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脉隐秘史

撰文：张泉

不祥的神祗

那段谣言几乎在一夜之间蔓延了大半个中国，传播的速度如同席卷稻田的蝗虫。许多人信誓旦旦地说，前一天晚上，他们看见关羽率领数十万鬼兵，攻破城门，跨刀骋马，沿街一路掩杀过去。他们说这话时，浑身还在不停地战栗，头顶隐隐冒出寒气，像刚刚解冻的豆腐。

术士看过，顿足大呼，这些人们不停战栗，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寒冷。他们确是受了鬼气侵袭，虽不至伤及性命，这股寒气却一时难以消解。

没有人怀疑这些受害者的真诚，大家刚刚从一场战乱中醒转过来，许多士兵和百姓的尸体还堆积在城外来不及清理。此时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九世纪，战乱源于朝廷背信弃义，大批戍守桂州的徐州籍士兵，三年期满，要求回乡，却被朝廷断然拒绝，绝望的士兵们拥戴粮料判官庞勋为首，一路劫掠，穿越大半个中国，从广西一直杀回徐州。朝廷于是正式起兵征讨，罹难者无数。

庞勋之乱只是末世离乱中的一阕小令而已，接踵而至的战争已经让帝国不堪重负。盛唐的强盛与荣耀早已如过眼烟云，如今是万象凋敝的晚唐，整个国家似乎回归到东周末年的乱象，礼崩乐坏久矣。节度使们像野兽那样忙于划分领地，任何一群丢下锄头的农民，或者行将退伍的士兵，都可能将州郡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持续的纷争，动荡，杀气太沉，怨气太重，终于惊动了传说中的凶神。

——是的，是凶神，一位年轻的凶神。尽管关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死去，然而，在神灵的世界里，他仍然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直到一百年前，才由陈国皇帝陈伯宗为他建造了第一座寺庙。人们对这个杀人如麻的红脸美髯绿袍将军的膜拜，夹杂着对他的无限恐惧。他的身份介于神鬼之间，他死亡的方式，更是充满着不可言说的隐喻，和躯体被瓜分为六块的西楚霸王项羽相似，关羽也身首异处，“头定洛阳，身困当阳”。在这个追求雍容祥和的王朝，他的青龙偃月刀和赤兔马，仍然被视为不祥的征兆。

黑铁时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铁匠的儿子关长生死了。

他年轻时因杀人改名关羽，所以终究没能承载父亲的祝福；他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联吴抗曹，他中了吕蒙之计，丢了兄长用婚姻换来的荆州，败走麦城；他在突围时被俘，拒不受降，被孙权所杀；他的头颅被送到洛阳，曹操那里，被迫身葬两地；为了给他复仇，他的结拜兄弟张飞和刘备先后丧命，仓促发动的对东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蜀汉的精锐之师；他的义侄刘禅册封他为壮缪侯，取壮志未酬之意。

壮缪侯的封号保持了长达九百年，关羽基本只是在局部区域悠游的寂寞神灵。他死去三个世纪，陈国皇帝陈伯宗坚称“关羽显灵成神”，在当阳玉泉山建造了关羽庙。而在关羽的故乡解州，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才第一次出现关羽庙。

影响关羽建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爵位。他只是侯，而不是帝或王。曹操为他争取来的汉寿亭侯，也只是侯爵中最低的一等。刘禅为诸葛亮立庙，是在大臣一再上表力请之下特事特办，关羽显然无法享受这种优待。中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所以信仰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人们无权为关羽立庙，最多只能在郊祭时喊喊他的名号。

其实，他的名号也很少有人提起。庞勋之乱发生时，蜀汉的雄豪们，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都有了自己的庙宇，关羽庙几乎是最落寞的。

壮缪侯的九百年，或许可以称作关羽的黑铁时代。他仍然需要依靠谣言来助长自己的权势，对他的信仰仍然需要漫长的打磨，抛光。儒佛道三家对关羽也兴趣索然，似乎只有外来的佛教有意拉拢关羽。隋朝开皇十二年（592年），也就是解州建造关羽大庙之后，天台法师到当阳传教，发愿造一座佛寺。当阳是埋葬关羽的地点之一，天台法师说，自己只是僧人，建造寺庙是体力活，佛寺其实是关羽帮忙建造的。为了表彰关羽，他第一次将关羽请进佛寺，列为珈蓝神，通俗的说法相当于保安队长。从此，关羽与佛寺建立起密切的关联，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寺庙中，列侍在佛祖脚下。天台法师的说法在当时没有遭到实际性的质疑，关羽还不是一位抢手的神灵，儒生和道士们纷纷起来攻击天台法师的虚言妄语，已是数百年后的事情了。

