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一章 “以俄为师”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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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以俄为师” 山雨欲来风满楼（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霸占胶州半岛，中国面临生存危机。 1914～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德国被打败了，但这场战争使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多殖民地的胜利的资本主义大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主要债务国。据统计，到1922年11月，欧洲各国所欠美国的债务，包括未付利息在内，总数达116亿美元，其中英国为47亿，法国为38亿。 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使欧洲国家备受损害，整个欧洲经济在以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远在太平洋的两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和日本，明显地受到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刺激，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在战后的1920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都低于战前1913年的水平，只有美国和日本是呈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如果以1913年为100的话，美国1920年制造业生产的年度指数达1222，日本更高达176。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不仅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利益，而且对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特别是对英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都明显地形成了威胁，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式和利益关系迅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这一情况，战后各国政府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能不千方百计力图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这不可避免地牵制了英、法等国政府的极大精力，也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拖累了进去。一连几年，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在家门口总是争吵不休，对远东事端却力求调和。不仅如此，战争的结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促使各大国的政治家们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寻求建立一种相互牵制和妥协的基础。这导致了1919～1922年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庭这一类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和国际制裁性质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自然具有极为严重的意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2） 中国是远东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尚未被瓜分和被一个列强独霸的落后国家。帝国主义之所以未能吞并中国，显然是同它的过于庞大有关。1840～1900年间，列强各国中兵力最多的不过100万（俄国），最少的仅几万人（美国），世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的兵力也不过50余万人，后起的日本也只有20余万人。要把这样少的兵力单独投入到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和有4亿人口的偌大的中国来，同时还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诸多殖民地，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自1840年英国第一次对中国动武之后，几乎每一次动武，殖民地较多的欧美列强都会联合行动，其原因也就在于此。这也是1899～1900年，列强各国一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的重要历史背景。尽管各国政府各自难免还会抱有自私的目的，争吵和冲突依旧不断发生，但是，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资格至少在形式上保全了下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才再度发生了某种变化。后起的日本，鉴于世界版图已被瓜分完毕，又不甘心自己的殖民地过少日本这时只有朝鲜和台湾两块殖民地。，故公开试图乘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胶东半岛问题的争执，即由此而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时，一边是由英、法、俄、美等组成的协约国，一边是由德、意、奥、土等国组成的同盟国。协约各国为防止远东祸起，力劝日本加入协约国，日本遂乘机要挟，迫使英、法、俄等同意日本可在与协约国权利无关之中国各地“自由行动，不加干涉”，并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参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0、197页。随后，日本即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诡称胶州租借地应交付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紧接着，日本对德宣战，并借口军事需要强行霸占了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11月7日，日军攻取青岛，对德作战结束，但它突然向北京袁世凯政府强硬地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进而还发出了最后通牒，最终于1915年5月25日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互换照会13件，史称“民四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不仅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时得以在南满、东蒙以及福建等地，取得了一系列特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62页。 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不能不引起欧美各列强的不满。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要让他们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中国来同日本一争高下，不仅战争中不可想象，即使在战后也绝无可能。 山雨欲来风满楼（3） 在这时的大国中间，唯一有条件对日本的扩张进行干预的，只有美国。美国毕竟不能无视与其有着直接地理联系的远东地区发生这种问题，更无法回避日本的挑战。日本的行动无疑严重破坏了美国所强调的“门户开放”的原则。但是，要让陆军兵力总数还不及日本2/5，海军军舰总吨位只多出日本1/5的美国用武力阻止日本的行动，也是办不到的。何况，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仍旧盛行孤立主义，即使是日本侵犯了美国的部分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深受国会和政党分权化牵制的美国政府，也绝难反应强烈。 1917年4月6日，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正式对德宣战之后，其对日本的妥协更是不可避免了。11月2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蒙古等地区的“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和机会均等原则的承诺。全文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04～105页。 巴黎和会，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再次发现自己被出卖了。 美国是一个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它的外交政策及其观念，到底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不仅较其他殖民大国为强，而且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不有所影响。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极其复杂的多面性。