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受新华社稿启示 迎合毛泽东之意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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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姚文元（见图）一生靠笔杆子登上政治生涯的高峰，在1955年靠批胡风（现代作家）而崭露头角后，在1957年却遭遇了人生的一个大坎，这一年他得意过，也经历过风险——后来又靠《录以备考》正式成为一颗“新星”。
姚文元“会错”毛泽东之意
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倡导实行“双百方针”，使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活跃起来，于是，文坛开始躁动。对当时知识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毛泽东都比较关注。他尤其关注知识分子成堆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在读这些文章时，毛泽东更注意姚文元的文章。这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姚文元的文章总是能跟上他的思想；二是姚文元的文章文笔较活，写得很生动。在此前批判胡风时，毛泽东就很赏识姚文元的文章，并且通过柯庆施了解了姚文元的一些情况。到1957年初，他两次夸奖了姚文元。
其中一次是在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文艺界的情况时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文汇报》1957年2月6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就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另一次则是在同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化教育代表团时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当时，姚文元也是上海文化教育代表团的代表之一。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姚文元注意起政治问题来。他特别关注北京的消息，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他主要是看头版头条的新闻和社论，然后看重要文章，以此来揣摸中央的精神，他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柯庆施（上海市第一书记）、张春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从中了解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动向。
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这次整风，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这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党整风，要发扬民主，可以大胆提意见了，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于是开始行动。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敌友之间》一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月，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知音”》一文，“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
5月13日，《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放下架子！》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要求官员——放下架子！随后又发表了诸多文章试图迎和毛泽东的意思。
不料毛泽东却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这篇文章向全党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形势变了，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在向全党进攻了，我们要等待时机，反击右派。这篇文章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5月中旬即已印发省市一级负责同志。柯庆施是看到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柯庆施把这一重大政治信号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却没有告诉姚文元。姚文元还是一个基层干部，张春桥不能告诉他。
《录以备考》成为救星
虽然姚文元不知道中央精神的变化，但他却从新华社一条只有几句话的报道中，察觉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5月2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稿，报道了毛泽东当天下午在北京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
电讯稿中引用了当时毛泽东说的这样两句话：“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
经过一番思考，姚文元恍然大悟：毛泽东这是公开打出了一个信号，要反击右派了。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足可以被称为右派的。现在要挽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转向，主动反右，先发出反对右派的第一枪。这样，一则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言论，二则可以继续“跟”上已经转向的“风”。
于是，姚文元翻身起床，打开台灯，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三份报纸上转载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文字反复对比后，又看出了一点问题，他决定就抓住这点问题做一篇文章，抢先转向，反击右派。于是，他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
《文汇报》6月10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然而，出乎《文汇报》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们只是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一文，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决定，就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说起，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公开批评《文汇报》，对文化界，特别是对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打击。于是，毛泽东当天即提笔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写道：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止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又提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导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毛泽东写完后，叫来即将赴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吴冷西，把这篇文稿交给他，要他一到人民日报社就立即发表，还要用新华社电讯稿的形式发表。这样，文稿一发表，全国报纸都会转载。第二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人民日报社主管业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要他立即发表毛泽东交办的文稿。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前几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了。
于是，《录以备考》这篇千字小稿，使姚文元一下子摆脱了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发表一些言论所带来的阴影。
一文成名 姚文元成为“反右英雄”
姚文元看到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后，长出了一口气。那一时期，他几乎很少睡觉，每天上班时，在办公室写反右文章，下班回家后，草草吃过饭，就又伏案疾书，写反右文章。一篇篇反击右派的文章，从姚文元的笔下飞出。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
然而，姚文元还在继续攻击右派，在被他攻击的人里面，有他的师长一辈而他过去也对之十分尊重的人，有的是他父亲的朋友，此举深受柯庆施的青睐。到了1958年7月，上海市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解放》，柯庆施决定调姚文元进入上海市委，在《解放》杂志任文教组长。
从此，姚文元一路走“红运”，他在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细流集》，次年，他连续出版了三本书：《在革命的烈火中》、《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附：姚文元《录以备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或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认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有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却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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