天下盐

那个汉子上殿觐见时，宋徽宗正在摆弄新铸造出来的铜钱。他摩挲着“崇宁通宝”上的刻字，那些凹凸的纹路，似乎暗合他的心意，他熟悉每个字的起承转合，因为那些字是他用自创的瘦金体写下的。铜钱之上，地水火风，一应俱全，这也是按照天师的建议设计的，可保社稷平安。

尽管天师张继先已经做了引荐，红脸汉子的突然出现还是吓了宋徽宗一跳，大惊之下，他把手中的铜钱径直抛向那汉子。

那汉子随天师从解州凯旋而来，他们联手降伏了在盐池作恶的蚩尤。

对于解州，宋徽宗并不陌生。本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解州盐池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为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可那段时间，解州盐池的产量骤降，据说是因为建造黄帝庙，激怒了镇守盐池的蚩尤。天师降伏蚩尤，解州正常产盐，解决的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甚至是军事问题。稀有的食盐历来是朝廷的经济杠杆之一，盐业为国家垄断，而盐禁则可以制衡北方的游牧民族。解州一向是天下盐池的中心，当初晋国的大夫们选择在解州定居，正是看重此地“近盐”，秦汉以降，历代帝王君临河东观盐，膜拜的自然不仅是一种调味品。一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事物，往往肩负的却是整个国家的安危。

天师说，自己能顺利完成使命，全仰仗解州神灵关羽的协助。对宋徽宗而言，关羽是旧相识。一年前，他刚刚给这位壮缪侯晋升了爵位，加封为忠惠公。然而，关羽本尊的出现还是吓到了宋徽宗，只不过，宋徽宗是何其聪明的人，他把钱抛出，马上从容地补充了一句：“以此封汝。”

这个轻佻的举动，并没有激怒关羽，他反而坦然接受了“崇宁真君”的封号。

这似乎不符合关羽的历史性格，然而，道教的《汉天师世家》说得煞有介事。

关羽没料到，自己的白银时代不期而至。二十余年间，宋徽宗连续四次加封他。忠惠公，崇宁真君，五年后，封王，为胎烈武安王，十六年后，为义勇武安王。仅仅二十余年，关羽由侯为公，由公为君，由君为王。在宋徽宗的时代，受到封赏的神灵不计其数，和关羽同时受到青睐的还有一位女子，“顺济夫人”妈祖，然而，包括妈祖在内，没有任何一位神灵像关羽这样突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迅速蔓延全国。

可惜，这些曾经默默无闻的神祗，还是无力帮宋徽宗守住江山，他只能在北方枯井大小的星空里寻找他们的身影。这个浪漫主义的帝王，并不是宋朝所有悲剧中的最后一笔，只不过，他这一笔来势太过凛冽，就像他的字那样，“屈铁断金”。

信仰的决斗

一些不合时宜的谣言在吕城悄然滋生。

明朝的夜里，忽然电闪雷鸣，刀兵交战的回声惊醒了整个吕城。奉命修建关帝庙的工匠吓得四散而逃。

吕城从来没有关帝庙，因为此地属于吕蒙。

蜀吴相争的数年间，吕蒙安营于吕城，与关羽抗衡。正是吕蒙设计打败了意气用事的关羽，偷袭荆州成功，并把关羽逼到麦城，重蹈了项羽在垓下的覆辙。

胜败原是兵家常事，大度如关羽，都可以在华容道赦免曹操，却无法容忍自己造成的这次失败。在《三国演义》里，关羽的亡灵对吕蒙进行了离奇的复仇，索命成功。

吕蒙死后，据说在吕城做了地方神。

与吕蒙的沉寂不同，关羽已是风靡全国的信仰。朝廷下令各地修建关帝庙，但是在吕城，工程一再拖延，因为每次动工，夜里必有交战喊杀之声。官吏准备严令压制这些谣言，一则更可怕的谣言开始兴起。有个算卦的人周游到吕城，露宿吕蒙庙中。是夜雷电狂作，大雨倾盆，屋瓦横飞。算卦者算不出自己为何遭遇如此坎坷的命运，次日，吕城人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携带的布旗上，画着关羽像。人们在愤怒和不安中，把他驱逐出去。吕城人认定，如果执意建造关羽庙，可能对地方不利。

