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传奇美女将军情断新四军（组图）

                             
                                         胡兰畦将军

    胡兰畦,1901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北门酱园公所街,成都毓秀女子师范毕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洪流。父亲欲将其许配给表哥为妻，因其表哥只是一个势利商人，胸无大志，胡兰畦坚决不从，只身从成都逃到川南泸州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

    1923年春，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重庆，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写出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之一，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1925年，胡兰畦参加了北伐战争，第二年春，胡兰畦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人女生队。在此，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

    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垂下头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原来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胡兰畦与陈梦云切断经济联系。陈毅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但无果而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出发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胡兰畦、范英士等辞行，谁知这一别就是10载。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胡兰畦，1930年，留学于柏林德国国立政治大学，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介石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德共国会议员玛丽亚·爱塞，二人从此结识。此后，胡兰畦还认识了世界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不久，胡兰畦的党籍得以恢复。德国反帝同盟主席、德共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闵成贝尔格去莫斯科，给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明了“胡兰畦是个好同志，她的问题你们要尽快帮助解决。”中共代表团认为他们还是无权解决这类问题，就又写信给德共中央，建议还是由他们出面解决为好。德国中央经过调查宣布：“经审核，胡兰畦是个好同志。从今天起，要把党证还给她，大家要帮助她工作。”但是由于个别人内心并不认可这个结论，因而并没有把党证还给胡兰畦。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在上海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去了法国。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胡兰畦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邀请胡兰畦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胡兰畦请求高尔基，为中国的5位进步作家、诗人惨遭蒋介石活埋，向中国反动派提出严重抗议。

         
    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强烈谴责了蒋介石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罪恶。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说她现在不能回去，要照顾她住一些时候。同时把她介绍给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以及高尔基的亲属一起将高尔基的遗体送到红场。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1936年7月，中国两广发生事变，陈铭枢要离开苏联回国，让胡兰畦随行。临行前，王明对胡兰畦说：“这次回去后，你到两广方面做些工作。”但是王明并没有给胡兰畦具体的安排，也没有开组织介绍信。由于没有组织介绍，回到香港后，胡兰畦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李济深听说后，要她到梧州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派胡兰畦到上海，负责送他给宋庆龄、何香凝的信。

    此后，胡兰畦在上海留了下来。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胡兰畦将东林寺战役抗日官兵英勇杀敌的故事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在法国写的《在德国女牢中》，半年之内也再版印刷三次，在延安还被作为教材用书。胡兰畦等6人主编的《战时妇女》杂志，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妇女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鼓舞了敌占区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斗志。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唯一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和国元帅陈毅,作为苏区留守负责人,在与日寇的周旋和与伪军的磨擦中,栖身梅岭,步履维艰,度过了腹背受敌、孤军作战,“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凶险岁月,担任了新四军领导。

    1937年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担任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胡兰畦来到南昌，与大革命失败后一别就是十年的陈毅不期而遇，二人喜出望外，彻夜倾诉相思苦恋，情订白首盟誓。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却受到组织上的阻挠。新四军大当家、刚愎自用的极左悲剧人物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干涉陈胡婚约，借口说二人倘若结为夫妻，胡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就暴露了。项英口气强硬地劝道：“你这国民党将军身份，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共产党更有贡献。要同我们新四军的二当家结婚，党是不会同意的！”陈毅和胡兰畦失声痛哭，依依惜别。后来，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其实，细看陈毅失去两位革命伴侣的真情表意，就知道他对与胡兰畦这段姻缘的情真意切。

    1930年，陈毅担任红22军军长，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19岁的女学生萧菊英为妻。次年萧菊英遇敌突袭，负伤跳井而死。陈毅写诗志哀：“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秉烛而婚。戒马倥偬，家少离多。不久赖月明被捕，据传抗拒逼嫁，跳崖自尽。身为指挥南方八省游击战的红军领导人陈毅，悲怆万分，写诗纪念：“兴城旅舍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

