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北上致力和平统一的途径：冀与北方当局的合作和唤起国民的觉悟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蒋永敬 撰稿
北上的背景与原因
孙中山的晚年北上是从1924年11月13日离开广州，14日由香港经上海及日本神户，两地各停留数日，12月4日抵天津，31日入北京。次年（1925）3月12日在北京去世。这是他第三次北上，距其第一次北上（1894年6月）整整30年。第一次北上是在他进行革命之前，来到天津向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陈“救国大计”。未获采纳。第二次北上是在1912年8、9月间，在他推翻满清之后来到北京，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谈国事。袁虽谦虚而无诚意，不到一年，两人兵戎相见。孙中山败走日本。这次第三次北上，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被击败之后来到津京，与其有同盟之约的皖系首领段祥瑞、奉系首领张作霖谈合作，以谋中国和平统一。同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来号召民众共同和平统一而奋斗。因此，这次北上一为冀与北方当局的合作，一为唤起国民的觉悟，致力于和平统一的工作。此一同时并进的两大途径，在国民党的一项文件中有如下之说明：
在曹、吴既倒之后，我总理（称孙中山）认此为和平统一之良好机会，毅然北上，一则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以图实现国家所必须之各种具体的条件，即吾党所要求最小限度的政纲，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初步；一则为宣传本党主义于北方民众，以图全国民众一致结合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完成统一的革命事业之工作。而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者，则尤为最明显迫切之目标。盖惟民国之政权，操之于国民自身，乃有和平统一之可言。
本文则就此两大途径探讨之。
冀与北方当局的合作
1924年9月，直奉第二次战争发生后，孙中山即与奉、皖相约，自广东韶关出师北伐，进行南北夹攻之计。未待会师，直军内部生变，其部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对直倒戈，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事变”，推翻直系北京政府，囚总统曹锟，负责指挥作战的吴佩孚自前线逃走。当日在北京的国民党人李石曾、石瑛、顾孟余、易培基等即致电广州汪精卫，谓“吴败曹倒，改组（政府）在即，望火速衔上峯（按指孙中山）命北来参与大政”。这是因为冯等在发动事变前曾与国党方面有“中央革命”之约，与段、张亦有同盟之约。惟事变后的情况则有变化。在冯等将其所部军队改称国民军后，则于10月26日通电拥护段祺瑞为其国民军“大元帅”，在北京之国民党人张继、丁惟汾等致电广州，谓“冯已推段为大元帅，段派毫无诚意（合作），采用釜底抽薪计，使西南各省脱离先生（孙中山）”。27日，孙中山自韶关主动致电冯、段等，表示“拟即日北上”。30日，孙中山自韶关回到广州，11月1日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在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这天，冯等始自北京覆电，盼孙“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显示被动与客套。此时广州内部对于孙中山应否北上问题，有正反不同意见。胡汉民认为北京诸将领与孙中山关系疏离，入京后无所作为。中共方面亦反对之，认为北京以冯代吴（吴佩孚），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俄顾问鲍罗廷（M.Borodin）和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Lev M.Karakhan）认为孙之北上，正是提供国民党登上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党的极好机会。鲍之观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占了上风。孙中山于是准备北上。
在孙中山于准备北上之际，决定经过日本访问，希望日本能援助中国统一之完成。11月5日，孙中山召见驻广州副领事清水要他向其政府转达以下意见：
我党除主义外，其余均可牺牲，可拥护段、张以助其统一。故在会议中（按应指孙与段、张会议，）国民党之唯一要求是自由组织政党及运作。日本对此次之内乱标榜不干涉主义，中国之统一若是得到日本近年的希望，统一之机运已开。今日希望援助统一之完成。
在此之前，孙中山也曾派李烈钧赴日访问。李在日表示：“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提携。余（李）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目的而来。”中、日、俄、三国联盟，是孙中山蓄之已久的企望。一年前，曾致长函给其入阁之日本友人犬养毅提出此一构想。希犬养助成之。在李烈钧访日并不顺利，拟自行离日时，孙要他“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真面目”。孙明知日本朝野“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他还要亲自去试探一下。盖孙中山深知日本是段、张的后台，他与段、张之间早有“三角同盟”之约。这次击败直系，不但希望“三角同盟”关系能够继续下去，甚至希望能将此国内的“三角同盟”扩大为中、日、俄的国际“三角同盟”。此对中国之和平统一，更必有助也。鲍罗廷认为这是他蓄之已久而深根柢固的“幻想”。劝阻是无效的，若想打消这个“幻想”，莫过于使他亲自去感受一番。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停留5天，21日离沪赴日。依在广州的决定：“先在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所谓“北方”，当指段、张而言，孙在上海，每日均应中外记者的访问，发表谈话，而以11月19日所发表的演说最具代表有性。说“这次单骑到北京去，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办法“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来解决国家大事”；其“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至于“北方”的反应如何？除段、张等来电促孙北上外，段于21日宣布：24日入京就任临时执政，一个月后召集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是段、张、冯等经过天津会的决定。
