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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二题

作者：徐志福

　　今年，是大文豪苏轼（1037—1101）诞辰970周年，特撰小文二题，以资纪念。
　　
　　随物细看石钟山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通才，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写散文，他笔力纵横，挥洒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写诗歌，他诗意醇厚，格调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列于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先河者，尤善画竹。就是在文艺创作的理论上，他也见解独特，颇有见地。首先，他主张“随物赋形”，无论写诗作画，物是第一位的，有物才有形。“形”，即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变化、情态、特性。既然“物”是第一位，要把它能动地表现好，就有一个观察必须深透的问题，于是他又提出“观物须审”，即观察事物必须十分仔细周密的主张。只有洞察幽深，才能抓住本质，传神达意；反之，错误、偏颇、肤浅就在所难免了。比如，五代前蜀成都著名画家黄筌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被苏轼看出了毛病：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
　　——《书黄筌雀》
　　飞着的鸟：“无两展者”，这是仔细调查核实的结果。黄筌的问题是“观物不审”。没这个前提就不能“随物赋形”，也不能“造其质”。要避免主观臆造，这就必须“务学”：专心致志地“神与物交”；这就必须“好问”：不耻下问，尊重吸收群众的智慧，做到“其知与百工通”（苏轼语）。苏轼律己及人：爱挑剔别人，有时含讥带讽，近于苛刻。据《苕溪渔隐丛话》转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诗人王祈有一次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念给苏轼听，当念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时，对方忍不住大笑起来，说：“诗虽好，但经不起推敲。若把两句连结，这千口叶，万条竿，岂非十竿共一叶了吗？谁见过这样的竹呢？”
　　王祈如梦初醒，始知自己只求字面功夫，而忽略了客观实际，以致贻笑大方，乃“观物不审”所致。
　　苏轼的挑剔对象并不止于同代画家、诗人，即使是历史上的名家名作中已成定论的著名判断也逃不过他的批评，典型的例子是在《石钟山记》中“笑李渤之陋”、“叹郦元之简。”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已46岁的苏轼再次被贬官，调任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六月，他又被移官河南汝州，此时长子苏迈恰好受命到江西德兴做县尉。父子同行到达江西湖口县城时，听说著名的石钟山就在离县城一里远的鄱阳湖东岸。一生与山水结缘的苏学士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大好机会。此前，他当然读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代文学家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对其“以声定名”的考察结论，有所怀疑，就想亲自察看究里。苏轼父子趁夜里月色明朗之际，乘小船来到山前陡峭的石崖下面，抬头看到高达千尺的石山矗立两旁，阴森森地像猛兽恶鬼样扑将过来。漆黑恐怖的洞穴中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他们不恐惧，不后退，大胆地循声追源，仔细地触摸视听，认真地探索考察，终于对石钟山的“声音定名”说提出了较有力的佐证，不久就有了《石钟山记》的千古名篇。苏轼在文章中指出，先贤郦道元对石钟山以声音定名，虽“与余同”，但言之过简，原因是“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之”；而对李渤之说，那就很不客气了，嘲笑他浅陋，原因是仅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然不明真相。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与他“观物须审”的理论是一致的。自《石钟山记》一出，其就被视为一篇融叙述、描写、议论于一炉的游记体说理散文的典范，被选入《古文观止》作为范文必读本推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被选入高中课本，迄今依然。
