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书海拾贝--17

文章提交者：三十六洞人
“别走太快，等等灵魂。”——印第安寓言
■广州：可否放缓你前进的脚步，等待灵魂跟上来
□巴索风云

童年是我记忆中最有色彩的印记，那时的珠江水比较清，在坐渡轮时经常看到珠江里的河虾在跳舞；夏天暴雨洗刷后的天空总能看到那让人心情愉快的彩虹，白云就象棉花糖挂在湛蓝的天空中。可自从使用改装过的LPG公交汽车后，灰霾就开始出现，并越来越严重。空气，作为广州的肺，是灰黑的。
这个城市的血液——河涌是脏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污水还一直排入母亲河。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何开放30年，到现在才开始想起要雨污分离，才开始建设截污工程。每天扔一个多亿元的河涌治理能让大家重新看到鱼虾在畅游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河床抬高使下雨时河水倒灌淹了地下室。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是我们小时候歌谣，现在，大家依然可以唱，因为，这个城市的排泄系统——下水道经常会阻塞，甚至它只能抵抗一年一遇的降水标准。当在水浸街的时候，千万别尝试趟水回家，因为你不会知道哪里的井盖丢失了几天，更不会知道涌边哪里缺失了几年都没有人修补的栏杆。
此外，千万不要对经常开挖的马路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城市的神经系统——管理部门经常打架，一条马路一年开挖五六次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在广州出生，广州长大，小时候每晚睡觉都听着妈妈唱着：“月光光，照地堂，虾崽你乖乖睡落床……”的歌谣进入梦中，不知不觉间，好多好多的童谣就这样传了下来。可是现在的孩子们还懂么？
我的小学是在一间教堂上。下大雨时我很喜欢上美术课，老师会和我们讲百幕大三角的神秘故事，很科幻很向往。教堂有点破旧，下雨到处漏水，雨水打在盆子里的滴答声成了陪伴我们上课的音乐声。教堂很有特色，或许是与其他建筑都不同，所以我一直记着它的模样。有年重回旧地，它已经消失在空气中，震惊，失落的感觉涌上心头。直到今天，我还不是不明白为何它不能成为文物修旧保存下来，人的记忆、感情和属于这个城市的部分历史就在一铁锤下毁灭。
在以商业开发为目的旧城改造大跃进活动后，再也无法说起西关的传说，青石板路旁那群街坊的冷暖故事；大家也吃不到巷子里地道的广州美食，成珠楼的鸡仔饼已经烟消云散，去香港吃正宗的虾饺、凤爪、干蒸、烧卖吧，百年历史的荣华酒家你很快也不会再看见；当你以后看到类似澳门大三巴的金声电影院牌坊，千万不要以为是抄袭，那里的确曾经有这么一座电影院，只是给拆剩一堵孤墙；有空就去东山少爷曾住过的小洋房看看，未来它们会在没钱修葺而自然死亡；看到小洲村的以前的风景照片时，不要怀疑这曾是广州最美的地方。请不要问为什么愿意花几十亿搞几年就烂掉的穿衣戴帽面子工程，而不把钱花在这些有故事的有灵魂的地方整片修葺保留下来？如果未来你们要拍属于广州的古装戏时，请不要在广州寻觅，因为我们没有为你们保留整片的古城。当看到孤零零的猎德村祠堂时，要幸运至少还拆剩它，虽然它是重建、显得那么孤独。看到一堆人造新古董时，请不要怀疑广州有2200多年的历史，或许你们可以到其他城市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岭南建筑。
广州的孩子们，在懂得使用普通话和英语时，请善待自己的地方语言，记住粤语的发音和字，因为它是华夏文明的古汉语，记载着以前祖先的喜怒哀乐。我的语文老师曾告诉过我，元代以前的古文就用粤语读吧，那是我们的根，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在上美术课的时候，请一定问问老师，粤绣、岭南画、雕刻、岭南剪纸是怎样的？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问问老师，粤剧、潮剧、汉剧、采茶戏、客家山歌是怎样唱的？如果遇到一个开明的校长，请建议增加一堂关于岭南文化的课外兴趣课程，因为，历史和文化是这个城市的灵魂，虽然它一直慢慢地给人为毁灭。
如果一个人的肺黑了、血液脏了、排泄系统阻塞了、神经系统经常打架、甚至连它的灵魂也逐渐消失的时候，无论他花多少钱在面上、妆有多漂亮，它的面色还是苍白的，城市也是如此。
广州还一息尚存，就是它灵魂的核心——包容。包容不是让步，不是非你即我的对立，是相互尊重，众生平等，倡导多元，是加法思维的贯穿，并为维护这种相互尊重、平等、共存发展的理想而不停奋斗。
在城市建设中，能否多用包容的思维去对待这个城市和居民吗？
在旧城改造的时候，能包容一下属于广州的历史吗？
我们不需要高楼大厦，那只会让广州和其他城市没有分别。能为子孙保存着整片的修葺过的老房子，保留着属于大家的回忆，同时也保留着那份深厚的街坊情吗？能为子孙好好保留那百年历史的荣华楼；青石板路上深藏在巷子里地道的云吞面；成珠楼的鸡仔饼等等吗？我们不需要那抄袭的大三巴，因为金声电影院才是我们拥有的。希望我们的子孙不会在记录片《正在消失的羊城》中寻找更多属于这个城市的痕迹。
我们不想看到给工地包围，不想看到“拆”字横行，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么？
我们不需要花岗岩的路边石，但可否为我们排查一下这个城市的安全隐患呢？希望沙井盖不再吃人；斑马线上不再血迹斑斑；泥头车不再疯狂；河涌水沟旁总有栏杆；……
广州大道南，培养了不少跨栏高手穿插马路，如果是你，你会绕二十多分钟的路到对面么？广州还有多少这样的马路呢？
建设新城区，可把城市配套设施先建好么？同德围的居民已经等了十多年，住在珠江新城又该如何买菜呢？
能否好好想想让我们不再水淹？
灰霾的天已经让广州到达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级别，在国家要推广电动车的年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禁止让电动车上牌？
能让我们的马路五年甚至十年不开挖么？？
一天一个亿的河涌治理真能清澈么？
