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周刊》：未来VC走势

未来VC走势(转） 互联网周刊　　2006-02-21 13:36          过去的10年，国际VC投资中国时运用的两头（融资、退出）在外的体外循环模式几乎决定了中国创业投资产业的进化曲线。 
        初的混沌岁月里，国际VC圈中非主流的企业附属型VC带着所谓的战略目标大举挺进中国市场，并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时，最有可能获得远在美国的投资委员会批准的项目都是那些美国人能看懂，既在美国拥有成功先例的项目，投资对象大多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海外归国留学生。
　　这些美国模式在中国真正取得成功的历程却表明，中国的市场环境以及生意模式和欧美相比其实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当越来越多的国际VC及其背后的投资人被这些成功案例吸引过来的时候，拿着放大镜的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还有很多他们从来就都不曾看见过的一种叫做“本土商业模式”的东西。
　　更加重要的是，只有看得懂“本土商业模式”的人才能真正从中找到投资机会。那些精明的主流LP（有限合伙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企业附属型VC的目标冲突依旧。
　　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加快了中国创业投资产业进入裂变时代的步伐。  重装出发        2006年2月15日，邝子平离开了曾经工作6年的英特尔资本部（Intel Capital）联手前软银美国创业投资基金（SoftBank America Venture Capital）执行董事、Mobius创始人Gary Rieschel和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创投Ignition Partners一起在中国创立一家新的创投机构—启明创投。启明将与Ignition联手在中国实施2亿美元的创业投资计划。
　　大约1个月前，邝子平的上司Intel Capital副总裁克劳迪·莱格（Claude Leglise）也选择了离开并加入了主要在中美两国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中经合集团（WI Harper Group）。1年前，邝子平的新同事Gary Rieschel已经把家安在了中国。
　　这只是中国创投市场上一系列从量变到质变事件的最新缩影。
　　2000年前后，具有产业或者金融背景的单一LP（有限合伙人）型基金，例如Intel Capital、IDGVC、软银亚洲、软库中国、高盛投资等不以资本回报为惟一目的的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今天中国市场对于以资本回报为主要目的的主流LP们来说价值已经得到并且正在继续得到证实。这期间，这些企业投资机构中逐渐成熟的管理团队及其个人就成了这些主流LP们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
　　这预示着中国创投将迎来由多个LP支持的独立型基金时代。

　　
　　岔道口

　　经过2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创业投资产业似乎正呈现出美国创业投资产业曾经的轨迹。一方面，一些得到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和创业者开始注资创投行业；另一方面，伴随着IPO或者被收购，企业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后，一部分创业者选择再次创业，另外一班儿创业者则开始了从创业者到创业投资者的角色变换。
　　当这班儿创业者和美国主流VC中国热相遇的时候，往往能够碰撞出一些耀眼的火花。尽管创业者切入创投领域可能还有更加有效的路径，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外有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最后都成了创业投资家。”黄晶生说，“不管成就大小，创业经历本身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一个好的创业投资团队需要具有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加入，例如做过投资银行的、做过律师/会计师的、做过跨国公司高管的。”但是黄晶生强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创投队伍中具有创业经历的投资者的缺失可能是造成我国创投业整体“往后靠”的内在原因之一。相反，美国的一流VC大多是专注的早期投资者。
　　相对而言，有过创业经验的人更能理解创业者的甜酸苦辣。“很多中国创业者都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会投入很多的感情。” 在一些比较敏感的投资条款处理上，创业背景出身的VC往往可能会比纯粹投行背景的VC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前者往往更容易得到创业者的认同。”
　　投资完成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VC们通常都要在受资公司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资银行出身的人通常就没有这个习惯，基本上一做完交易，他们和企业的联系也就结束了。”曾经参与创办过美通无线的黄晶生说。即将离开新浪正式加盟DCM的林欣禾则表示，创业过程中总会有起起落落，由于自己已经走过一回，因此有过创业经验的人对于企业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也许会表现出更大的耐心。“有过创业经验的人也许会比较容易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会那么惊惶失措；在公司特别顺的时候，也不是表现得很兴奋。当然在中国创业投资行业整体‘往后靠’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背景的VC也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原因主要在于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和创业初期的公司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随着一批有着创业经历的人陆续加入到了中国的创业投资队伍中来，中国创投行业能否更加关注早期投资就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在黄晶生的眼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处在创业早期的新兴公司或许将会受益匪浅。”
　　到目前为止，GSR Ventures和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在各自所关注的领域都投资了一些早期项目，例如“天仙配”、Mysee等。“对于特别早期的投资项目，要求VC们必须非常的本地化。”黄晶生说。

