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鲁迅如经历反右可能会坐牢

五岳盟主/编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今日已是七十多年过去。可有关鲁迅的话题，却从未冷却。
毛泽东与鲁迅都是20世纪的伟人，虽未谋面，但彼此早有了解。尤其是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和著作中提及或评价鲁迅。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
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慨。毛泽东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给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毛泽东们 “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同上）。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时隔130天，鲁迅病危，1936年10月19日早上在上海逝世，享年56岁。翌年同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精神》的演说。他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此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讲话中都论及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和“专政对象”，受到不同形式的在本质上与坐牢一样的“专政”，人人自危，成了惊弓之鸟。
在反右已风起云涌之际，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忽然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赵丹、黄宗英以及翻译家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的秘书）等参加了。会上，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
毛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首先予以披露，因而“鲁迅活着会怎样”曾议论一时，据说曾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黄宗英也为此撰文佐证。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挥毫书录鲁迅于1934年5月30日为悼念“五卅惨案”九周年而作的《无题》诗一首赠与访华的日本朋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晚年公开提及鲁迅已不多见。只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曾作过“最高指示”：“读点鲁迅。”这可能是毛泽东公开评价鲁迅的尾声。
附：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黄宗英
炎黄春秋杂志

1951年的黄宗英

黄宗英（上左一）和赵丹（上左二）坐在毛泽东后面，罗稷南（下方左三）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 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 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 ”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 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