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含泪说母亲

                              二月河：寻找母亲无言的嘱托

     我的母亲马翠兰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时期，她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练就了一身男人都少有的作战本领。母亲的特殊身世，从我一出生就在生命中烙下了印记。那是1945年10月12日，父亲正在主持召开山西昔阳县委会议，突然传来上党战役胜利的捷报。不一会儿，又传来我出生的消息，父亲喜上眉梢，要与会的同志为我取名以示庆贺。于是乎，我便有了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凌解放。母亲很满意我的名字。

小时候，对我来说，母亲是一部读不懂的史书。她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却写得一手漂亮字，写的文章亦充满激情，很有文采。在她身上，我几乎没有发现女性的温柔：她抽烟，而且烟瘾大；她爱喝酒，一顿能喝七八两；她的脾气出奇的怪，动不动爱发火，爱吼，我对她极其惧怕，怕到惟命是从的地步。5岁那年，我随母亲下乡办案子，其时她担任河南栾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一个深秋的晚上，我们住在一农户家中，这家人很穷，连门都是草袋编织的。母亲要出门调查情况，怕我害怕就点了一根松明子。“睡觉!”母亲说，“我有事要出去。”我乖乖地躺到了床上，不一会儿便睡熟了。母亲回来时很晚了，她刚躺下，就听见床底下传来呼呼的喘气声，她警觉地拿起手枪朝床底下放了一枪，一只大灰狼惨叫着窜向门外。狼叼走孩子在这一带是常有的事。母亲把我搂得很紧，我被她的泪水打醒了。这是我记忆中她惟一的流泪。

    真正读懂母亲，是在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山西昔阳县，昔日母亲在老家屋墙上留下的字迹仍清晰可见，她是找砖块和她的一位念过几年书的哥哥练习字的，得知母亲往年的刻苦，联想起她在家时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困乏了就拿烟头往手腕上烫，我着实感动不已。40岁那年，母亲突患脑血栓，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45岁。临终前，她紧紧抓住我的手，仿佛要说什么。却未能表达出来，我的心像碎了一般。                                  

                                  说到母亲，二月河一脸的沉思和怀想      

    强忍着丧母的剧痛，我步入军营。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我们部队作为军队工程建设的一支主力军，常年稳居在山沟里。高强度的劳动，累得人直不起腰来。业余生活，除了看山，就是数天上的星星。我想家，更想念母亲，想着她抓住我的手的一刹那。当战友们进入梦乡之际，我躲在被窝里，找一些中外名著充饥，为的是不让那流金淌银的好时光白白溜去，也为了寻找母亲无言的嘱托。

    人到中年以后，我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当然，10年的军旅生涯也打下了一定基础。一部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写着写着，也有打退堂鼓的念头，每每这时，我总是想起母亲，又坚强地拿起笔；困乏的时候，我也效仿母亲用烟头烫手腕，以推动写作。终于在短短的10多年间，向读者奉献出400多万字的作品。

    母亲虽然早早地抛下了我，但在她那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令我终生受益。

                           邵  华：想起妈妈我就流眼泪

    我的妈妈张文秋要是还健在的话，今年105岁了，她是2002年7月11日离开我们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漫征程中，妈妈历经坎坷，她的两位丈夫、两个兄弟和一个女婿都为中国革命献身，妈妈传奇式的一生，以及与开国领袖毛主席双重亲家的特殊身分，国人尽知。但在我的眼里，妈妈只是一位平凡的母亲。

     从我识事起，很少看见妈妈有空闲的时候，白天她在办公室忙于工作，晚上回来总是在灯下加班到很晚很晚。妈妈教诲我们三姐妹的一句口头禅是：“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三姐妹在妈妈的教育和影响下，从参加工作时起，个个都很认真，尽职尽责。

