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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是否公平？
作者：洪振快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6-3
本站发布时间：2010-6-5 14:17:50
阅读量：984次

《国际经济评论》杂志2010年第1期发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的文章《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杂志的第一篇文章编排，可见视其为重头文章。“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似乎中国很成功，已经值得做理论总结，并以之指导世界了，对于这套说辞，本人才疏学浅，不想加以评论。只是记得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理论总结不能违背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然而，有些搞理论的人似乎并不想下功夫去搞清基本历史事实，或者对之视而不见，然后就妄下结论。以上述姚洋的文章来说，该文认为不仅存在一条“中国道路”，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排在第一的是“社会平等”——“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
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一直把社会平等作为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最大成就，很多人也一直相信这套话语。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象，而不是真正的史实。普通人受主流话语操控而难以分辨幻象和史实也就罢了，而作为一个学者却不能明了其中奥义，还以之大做文章，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了。
近三十年的中国是否实现了社会平等，可以从基尼系数中看出来。最近新华社研究员的文章指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将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按照国际上的通常说法，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4，表明财富已经过度集中，社会已经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如果基尼系数是科学的，那么中国近年来该系数实际已超过了0.5，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这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或许就是这种危机的前兆了。
从社会公平来看，基尼系数的扩大，意味着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既然中国基尼系数之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任何学者都不敢否认这一点，那么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趋于公平的结论不就缺乏事实的支撑，因而显得轻率乃至荒谬吗?
有人会说，近三十年固然不公平，但此前三十年总是公平的吧?据估计，改革开放之初，基尼系数是0.28，显然这比现在公平。但是，要认真追究一下，那是怎样的公平呢?那是基于全民贫困基础之上的平均，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点，但即便是这一点，也有更多的隐情，也不意味着真有公平。按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主流话语的划分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三大阶层。那么，这三大阶层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中是否有公平呢?
知识分子在那三十年中遭遇的不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描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知识分子如此悲惨的局面，只要稍存一点公正之心，相信没有人会认为那三十年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公平的。
如果说那三十年知识分子遭受不公很少有人会持异议的话，那么说那三十年农民也遭受不公则肯定会有很多人持异议。有异议不要紧，还是以史实来说话吧。农民遭受的不公，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剪刀差”的总额到底是多少，因研究者采取的估算方式不同而不同，总数从2500亿元到9000多亿元不等。兹举三例：
1.据王耕今等的计算，在1953—1978年的26年里，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剥夺农业积累的金额达8019.7亿元，平均每年308.45亿元;同期，通过抬高工业品价格剥夺农业积累的金额达1475.24亿元，平均每年56.74亿元;两项合计达9494.94亿元。(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2.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3.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农业投入总课题组：《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以上三例，1978年之前的“剪刀差”总额在5000亿元到9000多亿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估计较低，但基本上没有少于2500亿元的。假定是2500亿元，按1953-1978共26年计算，意味着每年仅有不到100亿元，这是否符合经验事实，恐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剪刀差”对农民显然是一种不公。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不公?
有人说，实行“剪刀差”是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资金，是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无奈之举，为此，只好让农民做些牺牲。既然让农民做牺牲，那就说明对农民是不公正的：为什么要让农民做牺牲?农民为什么要做出牺牲?征求过农民的同意了吗?农民有不牺牲的权利吗?如果农民对自己的利益受损都没有任何的发言权，那么你还能说这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为工业化做牺牲的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假如是为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缺乏做牺牲，那么工业化初期过后就该取消“剪刀差”?然而事实是，“剪刀差”在90年代仍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据上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的估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由此可见，“剪刀差”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初期的结束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还在继续“被牺牲”，且“牺牲”得越来越多。
说到农民对工业化所做的“贡献”或“牺牲”，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贡献”或“牺牲”到底有多大。这里提供两个估计：
1.据上述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推算，1953—1978年“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2. 严瑞珍等学者的估计：“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8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如果这些估计可信，那么等于是说到改革开放之初国有资产基本上就是农民贡献的“剪刀差”，那些国有资产本应属于农民，是农民的牺牲才积累了一点家产。
农民的牺牲不仅仅表现在“剪刀差”，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其遗留问题，至今仍在剥夺农民的福利。同命不同价不说，农民工因不公正待遇而丧失的福利，据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的估算，每年每人是9000元光景。1.5亿名农民工，每年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这些福利能够反哺农村，那么农村的贫困面貌不是可以有很大改观吗?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近六十年中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享有公平。主流话语说，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民，解放后农民翻身得解放了，然而事实到底如何呢?事实胜于雄辩，理论上的、口号式的公平，掩盖不了不公平的事实。如果尊重事实，有谁敢说近六十年对农民是公平的?
对待知识分子、农民不公平，那么对处于“领导阶级”的工人应该是很公平了?事实是否如此呢?改革开放以后，普通工人下岗、被低价买断工龄，以及国企被贱卖，再再显示普通工人并不是受到尊重的阶层。而近日来讨论很多的罢工权利，基本上也处于似有若无的状态。有些人会问，改革开放以前普通工人应该享有公平吧?应该说，那个时代工人的境况肯定比农民好得多，因为至少工人属于城市户籍，食物供应还有保证，所以1959-1962年间被饿死的都是农民，工人没有被饿死。所以，相对农民来说，工人是享有了一定的制度化“好处”，农民能够通过“招工”成为工人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是，工人内部的情况也不一样，真正在流水线上劳动的普通工人也未必就见得享有多大的好处，因为实行低工资制和无偿奉献劳动，绝大部分普通工人辛辛苦苦换来的也不过是基本的生存资源，而他们的贡献以工业利润形式积累起来，但这些利润并没有为他们所享有，最终在国企改革中被“乾坤大挪移”，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成了新贵们的起家资本。
如果尊重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平等从来都不过是一种臆造的幻象。如果有人要歌颂绝对贫困下的平均，认为那是社会平等，那也只是共同贫困条件下某一社会阶层内部的分配公平，比如工人内部、农民内部、知识分子内部，但在阶层之间，就很难说有公平——如农民的遭遇一样，为什么饿死的只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知识分子，这能说公平吗?
公平或平等，应该是个人发展机会均等，个人权利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绝对贫困下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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