美国在光绪年间主动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近2900万美元，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见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287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国舆论界的赞扬。 同样，美国也是最早提出和始终主张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大国，尽管其归根结底仍旧会为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着想，并且多次参与侵犯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行动，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强权政治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常常会有助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觉醒。 1918年1月8日，即大战结束，协约各国拟召开和平会议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了“十四点和平纲领”，明确主张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外交，主张取消关税壁垒，削减和全面限制军备，绝对公平地调整一切殖民地，并建立国际联合组织，以保证国家不论大小均享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明确反对以往那种由少数列强用秘密外交的方式来决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做法，力主民族自决。他宣称：“和平会议之际，必自始至终，公开于世界，秘密授受之政策，使不再见于今日。”“故凡悖逆正义之行为，吾人必尽其所能以反对之”，必“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转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189页。。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的这一主张，再度为美国在各弱小国家和民族中，特别是在中国，赢得了声誉。 山雨欲来风满楼（4） 正是因为有威尔逊总统的上述主张，中国在战后获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权利，第一次得以与各国列强共同参加重大国际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际事务。这种变化进一步使中国各界人士感到振奋，他们不仅为此再次向美国欢呼，而且开始相信，和会将会名副其实地实现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切实尊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特别是恢复大战中被日本强占的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等。人们甚至指望，通过和会，中国能够一体解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撤退外国驻军，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以及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各项问题。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１卷，第170～171页；《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于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因此广为传播，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立即组团前往巴黎正式出席会议，中国各界着名人士，甚至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南方军政府方面，也纷纷组团前往巴黎，准备迎接这大快人心的时刻。 中国人太单纯了。他们不了解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势力，因而没有注意到美国国会对威尔逊总统在殖民地以及宗主权等问题上的开明立场所表示出的某种不信任态度。他们也忘记了历史，甚至忘记了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纲领”时，那个墨迹未干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既然能够默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得逞，既然能够为了某种利益而与横暴的日本苟合妥协，它为什么不能再三、再四地重复这一过程呢？何况美国总统并没有支配世界的权力，而和会的其他参加者仍旧抱定了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呢！ 似乎弱小民族都有这种过于单纯的特点。并未得到参加和会邀请的朝鲜人同样对威尔逊和即将成立的国联抱有热切的期望，因此他们竟秘密派遣代表前来巴黎向和会控诉日本的强暴统治和奴役。然而，这位有幸出现在巴黎的朝鲜人却被拒之于门外。同样的命运很快也落在了中国人头上。幻想取得国际平等地位的中国人，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邀出席和会，却被列为第三类国家。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有代表5席，中国却只分得２席。参加会议的27个国家，70位代表几乎没有多少开会的机会，一切相关决定都是美、英、法、意四国首脑所组成的“四人会”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讨论作出，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参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184～185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5） 事实上，即使是作为大会主席的威尔逊总统，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巴黎和会上，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可怜境地。他率先提倡的国际联盟得不到自己国会的认可，在和会上他又不能不自食其言地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之间的团结。结果，许多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再次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不仅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无人理睬，甚至连争取山东主权的恢复也成了泡影。日本强硬地坚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威尔逊想出的唯一解救办法就是暂时实行五国共管以后交还中国，然而即便这种妥协的办法也难以行得通。 1919年4月30日，列强终于还是依照日本的愿望达成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规定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统统交予日本。全文见王芸生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18～319页。 1914年日本攻占青岛时，中国是中立国，此后中国政府加入到协约国一边，成为参战国。无论作为中立国还是作为参战国，中国都不是战败国，战败的明明是德国，何以中国要向日本割让土地呢?威尔逊高唱“自由平等”、“民族自决”，人们指望和平会议和国际联盟从此会主持公道，其结果竟如此悲惨，如此荒唐，这不能不令人愤慨。 而更让人愤慨不已的是，人们一夜之间发觉腐败的北京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几年时间里竟与日本主动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的协定。如《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梁启超等亦称于和会期间始知1918年中日换文密约等事，颇感不满。见《申报》1919年3月24日。人们对此不能不无比愤怒。 五·四运动：“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
1919年，是远东地区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一年，同时也是各弱小民族开始觉醒和开始掀起斗争浪潮的一年。1919年3月，在日本奴役下的几十万朝鲜人在全朝鲜发动了广泛的起义斗争。因怀疑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1月22日突然死亡是被日本人加害，朝鲜民众群情激愤，并于3月1日在汉城爆发了数十万人抗议游行。在宗教界人士起草的《独立宣言书》的号召下，这场运动迅速波及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最终被日本军队武力镇压。这场斗争强烈地触动了亿万中国人。列强的欺凌和朝鲜人民的起义，终于从两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6） 不再仅仅是学生们感到愤慨了。中国人对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对外人的欺凌和领土的丧失，从来没有如此痛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和狂妄野心，也从来没有如此敏感和仇恨。