                                    邵华将军与母亲张文秋最后一张合影

    妈妈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她办事细致。年轻时，妈妈受周恩来的派遣，做过国际情报工作，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收集资料的习惯。记得我刚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观看动画片《七朵红花》，老师布置了写一篇观后感的作文，由于是第一次看动画片，我确实被其中的情节所打动，并将真实情感写了出来，老师对这篇作文厚爱有加，先是在班里讲评，继而在年级交流，后来上了学校的墙报。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前不久，我在整理妈妈的资料时，竟然发现了老师对那篇作文写的评语，原来它一直被妈妈收藏着。90年代初，妈妈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中还收集了她儿时的照片。这些年，妈妈由于年事已高，视力不好，但她仍然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坚持看书读报，碰到好的文章，总是拿剪刀剪下来再贴到剪贴本上，年轻的工作人员不理会，劝妈妈不要费事，妈妈笑着说：“留着，没准儿哪一天就用上了！”工作人员看劝不了妈妈就找我：“家里面实在摆不下了，她老人家还在剪，部长您说说她吧！”我能说什么呢？工作人员哪里知晓，在妈妈的“博物馆”里，我找到了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

    另一点是妈妈乐观向上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在妈妈的一生中，曾两次入狱，在敌人的牢房里度过了十个春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妈妈孤身一人，把我们三姐妹抚养成才。从小一直跟着妈妈长大的妹妹的女儿李杰，有一次好奇地问姥姥：“您坐在牢里有什么感想？”妈妈用手指着天：“你看那乌云再厚，总也遮挡不住太阳。我们坐在牢里面，想着总有一天会出来的！”妈妈这种乐观向上的性格一直沿袭到晚年。离休后，她一直生活在我和岸青一起，我们的生活因为有着开朗健谈的妈妈，变得更充实，家里总是沉浸在欢笑声中。近年来，我业余时间开始搞摄影，妈妈看我挎着相机，也要仿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发烧友”。现在，她手不离照相机，遇到什么有意思的就照下来，就是在医院里住院也不闲着，她在病房里拿着相机照电视里的画面，只要看到好的节目，纵若在洗脸，她一手按住毛巾，一手按动快门，当然她的相机里十之八九都没上胶卷。妈妈第一次端起相机是一次外出，保姆为其安装的胶卷，心急的妈妈在车内就将一卷胶卷照完了，结果洗出来一片空白。后来，我就让保姆为她装好胶卷不开镜头盖，这样一来，妈妈怎么按相机就是不动。只见妈妈嘴里唠叨：“怎么又坏了？”说完极不情愿地将相机还给了保姆。有时候我去看演出也带上妈妈，她坐在轮椅上，对着舞台不停地按动快门，结果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半是舞台上方，一半是舞台下沿，当保姆将她拍的照片与我拍的照片做对比时，妈妈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肯定是相机不好，保姆对她说：“二姨的相机好。”妈妈再见到我时果真开口要我的相机，弄得我哭笑不得。

    2002年12月1日是妈妈的生日，在此之前，她就找我要一台一次成像的相机，妈妈说：“我过生日，你得给我买一件纪念品。”其实，她心里想着，当场照当场出片子，你们总糊弄不了我，因为她被保姆说的胶卷曝光了的话吓怕了。妈妈生日那天，我精心为她打扮了一番，真的借了一台一次成像相机，并托人买了两盒胶卷。这一天，来祝寿的人比较多，大家争着和妈妈合影，结果一次成像相机派上了用场，妈妈好开心，好高兴。等客人离去后，清理照片，只留下我和妈妈合影的一张，余者都被人拿走了。一次成像相机还没有底片，妈妈嚷着要照片，谁也没办法。到后来，她自己也只好发出无奈的笑声。

    这就是我的妈妈，三言两语说不尽的妈妈！

                   陈红：我也不能常回家看妈妈    

                                  陈红长的很像自己的母亲

    我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一位老军人，母亲生我那年，父亲正随部队跨过国界，援助越南，进行着一场抗美的战争，是母亲一手将我拉扯大的。