袁枚在《子不语》中记录下这些异事，吕城人试图以谣言表明抵制关羽的决心。尽管他们知道，他们的反抗何其不合时宜。

此时，关羽已经获得了更加显赫的封号——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神宗朱翊君将关羽进爵为帝，庙号英烈。在文官繁冗、武将被节制的万历时代，册封一位武神为帝，却没有遭到实际的反对，因为儒佛道三家都已将关羽奉为座上宾。佛教对关羽抢先下手之后，道教不得不通过授予关羽更大的权力来“策反”他，伏魔大帝、荡魔真君、协天大帝、四大元帅之一……而依靠崇信道教的帝王们的支持，道士迅速合法地分享了关羽的香火，托管了天下的关羽庙。儒家吸纳关羽，有着更有力的证据，关羽几乎是儒家“忠孝节义”的表率，何况，关羽喜读孔子修订的《春秋》，即便征战也不辍，足见孔子在关羽精神世界里的地位。关羽因此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所有神佛旁边，哪里都少不了关公的身影。

朱翊君临终前对关羽的家庭进行了又一轮册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关夫人为皇后，关平和关兴为王，周仓为公。为了减轻关帝的负担，朱翊君重新梳理了信仰的秩序，关羽在道界的元帅之职，由岳飞继承；在佛寺的珈蓝之职，则由尉迟恭代替。关羽跃居到孔子的高度，武庙与孔庙并祀。

帝王们甚至宣称与关羽并肩作战。单是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陈友谅时，关羽就曾率十万阴兵助阵，据说，朱元璋为先贤建庙，关公还专程找他讨要封赏，提醒朱元璋不要忘记鄱阳湖的往事，朱元璋不得不降诏，在已经建成的十座庙宇旁，三天之内，再建一座关羽庙。关羽这次主动出击，比当初接受宋徽宗的封赏更不符合他的历史性格，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关羽是本朝开国的恩人。此后，篡位的明成祖朱棣又宣称，在北征雅失里的战役中，关羽再次毛遂自荐，为大军开路。

关羽在民间则有更多的追随者。徐渭说关羽“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大多数时候，只有政客和文人才有权利参拜孔子，而关羽则横跨朝堂与民间、黑白两道，几乎无往不利，虽然孔子和他并称文武圣人，但他的根系深植于民间，如同老树之根错综复杂。

关羽是武财神，因为记账的传统由他建立，当初曹操拉拢他，赐宅院，财宝，美女，关羽每项都记录在册，投奔刘备时，把所有曹操所赐，依照账本，原物奉还，商人对他的信仰包含两个层面：不取不义之财，剪灭不义之徒，每个商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张面孔。他还司雨，因为据说他本是龙。他还是阴阳两界的法官，他主持正义，调节矛盾，他凡事躬行，以致后来百姓都不忍心拿一般邻里小争端去打扰他。他还相当于城隍，尽管地位远高于后者，并且，因为他在神界的权势，人们相信，他比地方神更有能力降妖伏魔。他还是所有帮会的老大，他的忠义精神，是道德的典范；他精湛的刀法，更令在街头砍杀的古惑仔梦寐以求。于是，对关羽的膜拜，成为一种跨越阶层、职业的信仰。

然而，面对朝廷严令，吕城百姓还是一再泣血上书，夹杂着凶猛的谣言。民意可以不顾，谣言却不能不惧，谣言所能引爆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就在《叫魂》中描述了被谣言困扰的帝国，朝廷“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这股力量最终却几乎失控。所以，朝廷斟酌再三，只能默许终止修建关帝庙。成功的不仅是吕城，张角黄巾军的发源地山东黄巾寨村，颜良的故乡河北辛城堡村，同样将关公拒之门外，黄巾寨村甚至严酷到禁止与刘、关两姓通婚。

在关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尽管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却不是简单的“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命题，而是信仰的决斗。当关羽信仰越来越沾染上政治的脸色，民间对信仰单纯化的诉求也就更加强烈，而谣言是民间的一种逻辑。

随着疑古考据之风兴盛，一部分文人也开始质疑关羽。他们试图和话本、演义论争，寻找历史上真实的关羽。

邱炜萱在《挥塵拾遗》中描述了小说的力量，黎民，士夫，祀典，朝廷，环环相扣：“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自有《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者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