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兴起的“公理战胜强权”与“民族自决”的宣传，在广大知识界、进步舆论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改变国家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对各国政府能够受威尔逊影响在和会上主持正义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结束大战以后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情形，更成为广大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的要求。面对和会中，美、英、法各大国在中国问题上重演对日妥协丑剧，眼看日本霸占中国山东主权即将成为惨痛事实之际，人们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4月下旬，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陆续传来。至5月初，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已成定局。终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之激愤达到极点，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在对日交涉中曾直接充当“卖国贼”角色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工人和市民也在各种宣传甚至是传言的刺激下，自发地投入到反日运动之中。这一空前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迫使它罢免了曹、陆、章，并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的企图。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209页。然而，罢免也好，拒签也好，以至游行集会、罢课罢市罢工，都不能使山东及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也不能促使各国政府采取真正同情中国的行动，甚至并不能防止类似的事件今后继续发生。现实的沉重压力迫使人们开始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此时的中国政治，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不仅军阀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而且南北对立，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你死我活。甚至各派内部和南北政府自身，也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时时有倒戈和内讧发生。对此，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倍生厌恶，以致长期以来视政治为畏途，唯恐避之不及。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见《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国与国的关系，既然依旧是强力和利益的关系，央求和哀号自然无用，救国的办法，只能是改造和强大自己的国家。为此，人们明显地开始试图干预国家的政治。 山雨欲来风满楼（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进步舆论界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协约国的胜利，看成是世界人类新精神的胜利，看成是民主主义（当时又称为“德莫克拉西”、“民本主义”、“民治主义”、“平权主义”、“庶民主义”、“平民主义”……）对专制独裁制度和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胜利，并确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的中国，也概莫能外。人们憎恨恃武力以专制的军阀政权，同样也是因为相信它有违民主主义的历史进步潮流。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北政府中“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能与平民政治相容”学训投稿：《对于国人之大警告》，《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日，并见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称由他们来主持国家，“国事如何能不腐败？外交如何能不失败?国家如何能不灭亡呢？”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显然，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谈论民主，第一次把政治的黑暗、外交的失败与人民甚至是“平民”、“庶民”的政治无权联系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上黑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专政，而人民却无权。一旦人民像欧美国家人民那样，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五·四运动，“平民”奋起救国，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不能不释放有严重“越轨”行动的爱国学生，自然使人们更深感民众运动和民众力量的重要。许多人甚至公开主张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干涉政治》，《南开日刊》第36号。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深深陷入到民族危机感之中，而且使他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并使国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8）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主义或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大多数人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国会），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烩。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李大钊：社会的变革，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政治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潮流，一股则是社会主义的潮流。前者以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和远东中、日等专制国家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标志，后者则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苏俄劳农政府的出现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形成了大战后一时间澎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产生于国内新学校和由欧美日本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时先后登上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舆论的各个舞台，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大批在校学生构成的，对欧美日本新学说、新思想极为敏感的社会群体，因而使得中国思想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对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大思潮正是中国对抗专制统治和列强欺凌的强大武器。不仅如此，面对战后各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浪潮，人们迅速把民主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确信二者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亦步亦趋，而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9）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立物，从来就是同“集体”和“平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出现了强调阶级斗争并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广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旧是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人们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武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显然也早就从西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到养分。自从1900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首次引入“社会主义”见《清议报》，第52期，1900年7月26日。这一名词以来，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了。 