可否包容一下残疾人么？让他们更方便地生活在广州么？
飞机延误的时候，能让我们感觉到温暖么？
垃圾分类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日本的水平呢？
当看到强拆二沙岛违章的时候，以后是否都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呢？
在探索文化建设时，可否以包容的加法思维建立一个文化政策平台，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在这里找到发扬他们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的家，使大家自由选择学习不同的地方语言和文化呢？学校里能否开办地方文化课呢？可以包容英语的我们，难道不能包容自己的地方语言？多元才能让城市更有内涵，共生才能共荣。
还有许多许多……
印第安人有句名言：“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广州经过三十年的硬件高速发展，已经是充满内伤的城市，我们是否应该缓一缓，把伤治好，再容光焕发地重新上路呢？
请包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深爱着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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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很平静，静观其变”——宏城花园宏达径26号楼业主（广州城启集团董事长）杨××
■城管强拆亿元违建别墅

两辆钩机把价值过亿的别墅拆得支离破碎
“对大企业家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拿得起放得下是杨总习惯性的心态和处事方式。”——杨××代言人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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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赛斯库夫妇被开棺验尸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遭处决后被秘密埋葬，遗体身份存疑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赛斯库夫妇的遗体于21日从罗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公墓中被挖出来，以核实他们的身份。目睹挖掘过程的齐奥赛斯库夫妇的女婿奥普兰表示，他认出了齐奥赛斯库1989年被处决时穿的那件大衣。但在进行D N A检测之前，他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遗体就是齐奥赛斯库夫妇的。
奥普兰对媒体记者说：“我倾向于相信遗体是我岳父岳母的，但是在进行D N A检测前，我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
他说：“我看到了他们的遗体，我岳父的遗体保存得很好。我看出他穿的黑色冬衣上面还有一些洞。”他补充说，估计是弹孔。
齐奥赛斯库曾于1965到1989年间担任罗马尼亚领导人。在1989年东欧剧变中，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捕并接受审判，于当年12月25日被处决。
由于担心坟墓被对其不满的民众破坏，罗马尼亚新政府决定连夜将齐奥赛斯库夫妇秘密埋葬，墓地位于布加勒斯特的甘卡军人公墓。
但齐奥赛斯库夫妇的三个孩子对齐奥赛斯库夫妇是否真的埋在那里存疑，多年来要求将齐奥赛斯库夫妇的遗体挖出来，现在这一要求已经得到罗马尼亚政府的批准。
●齐奥赛斯库之死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人民在蒂米什瓦拉集会要求民主，遭到齐奥塞斯库强力镇压。
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十万人大会，目的是动员群众支持他采取的镇压行动。没多久群众便开始高呼反对他专政的口号。齐奥塞斯库随后下令“可以开枪”。但国防部长米列亚则命令“不准向人群开枪”，最后米列亚在压力下选择了自杀。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指令去拦阻群众，反而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
12月22日，示威群众向罗共中央大厦冲击。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撤离了大厦，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52公里处的一条公路上，随后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逮捕。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被控以“屠杀六万人民、积蓄超过十亿美元的不当财产”等罪名，在经军事审判后被秘密枪决，并没收所有财产。审判及枪决过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罗马利亚的电视台也有播出。
《乱弹中殒命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61211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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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肖申克的救赎》
■李敖父子听过北大周校长的这段话吗?