段之宣示国民会议由善后会议产生，是表示与孙中山主张一致，也是一种敷衍手段。孙中山仍依其原定计划继续北上。11月23日经日本长崎，次日（24）到神户，停留日本8天，主要活动，是接见记者和留日学生，会晤日本友人，出席各界欢迎会，发表谈话和演说。其中最重要者为11月28日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此行日本之反应如何，从神户、大阪四家报纸当时的社论观之，可谓毁誉互见，甚或毁多于誉。对其朝野的反应，孙中山似乎颇为失望。据鲍罗廷的观察，发现孙中山自日归来后，很不愿意谈中、日、俄联盟这个话题了。
孙中山于12月4日由神户抵达天津，使他失望的第一件事，便是段离津赴京就任执政。这是段对他的失信。因为段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对孙表示，在孙没有到达北方并亲自与他会谈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为何如此背约呢？孙后来在病榻上告诉鲍罗廷说：段背约失信的原因，是日本和张作霖的过错，是他们催促段赶快入京掌握政权的。此外，段的周围安福派只关心个人利益，怂恿段赶快入京。优柔寡断的段抵挡不住这些力量，于是违背了对他的承诺。1912月6日，随侍在津的国民党人汪精卫等11人奉孙之指示，会议决定：临时执政问题，无法律之根据，祗能认为临时发生之事实政府。统一问题，应付之国民会议，以复符和平统一之实。善后会议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必要。这并不表示对段的决裂。此时孙虽卧病，仍长期留津达27天之久，不即前往北京者，原因是其谈判合作的重要对象，显然是具有实力的张作霖。而段之出任执政，不过是依附张之支持而已。所以孙中山抵达天津当日的下午，即驱车赴张之住所曹家花园与张会谈。张的表现显得有些粗犷而不失坦率。在话匣打开之后，张即表示“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意指段），即可捧你老（指孙）。但我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我不辞流血。意即条件谈扰，当可合作。依张当时的想法，如果孙改变他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断绝与苏俄的关系，那么他最好是利用孙，而不是段。为此，张利用各种手段来达此企图。他邀汪精卫、孙科等商谈未来国家体制问题，如何同孙一起为中国兴起而奋斗；但孙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并与苏俄断绝关系。”12月19日，汪精卫、邵元冲、孙科代表国民党发表重要声明，略谓：先生与越飞于上海签订之联合宣言，主张中俄亲善，同时声明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更阐明党之主义；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之服从党纲与纪律者，一律同等看待。所谓“共产”云云，乃香港政府及市侩劣绅、猪仔议员等造谣、挑拨，望勿为所惑。张对此委婉的声明，显然未能同意，从此放弃了与孙合作的打算。按孙中山于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签订联合宣言时，即曾将此宣言告知张作霖，张曾覆信对此宣言极为赞同，认为孙与越飞联合宣言是“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东省接近俄疆，洛吴（佩孚）利其内侵，藉资牵制。今得以烛照机先，预为防制，不特东省免忧后顾，即国家边局，亦利赖无穷”。今“洛吴”既倒，似乎不再需要“藉资牵制”了。故其要孙放弃共产主义并与苏俄断绝关系，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至于段祺瑞方面，仍不断地派人来津与孙中山联络，且将《善后会议组织大纲》送请参酌。此时北京国民党员及其团体欢迎孙中山入京的传单中，有“打倒某某”（似为段）云云。孙认为不当，令其“一律禁止”。孙中山告诉他们：他此次入京，奉持主义以与各方周旋。对于现执政、奉天军、国民军各方面，均有向来之友好关系。对于段送来的《善后会议组织大纲》也作了响应。于12月22日发表《国民党最小纲领宣言》，仍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段亦于24日径自公布其《善后会议条例》。国民党则于27日通电反对之。孙中山亦决定入京就医。也可能有就近便于继续沟通的意思。
唤起国民的觉悟
护法时期（1917—1923）孙中山以护法与国会为号召。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胜，提出“恢复法统”，夺取了护法、国会的旗帜。孙中山乃倡导裁兵及兵工计划，以谋和平统一。亦曾获得各派军阀的赞同。但军阀仍是穷兵黩武如故。第二次直奉战后，孙中山改变旗帜，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和平统一；段祺瑞则以善后会议及“外崇国信”为诉求，也自称是为了“和平统一”。召开国家会议的主张，有谓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口号”；而其“《北上宣言》关于国民会议及预备会议的组织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基本相同”。亦有谓《北上宣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1923年6月25日自广州致共产国际的报告说：
