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影响中国

金融危机  影响中国
作者：欧国峰 易…    政经新闻来源：华夏时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7-7               ★★★    【字体：小大】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欧国峰 易蔚
从1997年7月2日，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并标志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起算，至今整整10年。
面对那场危机，中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IMF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几乎都认为人民币应当贬值，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不贬值，从而维护了地区稳定和发展，避免了危机扩散。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多政策和制度、宏观经济的走势，都可从中找出那场危机留下的痕迹。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滨表示：在总结和回顾那场危机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同时，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各国是否从中吸取了正确的经验和教训？现行政策是否得当？是否到了该调整的时候？
对危机成因的认识
事实上，为寻求应急之策，在那场危机刚刚发生之时，对其成因的探究就已经开始。而10年之后，凭借时间给予我们的优势，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深刻得多。
对冲基金曾经被遭受冲击的国家普遍视为罪魁祸首。典型如1997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马来西亚原首相马哈蒂尔就公开指责索罗斯，他甚至说金融危机是犹太人的阴谋，因为像索罗斯这样的犹太人不愿意看到穆斯林的进步，所以蓄意发起货币投机。但现在，偏激持有这种观点的已经不多了。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对本报记者表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可归结为三大方面：一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普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这给外部攻击者提供了攻击目标，使得各国政府的“防线”最终失守；二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贸易逆差、国内外汇储备也较少，在危机中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三是外部资金的大规模突然流出，主要是来自日本银行的资金大规模抽离。
胡滨认为，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这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发达国家拥有高新技术、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均有利于金融大国。
危机究竟改变了什么？
上述专家的看法，也代表了东南亚国家学界和政界的主流意见。危机过后，各国据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作出了改变。
“危机爆发之后，首次对东南亚各国的改变反映在其观念上。”何帆表示，“在那场危机爆发之前，各国（包括中国）普遍倾向于更激进的对外开放思路，包括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但危机和对危机成因的认识，使得各国的观念变得谨慎起来。”
这种思路转向，直接体现在当时受冲击国家的一些应急措施上，却“意外”取得较好的效果。譬如，马来西亚及时恢复了一些资本管制措施，对跨国资本的流动作出了制度限制；同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最终使得经济恢复得比较快，发展也比较平稳。
在危机中，金融机构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因此，改善整个国家的融资体系，改善金融机构的质量成为各国竞相采取的措施。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了大动筋骨的改制；韩国也对其金融机构进行重整，大力借助了外资。
东南亚金融危机还使各国普遍加大了对外汇储备的额度。截至今年2月底，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单就中国而言，其同期储备额就增加了1.01万亿美元，达到1.16万亿美元。而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达到4比1或5比1。这种情形，使得各国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危机之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似乎是个合理的保障方式（纵然不考虑代价太高昂），但如今的水平也是过高了。
对危机应对措施的再评价
“关注10年前的危机，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我们的未来。”何帆表示。但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反思和努力，究竟是对教训本身“重视不足”，还是有些“反应过度”？对此，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采取阶段性措施度过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出现政策“开倒车”现象，重新出现当初导致危机的情形。最典型的是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固定汇率制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国家曾采取了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很快又恢复到过去的做法。对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帆解释说，东南亚国家普遍对外贸的依存度大，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然不利于出口。
区域金融合作是东南亚各国总结教训、防范未来风险的重要措施。何帆因此警示：“三心二意建立不起来区域货币合作！”何帆认为，主要的问题在日本。他预计，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注定要在区域货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日本政府缺乏远见和意志，缺乏处理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和诚意，那么区域货币合作仍会面临搁浅的危险。
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南亚国家普遍对那场危机“反应过度”，甚至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选择。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撰文指出：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留下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教训——一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亚洲人“应该学到”的教训；另一个是亚洲人“实际学到”的教训。
并且，持批评意见者对造成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剧增的汇率制度的前景表示质疑：为控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就只能采用“冲销”手段解决外汇储备累积对本国货币供应的影响。对此，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警示：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将达到难以冲销的水平。
中国，
完善金融体系
1998年下半年，是中国财政政策取向的分水岭，由“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
尽管相对于周边国家，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要小很多，但最终仍未实现1998年既定的8%的增长目标。受金融危机影响，香港股指也在1997年10月跌破历史纪录，并连带香港楼市遭受重创，一路下跌。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向世界承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政策。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面对当时通货紧缩压力，我国在危机发生之后宣布启动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最具代表性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经济结构。这些措施对稳定中国经济、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带动亚洲经济复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个举措在1998年却受到国际的质疑，当时亚洲各国都在实行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清理银行体系
与此同时，清理银行体系提上日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认识到，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账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增强其抵御危机的能力。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剥离14000亿元不良贷款。”
此后几年，我们重点推进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造，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结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推动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境内外成功上市，将国有商业银行变为上市公司，增加公司的透明度，并按国际标准的会计准则、外部审计规则等进行监管，使这些银行的治理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善。2003年中国“一行三会”的格局最终形成，落实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加强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