□云水遥

前些日拜读过七犀鸟的博文，谈到了李敖之子李戡选择北大读书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填补李敖的缺憾。在李戡的申请书中，李戡谈到：‘例如我的祖父，我的大姑、二姑，大姑丈都在北大毕业，我的父亲李敖困于台湾六十年，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意能超越这六十年的海峡，衔接这一心愿。’李敖前几年去北大演讲，就表现出对老北大的向往，李敖家族与北京大学渊源极深，现在李戡重回北大读书，也算某种形式的叶落归根，也可看出传统孝义思想对李戡的影响。”
我感受到李敖父子两代人对于北大的情感，在我们心中，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她更是一种追求自由与独立精神的象征。令我的目光久久停留的是“老北大”三个字。这三个字，不由让人抚今追昔，想起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其中“抱定宗旨”置于首位。演说中讲到：“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继续留任。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在几年的时间里，蔡元培先生以他先进的教育思想、广博的学识以及人格的魅力，打下了北大百年的基业。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局面。
在怀念蔡元培先生的同时，我也很自然地想到了北大当今校长周其凤。本来我是无从知晓其大名的。但，一件事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那件事就是，我曾闻其在人代会上，回应教育部《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一点时如是说:“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
一开始我以为看错了，以我的思维，我决不会想到这种水准的话会出自北大校长，它出自哪所大学校长的口中我都不会如此惊讶。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北京大学校长。没错，我没眼花。对于如此坦言地表明官本位立场及唯恐失去既得利益的回应，我真的是相当、相当地无语了......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先生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不知道还会不会偶尔回响在当今的北大校长周其凤先生的耳畔？
李戡放弃台大选择北大，是要圆一个梦，圆一个父辈的心愿。只可惜今夕何夕？“穿越六十年的海峡”，这六十年，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衔接”的，还是当年的老北大吗？我最近又“不幸”听说了北大在京扩招的消息......真不知李敖父子若听了周其凤校长的言论，会不会感叹“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呢?
说实话，周校长这段话，让我的心凉了很久。这是代表中国最高学府地位的校长的言语，原来教育家的尊重要靠行政级别来决定。
很难想象，现在的北大还有多少当年老北大的影子？
很难想象，现在的北大校长，还有多少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当年学术教育的博爱，民主、自由、良知的遗风？
很难想象，北大精神的旗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大学校长， 只有大学官长”的主流风气下，是否还能继续飘扬？
我是真的希望李戡在了却了父辈心中的遗憾后，不要再留下新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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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天天用QQ，但我对腾讯没感情，没感情让他伤害，反而深有同感！你‘山寨’就‘山寨’好了，装个QQ还捆绑一大堆垃圾腾讯软件让我安装，我也想骂你‘狗…日…的！！’”——网友110(202.105.30.*)
■搅局者还是终结者

http://www.donews.com/net/201007/15583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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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该向与食堂对质的学生学习
□刁博

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学生因食堂涨价一事，与后勤部门之间“当堂对质”，学生代表将食堂饭菜通过化学计算方式逐一还原，来论证食堂的暴利所在。（长春应化所抗议食堂事件：后勤傻眼了，得罪化学家的下场http://bbs.tiexue.net/post2_4374719_1.html）
有学生代表将饭菜的各样材料分类，然后分别称重，再结合网上公布的菜篮子相应菜类和肉类的实时报价，计算出成本。通过科学严密的计算得知，一款售价为6元的冬瓜牛肉，最后计算的成本为2.22元，剔除学生不能吃的肉，实际能吃到的成本只有0.62元。售价为2元的豇豆肉丝最后的成本只有0.54元。而面对学生举出的严密数据，后勤部负责人无言以对。
学生和食堂的“当堂对质”好比一次价格听证会。用最精确的数据以及最科学的方法给出最后的论证结果，这本是任何一次价格听证所必须要走的。网友们在各大论坛上将这次本是很正常的价格取证进行疯狂热炒，足以见得其中必有反常之处。这里的“反常”有二，一是“被剥削方”真正地参与到了听证的过程中，并运用科学手段给出了精确严密的数据；二是涨价方在真实数据面前无言以对，败给了“被剥削方”。
最近几年举办过水费、燃气费、景区门票费等价格听证会，既得利益方组织听证会，并选择自家人当听证会的代表。在貌似民主、公开、合理的氛围中，几乎每次那样的听证会都能取得“圆满成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不说，还给纳税人传递了一个“逢听必涨”的信号。
学生和食堂之间的当堂对质，他的意义不是把涨价方弄了个灰头土脸，让“被剥削者”终于有了一次吐气扬眉，而是开创了一个让公民参与到其中并用真实数据说话的听证模式。没有公民的参与，任何科学有效的决策都会受到质疑。发改委在调控国内的成品油价上可谓花了不少心思，可发改委依然被老百姓骂作“涨价委”，公信力也因此不断地下降。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国内油价成本的不公开，公民无法参与到油价制定的监督中。
没有公开成本，不让公民监督，是不是因为他们也害怕会弄得像食堂那样灰头土脸？没有确切证据，我们不能妄自推断。但至少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学生和食堂间的对质给控制价格的有关部门上了一课。发改委应率先做起表率向学生们学习一下，将信息公开，接受公民的监督。这样才会扮演好为公众服务的角色，也能挽回之前因一次次涨价而丢失的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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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幸福”
□南方传媒

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生就是追求幸福。”
什么是幸福？有人说这是只有傻子和哲学家才会研究的问题。我不是傻子，当然更不敢称是哲学家，那就以常人的心态尝试着去推开这扇“幸福的大门”，哪怕推开一条缝去窥视一下也好。