当然，就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其在五四运动之前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半还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长期苦于专制和武力之害，渴望和平与平等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暴力、专政，等等，往往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这就决定了多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特定的倾向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毗邻的俄国诞生之后，中国进步舆论界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难于接受和理解。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于接受的，无疑也是其最重要的东西，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欧美资产阶级宣传舆论的影响，人们这时普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不仅过于残酷，而且过于专制。而这恰恰是一向主张平等调和并反感专制压迫的广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 但是，在探索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来自俄国和欧洲社会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浪潮，要想拒绝社会主义主张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俄国革命和德、匈、意、美等国社会革命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浪潮，更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于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足以救国救民的理想出路。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人们的救国主张也日趋分化。 山雨欲来风满楼（10）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是最先把矛头指向试图利用军阀、政客，甚或未来资本家来实现其改造中国梦想的孙中山、梁启超们的。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同以孙中山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渐进改良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直至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样明显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强调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有必要提携无产无识的体力劳动者，“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陈独秀甚至苦口婆心地劝说资本家应实行什么“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工人有得红利的权利，并以此“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陈独秀们这时虽然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够在社会所有、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发展实业，但他们显然“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同上。。因此，他们这时无疑还不承认世界上可以无限崇拜的“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这时改造社会的方案，也不外由下至上、由小至大，即所谓“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9月15日。他们相信，社会的变革，只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组织，逐步造成民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此来使国民直接成为国家主人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的目的《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月11日。。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主义之类的尝试，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显然幻想着这种种平和改良的实验，会有助于他们理想的实现。 山雨欲来风满楼（11） 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毕竟太少了，能在他们推动下勇于去实践新生活的人更少，而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环境本身也注定了他们关注的这些实验是不能持久的。即便个别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间里能取得某种成功，要影响亿万中国人又有多少可行性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些立志要摸索出一套渐进改良方法，进而影响并改造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思想家或实践者，便纷纷败下阵来。在痛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余，一些人终止了自己的探索，重回原来的生活轨道；一些人怀疑中国恐怕最终还得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循序渐进，演成一个大乱，现在只不过可以做些社会主义的预备工夫；一些人还不死心，决心研究别的改良平和的办法。 毛泽东：俄国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1年12月，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次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不得他们。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唯一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山雨欲来风满楼（12）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参见《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9期，1920年5月2日；浦泉：《我国确立对俄方针之必要》，《晨报》1920年3月26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等。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可以肯定，在1920年，尽管仍有一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AD：《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期，1920年2月24日。人们多数一般的也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的做法，但整个舆论界在对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这自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集团在中国的形成。实际上，这时已很快有人公开欢呼起俄国革命来了。他们明确要求那些“怀疑革命的，何不看看俄国”？两极：《红年大熟》，《闽星》第2卷第6号，1920年2月19日。公然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实行那“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真风：《流血》，《闽星》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1日。 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有着相当数量的急切地希望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毗邻的俄国发生推倒封建阶级及资本阶级压迫统治的十月革命，和出现一个打败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劳农政府之后，中国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团体，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20年初，一个号称“中国社会党”的团体宣告成立，并立即向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乘“社会主义在中国播种之时机已熟”，助其“在一短时期内”使社会主义“遍于中国”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3月12日，一个更为激进的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则在四川重庆诞生。他们声称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与苏俄联合，推翻中国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治统治，使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直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市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13） 很难判断这两个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具有怎样的价值，至少，它们并不是后来典型意义上的那种共产党，其组织的存在和实际的革命程度也颇让人怀疑。