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考察“如何避免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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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如何避免出大师”
黄一龙
去年年底有则著名新闻，国务YUAN总理请来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教育方面的问题向他们“求教”，他转述自己去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指出“我们至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总理特别指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所以他向在座六位请教的问题就是，怎样在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正是由于这个问题，那条新闻才著名起来。
新闻没有说参加讨论如何培养大师的六位是否也是“大师级人才”，不过即使不是或不都是也不奇怪，因为非大师教大师的情形是常有的，所有的大师一生都师从过很多非大师，所以即使是非大师也完全有资格讨论怎样培养大师的。作为外行，我觉得他们每位先生都说得有理说得在行，不由得边看边点头。点头之余，我也外行地注意到一点，就是他们只向总理建议应该做什么，应该请好的老师，应该提高教育质量，应该这样须要那样，属于推荐应有的好模式，却无一语道及不该怎样，无一语反省已存的坏模式。须知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积累丰富的民族，在半个世纪里居然出不了几个大师，绝非常态，而是异态。政府和师长仅仅少做了点什么事，其实是阻挡不了这里那里“冒”出大师来的。所以，半个世纪以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内十几亿人口之中连得个把诺倍尔奖都须出国当老外或者当侨民，这种结果一定是有关方面特别努力（而不是不努力）的结果，该努力的方向就是避免出大师！所以我以为，回答总理的问题，还须讲清我们过去是如何避免出大师的，才好对症下药，不再做那样的蠢事。
一般地说，未来的大师总从现代大学里面培养出来，所以现代大学可谓未来大师的摇篮。未来大师们如同新生娃娃躺在大学摇篮里，有劳他们的师长，大师或非大师，训而导之，抚育成长，是谓“培养”。这就是摇篮的效用。不过摇篮还有另一效用，就是便于把娃娃扼杀在摇篮里！我以为这后一个作用，也许可以解释钱学森老先生疑惑：为何人才“冒”不出来呢？他们还没“冒”，就被扼杀了。这里的“扼杀”，确有字面意义的事例，即拖出去枪毙或者比枪毙还残酷地整死，不过我这里是指更多得多的情形，就是对于“大师”必具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创新精神的摧残。
大师之必需具备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创新精神，至少在现代，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乃至学富五车，学贯中西这些过去看来了不起的本领，现在并不稀罕，一台计算机就能办到；如果具备这样的本领就算大师，那么培养大师的事业就简单多了：大学可以关门，改成计算机厂，批量生产就是。问题是再先进的机器也不会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里程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人类所企求于自己的大师者，首先就是这四个“有所”（我记得它似乎是毛泽东率先归纳的）。要能如此，就得依靠独立思考，就得依靠探索创新，或者（如前贤陈寅恪先生所归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是大师的本质，这就是躺在摇篮里的潜在大师只能鼓励培养，不可破坏摧残的“通灵宝玉”。而大师的这种特质，很长时间并不符合办学当局的胃口，他们按照当时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要的是读特定的书，听特定的话，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螺丝钉，而力图避免出什么特立独行的“通灵宝玉”，也就是说，避免出大师。
回顾几十年间中国的大学，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干脆关门停业以外，围在人才摇篮旁边忙活的人从来没有闲着，传道授业解惑，帮他快快长大。校方和师长的这些工作，和世界上所有大学并无二致，不过为了培养“螺丝钉”的目标，他们总会多做一事：不允许传授校方不认可的任何学问，更不允许对传授给他们的学问表示疑惑，孩子们只应“一心只读圣贤书”而绝不企图“问个为什么”。如有违反，即行坚决纠正，厉行责罚。这“多做有事”是致命的，有了它，即使校方规定所授之业都是人类文明之精华，绝无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它最多也只能训练出一台台高级计算机；计算机显然不能带领人类从已知的领域向未知跨进毫厘，它绝对不是大师。
几十年来，这样的事可说天天发生，其大者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当时实行“一边倒”，以俄为师独尊苏术，课程设置以苏之有无为有无，教学内容以苏之是非为是非。虽然那时大学里面大师如云，可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就令他们纷纷放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粪土自己的学问成就，洗心革面“以俄为师”，如有半点于心不甘，立即迎来“反苏”帽子。其一突出的事例，就是从952年起连续四年的强行推广以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生物学”，打击“资产阶级遗传学”，大学的遗传课程被取消，细胞遗传实验室被关闭，杂交育种作物被拔个精光，遗传学家纷纷做检讨并且全部改行。这样的榜样，对于他们的学生包括其中潜在的大师们的影响，当是极为巨大的。几年以后，他们自己就以更加不可思议的形式亲自领受老师们的遭遇了。1957年5月间，大学校园曾经有过极为短暂的辉煌时刻，校方奉命提倡“双百方针”，青年们头上的束缚限制突然消失，他们立即恢复了老师门青年时代的模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乃至当代万户侯，朝多年被禁锢的领域探索前进，并且开始大有收获。他们对于有领导地违背宪法法制的抨击，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的批判，对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警告，都在几十年后成为执政党的创新理论或者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的价值，正是涌现新一代大师的鲜明预兆。可是对待他们的却是对一切创新的思想予以坚决镇压，把所有可贵的探索扼杀在摇篮里，青年探险家们纷纷中箭落马罚为贱民，其中的佼佼者还被射杀在刑场上或累死饿死在监狱里。记得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当局也曾同样对待一切创新思想，不过那时的学校当局，对于自己的学生总还采取保护态度，从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1949年的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都有向警察保释学生的举动，也许这就是那一代青年后来还涌现若干大师的原因。而1957年落难的青年，本身就是校方按照点名簿逐班逐级迫害的产物，不会有什么漏网的了。