《老圃丛谈》则就具体问题进行了澄清，例如，历史上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鲁肃，是鲁肃为了两国交谊，毅然冒险到荆州见关羽。然而，这些澄清其实根本没有意义，信仰者所需要的永远都不是历史的真实——所有的神灵几乎都有过一段不堪的往事，在他们还是凡人的时候，有太多事情是他们无力完成的。但重要的是救赎。不仅升华自己，还将拯救民众；不仅可以影响未来，也有权改变过去。

历史的遗骸

清朝的皇帝们对关羽进行了最后一轮册封，不断给他的封号加前缀，封号最终竟多达24字，连关羽的曾祖、祖父、父亲也被奉为王，关氏家族最终成为神的家族。

关羽也变得无所不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和战争一样，没有进退，只有生死，而且，它们一样饱含政治的法则。商业的力量同样难以估量，因为利益的博弈和互换，没有底限。原则的缺位使得神灵呼之欲出，关羽弥补了这种缺陷，道义和人格，成为传统中国人驾驭商业的独特方式。追随着晋商扩张的步伐，关羽成为中国商人共同的信仰。在各地建立的山陕会馆中，关羽都得到最显贵的供奉。他的泥塑从庙堂进入许多商会、家庭的桌案，关公信仰的普及，伴随着全国市场的最终形成。

然而，关羽的故乡解州，乃至山西，却在他的目光里不断挣扎，蜕变，忍受荣辱，沉浮。这片在中国饱受争议的地域，几乎是接二连三的煤矿事故的代名词。那些散落在群山中的近乎奢侈的历代建筑奇迹，已经被中国最富盛名的歌舞厅群落淹没。众生放荡喧哗，只有诸神表情淡定。山西一直留存着这两个似乎相互对立的世界，在两个世界间左右摇摆。

以关羽为首的众神佛，仍然保持着上千年僵硬的表情。他们的悲苦与这个时代的歌舞升平格格不入，像是反讽，然而他们不以为意。他们仍然被许多人信仰膜拜，但你看不透那黝黑深邃的眼眶底下，究竟埋藏着什么；你也听不懂沿街滚滚传来的古老的声音，有那么一瞬间，你会恍惚以为，那是古时马队的嘶鸣，然后，你会意识到，其实那只是运煤的卡车队呼啸而过。在白天，你会看见这些暗红色的卡车，像一连串燃烧的工蚁，在山路上蜿蜒，燃烧的外壳里，装载着黑色的煤炭。这些煤来自沉埋于地层深处的古树的尸骸，如同那些经由古老传统沉积洗练之后留下来的历史的蛛丝马迹，尽管并不清晰，却一直隐隐存在。

山西商脉隐秘史之二：潞商之殇

虽然上党在炎帝的时候就曾“日中为市”，唐玄宗为潞州别驾时，也曾“宣风问耆艾，敦俗勤耕桑”，潞州一派繁荣，但这种繁荣仍然固定在风调雨顺、农业文明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潞商”。

潞商的出现并形成，是在明朝以后。明朝中叶，是潞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潞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以地域优势打造名牌，以重工业煤、铁、铜、锡为主打产品，带动辐射了手工业和农副产品的发展，市场逐步拓向全国。

明末清初，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先后有裕兴泰、东和丰、西和丰、庆顺永等数十家铁货庄出现，京城一时掀起“非潞州铁货不买”之风。清代，长治铁业发展至鼎盛时期，太行山上的这块小盆地再一次以它的繁荣而使全国瞩目，历史记住了一个地名，那就是长治县荫城镇。

荫城冶铁，历史悠久，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荫城就有了简易的铁骑制作。战国末期，“长平之战”中秦赵兵士用的铜柄铁剑等许多兵器就是由当地制造的。明清时期，荫城几乎成为铁货的代名词。荫城及其周围的132个村庄家家有铁炉，人人会打铁，炉火刺破夜幕，与星光共辉，锤声惊醒物眠，与鸡鸣互闻。

荫城铁货，包揽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全部，多达3000多个品种，制艺高超，非一般铁货可比，规格精巧，独具地方特色。然而荫城弹丸之地，靠的是手工操作，即使人人打铁，又能造几根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满足全国市场需求的。这应归功于荫城人的善于经营。

荫城铁货以其品种全、质量高而创出名牌之后，极大地刺激了上党地区冶铁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冶铁集团，长治、高平、壶关、陵川、晋城等县的几百个村庄、千万户农民在齐集在荫城铁货的旗帜之下，把自己的铁制品源源不断地运住荫城，至今当地还流传有“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的民谣。过硬的产品质量是荫城铁器数百年来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而为了保证质量，荫城铁器有一套严格的检测制度。