　　 本地化VS国际化

　　“我们不会专门募集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基金。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已经被证明过的全球化运作模式。”和DCM一样，作为2000年前后进入中国的极少数硅谷主流VC之一—德丰杰（DFJ）以及新近到来的BlueRun在中国市场用的也一直是其全球创业投资基金。作为DCM的联合创始人，赵克仁的担心在于，历史上硅谷的一些主流VC也曾经按照不同的地理区域设置不同的基金，但长期下来的结果却是分家。“因为不同地方的基金运作起来肯定有好有坏。”
　　2005年，赵克仁担心的一幕也开始在中国上演。作为软银体系中表现最好的一支基金，软银亚洲的管理团队通过成功募集规模达6.43亿美元的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实现了独立。创造了中国创投历史上这一标志性事件的赛富基金管理公司首席合伙人阎焱强调，“独立是每一个职业基金经理人的最高境界。”跟阎焱怀有同样梦想的还有霸菱亚洲原中国区总裁徐新和英联投资原董事温保马，这对组合为自己创造的平台名为“今日资本”。
　　但是由于创业投资进入中国的历史非常短暂，并不是所有的VC现在就都能够达到完全独立的状态，因此2005年中国VC群体中有相当一批人选择了“半独立”的中间状态：和进入中国的顶级VC合作成立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基金。例如，原德丰杰全球基金董事张帆和Sequoia Capital合作成立规模为1.68亿美元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并出任创始合伙人。Sequoia Capital的投资组合中包括Google、Yahoo、Apple、Cisco、Oracle等世界级知名企业。2005年出现在这份“半独立”名单的VC至少还应当包括：原SAIF中国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出任Bain Capital驻华董事总经理；原德丰杰全球基金董事符绩勋加盟GGV出任合伙人。
　　“投资决策时，中国人手中有这一票和没有这一票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由于受到的限制太大，此前“做得还算不错”的张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也就投资了3～4家企业，而且涉及的金额也不高。在黄晶生看来，张帆等新生代的迅速崛起得益于“踩上了点。”“2004年、2005年国际主流VC们突然觉得一枝独秀的中国是他们应该进入的一个地区，于是就造成了这些在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有一定业绩表现的人会获得比较超常的关注。”
　　其实踩准点的还不只是张帆这些个人，国内早先发展起来的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创投机构是这一波国际创投中国热潮的受益者。“在中国赔钱的一定比在中国赚钱的多。”在阎焱看来，中国市场虽然潜在的机会很多，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想要真正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还是非常艰难的。刚刚过去的2005年，先期进入中国的一些大牌VC不仅切实体会到了中国市场的神秘性，而且开始调整充实其中国战略。这些曾经的“flying VC”们为了系统性地把握中国市场的机会，开始采用多管道齐头并进的方式：一边在中国内地城市设立办事处；一边甚至不惜采用“Fund of Funds”的方式投资中国的本地VC。
　　仅仅2005年，这样的场景就上演了好几回：Accel Partners 投资IDGVC；3i投资鼎晖创投；DCM投资联想投资；不一而足。“借助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本地资本渠道，这些VC大佬们一方面可以减少进入中国市场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地接近项目源。”黄晶生强调，“这些应该属于他们战略上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基金的基金。”
　　“每一家VC都有自己的运作模式。这可能跟他们的文化、资源背景和主管想要做什么有关。”黄晶生认为，每一种模式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失败。“这可能不是投资模式上的竞争，更多的是不同团队组合之间的竞争。”
　　但是决策的本地化却是毋庸置疑的。“创业企业尤其是早期企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需要及时跟进，如果决策者都在美国的话，就是打电话都不方便。”赵克仁透露，林欣禾将在2006年第２季度正式加入DCM并且长驻其北京办公室。

　　