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着200万产业工人和近４亿农民的国度里，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仅仅靠这样一些默默无闻、人数可怜的小组织，要在一个短时期见诸成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尽人皆知，欧洲社会主义者为了引导组织工人群众，至少已经艰苦工作了将近100年，就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为此也已经进行了20年的奋斗才取得了重大成绩。在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地集合起大批同情十月革命、倾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组织成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战斗集体，迅速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以满足他们急切的救国救民愿望呢?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党、中华工党骤生骤灭的历史，注意到诸如国民党、研究系之类的政党组织在中国政坛大起大落十多年而一无成效的事实，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生、发展和壮大，需要某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帮助。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历史机遇终于出现了。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由此渐渐明朗了。尽管那个不久之后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陈独秀，这时还缺乏革命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以激烈手段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陈独秀在1920年初尚公开表示不同意“卤莽灭裂随意妄动”，主张社会改造应首先树立“平等”和“劳动”的信仰，经过“工读互助以身作则为改造的预备”。但是，重要的在于，立志于改造中国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多已经认定了社会主义，而毗邻的苏俄则已经开始尝试着向东方国家输出革命了。随着后者的不断巩固和强大，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由间接而直接，由精神而物质，这对于力图在中国实现人类美好憧憬的陈独秀们，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1919年，是远东地区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一年，同时也是各弱小民族开始觉醒和开始掀起斗争浪潮的一年。1919年3月，在日本奴役下的几十万朝鲜人在全朝鲜发动了广泛的起义斗争。因怀疑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1月22日突然死亡是被日本人加害，朝鲜民众群情激愤，并于3月1日在汉城爆发了数十万人抗议游行。在宗教界人士起草的《独立宣言书》的号召下，这场运动迅速波及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最终被日本军队武力镇压。这场斗争强烈地触动了亿万中国人。列强的欺凌和朝鲜人民的起义，终于从两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6） 不再仅仅是学生们感到愤慨了。中国人对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对外人的欺凌和领土的丧失，从来没有如此痛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和狂妄野心，也从来没有如此敏感和仇恨。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兴起的“公理战胜强权”与“民族自决”的宣传，在广大知识界、进步舆论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改变国家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对各国政府能够受威尔逊影响在和会上主持正义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结束大战以后日本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情形，更成为广大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强烈的要求。面对和会中，美、英、法各大国在中国问题上重演对日妥协丑剧，眼看日本霸占中国山东主权即将成为惨痛事实之际，人们的失望和愤慨是可想而知的。 1919年4月下旬，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陆续传来。至5月初，中国代表交涉失败已成定局。终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之激愤达到极点，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在对日交涉中曾直接充当“卖国贼”角色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商人纷纷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工人和市民也在各种宣传甚至是传言的刺激下，自发地投入到反日运动之中。这一空前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严重冲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迫使它罢免了曹、陆、章，并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的企图。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209页。然而，罢免也好，拒签也好，以至游行集会、罢课罢市罢工，都不能使山东及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也不能促使各国政府采取真正同情中国的行动，甚至并不能防止类似的事件今后继续发生。现实的沉重压力迫使人们开始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此时的中国政治，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不仅军阀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而且南北对立，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你死我活。甚至各派内部和南北政府自身，也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时时有倒戈和内讧发生。对此，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倍生厌恶，以致长期以来视政治为畏途，唯恐避之不及。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见《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国与国的关系，既然依旧是强力和利益的关系，央求和哀号自然无用，救国的办法，只能是改造和强大自己的国家。为此，人们明显地开始试图干预国家的政治。 山雨欲来风满楼（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进步舆论界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协约国的胜利，看成是世界人类新精神的胜利，看成是民主主义（当时又称为“德莫克拉西”、“民本主义”、“民治主义”、“平权主义”、“庶民主义”、“平民主义”……）对专制独裁制度和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胜利，并确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的中国，也概莫能外。人们憎恨恃武力以专制的军阀政权，同样也是因为相信它有违民主主义的历史进步潮流。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南北政府中“无一可恃之人，无一非巧取豪夺，日与吾人为仇为敌，其思想、其行事，无一能与平民政治相容”学训投稿：《对于国人之大警告》，《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日，并见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称由他们来主持国家，“国事如何能不腐败？外交如何能不失败?国家如何能不灭亡呢？”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显然，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谈论民主，第一次把政治的黑暗、外交的失败与人民甚至是“平民”、“庶民”的政治无权联系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上黑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专政，而人民却无权。一旦人民像欧美国家人民那样，有了“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的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那一天吗？”