清代至民国年间，荫城铁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据该镇辛梓村西庵庙、石炭峪村玉皇庙碑刻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荫城铁货奔流全国”，铁货交易年均一千余万两。

荫城人以咫尺之地而驰骋万里，得益于他们强烈的商品意识和非凡的商人魅力。

由于荫城铁业具有鲜明的传统封建社会作坊式的生产特点，因此荫城铁业兴于民族工业萌芽之时，却毁于资本主义工业对中国市场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工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荫城铁业传统分散的作坊式生产方式使其很难与国外资本主义专业化工厂生产相抗衡，在技术革新中被淘汰出局，是荫城铁业衰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荫城铁业再次受到重创。1939年日军占领长治，铁业生产和其他手工业几乎全部停产。日军侵占使其，荫城铁业蒙受重大损失，铁货产品下降到200余种，切对外销路全部堵塞，这是潞商铁业衰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铁业衰败的再一个原因是制铁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中国传统的作坊式手工业生产技术通常是父传子、子传孙，越是独特的技术越保守。如荫城南街的郭老汉会做皮刮子，此技术独此一家别无他处，当时一个皮刮子卖到三块银元，但由于郭老汉膝下无子，这门绝活只好带进了坟墓。

随着上党铁业凋零、百业凋零便可想而知。失去了产品的依托，商业便成了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潞商的衰落也就在了情理之中

“黑金”变奏曲

潞商铁业的兴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变化。当铁业兴盛时，当地的采煤业、纺织业、当铺、银票等都蓬勃发展并生意兴隆起来，形成了铁业兴百业兴的局面。

提到山西煤业，人们总是无可避免的想到一掷千金的“煤老板”，联想到血泪斑斑的矿难。随着山西正在加速推进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行动，意味着小煤矿的彻底终结，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将谢幕。

追寻山西采煤业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谢幕的“黑金帝国”有着颇具争议的资本传奇。

山西大地至今仍保存着传说中女娲烧煤炼石补天的遗灶，同时它也因革损益，发扬光大，保留了悠久的关于煤的文化沉淀，应该说山西采煤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历来在全国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长治是我国开采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地区之一，战国时期，上党已利用煤炭制造兵器。褚人颖的《坚瓠集》还记载了上党(今长治)地区唐代以前已经广泛利用了煤炭，且将其崇奉为神的经过：“李嗣昭守上党，为注人所围，城中盐炭俱尽……得石炭，晋王自将解围、躬奠其地，立二庙曰盐神、炭神，世崇奉之”。唐宋时，长治煤炭的开采已较普遍，并且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明代的长治煤炭业更为兴盛，于谦巡视上党时曾作“咏煤炭”诗一首:“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独深，爝火燃回春浩浩，烘炉照破夜沉沉。”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煤炭开采的情景。清初曾抑制采煤，历时百年，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为山西煤炭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近代，采煤再度兴起。“煤老板集体发迹始于2002年国家放开煤炭价格以后，煤炭资源日趋紧张”中央财经大学晋商研究专家徐华教授认为，“并且随着运输业的发展，煤老板的实力随之发展壮大。”

与越来越多的煤老板暴发户同时映入人们视线的，是越来越频繁的矿难。以至于直到今日，很多人仍旧认为，矿难的产生是煤老板单方面追求暴利的“原罪”。

正是由于这些“原罪”的存在，很多学者并不承认迅速崛起的煤老板是“新晋商”。经济学家梁小民公开认为，“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失去晋商精神，不算晋商！”

然而，山西的煤矿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09年初，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在山西拉开帷幕，大量山西小煤窑在本轮“国进民退”之后，将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煤老板日进斗金的创富故事也难再现。

作为现代山西经济的“脊髓”，煤炭业又一次的变革或许会驱逐拥有巨大财富的煤老板，但“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晋商精神何时能够回归？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

在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潞绸悲歌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山沟深石多的太行山上党地区，不仅仅有坚硬的煤与铁，也曾产过可以和杭州丝绸相媲美的优良丝绸——潞绸。

煤铁作为山西的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但潞绸因资源贫乏也几乎毁了潞商。

明清两代，是我国丝绸也最为发达的时期。史料记载，当时著名的八大丝绸产地有苏州、南京、杭州、嘉兴、潞安府、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其中，潞安府是唯一的北方丝绸主产区。