有必要吗？
《世界是平的》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世界被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碾平了。这不是夸张。2008年，一只蝴蝶在华尔街扇动了两下翅膀，金融危机转瞬间袭卷全球，国人自然不能幸免。股市从6000点俯冲到了1600点，账户缩水，钱包缩水，资产贬值，紧接着是裁员，减薪，工厂倒闭……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中国人在焦虑中前行：为高房价焦虑，为油价上涨焦虑，为孩子上学焦虑，为找工作焦虑，为钱少焦虑……
我们幸福吗？不知道，但最起码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发布的“幸福星球指数”上找不到中国。
2009年7月4日，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布了最新“幸福星球指数”，根据这一指数，拉丁美洲是全球最幸福的地区，其中该地区的哥斯达黎加是全球最幸福也是最环保的国家。而一些公认的发达国家却无缘前茅，英国排第74位，加拿大排第89位，澳大利亚排第102位，美国则远远地排到了第114位。
全球幸福指数前10名
１、哥斯达黎加
２、多米尼加
３、牙买加
４、危地马拉
５、越南
６、哥伦比亚
７、古巴
８、萨尔瓦多
９、巴西
10、洪都拉斯
看了排名，您是愿意做一个幸福的哥斯达黎加人，还是一个“不幸”的美国人呢？
……
何为幸福？对于饥饿的人一个馒头就是幸福，对于口渴的人一碗水就是幸福……“所谓幸福，极端地说，就是欲望和要求得到满足，也可以说是‘满意’或‘充实感’吧。”日本佛教思想家、哲学家池田大作这样回答，“但是，欲望是无穷的。一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必然会产生下一个新的欲望。”池田大作认为“现代文明是为欲望效劳的文明。” 我们的焦虑是否来源于无穷的欲望呢？
欲望与不切实际的梦想正在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告诫人们：“不应该贪图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将自己的生活与那些不幸的人比一比。想想他们的痛苦，你就会庆幸自己的命运比他们的好了。采取这种看法，就会生活得更安宁，就会驱掉生活中的几个恶煞：嫉妒、眼线、不满。”我们的焦虑是来源于这几个“恶煞”吗？
幸福是什么？王安忆的回答：“幸福就是自己觉得幸福。”幸福是抽象的，我们只能用快乐、高兴、满足来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幸福更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幸福是一只蝴蝶，不速而来，轻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哲学家纳撒尼尔•霍桑这样形容。
……
美国人埃里克•韦纳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一书中把这种“风雅生活”定义为“瑞士式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往往能从一些平凡小事获得，如扫地，收拾垃圾，或者找出落满灰尘的CD，倾听鲍勃•迪伦那久违的唱腔。”他这样写到，“没错，我想明白了。瑞士人也许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但却深谙知足常乐的道理。”就是这样！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既然这样，每个人的幸福都可以是不同的，无固定模式可寻。我们去寻找，因为我们深知“所谓人生的意义，全凭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而不是每天醒来就要奔跑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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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泽东
■湖北厅官妻子遭"误打" 警察自抽耳光道歉
□《新世纪》周刊
湖北政法委厅官太太陈玉莲6月23日被几个便衣警察当成上访者痛殴。在被打一个月后，陈玉莲首次见到打人警察肖邦明和蒲全鸿。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下属来到医院病房当面道歉。据陈玉莲妹妹陈翠莲介绍，打人者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
湖北省委大院南门，就在武汉市车水马龙的洪山路边。由此往西，是每年湖北“两会”主会场洪山礼堂，往东是湖北省政协办公楼。两侧有哨兵执勤，周边有探头监控。所谓官府重地，莫过于此。
这里正是58岁的陈玉莲遭遇围殴的地方。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是副厅级官员、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动手的，是当地派出所的六名便衣警察。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达16分23秒。这段录像后来被严密封存起来，至今没有公之于众。
“她被人掀翻在地，之后又被反剪双手提起，几个人对她拳打脚踢。”一位看过视频的陈玉莲家属说。
陈玉莲至今躺在病床上，身上淤青隐约可辨，脑震荡和植物神经紊乱使她不时干呕，血压也忽高忽低——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六名男子对一位老妪拳脚相加？
6月23日事发当天，警方派来慰问的代表解释说是“误伤”。言下之意，便衣警察将陈玉莲当成了“苦大仇深”的访民；7月22日警方的正式通报，又将起因归结于受害人“擅越警戒线”，似乎无论贵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种说法不仅不能得到受害人认可，也无法平复公众的愤怒。厅级维稳官员之妻陈玉莲被打事件，正成为无数上访民众遭遇的象征。
另类“上访者”
陈玉莲算不算访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女儿黄芃芃去世后，这家人就一直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悲剧发生在2004年6月，这个先后被诊断为红斑狼疮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25岁姑娘，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
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7日出具的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该鉴定报告本身，是黄芃芃家属利用200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之机促成的效果之一。当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案件性质由故意犯罪降格为过失犯罪属定性失当；医方则认为，若以医疗事故罪定案侦查，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在家属努力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最新的进展是：经公安部督办，湖北省公安厅于今年1月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这已经是湖北警方第二次立案，前景仍不明朗。多年来，黄芃芃之死如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据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介绍：除了多出来一盒骨灰，黄芃芃的房间原封不动保存至今；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清扫。