　　商业模式：从扩散到内生

　　中国本地投资基金的发展和成熟是中国创业群体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目前，中国市场能够支撑容纳足够多的VC，让他们有赚钱的机会。
　　从DCM等硅谷主流VC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饼图基本上可以划分为3块。一类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Copy to China 模式，大约要占60%的份额；一类是混合型模式，例如SP类型的公司。“你可以说这些是本地原创型的，但是此前日本就已经有了I-Mode模式，中国的企业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本地化创新因素。”这一类型大约占30% ；再有一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模式。赵克仁预计进入2006年后，创新模式所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不到10%逐渐上升到30%。
　　2000年前后，中国很多的创业企业还只是在简单地模仿美国的新技术、推广美国的商业模式，当时VC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到正确的人，把这些正确的事情做好”。
　　“中国模式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青睐，而美国模式则会呈相反趋势。”赛富基金管理公司合伙人周志雄坚信Copy to China模式最终将会让位于中国本地模式的理由在于，即使是在2000年前后，国际VC陆续进入中国，中国创业者大肆拷贝美国Internet模式的时候，抄美国模式比较成功的Portal（门户）们虽然抢先上市了，但真正的转折（Turn Around）也还是在短信、网游起来之后。而像易趣这种纯粹拷贝eBay的结果就是被eBay买了下来。即便如此，也仍然还是前途未卜。
　　“未来真正能成功的一定是植根于中国本地市场需求的企业，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或者对国外（美国）的商业模式进行本地化创新。在独立后的赛富投资组合当中，作为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周志雄本人最喜欢的是符合中国市场商务模式的ATA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在以考试结果为导向的社会里，如何测试一个人的技能（动手能力）而不光是知识 （背诵就可以了），并且把测试结果和工作能力挂钩， 这一直是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为了帮助企业克服这一挑战，1999年成立的ATA (全美测评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最大最领先的考试技术、考试服务和技能教育相结合的公司。微软也在全球使用了ATA的考试技术，用于“微软工程师”认证考试。
　　赛富投资的橡果国际则可能代表了另外一种本地化趋势：基于类似的市场机会以及不同的市场条件而设计出和美国模式有相当差异化的商业模式。
　　“Copy to China 模式仍将会是我们的一个投资主题。创新模式未来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空间。”赵克仁同样强调DCM非常看好混合型商业模式，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投资，例如Mop、99bill等。“美国的电视内容提供商是不太愿意和Mop这种类型的企业合作并提供点对点服务的。同时，由于中国的金融服务环境落后于美国，这也给99bill这样的中国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软件外包尤其是带有明显产业转移痕迹的半导体等领域内的要素资源市场分布的非均衡性为跨境混合型创业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基础。2000年全球“光通信泡沫”破裂中诞生的飞博创就是一家这种类型的企业。在光通信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飞博创把美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大中华区的生产要素市场、日韩等国家的光纤到户(FTTH，Fiber To The Home)市场有效整合到了一起。2005年，飞博创顺利成为了美国顶级VC—Greylock投资的第一家中国企业。
　　蒙牛、李宁等的成功则向国际投资者证明了中国传统产业的投资价值。2005年，不仅只是专注于中国传统产业投资的Actis和鼎晖的新一轮融资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就是像Bain Capital 这样的国际顶级投资者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场。
　　“年度盈利达到500万美元的中国企业并不鲜见。”尽管由于消费者需求、资源条件等方面因素的不同，这些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就行业整体而言，它们几乎遵循着相同的行业成长曲线。
　　“我们选定的这些产业（医药保健品、日常消费品、电子通讯产品生产和服务行业、汽车零配件）市场格局大都尚未成型。”英联投资（Actis）全球合伙人陈柏松的眼光盯上了那些具有成为行业领袖或者产业寡头雄心的‘年度盈利达500万美元’的企业。”
　　“当企业的业务扩大、组织变得复杂以后，如果不把企业的管理架构做好的话，很多企业就可能会垮掉。”为了帮助企业避免陷入类似三株、巨人、秦池等曾经遭遇的“中国式陷阱”，作为一家在新兴市场拥有58年投资经验的纯粹财务投资者，英联充分利用其全球性的网络为受资企业在战略、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业务扩张等方面积极提供增值服务。
　　截至目前，英联在中国投资的7家企业当中已经有3家成功上市，还有3家正处在紧锣密鼓的上市准备阶段。在鼎晖投资一长串的投资组合当中则有南孚电池、鹰牌陶瓷、蒙牛乳业、李宁运动、中国移动等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体内循环路径