上海的各马路商会联合会（小商人）希望召集国民会议，从而以此办法建立一个新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昨天（6月24日）决定：1.发表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2.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
同时，即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五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要求先生（孙）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为孙所拒。
依马林上项报告，国民会议应为上海各马路商会联合会所提出，而由中共方面采用之。惟此一名词之使用，早在1911年12月辛亥南北议和时，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达成协议，后为袁世凯所拒。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败后，吴佩孚以民党自居，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其代表人选，由全国各县工商学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齐集上海或天津开会。此与《北上宣言》中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之代表，也是基本相同。惟三者的诉求则有区别，吴之国民会议（或称国民大会）的宗旨为“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中共的国民会议则为“制定宪法”，“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北上宣言》的国民会议将以国民党“一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于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以上三者皆为谋求中国之和平统一和取决于国民。就三者具备的条件而言，以吴当时的实力，以及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最有实现的机会与可能。惟吴恃其实力与中外同情为“奇货可居”，“越发胆大，用武力横行于中国”。终致败灭。
期得国民的明了与赞助，须赖宣传之力。故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取道上海和日本，按受中外记者访谈和发表演说，可谓应接不暇。从这些谈话和演说的内容来看，有很多话语，足以发人深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表现大智大勇的气魄。例如在他抵达上海时，有一《东方社》记者向他报告外国人的《字林西报》日前刊一短文，反对孙中山在沪登岸及久居。孙即正色而告：以外人而发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之客人，客人绝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有坚决之手段与决心以对之；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在神户讲“大亚洲主义”指出“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从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离神户时答一英国记者代表说：日本废约成功，纯因武力，尤其战胜中国一事（甲午战争），为西方各国所畏，乃能收回治外法权。今外人以日本为中国之先例，不知中国如变为武力化，则与日本大异其趣。中国人于二千年前即反对战争，但为生死关头，若趋武化，则列强“直自遭殃祸”。今世人竞言和平，中国问题若不解决，世界绝无和平。中国目下正在歧途中，或将成一大武力国，或为一大和平国，均不可知耳。意思是说中国人爱好和平，若被迫讲武，将无敌于天下。然而事有巧合，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被迫用武，其遭“殃祸”者，竟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战胜中国的日本，使中国废约成功。“孙中山到天津与张作霖会晤后，即卧病未能再演说或接受记者访谈，惟尚能起床见客及指示随行人员处理各事。入京后，病势加重，遵医嘱不见客，不谈话，有时思虑问题，则感疲惫”。其在天津，则亦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于12月19日委派国民会议宣传员于方舟等30余人，分赴北方13个省区从事宣传，并致电北方各省区军民长官准其宣传，但不涉及政事、军事。地方军民长官虽有防范之意，尚能有限度的配合。例如张作霖就此指示东三省官吏说：“中山方东我方联络，所派代表宣传，未便显然拒绝，致令觖望。该党人到后，可优为招待，一面令各法团推举一二人，约日设筵公宴，请其于筵间演说；至其它学校或露天演说，则设法婉拒。”孙中山愿始终保持与段、张友谊关系者，乃为希望彼等能允许公开宣传国民党的决议。张之“设法婉拒”公开演说，此乃军阀畏惧国民之觉悟也。孙中山北上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为唤起国民之觉悟，因为他相信“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隔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