廖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五·四运动，“平民”奋起救国，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甚至不能不释放有严重“越轨”行动的爱国学生，自然使人们更深感民众运动和民众力量的重要。许多人甚至公开主张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干涉政治》，《南开日刊》第36号。显而易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五四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深深陷入到民族危机感之中，而且使他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并使国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8） 应当指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政治观，尽管深受欧美日本民主主义或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它同欧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观念仍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所谓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庶民政治等等，世俗的形式的理解，要比伦理的内容的理解多得多。人们注重的往往还不是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定内涵及其本质，而是它的表面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而言之，人们往往是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文化积淀出发，把民主政治同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念混合在一起。大多数人实际上仍旧鄙薄现实的政治生活，其所谓民主政治云云，多半只是陈独秀所谓“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的一致行动，是李大钊所谓“没有康格雷（国会），没有巴力门（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只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会议。只要多少熟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出，这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主政治观念，还只是一个大杂烩。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民主观念，其实已经被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了。 李大钊：社会的变革，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股强劲的政治潮流，一股是民主主义的潮流，一股则是社会主义的潮流。前者以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和远东中、日等专制国家国内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标志，后者则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苏俄劳农政府的出现和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运动的勃发，形成了大战后一时间澎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产生于国内新学校和由欧美日本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时先后登上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舆论的各个舞台，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大批在校学生构成的，对欧美日本新学说、新思想极为敏感的社会群体，因而使得中国思想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对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大思潮正是中国对抗专制统治和列强欺凌的强大武器。不仅如此，面对战后各国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浪潮，人们迅速把民主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确信二者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亦步亦趋，而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9）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立物，从来就是同“集体”和“平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出现了强调阶级斗争并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广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旧是一切反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人们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武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显然也早就从西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到养分。自从1900年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首次引入“社会主义”见《清议报》，第52期，1900年7月26日。这一名词以来，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了。 当然，就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其在五四运动之前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半还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长期苦于专制和武力之害，渴望和平与平等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暴力、专政，等等，往往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这就决定了多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特定的倾向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毗邻的俄国诞生之后，中国进步舆论界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难于接受和理解。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于接受的，无疑也是其最重要的东西，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欧美资产阶级宣传舆论的影响，人们这时普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不仅过于残酷，而且过于专制。而这恰恰是一向主张平等调和并反感专制压迫的广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 但是，在探索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来自俄国和欧洲社会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浪潮，要想拒绝社会主义主张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俄国革命和德、匈、意、美等国社会革命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浪潮，更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于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足以救国救民的理想出路。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人们的救国主张也日趋分化。 山雨欲来风满楼（10）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是最先把矛头指向试图利用军阀、政客，甚或未来资本家来实现其改造中国梦想的孙中山、梁启超们的。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同以孙中山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渐进改良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直至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样明显地“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强调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有必要提携无产无识的体力劳动者，“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陈独秀甚至苦口婆心地劝说资本家应实行什么“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工人有得红利的权利，并以此“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陈独秀们这时虽然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够在社会所有、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发展实业，但他们显然“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同上。。