　　“美国80%的创投是通过并购实现退出的，只有20%是通过上市退出的，当然这个比例会随着年份的不同有所变动。日本的情况是倒过来的，有90%是通过上市，10%通过并购。”主要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从事投资活动的DCM主管合伙人赵克仁认为，要判断出在中国哪种模式会成为主导模式还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两种模式有时是五五开，有时候是四六分。”
　　2000年就已经进来的DCM在中国已经投资了中芯国际、文思创新、尚阳科技、UUME等10余家企业。截至2005年12月31日，DCM在中国的投资组合当中，前程无忧、中芯国际、中星微电子等已经分别在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国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DCM的做法其实代表了时下国际主流VC在中国投资时采用的典型路径。另一方面，虽然得到创业投资支持的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到纳斯达克等国际二板市场去上市，但是这将使得投资者以及创业者面临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分离的风险。显然，资本决策权和商业模式的本地化发展趋势都将很有可能加大这种风险。
　　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将目前 “两头在外”（即融资在外，在海外实现退出）的体外循环模式变成体内循环才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在中国的真正未来。
　　200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此前修订的《公司法》与《证券法》也在2006年开始正式施行。这些都预示着阻碍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制度性坚冰已经开始消融。
　　黄晶生预期，伴随着证券市场全流通和汇率等制度改革的进程，五年以后当更多的VC选择在国内募集资金时，国内证券市场可能会发展成为创投的一个退出通道。“但不会随即就成为创投退出的主要通道。”在黄晶生看来，五年后不会马上出现那么大的奇迹的原因在于，“国内证券市场恢复信任、产生有吸引力的交易记录以及形成集群效应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5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想象了。”
　　“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早年都是依靠国外的资金来做投资，最后都发展到用自己的钱来做，都是两头在内，不是两头在外。”在阎焱等一批50岁上下的VC取得投资决策权的同时，像张帆这样一批3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
　　“整个创投行业，20%的VC赚取了80%的利润。”阎焱认为未来这20%的VC在资本供应商面前就具有非常强的选择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创投领域正在进行角色后撤。中国的各级政府逐渐倾向于做创业投资母基金。“政府采用Fund of Funds 的方式参与创业投资在以色列和新加坡都能够找到成功的先例。”
　　中国台湾创投教父徐大麟期望的中国政府由GP（普通合伙人）到LP（有限合伙人）的角色转换正在成为现实。早在2000年，上海市政府背景的上海创业投资公司在华盈投资管理的Venture TDF Tech Ⅲ就投入了500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在IDGVC和江苏方面的合作中，“江苏省政府扮演的则是非常难得的纯粹的有限合伙人的角色。”天津市政府在中国第一支非法人制（人民币）基金—赛富中国成长基金的募集过程中不仅出钱而且出力。“天津市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并且基本上是他们在办理相关的手续。”
　　“赛富中国成长基金可以为将来几万亿元的储蓄资金的高效利用做一些探索。”阎焱们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先行者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可以效仿的样板。“国内有的是钱，只是还没有回过味来。”  2010年见分晓          这是两个不同的创业资本循环。
　　2000年见证了第一个循环的中心。经过5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真正在VC市场赚到了钱的投资人。刚刚过去的2005年，一批独立、半独立的新型VC们又开始上路了。
　　我为什么要做VC？
　　《互联网周刊》：美国一流的VC 大都有一些具有创业背景的合伙人。您为什么选择在新浪创业10年之后加盟DCM ？
　　林欣禾：离开新浪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新浪本身就得到过创投的支持，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上了轨道，我也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知识。十年一换，我非常看好中国创业投资的前景，也希望和新一代创业者分享经验。DCM是一家非常不错的VC，而且很早就到中国来了，所以我才选择了加入DCM。
　　赵克仁：我和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时是同学。当年新浪融资的时候，正好在日本的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也因此错过了投资新浪的机会。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我一定不会饶过，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两个一定要合作。”

　　

　　中国顺风车

　　《互联网周刊》：在美国，培养一名优秀创业投资家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在中国一些VC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比如张帆从副总裁开始做到合伙人只用了不到５年的时间。您如何看待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现象？
　　黄晶生：在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这使得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觉得中国是他们应该进入的一个地方。处在创投行业的人多少都占了这样一个便宜。如果是在美国，由于过去几年的大形势并不好，同样一批人的业绩肯定不会很好。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能力获得了多么超常的提高，这更多的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承认。
　　江善颂：这里面有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创投行业在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多游戏规则，其中的很多东西我们只要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互联网周刊》：新加坡曾经是国际创业资本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现在来自新加坡的VC例如符绩勋、陈柏松等人则干脆开始常驻中国。这将会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投资路径吗？
　　黄晶生：和纯粹的老美相比，新加坡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国际创投机构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实际上看重的是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而新加坡人在中国的网络效应会大大地减弱。
　　其次，虽然他们也能够讲中文，但是一下子就会被人认出来。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和国内的创业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中间多多少少还是多了一份戒心和隔阂。这种戒心和隔阂可能需要用他们的人格魅力、知识以及更高的专业水平才能来克服。

　　

　　2010年见分晓

　　《互联网周刊》：2005年，赛富的独立成了中国创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外，还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国际VC中国团队的独立发展趋势？
　　黄晶生：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美国也经常有一些合伙人出来自己去办一个基金。在经济利益之外，不同合伙人之间的风格是否协调将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你很难想像阎焱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会加入到一个大家彼此平等的合伙体系当中去，只有自己做统帅他才能够有满足感。孙强却高高兴兴地在华平的全球体系中待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面默默地耕耘可能更适合自己，所以我就到了Bain Capital(贝恩)。贝恩不造就明星，低调地在那些非明星的行业里耐心而辛苦的赚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每一种合伙人制度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失败。