　　苏轼的《石钟山记》把石钟山写大了，人们知道江西有石钟山，确很少知道其所在地在鄱阳湖畔的湖口。而围绕石钟山的定名，历来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更给石钟山增加了几分神秘感。卷入这场千古争讼的，有文人学者，达官显贵，还有戎马倥偬的纠纠武夫。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不肯苟同。郦道元、李渤、苏轼及后来一些文人学士都主张以声定名，但由于考察的方式方法不同，前人总不免被后人讥笑。苏轼的“以声定名”说，无非多了些亲身考察的实据，但仍被后人质疑。如明代的罗洪光，清代的曾国藩、彭玉麟等都主张“以形定名”。三人都曾亲历其境，身经目睹，得出的结论是石钟山“全山皆空，如钟覆地”。他们又笑苏轼“过其门未入其室”，是“笑李渤之陋而不知己之陋也。”这次轮到后人笑苏轼了。今人博采前人之议，认为石钟山“既有钟之形，且有钟之声”，这是《地理知识》一书中《湖口石钟山》一节里的结论。这“形声俱备”说颇有道理，不信，你乘船环石钟山一游就明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四川老乡苏轼宣传石钟山是功不可没的。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特地在山上修了“怀苏亭”，亭内镌刻苏文忠公像，长衫宽袖，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像后碑上刻着清代书法家翁方纲手书的《石钟山记》。
　　
　　怜香泪洒婉约词
　　
　　苏轼一生坎坷，在朝廷先后与王安石、司马光政见不和，受到政敌和小人的排挤，前前后后被贬谪三次、调任十余次，从京城到边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流离颠沛，免不了常人的苦闷与彷徨，悲叹与忧伤。但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未使他消极颓唐，一蹶不振，而是更加砥砺意志，彻悟人生，从而铸就成他那潇洒与旷达的性格。处于险恶政治夹缝中的苏轼的这种性格特质，既是缓冲的技巧，也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读苏轼的诗词散文，其二重性格跃然纸上：潇洒、旷达中不乏自我解嘲与揶揄，也有冲淡及郁闷。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因为他在廓清五代以来的绮丽词风方面卓有成就，所作的豪放词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但通观他三百多首词作中，像《念奴娇·赤壁怀古》这类并不多，其大多词作呈现出婉约的风采，特别是写女性和题咏歌妓的词占的比例不小。
　　苏轼40岁时，在山东密州太守任上，忆及亡故11年的妻子王弗，写了那首令人心酸的著名的《江城子》，历来被盛赞为悼亡词的典范。像“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等名句，不知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的心！
　　晚唐、北宋人的词，几乎篇篇写妇女，而且多半以谑浪游戏笔墨出之。苏轼词中尊重妇女，平等以待，写了夫妻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堪与杜甫“今夜鄜州月”五律诗比美。像《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首，还歌颂女子的高贵品德，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读苏轼题咏歌妓的词，一位恋花迷柳，怜红惜翠的风流才子便活脱脱地呈现于眼前。
　　读苏轼豪放词，一个雄姿英发、睥睨古今的慷慨悲壮之士，雄纠纠地立于面前。官场失意的良吏与文坛“得意”的才子相结合，这就是双重性格的苏轼。不过，这不影响他成为好官。
　　在封建社会，达官名士、权豪势要以蓄妓为时尚，以歌台舞榭作为行乐玩世的场所，把清歌妙舞视作富贵升平的点缀，以结交歌妓、醉倒于声色之前为乐。作为官吏和名士的苏轼也未能免脱世俗的浸染。清人阮葵生在《茶馀客话》中说：“东坡生平不耽酒色，而亦与妓游。”话说得平缓，有偏爱之意。其实，苏学士与歌妓交游颇亲密而频繁，这是史有记载的。他与歌妓们一起饮酒、吟诗、猜谜、做游戏，甚至参禅。他为歌妓们的扇面题词，为她们写歌词，甚至教她们书法、绘画。携妓郊游，更是苏轼常演的节目，请看武原《词解妓困》中的描写：“在杭州任职期间，每遇到春和景明的假日，便约客数人，携妓若干，泛舟于碧波之上，并放任自流，让大家各觅山水佳处，尽情领略美好的自然风光。过午以后，鸣锣集合，再去歌馆酒楼，唱歌饮酒，一直狂欢到顶点方休。到二更时分，列队回城，前后灯光通明，赶夜市的市民夹道聚观，热闹非凡。这是当时的时尚和社会风气。”（《诗词掌故丛书》157页）
　　苏轼在这些场合，与歌妓们嬉戏豪饮，常笑得前仰后合，喝得酩酊大醉。此时，也是他妙语联珠，写出好诗词的时候。但有一点，他与歌妓交游跟那些醉生梦死的达官显贵、无行文人是迥然不同的。他没把她们当成玩偶，没任意侮辱、作践她们，而是欣赏其才艺，怜惜其遭遇，尊重她们的人格，为她们常弹同情之泪，甚至为歌妓排难、解困而尽力。且看宋人陈善《扪虱新话》记载：
　　坡昔过京口，官妓郑容、高莹二人尝侍宴，坡喜之。二妓间请于坡，欲为脱籍（落籍从良），坡许之而终不为言。及临别，二妓复之船所恳之，坡曰：“尔当持我之词以往，太守一见，便知其意。”
　　词名《减字木兰花》，是写给南徐太守林子中的：
　　郑庄好客，容我尊前时堕帻。落笔生花，籍甚声名独我公。高山白草，莹雪肌肤那耐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全词没有直接请求之语，而是以游戏笔墨巧妙表达意愿。古人戏写藏头诗，这里可以说是藏头词，每句头一字连读不就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吗！而全词内容却是闲聊，大意是东道主郑庄好客且宽容，饮酒时我几次头巾掉落他也不见怪。他才思敏捷，笔下生风，名声颇大。歌妓们天姿玉质像高山白雪极易消融，难葆青春。这南徐美好之夜，湖面月光皎洁。南徐太守看了赫赫有名的苏轼这首词，很快就把两位歌妓的从良问题解决了。像这种题咏歌妓的词还有不少，如《贺新郎》中的歌妓秀兰。有人评苏轼是：喜剧演员演悲剧。是的，他那豪放、旷达、洒脱的性格底层，潜藏着深沉的暗淡、艰辛和痛苦！他是豪放诗人，也是苦吟诗人！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