾病的良方。这一点,他远比后世那些靠感觉、想当然,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做“药引”的庸医要强得不至千百倍。
  
  神农氏的最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这种帮难得的试验求证精神。民间有“药不过獐鼠不灵”的说法,便是于缘于他的“科学试验”故事。传说他尝百草时,随身带着一只能看到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帮助他识别药性的活“仪器”———獐鼠(又名“獐狮”)。抛开神话的迷雾,这个动物自然不可能神奇到又能透视,又能分析的地步,但用小动物做试验,倒是有很大的可能。
  
  话说有一天,獐鼠吃了巴豆,腹泻不止。神农氏把它放在一棵青叶树下休息,过了一夜,獐鼠奇迹般地康复了,原来是獐鼠吸吮了青树上滴落的露水解了毒。神农氏摘下青树的青叶放进嘴里品尝,顿感神志清爽、甘润止渴。于是,神农氏教人们栽种这种青树,即现在的茶树。如今,神农架民间还传唱着“茶树本是神农栽,朵朵白花叶间开。栽时不畏云和雾,长时不怕风雨来。嫩叶做茶解百毒,每家每户都喜爱”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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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最难得的一个环节,便是积极创新了。因为勇于怀疑是一种态度,大胆尝试则是切入问题的途径,而只有积极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这方面,北宋时期的淮南路蕲州蕲水(今湖北省英山县人)毕升,便是杰出的典范。在他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而且有错字也不易更正。毕升虽是一介布衣,却勤于思考,因为职业(印刷铺工人)的关系,他认真钻研,终于创造性地发明了简单灵活、轻巧方便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关于他的这项伟大发明成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
  
  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毕升用胶泥制字,先做出规格统一、薄如钱唇的单字,再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由此看来,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印刷技术,具备了完整的工艺技术流程,而且至少是毕升已经将其运用在生产实践中,否则,也不会有“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的经验之谈。沈括在文中还记载了毕升起初也曾试验用木料作木活字,但实验发现“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的缺点,所以“不可取”,后经多次试难,才改用胶泥活字。
  
  然而,遗憾的是,这项伟大的发明始终只是在小范围使用,在毕升之后的近千年时间,中国的大部分书籍还是坚持用雕版术印刷。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过迷信经典,譬如四书五经的学子教材,我们竟可以重复读上几千年!那么,书坊刻一个雕版,虽然单一成本很高,却可以印个上百年。加上农业文明国家,历代“劳心”的统治者对于知识的垄断和霸权,需要新出版的书籍太少,没有大批量的印刷量,活字印刷的经济性和灵活性,都无处示展。耐人寻味的是,后世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不是以朝廷名义排印一些大部头书籍时的浩大皇家工程,便是民间文人刊印自己作品诗集时的个体试验。与活字印刷术一样,由于稀缺内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整理,又缺乏外在经济或市场需求的动力,中国的诸多发明(发现),也就往往只能停留在经验积累或灵光一闪的初步阶段,以“秘方”或“奇技”,模糊地存留在历史的片言随语中。
  
  3
  
  虽然传统的中国,历来缺乏培育科学精神的土壤和氛围,却不乏总有一些爱较劲的读书人做些伟大的工作来。譬如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
  
  年轻的李时珍,也曾所有读圣贤书考取功名的梦想,但三次乡试落第的经验,终使他放弃遥遥无期的功名梦想。“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同样也可以救苍生,济天下嘛。他终于下定决心,把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从他24岁开始行医,到准备编写《本草纲目》的十年间,他,只是为了“穷搜博采”大量医学典籍,提高自己的医术。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也就是说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在大量阅读和医疗实践的过程中,李时珍也发现了诸多问题,譬如大量古医籍中“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等,甚至有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可谓遗祸无穷。对此,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个不服输的“湖北佬”,以一己之力,开始编写《本草纲目》这一浩瀚而繁杂的工程。一方面,他积极做好案头理论工作,“读书十年,不出户庭”,钻研各种文献800种,作札记数百万言,对前人的著述、经验“穷搜博采”,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另一方面,他格外注重实验考证工作,“搜罗百氏,采访四方”,多次离家远行,深入民间,走进大山,搜集、整理、考证书籍外的医疗偏法。前后历时二十七年,耗尽半生心血,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这时他已经是皓然白发的花甲老人了。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李时珍,又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作了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才正式刊行。这部共五十二卷,近二百万字,插图一千多幅的《本草纲目》,集明代以前药物学之大成,还旁及天文、地质、化学、植物学等方面,是一部 “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百科式医学巨著。
  人生有几个二十七年呀?李时珍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浩然的使命。四书五经之外,他发现了另一个精彩的天地,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表现出难得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精神。在他之前的本草典籍里,药名混杂,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也很不明了,由于多是书本上抄来抄去的“纸上猜度”, 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常常相互矛盾,令人莫衷一是。譬如说药物“远志”,南北朝的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可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再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像萆薢,有的说像拔葜,还有的说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要解决这类难题,最好的办法便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于是,李时珍脱掉长袍,放下架子,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到大自然中去求教考证。譬如说为了研究蕲蛇(蕲州产的白花蛇),他置危险于度外,在捕蛇人的帮助下,到深山老林里亲眼观察。因为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后来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显得得心应手。他在书中用简明准确的语言形容蕲蛇的形态:“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而对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他也做了生动的描写:“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对一种药物的介绍,他能描述得如此清楚,全都得益于实地调查的细致和全面呀。
  