　　《互联网周刊》：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似乎对中国的承诺越高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例如IDGVC和赛富。
　　黄晶生：这两个基金团队目前的业绩基本上都是在还没独立的时候取得的。独立以后的业绩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前那么辉煌，恐怕要到五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才能见分晓。
　　2005年中国创投行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募资运动。同时全球性基金、亚洲基金也都纷纷到中国来了。显然尽管不同背景的VC可能有不同的战略，但是这只能表明大家都可以融到钱。
　　现在去评论哪一种类型的基金会更加成功，可能为时过早。

　　

　　模式来源并不重要

　　《互联网周刊》：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代创业者总是习惯于学习美国老师们的模式。而现在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您如何看待不同时代创业者身上的这种差异？
　　江善颂：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互联网的创业模式至少要比中国领先一步，因此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商业模式就再正常不过了。例如新浪就学习了Yahoo的经验。
　　 但是显然中国对于手机和电视的依赖程度要远远超过互联网。从趋势上来讲，手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语音通信工具而向着无线信息终端的方向发展。围绕这两者展开的商业机会也很多，因此时下出现了很多的中国特色商业模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互联网周刊》：不同的创业模式，对于创业者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赵克仁：在Copy to China 模式下，管理团队的执行能力是决定公司能否成功的主导因素。但是在混合型商业模式下，创业者不仅要比管理能力、执行能力，还要比商业模式的适应性。
　　翻到这些商业模式的背后，其实仍然是一些最基本的比较优势，例如低成本、市场容量、人才回流等因素在发挥作用。例如，美国一个IC设计企业在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前，很可能要烧掉4500万美元，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却只需要不到2000万美元。

　　《互联网周刊》：现在市面上似乎流行着一种观点，Copy to China 模式由于没有什么竞争壁垒，因此很难建立起持续的竞争优势。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江善颂：一个商业模式本身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不管是中国模式还是Copy to China 模式，成功的关键都是要找到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并且能够持续地满足市场需求。
　　当然拥有比较独特的中国模式的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IPO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需要花一些时间向投资人进行解释。但是最终还是要靠业绩说话。

　　历史不会重演

　　《互联网周刊》：2002年、2003年国际创业资本进入中国的时候，其中部分原因是出于缓解资本压力的需要，对中国市场也没有什么承诺。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基金开始进入中国。和两年前相比，您认为这只是这种趋势的一种自然延续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黄晶生：凡是以中国为主要目标来募集的基金，今后五年基本上是要投中国的。由于中国的大势很好，因此我相信今后的五年、十年，即使是全球性的基金，也会把一部分钱投到中国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金的中国团队就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周刊》：根据我们的观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在国际创投机构当中出任合伙人并进入决策层，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黄晶生：我觉得这跟以前相比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2002年以前，中国人即使在这些创投机构中拥有非常高级的职位，但是由于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创投案例，他要跟海外投资人说，在中国市场能够赚到钱，别人可能都不相信你。把时间流转到2006年，由于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即使来自中国的合伙人可能非常年轻，这个时候他再去跟人家说在中国是可以赚钱的，别人是会相信的。

　　因为大家说的话虽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时间不一样了。  影子武士        99年前，DCM联合创始人兼主管合伙人赵克仁由于自己的工作重心都在日本，因此错过了投资搜狐、网易等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的最佳时机。于是赵克仁就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互联网下一波可能兴起的公司。

　　

　　瞄准下一波

　　“在美国很多人早上起床并整理完毕后就钻进自己的汽车，听着车载收音机，就去上班了。所以美国人要找工作都会到网上去找。”当时已经在日本投资了一家提供Recruit(招聘)服务企业的赵克仁很快意识到包括中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东方国家和美国的市场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往往只关注网上服务这一种方式；但是在日本以及中国，人们去上班通常都要坐地（城）铁或者公交车，并且这些时候往往会买份报纸、杂志翻翻。”
　　根据这一特点，前程无忧（51job）不但做网上的招聘而且还在网下通过传统媒体提供人力资源招聘服务。“根据我在日本投资Recruit公司的经验，网上招聘和传统媒体两种方式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赵克仁表示，当年DCM投资前程无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看中以甄荣辉为首的原贝恩顾问公司中国高层为班底的创业团队。
　　正因为如此，尽管在当时新兴的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当中，Zhaopin.com 和ChinaHR（中华英才网）的规模都要比51job大，但是经过1999年对中国市场的考察，2000年年初DCM就决定独自向创建不久的51job投资1400万美元。
　　回顾2000年前后的中国创投市场，虽然VC们热情高涨，但是其中来自硅谷的主流VC却是屈指可数。就算是已经进场的硅谷主流VC，例如DFJ、Redpoint等也只是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试探性投资，而且投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
　　51job从DCM获得的1400万美元投资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巨额融资案例。也正是籍由这笔投资，51job不但顺利渡过了后来的互联网寒冬，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相对而言，DCM在投资51job后的2、3年内却要显得平静得多。
　　“2001年、2002年，全球创业投资市场都不是很好，因此和很多VC一样，我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帮助受资公司成长，既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拓展市场客户等增值服务上。”卢蓉如此解释道。卢蓉本人是福建厦门人，在厦门长大，后来去了美国，毕业后一直在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工作。2003年，看好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前景的卢蓉加入了DCM管理团队。
　　也是在同一年，DCM嗅到了中国创投市场再次发力的时机，并开始积极进行市场调查。2003年年底以来，DCM一口气在中国连投了中芯国际等10家企业。截至2005年12月31日，DCM在中国的投资组合当中，前程无忧、中芯国际、中星微电子等已经分别在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国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DCM从这些企业身上已经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回报。

