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诚信指数公布 北京山东香港人排名前三

　　星岛环球网消息：本次调查显示：军人、农民、教师、学生和记者是本年度公众心中最诚信的五个群体。北京人、山东人和香港人是中国诚信形象最好的地方人。而德国人是中国人心中诚信形象最好的外国人。

　　《小康》杂志报道，因为唐骏，诚信成了7月的关键词。

　　7月14日，他在一封公司内部邮件中称，一个小小的学历问题居然成了大新闻，要么是我太出名，要么就是中国实在没新闻。

　　很显然，唐骏没有领会国人对他不依不饶的真正原因——一个青年偶像的倒掉事小，潜移默化地降低社会的诚信底线事大。

　　有理由相信，“学历门”加剧了国人的诚信恐慌。截止到7月20日，《小康》杂志在“新浪调查”上的数据显示，超过五成半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会陷入到对周围不信任的诚信恐慌中”。马未都在博客中写下：今天，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被瞎话包围的社会。有人用赵本山的语气调侃道：全力打造忽悠型社会。

　　在“学历门”中，唐骏成了一个符号，隐喻着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盛行——除了成功，别无信仰。而那些不断追问、讨论和反思这件事的人，大抵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这个已然脆弱的社会诚信环境已不能再去污染了。

　　2010年7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展开了覆盖中国东、中、西部的社会诚信评价调查。本次调查涵盖的东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中部地区为河南、湖北、安徽；西部地区为四川、甘肃、贵州。东、中、西部的样本分布为：36%、32%、32%。

　　《小康》主要是从人际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公信力等三个方面来测评中国信用小康状况。综合调查结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7分，比上年度提高0.6分。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近年不会有多大改观。

　　调查显示，总体来看，对当前中国社会整体的诚信环境感到“不满意”的人居多，比例近四成，比感到“满意”的多8个百分点。

　　就人际信用而言，近半数受访者都感到“迫于种种原因，在一些事上做不到诚实守信”。而“利益驱动”和“整体环境就这那么差，诚实守信会吃亏，不讲诚信反倒占便宜”，被认为是个人缺乏诚信的两大主因。

　　对人际信任范围的调查发现，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那些被受访者信任的人，排在前六位的依次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同学，以及亲戚。很遗憾，恋人没有跻身此列，同事也距离较远。

　　在企业信用方面，本次调查评选出了中国公众心中诚信形象最差的五大行业，中介服务业高居榜首，其次是电视购物、保健品、广告和房地产业。

　　对于政府公信力而言，调查发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导致一些地方食品、药品和环保等安全事故发生”，被认为是销蚀政府公信力的三大主因。

　　此外，本次调查还评选出了诚信印象·职业榜，军人、农民、教师、学生和记者，成为本年度公众心中最诚信的五个群体。在诚信印象·地域榜中，北京人、山东人和香港人，被选为中国诚信形象最好的地方人。在诚信印象·国际榜上，德国人成为在中国人心中诚信形象最好的外国人。

　　受环境逼迫去“破窗”

　　就在唐骏的“底细”被仔细盘查之际，汪晖和朱学勤这两位重量级学者也陷入“抄袭门”的漩涡没有太平日子。两人被指“抄袭”的都是早年的博士论文，前者完成于1988年，后者写于1992年。

　　“不管他们到底抄没抄，我觉得这种‘盘查’对于学术界来讲，是一件好事。”大学教师张健(化名)说，“凡是抄的人，得掂量掂量。”

　　“可现在的学术环境，我感觉是逼良为娼。”张健说。

　　2007年，张健博士毕业后进入某省重点大学教书。他的职业规划的第一步是三年评副高。按照学校的要求，至少要有4篇CSSCI核心期刊的文章、一个省级课题、一本书。

　　第一年，不了解学术环境的他完全在黑暗中摸索，到处碰壁。他给某核心期刊投稿，不敢一稿多投，只投一家。反复催促之下，该刊回复说，我们一年收到6000多篇稿，退稿率97%。

　　“绝望了。”他说。

　　后来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了一个核心期刊的主编，问起如何采纳稿件，主编无奈地说，关系稿都发不过来。

　　“欲哭无泪了。”他说。

　　“现在高校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是全面的。”张健总结道，“既要求你有科研能力，能出成果，还要求你能找到门路发表。”

　　汲取教训后，张健一方面找关系，一方面开始一稿多投。“一篇论文复制20多份。这样反倒试出来有几家刊物还是比较正规的，不认识也能发稿。”

　　找关系这条路，张健却走得不顺。他有一篇得意之作，想发在一本重量级刊物上，“在我们学校，只要能发一篇文章在这本刊物上，副高就没有问题了。”他从两年前开始筹划此事，一开始找到一个交际甚广的师兄，该兄据称认识该刊编委的学生，请客吃饭车马费累计要去了一万多，一年多也没消息。后来张健又通过该兄联系上了一个某地宣传部部长，据说与该刊编委有过交往，可以接洽此事，打点又花了近一万。“这回应该可以了，不过我想让他9月份以后发，评正高的时候用，评副高的文章现在已经够了。”

　　在张健看来，在学术界，没有关系，举步维艰，“申请课题更乱”。他的一位同事申请下来一个5万块的课题，经过层层截流，到手里只剩3万块，而他在申请课题的过程中，走关系就花掉了2万块。“最后其实只有1万。你说，他能拿出什么质量的成果来？”

　　大课题申请不下来，张健就申请了一个2000块钱的省级课题。“这点钱能干什么？就是糊弄，上边也糊弄，我也糊弄。”

　　三年历练，张健感觉眼前出现了曙光，“功力也达到了，也知道门路了。”9月份评副高已没有悬念。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他还是感到稍有愧意，“大多数精力都花在搞学术、发论文上了，讲课效果不好。”

　　在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破窗理论”：当一个人打坏一扇窗户以后，如果窗户得不到及时的修理，打坏窗户的人也得不到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打坏更多的窗户。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诚信问题也一样。表面上是个人诚信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出现了“破窗”。正如本次调查所反映的，七成以上受访者都将个人缺乏诚信归咎于“整体环境就那么差，诚实守信会吃亏，不讲诚信反倒占便宜”。

　　因此有人提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连串学历与学术的事件，也可以变成一次确立更严格的学术规范制度、完善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体系的契机。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去处理，正是及时修好“第一扇破窗”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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