陈玉莲被打之后，黄仕明的心态外人不得而知。因为内部纪律要求，他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这位年近退休的副厅级官员，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由学校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官至省检研究室主任后，又调入省政法委工作。在种种信访法规、诸多维稳思维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编织的体系中，黄仕明处境尴尬。他既是信访制度的维护者——这份工作曾经为他带来荣耀，又是信访的参与者——多年来为女儿的死而申诉奔忙。
然而，6月23日，陈玉莲并没有预感到危险临近。当天上午9时许，她走向湖北省委南门。大院里面，在他的丈夫工作的办公楼里，一位省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和她见面，倾听她对黄芃芃案的意见。当天，黄仕明正在河南出差。
这也是陈玉莲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她告诉执勤武警哨兵：自己住在“桃山邨”——这个小区就在省委南门对面，中间隔着洪山路，是湖北省委宿舍大院。士兵回复说：先打电话联系。
旁观的“正宗访民”
陈玉莲和哨兵交涉的时候，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的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想见湖北省纪委书记。
一小时前，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一位干部接过他们的材料，并表示将代为通报。但仅此而已，且无法承诺有效。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熟面孔了。
周树荣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尽管身为医护人员，但周对老伴每况愈下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和陈玉莲一家的遭遇一样，击倒付万生的也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实施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吃饭和说话都会引发面部疼痛。医生决定实施的手术有个复杂的名字—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其实就是拨一下三叉神经，让神经和血管分开一些。”付万生解释说。
当年3月23日，手术失败，病人术后出现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症状。抢救性手术在次日实施，可是后果更加糟糕：病人右侧小脑被切除，这也宣告她的余生将与轮椅为伴。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22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幸好周树荣是医生，他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该鉴定中鉴定专家产生程序上的破绽。2006年12月5日，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周树荣、付万生夫妇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中间上访经历多少屈辱，不足为外人道。可是旧的鉴定结果作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启动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却停滞不前。“根源很简单，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周树荣的理解。
周树荣夫妇俩再次踏上上访之路。2008年，他们去了北京，但回到武汉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用周树荣的话说，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跟着，连买菜都不放过，“这就是内控”。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进京上访那几天，“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他们的儿子周付强说。
2010年7月21日，周树荣和付万生在他们位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宿舍中，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上访故事。这是一套三居房，因为女主人残疾而欠缺收拾。诡异的是，房子里所有窗户都用窗帘和被单遮挡，周树荣指着窗外的小树丛说，“那里，说不定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这两年，老两口把上访重点转向举报他们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这也是6月23日他们想找省纪委领导的原因。但与陈玉莲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省委大院不同，“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主要是冲着周树荣、付万生这样的访民的。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等待上，也正因此目睹了湖北省委南门前“惊人的一幕”。
16分钟之谜
6月23日9时10分许，陈玉莲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拨手机。这天太阳很毒，陈玉莲埋着头，不大注意周边的情况，直到被人一拳砸在头上。为首的打人者给陈玉莲留下深刻印象：光头，红色短裤，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一副黑帮老大的打扮。
她本能的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省委家属。但对方并不停手，她的帽子、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其中手机撞击地面，电池抛在外面。目睹这一暴行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听到一个“青皮头”嚷嚷：“就是省长老婆也要打”，而且连说两次。
后来调查证实，为首者是水果湖街派出所普通科员肖邦明，现年45岁，三级警督，警号032466。他之后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