　　

　　双管齐下

　　“未来10年，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投入5亿美元（大约40亿人民币）的资金。”在中国市场投资业绩的刺激下，2006年1月9日，DCM在北京高调公布了她的中国投资计划。按照DCM的说法，未来10年中国在其整体投资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不到5%提高到20%。“如果把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混合式投资也计算进来的话，这个比例将会在25%～30%之间。”
　　但是DCM并没有据此就计划和美国其他的VC那样募集设立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基金。“我们这些合伙人是以一个团队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单纯针对中国募集一个专门的基金将会损害到我们现有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们在中国、日本、美国都是以全球化的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运作。在这样的操作模式下，我们也可以很成功地找到我们想要投资的企业。”赵克仁坚信DCM未来也不会针对特定的市场募集专门的基金。
　　美国VC界时下正在出现一种趋势，既一方面在美国有专门的基金，同时又通过合资等方式募集中国基金。但是在赵克仁看来，“这样的运作模式效果究竟怎么样，还需要假以时日。”从历史上来看，硅谷的一些VC也曾经采用过按照不同的地理区域设置不同的基金这种做法，但由于不同地方的基金运作起来肯定有好有坏，大家最终往往是以分家来结束。
　　赵克仁表示，DCM倾向于坚持其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就是所有团队成员精诚合作。” 事实上，包括赵克仁本人在内，DCM大部分合伙人都在他们的中国投资组合公司中拥有董事席位。2006年上半年，新浪共同创始人、原首席运营官林欣禾以合伙人身份正式加盟DCM后，将进一步强化DCM对于中国市场的承诺。林欣禾是赵克仁在斯坦福时的同学。1997、1998年时，赵克仁在日本跟林欣禾失去了联系并因此错过了投资新浪的机会。几年之后的现在，赵克仁终于有机会把在新浪创业10年的林欣禾“拉了过来”。
　　在赵克仁看来，DCM的这种做法和此前大部分国际VC把1～2个Associate（投资经理）或者VP（副总裁）放在中国的做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现在中国在国际上很热，从2004年开始一些来自硅谷的VC一窝蜂似地来到了中国。但是这些VC中的大部分人此前从来没有过投资中国的经验；甚至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对象以前也从来没有作过创投方面的事情，不过借此，他们却能找一个故事来讲，‘我现在搞中国战略了’”。赵克仁毫不掩饰地指出，“这几乎就是在重演历史。”
　　时间回转到1999年，硅谷的主流VC差不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孵化器”，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孵化器”来为非常早期的企业提供帮助并希望从中能够发掘出一些优质项目资源。但是由于VC们大都太忙了，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些“孵化器”的死活。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些“孵化器”也没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但从2003年开始，已经在困境中挣扎了3年时光的VC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原来可以用“中国”来替代那些正在死去的“孵化器”。“从2004年开始，大家都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投资，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当中。”赵克仁随即话锋一转，“真正和DCM一样对中国市场做出承诺的VC还是不多的。”因此如果未来效果不好，这些VC在中国投资了一两个公司就出现不再继续投资的情况，赵克仁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不同的创投对中国市场做出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2005年，注资联想投资或许能够为DCM对于中国市场的承诺提供又一注脚。其实，DCM和联想投资从2004年就开始紧密合作，为相互打入对方本地融资或者投资市场提供便利。截至2005年12月31日，DCM和联想投资已经合作投资了四个项目。

　　