培育金融市场
在改革银行体系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培育完善的金融市场，至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等构成的，具有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品种多样化和交易机制多元化等特征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针对股票市场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大刀阔斧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为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机制转换和功能发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年来还不断扩展浮动空间，促进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也维护了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一系列旨在规范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大大提高了经济和金融建设的法治化进程。近日，外汇管理局还加大了对外资银行流资的监督，防止外贸中可能存在的骗汇行为等。
“十八拍兮曲虽终，响有余兮思无穷”，金融危机虽然已过去10年，但它向人们提示出这样的关键词：全球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学家郑超愚教授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说道：“全球化可能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参照指标，通过外币检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好坏。我们不仅要具有危机思维，更应有超越危机的眼光。”
改革路上的亚洲三国
“当时韩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问题，很多朋友都失业了。”旅居中国的朴女士对本报记者回忆说。
为应对危机，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相似处，也各有特色。同样的，其取得的成果、对当今的影响也殊为不同。
韩国：政府主导摆脱危机
“我那时想死的心都有了。”现工作于北京望京地区，2003年离开韩国来华的李先生有些夸张地说，“还记得那时，本来昨天工资还值4万人民币，结果睡一觉起来就只值1.5万了。”
面对这种千疮百孔的局面，韩国政府奋起还击，使尽浑身解数以拯救崩溃中的韩元。摆在当时的总统金大中面前的有三大问题：如何偿还马上到期的巨额外债？如何挽救崩溃边缘的韩元？如何挽救以大财阀为支柱的经济体系？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滨对本报记者表示：为摆脱金融危机，韩国对整个金融结构进行了大胆而坚定的调整。于是，灵活运用法律工具和市场杠杆来管束、治理金融市场，清理与大财阀关系不明的金融机构成为首项措施。
危机过后，韩国对国际投机资本也有了更稳健的监控方式。专家认为，这些政策的顺利贯彻深深仰赖于韩国的社会文化因素——“政府威权”。
泰国：仍未走出困境
“拿在手里的钱转眼间变成了废纸。”生活在泰国社会底层的巴里·乍仑蓬（音）对本报记者讲述。
1997年8月11日，泰国政府决定接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紧急救援计划，取消双重外汇市场，但同时要接受IMF开出的改革条件：开放金融市场，全面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然而，泰国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1998年泰国经济大幅衰退，增长率为－10.5％。
泰国政府还忽视了企业生产方式落后、效益低、投资质量不高等问题。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企业生产率不高，是泰国目前金融系统不良债务难于化解的重要原因。
至今，泰国经济仍未从危机中真正走出来，这进一步危及到国内政治稳定。2006年底，军人政权贸然采取针对外国短期投资的资本管制措施。然而，仅实行一天，就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
大马：独特的复苏道路
东南亚金融危机确实给马来西亚带来沉重打击。1997年下半年，该国超过2000家公司宣告清盘。根据该国1998年的一份报告书，官方记录的1998年总裁员人数是8.3441万人，其中一半的失业者来自制造业。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坚决不答应IMF的援助附带的改革条件，而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揽子国民经济复兴计划；1998年9月，针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对短期外资进行监管，开始实行固定汇率制。
到了1999年的第二季度，马来西亚经济就开始复苏，全年经济增长5.4%。马来西亚在较短的时间里度过了危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6年报道，马来西亚目前的经济发展蓬勃，预计2007年可取得5.9%的增长。
亚洲金融 下一个危机在哪里？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
10年之前，尽管因为中国的金融业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放，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害。但从吸取别国教训、防范风险的角度，其对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心理，以及后期的现实政策取向的影响不容低估。更重要的是，10年之后的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已极大加深，银行业更是如此。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决策究竟有何影响？下一步应怎样走？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助理何帆。
《华夏时报》：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何政策调整？
何帆：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在危机爆发之前，从中国的政界到学界，也曾考虑实行更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后来变得谨慎起来。
从宏观层面看，1997年之后，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成为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资本管制加强；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出口退税等。
《华夏时报》：从微观层面看，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哪些主要的新做法？
何帆：微观层面的做法就更多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曾考虑效仿韩国的做法，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试行综合商社，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过于密切的银、企关系所存在的深层弊端，所以并未实施；同时，在进行银行业改制过程中，中央政府还逐渐加大了抑制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的冲动，推动银、企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基础上。
《华夏时报》：对目前的汇率制度，您如何评价？
何帆：目前的汇率制度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制度。短期内的相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区间、逐步提高中间价等做法都是合理的，但我国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从改革时机上来说，本轮汇率制度始于2005年7月，其实早在2003年就应该这样改了，错过了一个人民币升值的好时机。
《华夏时报》：2003年未启动汇率制度改革，是不是决策层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印象太深，以致过于谨慎？
何帆：汇率制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问题，究竟与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反思有多大联系，不好做出判断。
《华夏时报》：资本管制、强制结售汇等制度，目前是否也应该调整了？
何帆：资本管制在现阶段仍有必要，并且仍宜采取“流入”和“流出”的双向控制，如此既有利于控制热钱流入的规模和速度，也不至于造成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出。
强制结售汇制度早就该改了——过去是缺少外汇储备，现在则是外汇储备严重过剩。打个比方说，过去是冬天故需要穿棉衣（强制结售汇），但现在是夏天，就很不合时宜了。
《华夏时报》：与10年前相比，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还可能再次爆发吗？会出现在哪里？
何帆：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多项主要原因，如今都发生了变化甚至逆转。譬如，外贸由逆差到顺差、外汇储备由过少到过多等。从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看，过去是“雁形模式”发展（日本领头，“亚洲四小龙”等随后），现在则是中、印崛起成为新的“发动机”。
但是金融危机的幽灵仍然在徘徊，下一个金融危机出现在哪里？是股票市场异常狂热的越南，还是一度股市下跌的印度？是步入老年化陷阱的日本？还是巨额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美国？是运气屡屡不佳的泰国？还是曾经免于劫难的中国？危机是不可预测的，但风险却是可以管理的。
《华夏时报》：为管理风险，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基点？
何帆：中国需要走向全面的国家风险管理，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等的协调和配合，以达到全面的风险监控，这涉及到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
作为大国，一是货币政策要充分独立自主，二是要启动内需，不能过于依赖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