旁观了这一幕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因长年上访，也算见过世面。有一次，在湖北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他们看到一个外地访民，像“揉面一样”被当地赶来的截访者推来推去，最终塞进一辆车里带走。不过，像今天这么恶劣的行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玉莲醒来时，睁眼就看到一双大脚。她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她对面，双脚跷在桌上。“我说想要上医院，他说我是神经病。”7月20日晚，躺在病床上的陈玉莲艰难回忆说。
这位看守警察叫彭安利，是水果湖派出所的副主任科员，57岁。目前并未受处分。
从省委南门到信访接待中心，陈玉莲的记忆一片空白。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补充的说法是：陈玉莲被打倒在地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驶来将其拉走。该车属于湖北省信访局。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一位干部，他曾接访过两位老人。
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陈玉莲趁看守警察换班之机，抢过室内固定电话向丈夫黄仕明求救，消息才在湖北省委传播开来。约11时52分，省委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带队将陈玉莲接走。
一个月后，此事经媒体曝光。7月20日晚，武汉警方首次面向公众解释该事件。通稿称：陈玉莲在省委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此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要求陈退至警戒线外，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致陈玉莲受伤。
这一版本和家属掌握的情况存在多处出入。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地附近，至少有四个摄像头记录下当时情况。视频图像清晰，施暴从上午9时10分开始，至9时26分23秒结束，殴打过程超过16分钟。视频如果公之于众，两个版本的说法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不过，警方拒绝家属复制视频资料。7月20日发布的通稿亦没有提及该视频。陈玉莲家属对此表示不满。
信访专班
据陈玉莲家属反复询问得到的名单，参与暴力事件的便衣警察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45岁的肖邦民、48岁的郑志强、47岁的潘显光、48岁的刘清新、44岁的蒲全鸿，以及43岁的余金领。
其中职务较高者如余金领，是助理调研员、一级警督，警号：031766；刘清新为主任科员、一级警督，警号032225；职务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他们全部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
公开资料显示：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面积共3.2平方公里，共有在编警察98人。该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公安基层所队、武汉市公安局先进集体、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昌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六年保持公安部一级派出所称号。
警方人士内部介绍说，水果湖街派出所原分一所和二所，后来分别独立为现在的水果湖街派出所和水果湖街东亭派出所。由于湖北省委、省政府位于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内，该所警员编制几乎为其他普通派出所的两倍，此外还有140人的保安队员。派出所在重点单位设立了信访专班，家属所述民警即为专班成员。
据悉，武汉警方设立专班大致有两种。其一为信访专班，负责维护治安秩序；其二为案件专班，负责案件侦破。
设立信访专班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有进京上访的现象，专班工作中，截访任务首当其冲；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警方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信访专班工作，不同单位大同小异，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不仅仅在武汉，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不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这取决于警察队伍的经验、意识和技巧。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就在陈玉莲被打事件发生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当日9时许，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一家三口来到省政府门口，欲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情况。
雷元周告诉本刊记者，他于2006年与当地计生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先行缴纳1.2万元社会抚养费之后，可生育第二胎。这一行为显然不受法律保护，对方后来突然要求雷元周夫妇无条件引产，同时加处罚款，并开除雷元周教师公职。
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遭遇殴打，动手者亦为一光头男子。雷的同事在一旁拍摄了照片，膝盖附近的伤口清晰可见。雷元周后来注意到媒体对于陈玉莲事件的报道，他连连感叹自己幸运，因为对方没有“以多打少”。
“误伤”真假
7月22日中午，在被打一个月后，陈玉莲首次见到打人警察肖邦明和蒲全鸿。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下属来到医院病房当面道歉。
此前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警方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给予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
据陈玉莲妹妹陈翠莲介绍：陈玉莲嚎啕大哭，并质问对方为何动手、受谁指使、所谓“陈玉莲张嘴咬警察”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陈翠莲说。
关于咬人一说，周树荣、付万生夫妇也听到过。7月20日，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纪委的两名警察登门拜访，并试图求证这一说法。夫妇俩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动手的那么高，陈玉莲那么矮，她怎么咬？”“就算真的咬了，那也要看挨打在先还是咬人在先。”付万生后来对本刊记者说。
两位警察做了笔录，付万生按了指模。不过她特别注意到，两位警察在谈到打人者的“光头”特征时，解释说是心脏病所致。付万生因此更加疑问：“青皮头和因病脱发是一样的吗？”“有心脏病，这么严重，怎么还可以打人嘞？”
事实上，7月20日已经是两位老人和警方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是在6月23日事发当天。他们出于同情赶去医院看望陈玉莲，当时警方慰问代表也在病房当中。