　　混合型模式

　　未来DCM在中国将重点关注四大领域：无线服务、数字媒体、软件外包和半导体。从单纯概念意义上来看，DCM和绝大多数VC在中国投资的领域似乎没有什么差异。
　　作为DCM长驻中国的代表，赵克仁从创业模式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到目前为止，VC们在中国关注的商业模式饼图基本上可以划分为3块。一类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Copy to China 模式，大约要占60%的份额；一类是混合型模式，例如SP类型的公司。“你可以说这些是本地原创型的，但是在此前日本就已经有了I-Mode模式，中国的企业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本地化创新因素。”这一类型大约占30% ；再有一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模式。赵克仁预期进入2006年后，创新模式比例将从目前的不到10%逐渐上升到30%。
　　“Copy to China 模式仍将会是我们的一个投资主题。创新模式未来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空间。”但是赵克仁强调DCM非常看好混合型商业模式，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投资，例如，Mop、99bill等。美国的电视内容提供商是不太愿意和Mop这种类型的企业合作并提供点对点服务的。同时，由于中国的金融服务环境落后于美国，这也给99bill这样的中国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相对而言，在Copy to China 模式下，管理团队的执行能力就变成了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主导因素。但是在混合型商业模式下，创业者不仅要比管理能力、执行能力，还要比商业模式的适应性。赵克仁认为，DCM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所投资企业的创业者“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重新设计并执行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翻到这些商业模式革新的背后，其实仍然是一些最基本的比较优势，例如低成本、市场容量、人才回流等因素在发挥作用。“美国一个IC设计企业在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前，很可能要烧掉4500万美元，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却只需要不到2000万美元。”赵克仁举例说，DCM投资的中星微电子等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出于类似的理由，DCM看好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赵克仁并且相信，“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将会给美国和印度在该行业建立起来的传统联系增添某些变数。”
　　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全球要素资源市场分布的非均衡性为跨境混合型创业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基础。作为全球极少数同时在美国、日本、中国这一金三角之间展开运作的国际VC，DCM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当中蕴藏的投资机会。其中，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晶片设计公司Analogix就从DCM、Woodside和IDG等三家VC手中争取到了1000万美元的投资，但为了离客户更近，Analogix的大部分员工包括创始人兼总裁杨可为本人都在其北京办公室上班。
　　作为一家全球性VC，DCM总是努力在全球范围内为受资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市场拓展等各方面资源的支持。例如，DCM帮助51job找齐了董事会当中的所有独立董事成员，其中就包括Cadence的主席、Oracle的总裁等人。

　　

　　影子武士出招

　　过去的15个月，DCM投资的企业中已经有7家公司分别在5个不同的证券市场成功实现上市。除了这些上市的公司之外，DCM在全球已经投资了80多家公司。由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DCM的投资组合之间已经开始在市场、技术等方面显现出了协同效应。
　　但是这些显然并不能保证受资企业个个都能茁壮成长，他们还需要DCM这样的VC提供支持。在日本有个词，叫做“影子武士”，“可以把VC比喻成这类人，我们就是在这些英勇作战的武士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人。”
　　“创业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创业企业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投资者关系甚至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方面还需要补很多课。”在一些活跃的VC看来，“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什么都想做，很难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两个点上；但是如果不能集中注意力于某一点，要取得成功是相当困难的。”
　　赵克仁自信，管理着11亿美元基金并且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DCM管理团队能够在中国企业成长方面真正帮上忙。最令赵克仁们感觉骄傲的是“DCM团队当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跟企业打交道或者创业的经验，其中有一些人成功帮助创建了价值达到10亿美元的公司，还有一些则在知名大企业担任过管理部门的要职。”
　　和一些VC连发或者扫射不同的是，DCM采用的是步枪的打法，“打一枪是一枪”。具体表现就是在选择投资企业时相当慎重，但是一旦决定投资，DCM就会不遗余力帮助受资企业成长。“其实这些都是早期创投应该做的份内事，在DCM内部每天的邮件、电话沟通是很常见的事情”。
　　事实上，虽然包括赵克仁本人在内，目前DCM直接负责中国投资业务的只有少数几位专业人士，但是DCM管理团队成员悉数出席了2006年1月9日其在北京的媒体见面会。“这不是在做做样子。”DCM用文思创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文思创新是DCM在中国内地投资的一家软件外包公司，并且DCM指派其普通合伙人Rob Theis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因为“Rob在软件行业里有非常强的背景，在美国也有很多客户资源。”
　　DCM能够这样做的基础在于其采用的合伙制的组织结构，任何一项投资都是整个团队一致同意的结果。“当然决定之前大家会进行讨论乃至辩论，但每个普通合伙人都只有一票，也没有说谁比谁的效用高。”也正是这种特质把林欣禾也吸引了过来。

　　