    母亲叫李善荣，是黑龙江评剧院的一名演员，那时文艺界正掀起到工农群众中间的热潮，母亲和团里的同志一道走村串户地慰问演出，不管走到那里，我都像她的小尾巴一样，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当时全国流行革命京剧老三样：《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母亲扮演铁梅的角色，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常常从后台窜到前台，抱住母亲的腿；“妈妈，你抱我好吗？”这个时候，总是有叔叔阿姨上台将我抱走，惹得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母亲的耳背鬓斯摩，四岁的时候，我也能大段大段地唱戏了。

    到了八岁的时候，母亲得知黑龙江省曲艺学校招收小演员，有心送我上学。初试复试都很顺利地过关了，到决赛的时候我却名落孙山。我那时小，不懂事，还是吵着非要母亲送我上艺校不可，母亲面对打击大病了一场，因为她身在其中，更懂得搞艺术是吃碗青春饭，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再走她的老路了。母亲就做我的工作，告诉我舞台上几分钟辉煌的背后，是千辛万苦，她要我学民乐。母亲一下子给我报了二胡班、古筝班、琵琶班，天天风雨无阻地送去学习，可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学着半半拉拉的就学不下去了，心里总想着演戏、唱歌。这期间也不知让母亲怄过多少气，气得她当着我的面流过泪。可母亲没有动手打过我一次，总是耐心地说服我。

    十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突然七天七夜昏迷不醒，父亲正休假在家，他和母亲抱着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各大医院，当时儿童医院和几家大医院的医生都认为要穿刺治疗。母亲问医生：“这是什么毛病？”医生回答说不好。母亲听人说穿刺弄不好就容易造成脑瘫，就有可能终身残疾，后来他们又辗转来到中医院，一位老中医说：“我也没太大的把握，我可以试试！”母亲和父亲一合计，宁可这样的保守治疗，也不能冒那个风险。当时医院的病人特别多，他们就那样抱着我在中医院的走廊里呆了7天7夜，第八天的上午，我突然睁开了眼睛：“妈妈，我要水喝！”母亲看不清我，因为她的两只眼睛哭肿得睁不开了，她将耳朵贴到我的嘴边：“小红，是你叫妈妈吗？”我说：“妈妈我要水喝！”父亲将我交到母亲的手上时，发觉双手肿得老粗的。他不知从那儿要来了一碗开水，我喝完就挣脱着下地了，又和往常一样，像是做了一个梦一般。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我得的是什么毛病，我很感谢那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我更感谢我的父母亲，是亲情唤醒了沉睡的我。

    从那之后，父母亲对我更是百般宠爱，可以说到了百依百顺的程度。我又重提学声乐，母亲就上省歌舞团找了一位老师专门教我，我们家离歌舞团很远，公共汽车来回要两个多小时，母亲天天接送我，我在和老师学习时，她就等候在外面。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16岁时，我一举考取了黑龙江省武警文工团，后又到黑龙江省师范学院音乐系深造。1991年，我以一曲《单程车票》首次亮相中央电视台，并被海政歌舞团相中，走进了海军大院。

    回想我所走过的艺术之路，每一步都浸润着母亲的血汗，母亲不仅是我从艺路上的启蒙老师，她更是牺牲自己将我一步一步地领到艺术的王国里，让我遨游，让我飞翔。

    1998年，抗洪抢险期间，我上哈尔滨慰问抗洪将士。一天，突然遇到了朋友、词作家车行，他拿出了一首新词，希望我看看，当我看到“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上的事情跟爸爸谈谈”两句时，我就激动不已。我对车行说：“这首词的版权我买下了。”当年春节联欢会上，这首《常回家看看》唱进了全国人民的心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说句心里话，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唱这首歌时，我都觉得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都觉得是表示一份内心积郁已久的真情，每次演唱的时候，眼里都含着泪水。

    唱了《常回家以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似乎更明白了亲情在人生中的份量，现在不管多忙多累，我都坚持每天和家里通一次电话，只要有空闲我就回家看看，就像歌中唱的那样“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庭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盼着团团圆圆”，可我工作性质的决定，我一年还是难得回几次家，只是梦里常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