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的婚姻总有"第三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5:22:38
近些来,我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女人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在婚姻市场上,部份素质不高的富人选择受过较好教育的女子为妻,仅仅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则成了部份女子让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上个世纪在九十年代,我国不少女性为了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稳操胜券,将理想女性构想为入得厨房、进得厅堂。这样的女性形像已成了部份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省级卫视的速配节目中,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这样的塑型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男性对妻妾不同要求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变种。
在我国,男人对女人有两套标准,即“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这充份体现了中国性文化的矛盾性与虚伪性。一方面男人可以赞美母性的纯洁与高尚,另一方面又将美的赞赏对象沦为淫欲的猎物和供人玩乐的商品;因为这样一套完全矛盾的标准不可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体现,于是妻与妾的标准就起了一种互补的作用。对妻子的要求是所谓的“仆妇”、“贵妇”,对妾的要求是“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则是对妻和妾的共同要求。中国的男人之所以认同这一标准,是要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正是这样,女人们在婚姻的选择上非常理智: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对象。这也难怪很多“千万富翁方忠征婚”的话题往往都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在这些起典型的财富加美貌的现代“爱情”故事中,中选者还算是幸运的,毕竟这是名正言顺的婚姻,比为了钱做“情人”、“二奶”、“三奶”好。这种“富豪征婚”牵动的不仅是数千佳丽的心,还非常直截了当地折射出当代部份中国人的爱情观。在众多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当今的漂亮小姐们并不计较成功男人们的性经历与婚史。在用钞票从头到尾武装起来的“成功男人”面前,计较那些又有什么用呢?在这种“性战争”中,唯一的优胜劣汰标准就是将年老色衰者淘汰出局。在不少现代女子面前,男人只要有钱,就算是“别人的丈夫”也没什么关系。与已成“黄脸婆”的妻子们竞争,年轻美女们有充份的信心。
现在很多年轻女人都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 “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未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未必是自强自立。有学者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他谈到,现在敢于参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大胆追求事业成功的女大学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女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找一份好工作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同时,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更多地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
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离婚率开始上升,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在现实社会中,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使得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资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与高离婚率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