　　角色换位

　　曾经在新浪创业10年的林欣禾虽然在创业投资领域算得上是一个新手，但是林欣禾对创业投资绝对不陌生：新浪本身就是在创业投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经典案例。
　　“现在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包含很多新概念、新理念的公司，我对有机会帮助这些企业成长非常感兴趣。”林欣禾说。林欣禾的校友兼同事赵克仁看中的则是“林欣禾在中国的科技行业无论从怎么真正把中国公司做起来，甚至让其成为一个世界名牌企业等方面所具有的经验还是人脉关系来看，都可以加速DCM融入中国市场的步伐。”
　　“我不认为我们是用一种本地或者非本地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投资者”。在赵克仁看来，“优秀的创业者总是希望能够和优秀的、能力非常强的创业投资家进行合作。不管这些创业投资家是来自美国、日本还是中国，这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
　　尽管如此，在这之前DCM就已经开始吸引像卢蓉这样具有中国本土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加入。创业投资在中国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因此中国的创业者尤其是纯粹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和VC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不总是那么顺畅，而商业习惯甚至语言也对双方之间的合作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本地专业人士的介入就可以在两者之间起到润滑作用。
　　“尤其对于想要在美国等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创业者而言，在公司治理以及如何和投资者进行更好的沟通等方面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创业者今天的水平。”
　　已经和新浪一起在纳斯达克走过一回的林欣禾更加强调的是自己的创业经验对于创业者的作用。“创业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只有金融背景的投资者觉得比较恐怖；但是如果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你就不会这么觉得。因为你自己清楚出路在哪里。”同时，由于和创业者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林欣禾自信创业者会喜欢他们这种具有创业背景的VC。
　　事实上，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优秀的创投机构当中都活跃着一些优秀创业者的身影。  附：VC投资 VC是这两年来被国内商业圈和媒体最为广泛接受的一个外来词。VC的英文是Venture Capital，中文翻译成“风险投资”或“风险资本”。这个翻译本身就不对（当初谁翻译的？拉出去……）。台湾的徐大麟就主张应该翻译成“创业投资”。其实翻译成“创业投资”尽管比“风险投资”好，但也还是不完全正确。

所谓风险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是指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风险投资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风险投资者以自身的相关产业或行业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高效的企业管理技能与金融专长，对风险企业或风险项目积极主动地参与管理经营,直至风险企业或风险项目公开交易或通过并购方式实现资本增值与资金的流动性。一轮风险资本投资退出以后，该资本将投向被选中的下一个风险企业或风险项目，这样循环往复，不断获取风险资本增值。

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从运作方式来看，是指由专业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特别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也是协调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投资者的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种投资方式。

风险投资的特征：

1，投资对象对为处于创业期(start-up)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多为高新技术企业；

2，投资期限至少3-5年以上，投资方式一般为股权投资，通常占被投资企业30%左右股权，而不要求控股权，也不需要任何担保或抵押；

3，投资决策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和程序化的基础之上；

4，风险投资人( venture capitalist )一般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增值服务；

除了种子期(seed)融资外，风险投资人一般也对被投资企业以后各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予以满足；

5，由于投资目的是追求超额回报，当被投资企业增值后，风险投资人会通过上市、收购兼并或其它股权转让方式撤出资本，实现增值。

风险投资的特点：

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Equity），而不是借贷资本（Debt）。风险投资为风险企业企业投入的权益资本一般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30％以上。对于高科技创新企业来说，风险投资是一种昂贵的资金来源，但是它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资金来源。银行贷款虽然说相对比较便宜，但是银行贷款回避风险，安全性第一，高科技创新企业无法得到它。

风险投资机制与银行贷款完全不同，其差别在于：

第一，银行贷款讲安全性，回避风险；而风险投资却偏好高风险项目，追逐高风险后隐藏的高收益，意在管理风险，驾驽风险。

第二，银行贷款以流动性为本；而风险投资却以不流动性为特点，在相对不流动中寻求增长。

第三，银行贷款关注企业的现状、企业目前的资金周转和偿还能力；而风险投资放眼未来的收益和高成长性。

第四，银行贷款考核的是实物指标；而风险投资考核的是被投资企业的管理队伍是否具有管理水平和创业精神，考核的是高科技的未来市场。

第五，银行贷款需要抵押、担保，它一般投向成长和成熟阶段的企业，而风险投资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它投资到新兴的、有高速成长性的企业和项目。

风险投资是一种长期的（平均投资期为5－7年）流动性差的权益资本。一般情况下，风险投资家不会将风险资本一次全部投入风险企业，而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不断地分期分批地注入资金。

风险投资家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风险投资家与银行家不同，他们不仅是金融家，而且是企业家，他们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风险投资家在向风险企业投资后，便加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专业特长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