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帝离婚的女人：末代皇妃沦落至街上卖烟卷

入宫前的文绣。就在这张照片上，溥仪划了一个铅笔圈，从而决定了她的命运。

“房漏偏逢天连雨”，文绣身边惟一的亲人三妹文珊又病逝了，她更觉得形只影单，凄苦无比。虽然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黑大姐”，可是，自入宫后便与这位姐姐断了来往。她只有重操童年旧业，二十多年前文绣曾为读书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二十多年后文绣又为吃饭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了。

马锡五先生这时也来看望过文绣，他述说看到的情景道:“她(指文绣)搬家了，住在一个小院内。她破落了，只住两间小屋，家具简陋；几年不见，她显得苍老了，身穿一件蓝布旧旗袍。她对我感慨地说:‘你看我还像个样子吗?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命……’我转达了全家对她的问候，并赠给她一个红纸包(钱)，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收下了。临走时，她流着泪对我说:‘这里的保甲有时找我的麻烦，求七兄弟和他们说说，关照关照。’”

由于这是马锡五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文绣，所以能留有较深的印象，文绣已经成为极普通的劳动妇女，收入甚微，还不得不忍受地头蛇的欺侮。她重新学会了俭朴，把租用的两间北房又退掉一间，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洗衣、做饭、买粮、买煤，一切家务活计全部都自己拿了起来。

这时候有些好心人看文绣生活太苦，劝她再嫁。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文绣也同意再嫁。鉴于宫妃生活的教训，文绣追求的是那种专一的爱情，她要找一个未婚男人或是死了妻子而又没有儿女的男人。她希望婚后能够获得丈夫真诚的爱，倘不能如愿以偿，宁可独身以终，死而不憾。

抗战胜利那年文绣三十六岁，已是人到中年，毛遂自荐的，替人说亲的，还是络绎于途。但文绣不愿降格屈就，为了躲避纠缠，她又想搬到别处去祝可是，她能搬到哪儿去呢?

文绣硬着头皮去找在北海公园当工人的黑大姐，倘能找个园艺工的差使，也肯做。作为看大门的女工，黑大姐只能另给文绣指一条路:让她找找娘家表哥刘山。

刘山安家时全仗文绣之母蒋氏接济，后来当了瓦工，技术不错，人又憨厚耿直，眼下一家五口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租住三间平房。这会儿听文绣述明来意，二话没说就找车帮文绣把家搬了过来。

刘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所谓三间房，其实只是一明一暗两间，里间是个小套，另有一间厨房。晚上睡觉，刘山夫妇住在最里边的套间内，刘山的两个女儿和文绣住在外间，而刘山的儿子就临时在厨房用木板搭铺，早撤晚铺凑合着住。刘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家务之余糊包装用纸盒，挣几枚手工钱贴补家用。文绣来这以后不忍白吃白住，也和表嫂一起糊纸盒。

糊纸盒毕竟收入甚微，文绣总想多帮刘家一点儿，就主动提出要出外找点儿活干，经刘山与包建筑盖房的瓦工头说好，让文绣当小工给瓦匠们挑灰递砖。天哪!一个曾为皇妃、动辄使奴唤婢的女人，一个过惯了贵妇生活、整天吟诗作画的女人，居然能干这个苦活儿?文绣有毅力，她挺着做，咬紧牙关做。有半个月吧，刘山看出她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替她辞了活儿，不让她再遭罪。文绣还想找点儿别的活干，又苦于没有门路，只好回家仍和表嫂一起糊纸盒。

一个瓦工要养活六口大人，生活太难维持了，后来刘山又想出一个道道来。石驸马大街处于闹市区，街上有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如北平党部、华北日报社等，上、下班来来往往的路人川流不息。一天，刘山对妻子和文绣说:“糊纸盒，时间不少搭却没有几文收账，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不如在路口摆个纸烟摊，捎带卖点儿瓜果花生，准能多挣几个。”刘山打这个主意也是有点把握:他有个连襟是前门外果子市专门批发纸烟鲜果的商人，进货有保证。至于做买卖的本钱，刘山支支吾吾地不想说出，其实文绣哪里会不知道?这时文绣手边还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因特别珍爱而一直舍不得出售换米的珠花头饰，这事刘山也知道，实逼无奈就想到拿它当生意本钱。

文绣的心事可不在一件首饰上，那珠花确是她的爱物，而且是纪念性质的，然而为了生活，卖掉并不足惜。只是这上大街摆乱摊子，可真把文绣难坏了。想当初在四存中小学当教员，不是挺文雅么?却也招惹了那么多是非，如今又要到马路上出洋相，须知这种事形同皇妃展览哪!

刘山是个老实人，一心只想养家糊口，却哪里料得到这一层干系?文绣则苦在心里，说也说不出口，试想:在人家住着，天天要张嘴吃饭，挑灰递砖的活儿又干不了，再嫌摆小摊丢丑怎么行啊!倘又被误解不愿掏珠花，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文绣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就在热热闹闹的石驸马大街上叫卖开了。

“烟卷!‘哈达门’、‘炮台’，包金纸的，请来一支吧!”