    然而，革命形势和环境所致，胡兰畦和陈毅一别就再没有音信，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已近中年的陈毅与部队的18岁武汉姑娘张茜结婚了。张茜本名张春兰。茜，是古时对一种兰花的别称。新四军军部顾问朱克靖在陈毅和张茜结婚之后，曾写过一首调侃陈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诗中的“兰畦”指胡兰畦，“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妻子的张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毅与胡兰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陈毅在感情上重获“自由”。而胡兰畦却将同陈毅的爱情苦酒伴饮终生。她忠诚党的事业，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保护同志，策反敌人，以一胜万，一个人做了一个师的工作。

    1939年6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提到：“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在3年多时间里，胡兰畦率领服务团的姑娘们，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里，为伤兵医院服务，开展文艺演出，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第十九路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赋诗一首赞誉她们：“八百关山非浪迹，三年汗血可成河。伫看荡寇收疆日，汝辈勋劳永不磨。”
    1939年夏，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不久，蒋介石给胡兰畦发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工作。胡兰畦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胡兰畦利用这个特殊身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7年6月，胡兰畦已经出任贵州日报社社长，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陈毅阵亡”和“陈毅追悼会”的详细经过，她悲恸不已，伤心欲绝，她悲痛之中，不久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陈毅父母养老之用，尽起了作“儿媳” 赡养二老的职责。

    1949年，胡兰畦闻听陈毅一脚踏平了上海滩，还担任了上海市长，心情万分激动，立即写信要见陈毅。谁知胡兰畦来到上海，首先是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接待了她。这位中共在上海一直负责情报工作的堂主，对战斗在敌人心脏，时常与特务来往，与上流社会人物甚密，社会关系复杂的胡兰畦，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荣誉和报答，也视怀疑态度。潘汉年对胡兰畦说：“陈毅多次结婚，如今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胡兰畦根本不知道组织上对她有误解、有怀疑，这位出污不染的“文小姐”，“武将军”听到潘汉年的这番话语，想到从1937年与陈毅盟誓订终身而被迫分别，苦等了陈毅12年，却等来的是这般令她肝肠寸断的结果，她便失声痛哭不止。

    陈毅知道潘汉年接待胡兰畦的情况，欣然会见了她。胡兰畦谈了自己的情况，也谈到她还没有恢复党籍，但陈毅相信她，依然给她写了一封封介绍信，让她到北京工学院工作。后来，胡兰畦担任北京工业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处长。胡兰畦此后未再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相依为伴。

             
                         胡兰畦将军与收养的女儿在一起
    由于胡兰畦的复杂经历，在建国以后，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三反”、“五反”时，她被揪了出来，被诬陷贪污了学生的伙食费，是贪污分子。“反胡风运动”时，她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后查无实据，被平反。1957年反右斗争中，胡兰畦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改造中，她学会了烧窑，学会了各种农活；她还自学针灸医术，劳动之余，替当地农民治病，受到农民的敬爱和欢迎。 
    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离休后的胡兰畦主动要求回四川养老。但此时她没有忘记别人的冤假错案，积极为一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奔走，为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呼吁，尽自己的所能，找材料做证明。胡兰畦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为四川老龄事业奔走，她看到一些老年人，特别是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儿女不赡养，还受到媳妇的虐待，她以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有关领导谈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提建议；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又向大会提提案，并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将老人组织起来，开展多样化的有益活动，并建议建立老年康乐园。邓小平很支持胡兰畦的意见，将信转给国务院有关部门，使四川的老年事业得到中央、省有关领导的支持。胡兰畦与其他热心老年事业的同志一起，先后办起了老年大学、老年康乐园。康乐园内有80多个床位，将无依无靠的老人收进康乐园住。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尽到了她应尽的责任。
    胡兰畦革命一生，两袖清风。富有戏剧色彩的是：粗暴干涉陈胡婚姻的项英，遇难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善意阻挠胡陈重逢的潘汉年，开国后被打成叛徒特务，沉冤而死；陈毅元帅在“文革”内乱中遭受致命摧残，于1972年含冤病逝；然而，“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而出污不染的“文小姐”，“武将军”胡兰畦，却将她的人生轨迹却运行到1994年12月13日，才从成都的寓所驾鹤西去，享年93岁。(资料源于《中南海人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