潞绸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在潞安府“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其机则九千余”，绸庄丝店遍布街巷，机抒之声随处可闻。由于潞绸在全国的畅销，身潞绸衣，着潞绸装，一时成为人们的时尚和必需品。故明人郭子章说：“潞城机杼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的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沈瓒的《近世丛残》，翟九恩《万世武功录》，方逢时的《大隐楼集》以及《张献忠陷芦州记》，创作于明初的杂剧《玉壶春》、《说唐》和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及潞绸，仅《金瓶梅》就有17处提到潞绸。一种产品，能在短时期内载入典籍尤其是进入文学作品，而且如此广泛，可知其影响之深远；一种商品，从地方官吏到绿林好汉，从市民家属到青楼妓女，“士庶皆得衣”，可想其销售之繁荣。

为了潞绸的生产和销售，为保潞绸名产的质量和信誉，从明到清，多少代机户和路上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潞绸的织造，离不开当地的蚕桑。虽然《隋书》上早有“上党之民多重农桑”的记载，但那只是小户的农家养蚕丝织，由于地处北方的太行山上，种桑养蚕的地理条件远远比不上南方。清乾隆《潞安府志》上说“（潞绸）丝线取给山东、河南、北直等处。”也就是说，虽然潞绸质量上乘，但他的原材料多是由商人从外地运来的——这正是它致命的要害所在。

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当地官员和百姓也曾克服气候干燥、天气寒冷等条件大量种植桑树，然而丝线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清代时，为了潞绸生产，潞商们必须远到四川等地从事生丝收购，长途贩运。

潞绸生产就是这样艰难而顽强地维持着。潞绸不仅有雍容华贵的外表，更有柔韧坚实的质地。潞绸的制造和经营者，同样也具有这样柔韧坚实的品格。潞绸在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依旧能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就是最好的明证。

到了明清直接社会大动荡，以及朝廷的横征暴敛，广大机户不堪其苦，怒而“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赔累账簿，欲赴京陈告，艰于路费，中道而阻”，终使潞绸行业一蹶不振。光绪八年，经中丞张之洞专折秦请，长治停额供之例，从此潞绸便销声匿迹了。

走进昔日风光无限的潞商院落中，古旧残损的彩绘飞檐掩饰不住往日主人的富丽生活，雕刻精细的花鸟鱼虫和书法造诣颇高的牌匾楹联，仍可看出潞商们文化修养、经商理念和处事总则。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

马队和旌旗似乎是和乍现的天光一道亮起来的，它们也在天际排成隐隐的一线，那些恍恍惚惚的身影，如同戈壁上蒸腾的海市。转瞬之间，征尘漫过荒凉的古战场滚滚而来。雁门关外，又是新的一日。边关时钟不是更漏里的流沙，而是钟鼓和悲笳。

一夜间须发皆白的将军，怀抱着封侯拜相理想的下级军官，在梦中回到故乡的年轻士兵，以及用生死博取利润的客商，被命运驱逐着不期而遇。在这座随时可能覆灭的关隘里，所有人像浮游半空的沙尘一样不由自主，任风吹散。

无论将士们怎样在边关枕戈待旦，怎样运筹帷幄，或者马革裹尸，最终让一座关城留名的，仍然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和史官。他们依照自己的想象来重述将军们的悲剧，连杀戮也被附着上传奇的光泽。

雁门关前，明清的诗人被中唐鬼才李贺《雁门太守行》里的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逼得走投无路，至于那些李白最擅长的古风，更加无法企及：“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然而，还是有一人艰难地为雁门关留下了一副对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这些残留的气脉，如同在弥留之际授业的剑客，依样画出招式，徒弟却已无法从剑客枯萎的手指间看出那些骇人的力道——他便是被明末清初被推崇为文坛盟主的傅山。

汉学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里写道：“商业贸易促进了城市化，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在晚明形成了，它充满活力并具有扩张力。……那些与城市文化相关的艺术，更倾向于诉诸感官的刺激，具有娱乐性、戏剧性和商业性。拥有较多休闲时间的城市居民发展出自己的娱乐需求，戏曲、小说、江湖切口、笑话以及消遣性读物变得日益流行。晚明的文人固然继续作诗，但鲜有惊人的成就，正如徐世溥所言：‘万历五十年无诗。’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左右着文化的取向，在新兴的世俗生活需求面前，传统一败涂地。生逢傅山的时代，不知是时代愚弄了诗人，还是诗人辜负了时代。