因此，他们这时无疑还不承认世界上可以无限崇拜的“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这时改造社会的方案，也不外由下至上、由小至大，即所谓“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9月15日。他们相信，社会的变革，只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组织，逐步造成民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此来使国民直接成为国家主人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的目的《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月11日。。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主义之类的尝试，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显然幻想着这种种平和改良的实验，会有助于他们理想的实现。 山雨欲来风满楼（11） 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毕竟太少了，能在他们推动下勇于去实践新生活的人更少，而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环境本身也注定了他们关注的这些实验是不能持久的。即便个别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间里能取得某种成功，要影响亿万中国人又有多少可行性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些立志要摸索出一套渐进改良方法，进而影响并改造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思想家或实践者，便纷纷败下阵来。在痛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余，一些人终止了自己的探索，重回原来的生活轨道；一些人怀疑中国恐怕最终还得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循序渐进，演成一个大乱，现在只不过可以做些社会主义的预备工夫；一些人还不死心，决心研究别的改良平和的办法。 毛泽东：俄国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1年12月，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次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不得他们。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唯一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山雨欲来风满楼（12）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参见《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9期，1920年5月2日；浦泉：《我国确立对俄方针之必要》，《晨报》1920年3月26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等。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可以肯定，在1920年，尽管仍有一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AD：《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期，1920年2月24日。人们多数一般的也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的做法，但整个舆论界在对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这自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集团在中国的形成。实际上，这时已很快有人公开欢呼起俄国革命来了。他们明确要求那些“怀疑革命的，何不看看俄国”？两极：《红年大熟》，《闽星》第2卷第6号，1920年2月19日。公然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实行那“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真风：《流血》，《闽星》第3卷第1号，1920年3月1日。 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有着相当数量的急切地希望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毗邻的俄国发生推倒封建阶级及资本阶级压迫统治的十月革命，和出现一个打败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劳农政府之后，中国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团体，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20年初，一个号称“中国社会党”的团体宣告成立，并立即向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乘“社会主义在中国播种之时机已熟”，助其“在一短时期内”使社会主义“遍于中国”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3月12日，一个更为激进的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则在四川重庆诞生。他们声称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与苏俄联合，推翻中国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治统治，使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直接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见《关于四川省重庆市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13） 很难判断这两个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具有怎样的价值，至少，它们并不是后来典型意义上的那种共产党，其组织的存在和实际的革命程度也颇让人怀疑。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着200万产业工人和近４亿农民的国度里，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仅仅靠这样一些默默无闻、人数可怜的小组织，要在一个短时期见诸成效，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尽人皆知，欧洲社会主义者为了引导组织工人群众，至少已经艰苦工作了将近100年，就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为此也已经进行了20年的奋斗才取得了重大成绩。在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地集合起大批同情十月革命、倾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组织成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战斗集体，迅速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以满足他们急切的救国救民愿望呢?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党、中华工党骤生骤灭的历史，注意到诸如国民党、研究系之类的政党组织在中国政坛大起大落十多年而一无成效的事实，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生、发展和壮大，需要某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帮助。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历史机遇终于出现了。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由此渐渐明朗了。尽管那个不久之后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陈独秀，这时还缺乏革命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以激烈手段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陈独秀在1920年初尚公开表示不同意“卤莽灭裂随意妄动”，主张社会改造应首先树立“平等”和“劳动”的信仰，经过“工读互助以身作则为改造的预备”。但是，重要的在于，立志于改造中国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多已经认定了社会主义，而毗邻的苏俄则已经开始尝试着向东方国家输出革命了。随着后者的不断巩固和强大，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由间接而直接，由精神而物质，这对于力图在中国实现人类美好憧憬的陈独秀们，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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