在场多位人员证实，警方代表表示道歉，并称此事纯属误会。此即为经由媒体广为报道的“误伤”一说来源。周树荣听了不高兴，他插嘴说：“不管是谁去上访，只要是人民，都不可以打。”
这个老访民对国家政策了然于胸。公安部多次强调，公安机关执行维稳任务，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2008年6月和2009年6月先后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可谓处置不当引发的典型案例。
但多位警方人士亦表示：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地方行政长官动辄将公安队伍推向一线，而由于目前的财政和人事制度，公安机关亦只能唯命是从。如此，诸如信访专班这样的临时性组织便成为高风险岗位，“那些最没有背景的警察才会被指派去做这些工作，”武汉警方一位内部人士感叹说。
回忆6月23日晚在陈玉莲病房所见所闻，周树荣嘀咕起来。“那时省委南门就我们两口子和陈玉莲，如果警察真的打错了，那应该挨打的又是谁？”想起这些，这个74岁的老头有些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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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忏悔录》
■你搞房地产，我跪搓衣板
□三季稻

一IT男，月入8000，夫妻拌嘴，被怨“无房无车”，一巴掌打得妻子出走。他悔过，袒胸露臂，负荆跪搓衣板于广州岗顶的闹市天桥，求妻子回家。长跪3小时，妻子来电，催其离开勿丢人。下跪男表示，会继续打拼，为了在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http://gcontent.oeeee.com/d/20/d20be76a86c0d71c/Blog/261/5070c5.html
买房难的故事，以传统习俗中请罪加惧内的形式公开亮相，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哥们为了唤回妻子，不要面子，负荆请罪，自带搓衣板下跪，是个好男人模样。这一猛招，表明了妻子的分量，说不定也强化了她们心中的“搓衣板情结”或驭夫术，他这一跪，要是被师奶们当作榜样，广州城内的搓衣板就不愁销路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男人的尊严，膝盖是不能随便碰地的。都市里的这段插曲，说明男人的尊严也不坚挺。打人是不对的，打老婆就更不对了，即便老婆唠叨点，要求个体面的生活不为过。下跪男说是因为“无房无车”的气头话挫伤了他的自尊，这怎么能成为发火的理由呢？按照城市生活的市侩法则，“无房无车”哪有资格谈自尊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令人敬佩的兄弟，以维护自尊始，以放下尊严终。与其说是为对妻子的爱折服，不如说在高房价面前屈服。设想，要是他打老婆后突然中得彩票千百万，有了“老子阔了”的底气，仅需发短信“车房有了，速归”即可，用不着光膀子跪于闹市了。都市生活里，男人的生存困境，可见一斑。
当然，这也是白领阶层的困境。月入8000，相当于广州人均工资的两倍多，不算少，还是看不到买房的希望，老婆发怨声，自己生闷气，万家灯火中，有多少心平气顺的生活？按说，六年的收入买一套房，是合理的算盘。但是，我们这里，房地产成支柱产业，说是要抑制房价，落到实处，主事者是个欲拒还迎的态度。又说，白领是中间阶层，是构成社会和谐的中间力量，如今的房价，搞得他们都没有盼头了，不得不低下脑袋。一个社会中最理性、最盼望稳定、最健康的群体，被房价挫伤尊严，甚至看不到安居乐业的光亮，你搞房地产，我跪搓衣板，负荆请罪，元凶又是谁呢？
芸芸众生的上班族，大都是规矩做人、细心谋划将来，不可能像挥斥方遒的韩寒那样，对有房才结婚的女人说“滚蛋”。也就只能忍气吞声，长吁短叹，骂骂话糙理不糙的任志强解气，还是于事无补。至于说根子的问题，松绑土地制度，资源不过分集中在大城市，让大家在二、三线城市也有发展机会，肉食者谋之，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轮不到我们掺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说到将来，不能在老婆面前挺直腰杆，大概还是得靠搓衣板维持家庭和睦了。
http://club1.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33&ID=3194338&pag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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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毛泽东
■血案是如何酿成的
□邵建

消沉近两个月的郑州农民用货车撞死四名拆迁人员的报道近日又浮出水面，但报道和报道却大相径庭。6月2日来自《大河报》的报道是：“6月1日上午8时30分，一辆车号为豫A6Q195的厢式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和施工机械正常施工，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10余人，而后……”http://epaper.dahe.cn/dhb/t20100602_1811756.htm我本人对拆迁血案比较关注，它是我的一个重要评论对象。因此，这则报道我当时即读过，可是，读到这里，真的是冷笑出声。这样的文字是糊人，还是糊鬼？任何一个具有常识性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出它的虚假。今天，再度看到由《瞭望》记者采写的报道，才知道当时的新闻是来自当地官方的通稿。http://news.qq.com/a/20100727/001024.htm
驾驶这辆货车的是被拆迁农民刘大孬，当该地政府出动数百名拆迁人员和数十辆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警车以及多辆挖掘机准备进村时，是这位农民驾着他的车挡住了对方进村的路。村民们围着这辆车与拆迁队伍激烈地交涉，这时，“在现场指挥的十八里河镇党委副书记陈慧军手持扩音器一声令下：一组二组上”，于是，血案三部曲拉开了序幕。一、拆迁人员得令后开始拿砖头砸车，车前左侧挡风玻璃被砸碎。二、几名拆迁人员用拳头击打刘大孬的左肩，意欲把他拉下车。三、激怒了的刘大孬喊了声“村民们都让让”，随即发动货车，向前撞向拆迁人员。这是一个血案，但，该血案过程中的因与果、主动与被动清清楚楚。只是在官方通稿那里，它被因果为“劝说—撞人”；两篇报道对比，谁是谎言也清清楚楚。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就突然与人拼命，这不符合人的行为最常见的模式“刺激—反应”。固然，刘大孬的反应从法律上看，无疑是过激的；但首先是他面对的对象过激在前。因此，应当对这一起血案直接负起责任的，不是别人，首先就是身为现场指挥的镇党委副书记陈慧军。
从《瞭望》报道来看，以刘大孬为事件焦点的南刘庄村民们，他们在事件当天拒绝拆迁的行为，具有无可置辩的正当性。拆迁事发当天，“因对补偿安置方案存在异议，绝大多数村民没有签订拆迁协议”。在协议都没有签订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那天的拆迁行为可以定性为“非法拆迁”。如果对方的行为是非法的，甚至是强行的，村民们为护卫自己的合法财产而采取的行动则具有正当性。就此而言，刘大孬的撞车行为，应当视为“正当中的过当”(一是他的房屋面临非法拆迁，二是非法拆迁人员先行对他使用暴力)。另外，该地政府不但是非法拆迁，而且同时是“野蛮拆迁”。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不应忽略，在他们的车上拉着一捆“有锨把那么粗”的木棍。这木棍不是拆迁工具，它的用途和那救护车的用途都不言而喻。虽然木棍还没派上用场，但野蛮拆迁不仅表现在他们有备而来和志在必得的未遂上，更直接表现在还没拆迁便用暴力开场的打砸行为上。刘大孬应该清楚，如果他不发动引擎，那个场面下一旦被拉下车，等着他的是什么。因此，他的撞车其实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当然也是反抗性质的自卫。