二

作为文人，傅山最初成名依靠的不是诗文，也不是书法，而是勇气。

崇祯九年（1636年），傅山的老师袁继咸被诬告下狱，押往北京处决。三十岁的傅山变卖家产，与薛宗周率领山西学子进京鸣冤。因为京官袒护诬告者，联名文书根本无法递交朝廷，傅山不得不寻找一些新的门径来解决问题，他大量印制揭帖，在京城各衙门散发。这些铺天盖地的传单，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三个月后，诬告者被抓，又过了三个月，案件水落石出，袁继咸无罪释放。马世奇为此写下《山右二义士记》，尽管傅山刚过而立之年，却自此被奉为山西文人的领袖。

获得虚名的傅山也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因为无心八股，六年后的科考，傅山甚至连乡试都未能通过。此后一两年间，帝国如同一架失控的马车，李自成攻陷北京，立足未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尽归满人。傅山出家做了道士，据说，他是以这层身份作为掩护，暗中筹划反清复明的斗争。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宋谦在河南起义失败，供出山西的几名领袖，在供词中，宋谦特地详细描述了傅山：“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做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顺治十二年，与傅山一同入狱的萧峰被绞死，朱振宇和张錡则被杖刑，流徙三千里，只有傅山在京官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反而加剧了傅山的内疚，他后来一度以遭受宫刑而苟活著史的司马迁自喻。傅山回到山西隐居，近乎痴狂地寻找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向他们询问明朝覆灭之际，每一次转折的前因后果。他希望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一个已经逝去的王朝做最后的祷告。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开博学鸿儒特科考试，要求各地举荐贤能，为朝廷效力。尽管傅山以母亲年迈，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多次谢绝，却还是被迫启程。临近北京，傅山借口身体不适，止步于崇文门外一座荒寺中，几个月间，到荒寺拜访者、论学者、求字者纷至沓来，傅山则抱定必死之心，写下大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尽管他最终依然以生病为由，拒绝参加考试，却还是被康熙授予内阁中书，傅山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拒绝，这成为他的又一道伤疤。

然而，无论傅山自己怎样愧疚，在山西，他还是被赋予了最高级别的尊崇。山西人说傅山，必缀以“先生”二字，与官阶、功名这些可以换取的头衔相比，这是几乎难以企及的尊荣。傅山一生涉猎领域极多，书法被尊为“晋唐以下第一家”，画被王士祯尊为“画入逸品”，他开创清代金石学，《傅青主女科》独步天下，甚至还著有《傅山拳谱》。对于这样一位全才，民间却如是评价：“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五句话里竟有五个“不如”，句句似贬，其实却是最大的褒奖，因为最终的着力点全落在“人”上，傅山本人可以说明一切，负荷一切，所以，只有他才可以被奉为“晋魂”。

三

书生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获得的却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它最终导向的不是政治的动荡，反而是商业的迸发，不仅没有颠覆满清的统治，反而间接促成了帝国的繁华。山西的商业神话，最初竟是由两个谋反者奠基的。

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遇到了北上流亡的顾炎武。

乱世逐渐平息，光阴催老了英雄，也催老了慷慨激昂的书生。对许多人来说，遗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仅仅是一重心境，完全可以主动冲破它。然而顾炎武和傅山却还在做着反清复明的长梦，他们在山西创办实业，作为掩护，筹划行动。镖局和票号的出现，据说都与顾炎武和傅山有关。

而当此之时，晋商已经掌握着巨额财富。据说，这些财富正是来自地下，不过不是煤，而是黄金。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劫掠了大量黄金。清兵入关，李自成率残部退出京城，取道山西，前往西安避难，他把黄金全部熔成金饼，用骡车运走。然而，一路风声鹤唳，追兵四起，只能沿途不断埋藏金饼，到西安时，金饼十余其三，其余都散落在山西地下，“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

这不过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山西商人的发迹早在李自成入关之前就已完成。明朝时曾有人统计过天下巨富，除了十二位王族重臣之外，还有两位徽商，三位晋商。而晋商的发迹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的山西，家产在数十万以下者，都不能被称为富商。

山西商人掌握着巨额财富，甚至不再急于求得一时的利润，不在意商品和货币的快速流通。山西地质干燥，土质坚固，储存的粮食不易变质，地窖也不易崩塌，商人们用地窖大量储存粮食，等待战乱或者灾害这样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以获取更高的利润，时常有数百万石粮食被储藏数十年而不上市，商人们依靠垄断来影响市场。