一位真正的皇妃在大街上叫卖烟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

果然不出文绣所料，真相很快就传开了。前来无理取闹或揶揄调笑的地痞无赖，给文绣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刘山这才明白过来，像文绣那样有历史身份的人，上街摆摊叫卖还是不合适啊!于是，他只让自己的妻子上街，文绣仍躲在家里糊纸盒。

不久，刘山受雇为华北日报社修缮房屋，了解到报社需要校对员，就找报社总务科丁科长推荐文绣，为了说明文绣有国学基础能胜任校对工作，就把她入宫并在皇家读书十载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丁科长很惊奇，马上向社长张明炜汇报。张社长对文绣的身世飘零极为同情，立即会见文绣并客客气气地告诉她，马上就来上班。

校对工作虽辛苦，但收入固定。只是年头不大好，通货膨胀很厉害，每月发下薪水就得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地交给表嫂，换成粮食和煤球搁着，多余的再兑换成银元。

自从文绣的身世在报社传开以后，人们同情她，都想帮她安个家，真可谓求婚者不绝。文绣本人也动了心，实在没必要还守着皇家那条“不许再嫁”的规定。再说长期住在刘家，表哥自然没甚话说，表嫂哪能不挑理?寄人篱下就免不了出闲话，终究不是曲子啊!

社长张明炜颇欣赏文绣的才学，打算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姑表弟刘振东。自日本投降后，张明炜即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华北特派员，兼华北日报社长，人还正派，官僚习气也较少，加之一贯同情文绣，文绣对他也很敬重。这回张社长要给她介绍对象，自然多了一层信任。

张社长让太太和文绣谈，文绣听说，刘振东乃是张家两辈老亲，人又耿直憨厚，遂同意见面再说。

文绣这次考虑再婚确实是慎之又慎，虽属中年再嫁，绝不敷衍将就。他与刘振东相识后，居然又用五个多月时间相互了解，似乎可以算是地道的恋爱了。

两人接触之中，刘振东深深同情文绣的遭遇，文绣也逐渐了解了刘振东其人。他本是河南人，出身穷苦，人挺勤快，也读过几年书，到十七岁上已长成身材高大的彪形大汉，继而应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中他虽说不会阿谀奉承、讨好上级那一套，却是打仗不要命，渐渐攒了点军功，从士兵一直升到少校。与文绣相识之际正在中南海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部下任职，管理库房。此人戎马半生年过四十尚未娶妻，最令文绣喜欢的是，他为人爽直，又没有脾气，特别是从不拈花惹草、游逛烟街柳巷。文绣衡量再三，总算满意了。

结婚前，刘振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文绣，让她置办家具，购买衣物用品并筹备婚礼宴席。

刘振东是老实人，任职一向谨小慎微，不敢营私舞弊。积蓄全是从二十多年的官俸中一点一滴俭省下来的，因为纸币不稳，他便随时兑成黄金和银元放在箱底，现在总算要有自己的家了，便高高兴兴地拿出来让妻子派用场。

1947年夏天，文绣和刘振东在北京东华门“东兴楼”包了十桌鱼翅席，隆重地举行婚礼。“东兴楼”可是一家名气很大的餐馆，当时，“看梅兰芳的戏，吃东兴楼的馆子”乃是北京人的两大快事。

男方的主婚人是刘振东的顶头上司北平行营副官处长李宇清，此人后来曾任代总统李宗仁府邸的副官长，女方的主婚人就是族兄傅功清。“东兴楼”距中南海北平行辕不算很远，前来贺婚的刘振东的同事很多，济济一堂，把十桌席坐得登登满。其时，文绣年届四十一，经历多年的颠沛困苦，但看外表并不显老，皮肤仍很细腻而有光泽。当她满面羞容陪新郎挨桌敬酒的时刻，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清室大婚而身受册封的情景么?可是，她又怎能愿意重提那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呢?

婚后，刘振东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间平房，摆设了新添置的家具，还雇佣一个老年女仆做饭、打杂，文绣也把《华北日报》的校对职务辞去，一变而为国民党的军官太太。

文绣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家，她最不愿意再提宫里的往事。每天料理家务，并不轻易出门，得闲有暇还是看书习字，手不离管。文绣喜欢京剧，嗓音还相当清亮，有时能操琴的族侄来看她，一时兴起便要唱几段花旦、青衣戏，还真够味儿。

白米斜街离前门大栅栏也不算远，文绣常和丈夫一起到那儿看戏、下馆子，也度过那么一段吃喝玩乐的好光阴。她梳起时髦的卷发，身着漂亮的旗袍，打扮得很讲究。

有时候两口子也不免拌嘴，刘振东是个倔人，文绣也有个性，舌头碰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毕竟两人都不年轻了，遇事互相担待也就成为过去，夫妻感情还不错。

1948年夏天，李宗仁赴南京出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北平行营名存实亡。刘振东和文绣商量，决定退役，用手头积蓄买下日本人遗留的八辆平板车，当上靠租车吃息的老板。他粗通文墨，社会上的人缘也不错，租车生意满兴隆。

中秋节过后，时局突现紧张状态，李宗仁副总统的副官长李宇清已经撤到台湾去了，刘振东也想卖掉家当投奔李宇清，可文绣却舍不得她苦心经营的这个白米斜街的新家。

白米斜街的家终于被卖掉了，八辆平板车换回一张船票钱，全套家具又换回一张船票钱，可正当刘振东和文绣准备前往天津购买船票的时候，传来天津陷落的消息，继而北平城及城内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又被铁桶般地围困了起来。刘振东这才放弃南逃的念头，把船票钱换了白米，与文绣两人守在没有家具的空房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待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