  在考察药物的过程中,李时珍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他不迷信,也不想当然,而是以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对照实物和前人记载,一一进行比较核对。譬如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吹嘘成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甚至成了进贡皇帝的贡品,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自然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而是冒险采了一个,仔细研究,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果实,其功效和普通的桃杏一样,生津止渴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李时珍不但不迷信江湖道士的胡说,便是对医学名家的权威论断,他也会大胆怀疑。譬如南北朝著名的医学大家陶弘景曾对鲮鲤(穿山甲,一种常用的中药)有过详细的描述,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这样的说法详细生动,历代医者都深信不疑。可李时珍却以旺盛的好奇心和科学的态度,亲自上山观察。他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其胃里剖出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食蚁的特性,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在实地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陶所说的“诱蚁入甲,下水吞食”。看来陶同样犯了“想象力泛滥”的毛病。
  
  李时珍正是以这种科学理性的精神,大胆怀疑,勇于求证,不但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而且在动植物分类学及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难怪达尔文会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4
  对于权威的大胆怀疑,不单是李时珍,做得更彻底、更有份量的则是另一个湖北人,他就是有名的地质专家李四光。
  
  这位前清“最优等”的“工科进士”,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牢记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教导,一生都在努力实践“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报国理念。而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也一贯坚持诚实、冷静、开明的科学态度。
  
  譬如说对冰川的研究。因为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曾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当时中外许多专家都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对此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学成归国的李四光便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考察时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却遭到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对此他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而是继续带领学生,不畏艰险,几次横渡大江,跨越秦岭、南岭,亲自勘探测量,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还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然而,诸多外国专家却因偏见或私心,不愿承认李四光的科学论断。虽然外国专家心知肚明,也曾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但务实的李四光并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而是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又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用科学事实推翻了错误论断,并最终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追求科学的道路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科学的态度只能是认真,只能是事实求是。对于科学理论,我们应持足够的尊重,但也不能过于迷信理论,而是应在对已有科学理论地熟练认知和掌握下,大胆创新。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理念下,李四光于1953年创建了地质力学,提出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然后亲自组织队伍,用科学的新理论做指导,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接着,他与其它同仁再接再厉,又很快找到了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矿藏,从而为建造一个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正如他在《中国之地质》一文中所说:“作为新一代炎黄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一方面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有关工业问题。”
  
  身为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不赞成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埋头读死书,而是主张到大千世界中去读“自然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直接的求学”。在他看来,学习书本知识,只需要记忆与思索,而向自然学习,人的各种机能都要同时并用,特别是精确的观察,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格物”,才能得到理性的“致知”。若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只是“想当然”的“融会贯通”,是要不得的。为了锻炼、考察学生科学观察和深入思考的能力,他在主考学生时,从不制定什么标准试题或标准答案,而是别具一格,往往用若干块石头标本作为试题,要学生写出自己的答案。
  
  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李四光也深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对“开启民智,提升国力”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对此,他在晚年还写下了《看看我们的地球》、《穿过地平线》等一系列融学术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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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前人的荣耀,反思今日的中国,对于科学、对于科学的精神,依然有怅然之感。因为在这个网络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依然稀缺的还是科学理性的精神。从前,我们视科学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又把它看作一种宗教,顶礼膜拜。
  
  对于祖先的科学精神,我们也向来疏于梳理和研究,仅是满足封成神,尊为圣,建个庙,立块招牌罢了。令人忧伤的,中国人对科学从来没有一颗平常心。我们恼怒过制度,炫耀过祖宗,嘲笑过知识,如今又学会打着科学的幌子,“发明”、“创新”什么“水变油的技术”、“纳米大米”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东西竟然还有媒体支持、市场空间和民众基础!
  
  赛先生进入中国已近百年,我们为什么还会犯这么多的愚蠢错误?面对可知的科学,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