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政府无从廉政

高价政府无从廉政

          在一个网页上，偶然发现这篇很精典的文章，非常喜欢，整理一番，放在我的日志中，闲暇之余，聊以自慰！

          勿庸讳言，中国是行政开支最高的国家。2010年2月，一个由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行政经费的调查报告中说：“有一个结论，2005年到现在，大概每年行政经费的增加额度是以一千亿的速度在递增”。我们不妨来算一下：行政经费每年递增一千亿，那么从2005年至今，行政经费已增加了五千亿，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6万多亿元的百分比是多少，一算可知。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有必要增加吗？对于这些，没有人做出必要说明，因此有必要进行追问。可以推测的是，近五年来，公务人员大约不会增加多少，为何一年要增加这么多经费呢？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些每年递增的千亿元财政资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应当有一个交代。

        这些钱究竟哪里去了呢？这当然只能问那些行政部门的内行们，据说，在那里，一部车一年的维修就花了10万块钱。怎么花的？因为一部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这说明每一周换一个轮胎。如此花钱，再多的钱恐怕都只能成为无底洞。至于这些钱有多少实际是进了个人腰包，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也就因为如此，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近年来它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更高。

        也不能说政府对此没有作为，为了遏制这种趋势，我国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压缩行政成本，自去年以来，更是要求各级政府尽力减少“三公”消费，压缩行政开支，但每年增加一千亿行政经费的现实说明，在国内，行政成本的增加几近失控状态，难以约束。为什么难以约束呢？因为现有体制之下，财政收入由行政机关掌握，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机构能够约束行政机关乱花钱。在发达国家，增加行政支出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在国内，虽然原则上规定行政预算必须有人大通过，但人大对预算的把关并不严格，各级人大对于预算案基本上是照例审议通过。这种不明不白的“审议通过”，肯定难以约束行政机关乱花钱的行为，行政经费一再增加也就难以避免。

         具体说来，有这些原因造成我国行政开支居高不下。其一，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上述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二十多人就有一个属财政供养。其二，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目前，对职务消费缺少明确的标准和限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在彭真怀看来，目前对包括行政公务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更偏重预算的制定、偏重支出规模的合法性，但对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管理和效益评估，其实，也并不是没有标准和制度，关键是标准得不到贯彻。其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一方面政府支出没有全部纳入预算，还存在大量的不受监督的预算之外的政府性资金。另一方面，即使是预算内，行政成本也未见详细的数据公布。而且，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我国预算编制存在着编制力量不足、时间不够长、内容不够全等问题。而在美国，则专门有一个队伍在编制预算，从总统的预算管理局到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一般要编一年，再交给财政部门去执行。我们的状况是我来编预算，我来花钱，我来监督，人大对此的监督作用效果不明显。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目前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在管理和服务中缺乏效益观念、公共财政的理念、紧迫感与责任感，出现敞着口子花财政钱的现象。其四，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部门利益对财政改革形成了较大的阻力，各部门预算外的一些收费、罚款等，财政部门难以制约。而且，“收支两条线改革”也许助推了上述部门利益合法化，本来很多不合理的收费，应该停止收取，但现在是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把不合理的收入合法化了。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点”之一——公车消费为例，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我国目前公车消费的数据，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3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

         这种行政成本特别是公务消费节节攀升、公私不分等现象长此下去，其结果不仅影响政府形象，也会拖垮财政。

         那么，该这么办呢？其实也不难，最起码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首先，政府还应坚持精简机构和人员。怎样“精简”？政府应大力控制行政机关的规模和编制。对行政机关规模的控制，关键在于科学划分和确定行政机关职能，重点解决好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副职和虚职，改变“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学习，引进绩效管理的理念，即通过财政预算来控制地方政府绩效。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将绩效管理和预算拨款相结合，对绩效好的部门予以奖励，对于没有完成指标的部门，则在立法机关中削减甚至撤消其第二年的预算开支。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制度，实行绩效与财政预算拨款挂钩，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也可以大大激励各部门多干实事，提高政绩。再次，建立“廉洁政府”，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应该自觉从我做起，从珍惜点滴资源做起，该节约的就要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争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可以简化一些行政审批手续，每年因为行政审批而打印、复印资料的钱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行政成本。最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样很重要。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也能节约财政开支。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着行政管理的成败，决定着行政成本的降低或是增加。所以，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有多少决策者承担了相应责任？建立可行的决策责任制度，也是我们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说“廉政”，一般人都只注重政府要“廉洁”一方面。实际上，这个词还包含政府必须“廉价”这个含义——一个高价政府，不是老百姓所乐于见到的政府，当然也就无所谓“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