为了唤起国民之觉悟，宣传机会之取得，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方面对此曾有不同的意见。孙中山入京后，所有外国报纸和反对者的报纸都猛烈抨击国民党和孙中山，指责他试图搞赤化政变，说他是中国的主要危险。在此情况下，对于是否参加善后会议问题，就要作策略上的考虑了。鲍罗廷和加拉罕主张参加，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条件，如此可将善后会议变成宣传国民党政纲的最好方式。孙中山似亦同意参加善后会议，提出让步的条件。在病榻上口授秘书拟稿，于1925年1月17日致电段祺瑞，表示“文（孙）不必坚持（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段经过多天的考虑，于1月29日的覆电，认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对于孙中山所提参加善后会议的代表，允予列为“专门委员会委员（依善后会议条例规定：有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之权）。似无完全拒绝之意。此时孙中山的病情，已极严重，鲍虽主张抓住宣传机会，乃为“反抵制策略的绝纱之处”。但在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纯因道德观点，反对参加这种“卑鄙”的会议。在鲍不能向孙坚持和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孙说“最后是抵制，以后会更清楚”。
段之覆电，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无妨各异”，显示可以“各自表述”之意。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就在北京先后并同时上演。且在军阀所控制的地方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杭州、徐州、长沙、武汉、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先后组成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会议后援会等组织。国民会议的口号很快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政治活动。1925年3月1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召开时，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妇女、华侨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发动群众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3月9日，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举行正式大会，通过《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此时孙中山已经病危，准备签署《遗嘱》，而于21日去世。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均未召开，故其《遗嘱》“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未能实现，和平统一当亦随之杳茫。未能实现的原因，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认为是“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有的学者认为就当时情势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南北军阀虽因内部混战而元气大伤，但革命力量还没有给北洋军阀武力以致命的打击。想以召集会议、谈判方法是办不到的。孙中山本人对他只身北上能否说服军阀，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但亦非没有收获。此行实现了他原来计划的在北方宣传革命，发展党务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去世以后，各处反帝运动的高潮以及北京倒段之大运动，都是这次北上所播下的种子。军阀对此高潮显无所悟，在以后三年（1926-1928）革命军的北伐中，所有大小军阀均纷纷倒下。此一重大变化，应为民心向背之所致。其后不到20年（1942）不平等条约亦告废除，而中国之和平统一尚未实现，此何故哉？这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余论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迄有95年，统一的时间，至为短暂，分裂时期则为漫长。北洋政府时代（1912-1928），袁世凯和黎元洪的政权（1912-1917）形式上的统一，前后不过5年，其余12年均处分裂状态。南京（含重庆）国民政府时代（1928-1949）只有抗战后4年（1945-1949）“烽火中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迄今）57年，海峡两岸仍处于分裂状态。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1912-1949）的38年中，不论是执政当局或是在野党派，皆以谋求统一为目标。其方法以武力的为多，和平的极少。北洋政府时代的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均行武力统一，结果招致本身的崩溃；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的崩溃，亦复如此。其在1930年前后的武力政策，虽曾击败反对势力，但招致“九一八事变”的大国难。经此激刺，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是问题渐受重视。一为1931年的宁粤和解，一为1937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前者为应付国难，取得准备抗战的时间；后者取得对日抗战的胜利。能有这两次的和解与合作，显然是国、共党人得自孙中山经验的传承。但真正而永久的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者，显然也是当局犯了畏惧国民觉悟的错误。因此，孙中山晚年北上致力和平统一的两大途径：冀与对方当局的合作和唤起国民的觉悟，兼顾务实与理想，是极为理要的。唯能务实，理想才不致流于空想；唯有理想，务实才不致流为无谓的妥协。这是作为一个毕生奋斗、经验累积的革命家留下最后的遗产，是应加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