血案既已酿成，而且酿成了刑事案。如果需要反思，南刘庄村民们无可非议，他们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即使刘大孬撞人致死，也是被逼而致，换成他人，几乎也是这样。那么，真正需要反思的便是当地政府。这不该发生的血案，其实是由它一手导致(撞人者和被撞者都是它的牺牲品)。很清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根本不把南刘庄的村民利益放在眼里。一家汽车产业园要扩建，这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一盘棋。南刘庄村不过是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说搬迁就搬迁。4月份才启动，6月初就开始强拆，一个村庄的整体搬迁，果然像一颗棋子那么易起易落。何况安置地点村民觉得没落实，安置补偿标准村民也普遍不认可，如此强行，出事当是必然。另外，当地政府不把法放在眼里。协议没有签妥，便单方强制推行，自己把自己置于非法之地而不顾。究其因，权力意志行使惯了，法律不过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可以看到的是，明明自己拆迁不合法，却开着那么多的执法车去执法，真够讽刺。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当地政府无以逃避它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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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想搞你，你就要把他搞大。你不把他搞大，他就真敢搞死你。”——题语
■通缉记者纯粹是一个励志片
□林楚方
通缉记者是个很扯淡的事，丽水市公安局没有像遂昌警方那样扯淡，直接把通缉令干掉了。这个事情证明了一个道理：他要想搞你，你就要把他搞大。你不把他搞大，他就真敢搞死你。这个事情的另一个附产品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用不到一周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记者几十年走过的路，所以，你可以认为，警察叔叔们导演了一部励志片。在中国做新闻的有几十万，成名的就那么几个，所以，这部励志片的主题是：在中国，只要你有梦想，政府会帮你实现。
现在仇子明可以把手机打开了，虽然我很嫉妒这个孩子，但还是很想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如果仇子明微博里说的是真的http://t.sina.com.cn/st600287）他和《经济观察报》经过了很多关：威胁，钱，摆平，通缉，最后靠一条命，玩了一个通关。
这部励志片也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有些极个别的人（一定要说极个别），认为公权力就是自助餐，只要搞到餐券，什么公检法政府机关……你敢叫“公务猿”，你就是自己人（这段评论不针对遂昌县任何机构，不构涉嫌损害xx罪）。这部励志片还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面对混蛋的时候，都和混蛋一样混蛋。所以，被曝光公司可能很疑惑：MD，还有不贪钱的？威胁丫儿的，MD，怎么还不怕？可能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看到有辆车敢闯红灯，MD，对，有困难，找警察，尤其是要找有困难的警察，对你没有办法就法办你，结果一群仗义的警察偏偏碰上一个更仗义的记者（还有他的领导）。
我一直知道这个道理，有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比如，对《经济观察报》这样的市场化媒体从业者来说，一个记者曝光一个企业，先是职务行为其次是新闻冲动最后才是什么新闻理想（不排除就想出名）。但被曝光的人，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他首先想，你肯定受谁指使，我都全世界最牛逼了，你怎么还敢惹我？然后开始排查自己和你的关系网，发现你没什么后台，于是急了：我操！
这个事情很可能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带着恐惧、揪心和廉价的欣喜重新上路，但我们要想想，我们都期待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被人当做自助餐，没有能力随时把你投入看守所，这个政府不和你耍流氓，更不能在你和他下棋的时候，发现玩不过你，一脚把棋盘踢翻。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个模拟小布什的演讲稿，有一段话摘录于此：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也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通往奴役之路，一定是由沉默的人群修筑的。也可以说，这个笼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我们一点点地编出来的。
附：
据传记者仇子明在新浪微博上（@白衣渡江）发布的文字：
7月14日，财经新闻报道是需要运气的，我追踪了三个月的选题，一直苦于没有突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线索……这种感觉，比做爱要爽100倍。
7月28日，仇子明转发微博。@冒安林 ：记者因报道定罪或遭全国通缉！！据传，《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002012）关联交易内幕，已被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名，认定为刑拘在逃人员，已向全国发出通缉令。目前，通过公安部内网查询，确有“仇子明”被通缉，确切消息待续。
7月28日，小爷正在某地隐居，悠闲地抽着烟，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遂昌公安局，有本事就抓到我。
《20分钟道歉会 警方特意穿警服》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0-07/31/node_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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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游览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天源路，占地面积333公顷，建于1929年，引种热带亚热带植物6000种，拥有世界一流的木兰科、姜科植物专类园，是我国历史最久、种类最多、面积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被誉为永不落幕的“万国奇树博览会”，有“中国南方绿宝石”之称，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广州市“十佳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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