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世博的隐秘情史

上海与世博的隐秘情史

        朱大可(2010-05-23)

朱大可

上海与世博的隐秘情史

上海丝：申博背后的秘密 

2002年12月3日，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后者距上海外滩仅80英里之遥。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一万八千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

时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

黄道婆的织艺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做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幅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了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了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道：“中国土布给了我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应当就在现今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坦洋茶和景德瓷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且成为中国人自我夸耀的资源。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重要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并因郑和七次远航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1729—1794年，仅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4300万件。而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总数达6000万件以上，直到19世纪，这场贸易狂潮才因欧洲瓷的兴起而趋于平息。

在19世纪，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取代了昔日瓷器的隆重地位。早在中英战争之前，中国茶就已影响世界，并且是全球唯一的茶叶出口国。中英战争后，茶叶出口量继续大幅爬升，在80年代进入巅峰状态，仅1886年一年，中国就出口了286万担，创造出历史的最高纪录。据统计，在1880到1891年间，茶叶关税收入总计为5338.9万两，年均达到449万两。这是帝国器物体系所放射的最后光芒。

而就在19世纪，大英帝国也爬升到了它的历史高点，逐渐成为世界主宰。但它的日常生活，却被另一古老帝国所支配，那就是大清帝国。后者向英国输出的不仅是生丝、丝绸和棉布，还有芳香的茶叶和精美的瓷器。它们共同改变了英国乃至欧洲的日常生活场景。

在雾气弥漫和昏然欲睡的下午时分，穿着中国丝绸缝制的服饰，品尝用中国红茶泡制的奶茶，把玩“克拉克瓷”（景德镇风格）的东方雅趣，这是大英帝国的最高时尚。它起源于王室贵妇的趣味，最后却演成一场大规模的时尚潮流。为维系这种奢靡的嗜好，大英帝国几乎耗尽了自身的白银储备，于是它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用鸦片以支付远东的货款，这就是所谓“鸦片贸易”的逻辑起点。

中国器物的大规模输出，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正当大清王朝为高额收入而洋洋得意之际，鸦片在中国涌现了，它迅速毒化和腐蚀着古老帝国的脏腑，并导致白银库存的急剧下降。林则徐在广州焚烟，关闭东印度公司代表处等各家商号，切断中英贸易的主要路径，企图藉此改变中英贸易的畸形格局。

然而，当时的瓷器、荼叶和生丝，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中国钦差大臣的行为若不加以制止，势必引发帝国的通货膨胀，进而制造银本位的财经体系的危机。英国当局孤注一掷，向它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宣战，在1840年点燃了第一次中英战争的炮火。维多利亚女王的精锐海军，击败了慈禧女王的陆军。但这与其说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白银战争，不如说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器物对决。

鸦片战争的真正后果，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屈辱，而对于英国，则是一种崭新的器物发明激励。它放弃向中国的进口，转而谋求独立自主地生产这些日常必需品。耶稣会士率先从景德镇学到了磁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添加动物骨粉，并以自己的釉料，烧制成全新的皇家骨瓷，击破了景德镇的垄断地位；英国以蒸汽纺织机击败印度和上海的手工土布，转而大规模输出价格低廉的高支棉纱、棉布和呢绒，由此构成近代工业化的起点；东印度公司从福建坦洋（一说为武夷山）移植小种红茶并聘用中国茶工，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在锡兰和印度进行大面积种植加工，并逐步减少从中国购买浮梁/祁门红茶的订单。这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中国器物统治世界的历史。

帝国器物体系的崩溃

慈禧太后领导的大清帝国，忙于镇压南方客家人的叛乱，并打造宏大华丽的夏宫，根本无暇改良本国制造业的技术管理。在经历了漫长的发育、繁荣和衰弱之后，华夏农业器物体系开始崩溃。

传统的乡村手工缫丝制度，严重阻止了生丝的进化。丝商固步自封，不愿开办现代工厂，以新型机缫来改良旧制，于是，面对条纹粗细不匀和丝质不净的质量问题，辑里丝错失了自我改良的时机，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采纳科学养蚕方法、机械化缫丝工艺、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推出条纹匀细的现代机丝，逼迫中国退出世界生丝市场。

清代的中国茶叶经济，一度获得畸形发展的契机，但它在简单沿袭明制的同时，就已丧失了必要的原创精神。中国茶业采用小规模个体种植方式，而茶商因须大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便在茶中渗假，导致茶叶的质量无法控制。到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茶叶出口由盛转衰。1890年，中国茶在世界贸易总量里还占一半份额，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只剩下了区区一成。

与丝和茶的命运完全相同，乾隆末年（1794年），浮梁县政府担忧过度采集高岭土有伤地脉，危害区域生态，下令严禁瓷工继续开采，同时，周边地区的松柴燃料日益稀缺，导致瓷器制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艺与趣味也日趋保守，产品陈旧乏味，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品质和价格优势。景德镇瓷器开始坠落，破碎在帝国的黄昏。

徐光启、洋务运动与“万国旗”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传统器物体系崩溃之后，它企图通过克隆和复制西方器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英战争爆发15年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诞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起点。它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分为十几个分厂，用以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机器，同时附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等文教机构；1949年后被改造为江南造船厂；在21世纪初叶，它又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的浦西场地。在那个黄浦江的沿岸地带，分布着十几家殖民地时代的工厂，它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曾国藩和李鸿章选择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堡垒，首先因为该城市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于它拥有器物地理学（抵近丝帛、棉布和茶叶产地）的强大优势，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启的密切关联。明清的改朝换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转向研习西学与基督教，其中少数人成为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徐光启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以研究和翻译的方式，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农学和几何学等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徐氏的文化遗产，成了翻译馆乃至整个制造局的精神源泉。

但徐光启的光泽仅仅开启了科学的门缝，却未能照亮通往现代生活的道路。在旧器物体系颓败之后，新的体系正在迅速崛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视为中国现代化诞生的摇篮，而事实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为它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启蒙。

这场风情万种的新生活运动，依赖于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太平军攻陷南京，围攻并掠夺江南各大富庶城镇，导致民众大规模死亡与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佣军保护，上海租界成为优良的避难所，大批富人携金钱细软寻求庇护，导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内华人人口增至30万，到1862年更增到50万。至此，上海取代了沦为废墟的苏杭两城，从“小苏州”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

那些富有的战争难民，不仅是现代器物的消费群体，更是它们的转卖者和制造者。他们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从电灯、电话机、收音机、汽车、钢琴、肥皂、香氛，到咖啡、罗宋汤、大百货公司和性感美女，并且发展出洋泾浜英语和中西合璧的旗袍。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历次世博会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乡村体系，散发出蛊惑人性的气息。

洋务运动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种半吊子的现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谓“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绑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150年以来，它一直在追踪和学习西方，却迟迟没有进入原创时代，去发明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闭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创意基因还在沉睡，甚至上海世博会都无法将其唤醒。

而对于那些记忆深刻的上海居民来说，黄浦江景观最大的秘密，在于那些张挂“万国旗”的洋轮。这种代表殖民地繁华的昔日景象，奇迹般再现于开幕式的烟火晚会。透过电视转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舟高擎用中国布制成的各国国旗，在黄浦江上奋力游行，重演“万国旗”飘扬的盛大场面。但这场“万国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万国旗”在旧朝意味着征服，而在本朝则似乎代表了朝觐。这是历史逻辑的秘密转换，它无视自己未能提供原创性器物的事实，而要向全世界出示一个梦想：中国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国的坐席。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