晋商的足迹遍及全国，货物和现款的运输安全，成为极大的隐患。顾炎武、傅山和戴廷栻一起创办镖局，既赚取佣金，更借以笼络人才。此后，顾炎武和傅山开始经营票号，意在操控金融，聚拢财富，为起义做准备。梁启超认为：“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而章太炎也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说：“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书生们创新的举动曾加速了晋商的全面崛起，而那些真伪难辨的传说，却像一句箴言，暗示着山西未来的命运。人们开始专注于地下的宝藏，而不是地上的文明。人们开始习惯于地大物博、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再寻求自身开拓生活的可能。拓荒的精神消失在后辈的血液中，欲望趁势迅速腐蚀着这片黄土地。

更加吊诡的是，尽管明清两代晋商纵横南北，富甲天下，出辽东，下岭南，甚至深入蒙古腹地，依靠对金融的控制，对盐、煤、明矾、皮毛等商品的经营，促成了众多商业化都市的繁荣。山西本土的商业却越来越衰落，山西传统的商贸中心大同，在面对帝国东部那些新兴的商业都会时黯然失色，而随着清廷逐步走向统一，边关贸易也几乎土崩瓦解。晋商几乎点石成金，撒豆为城，却始终没能为故乡留下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中心，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

四

作别傅山之后，顾炎武出雁门关，与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试图卧薪尝胆，内外策应。此时的雁门关内外，盘桓着大量的江南文人。关于雁门关的诗，大多竟是江南人所作，杏花烟雨江南和塞外的苦寒冷月最终相遇。

雁门关一度是明朝边境贸易的重要商路，粮草、军装、牛马、布绢、茶叶、各类器皿，都经由雁门关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因为雁门关不需要繁冗的通关手续。但是，这条商路并不便捷，相比紫荆关、倒马关，要多走“千五百里，费用过当，客商稍有不至”。所以，明朝政府斟酌再三，决定削减边境贸易的繁文缛节，为商业铺路。雁门关的商业地位受到冲击，却并未完全衰落。战乱不会影响商业的繁荣，反而给予商业发展以充分的理由。

边关的安定一直依赖商业。明初实行军屯制度，军中自产的粮食仍然不能满足军队日常的消耗，商人以粮食换取盐引，刚好解决了军队的日常所需。明中叶，朝廷取消军屯，统发军饷，商人和士兵们开始使用货币交换商品，进一步促进了边关商业的繁荣。纳兰常德在《行国风土记》中描述了边关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刺激着商人们铤而走险，它们一路追随军队：“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尽。其货小其秤入，银大其戥进，官兵受其愚恬不为怪，是以收利盈千万亿。”

然而，这种商业的繁荣大多是一时的，纳兰常德发现，“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戍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且需驼无人，一驼仅值二十金，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边境的商贸具有太多的不稳定性，边关因此不能真正形成商业的中心，而只能是流动的集市。

雁门关的商业终究没能振兴起来，顾炎武和傅山也终究没能完成复国的大业。傅山自称曾是任侠之人，“吾自二十岁以来，交游颇多，亦尽有意气倾倒之人”，即便出家之后，“贫道岑寂中，每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然而，这个意气任侠之人，却还是一再被现实所累，在忠孝之间进退维谷。长兄去世后，年迈的母亲成为傅山最大的牵挂。他在诗中一再提到母亲，他因此不能殉国难，甚至不能公开彻底地宣扬反清复明，快意恩仇。

晚明清初，不但不是诗人的时代，也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所以，雁门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由一座战马喧腾的关隘，沦为一座记忆的空城。那些英雄骋马，暮云射雁的往事，都已散进塞外无边的风沙。简陋粗糙的石板路，一直通向关城。没有护城河，瓮城规模也极小，只能安置少量守城的兵将。山势天险是雁门关赖以名震天下的根本，也因此，成为其致命的弱点，正如商业在此地单一的发展模式。据说古战场的石头会吸附上数千年前的声音，留存下一些模糊的记忆，然而，在雁门关外，那片荒凉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狂躁的波动，静得像一潭碧水，连一丝回声也没有。

至于傅山，我们对他的记忆，不是他的书画、医术，也不是他无意中促成的商业革新，而是想象。1956年，傅山的名字被梁羽生写进《七剑下天山》。这一次，傅青主不仅是医术圣手，更是武林盟主，他终于可以抛下一切负担，兑现未尽的理想，无所顾忌地向一个时代宣战。我们终于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傅山，是一个未完成的傅山。其实，山西的商业神话，又何尝不是一段未完成的旅程。

（更多“山西商脉隐秘史”文字见《锦绣》杂志2010年6月号，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