本来，这些事情俱往矣，要不是几年前看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的一番宏论，我还以为对现在没啥影响了。下面是当时《人民网》对闵教授宏论的报道：
人民网北京3月2日讯：下午2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做客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交流。在中GONG中YANG国务YUAN《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闵维方提了一条修改意见，认为在文件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闵维方表示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地方。学者和教师可以广泛的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在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可以研究各种问题，但是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作为学者是自己在探讨问题，是在对真理进行探索。北大主张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种问题进行探索。但是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是本着对于青年一代负责任，让他们得到的知识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
闵教授掌管居中国前列的北京大学（听说正在进军世界前列），他的意见绝非街谈巷议可比，可以视为当前的大学教育的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虽然准许老师“对真理进行探索”了，但是明确宣布“在课堂上讲授上是有禁区的”，探索的结果只能装在老师的肚子里面，不准给学生讲，自然更不准学生自己讲或想了。闵教授规定，学生只可知道“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怕其他的知识害了他们。这个规定十分滑稽。因为宇宙无穷，人类到今天对于身外甚至体内所得到的知识何其少，其中真正“得到实践检验”的又何其少，其中“党”有时间有兴趣有能力对其制定“政策”的更何其少，以上少而又少的知识中可以判定它究竟是符合国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只符合眼前利益者又少而又少。闵教授想来也是相信唯物主义的，他应该知道物质的第一性和思维的第二性，一切物质运动都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以人的某部宪法或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转移。把所有不符闵氏规定的浩瀚客观世界，一概排除在学生的视野以外，当然只能起到避免而不是促进他们在未知的领域里成为大师的作用，这其实才真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更为要紧的是，闵教授在这里提出了“决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一字不差地重复1957年打击高校师生的口号。当年用这个口号扼杀了大量宝贵的思想，打击了大量宝贵的人才，多年以后宣布对此加以“改正”了，就是说当年的“错误言论”并不错误，错的倒在当局“扩大化”的“路线方针政策”。须知任何探索创新，总是既立于已有知识的基础，又出于对已有知识的质疑。哪里存在不可质疑的领域，哪里就不会出大师只会出迷信。所以可以预言，只要闵教授的思想成为政策，他那里就靠得住出避免出大师，万一出了也一定扼杀大师驱逐大师，并且代以这样那样的伪大师。在闵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学术丑闻频出，兼有武侠小说家登台讲演，“超女”轰动校园等情，大约也是避免出大师政策的一种补充吧。
话说远了，回到钱老和总理的问题：怎样在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经过以上对于培养人才的历史考察，我的印象是，解决“怎样培养大师”的问题，远不如解决怎样戒绝有关人士“避免出大师”的冲动，来得迫切而重要。一孔之见，贻笑大方了，再见！
成都《先锋中国评论》2007年第一期
（粗体字刊出时被删，题目改为《半个世纪 中国为何没有大师》）
考察“如何避免出大师”
黄一龙
去年年底有则著名新闻，国务YUAN总理请来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教育方面的问题向他们“求教”，他转述自己去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指出“我们至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总理特别指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所以他向在座六位请教的问题就是，怎样在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正是由于这个问题，那条新闻才著名起来。
新闻没有说参加讨论如何培养大师的六位是否也是“大师级人才”，不过即使不是或不都是也不奇怪，因为非大师教大师的情形是常有的，所有的大师一生都师从过很多非大师，所以即使是非大师也完全有资格讨论怎样培养大师的。作为外行，我觉得他们每位先生都说得有理说得在行，不由得边看边点头。点头之余，我也外行地注意到一点，就是他们只向总理建议应该做什么，应该请好的老师，应该提高教育质量，应该这样须要那样，属于推荐应有的好模式，却无一语道及不该怎样，无一语反省已存的坏模式。须知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积累丰富的民族，在半个世纪里居然出不了几个大师，绝非常态，而是异态。政府和师长仅仅少做了点什么事，其实是阻挡不了这里那里“冒”出大师来的。所以，半个世纪以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内十几亿人口之中连得个把诺倍尔奖都须出国当老外或者当侨民，这种结果一定是有关方面特别努力（而不是不努力）的结果，该努力的方向就是避免出大师！所以我以为，回答总理的问题，还须讲清我们过去是如何避免出大师的，才好对症下药，不再做那样的蠢事。
一般地说，未来的大师总从现代大学里面培养出来，所以现代大学可谓未来大师的摇篮。未来大师们如同新生娃娃躺在大学摇篮里，有劳他们的师长，大师或非大师，训而导之，抚育成长，是谓“培养”。这就是摇篮的效用。不过摇篮还有另一效用，就是便于把娃娃扼杀在摇篮里！我以为这后一个作用，也许可以解释钱学森老先生疑惑：为何人才“冒”不出来呢？他们还没“冒”，就被扼杀了。这里的“扼杀”，确有字面意义的事例，即拖出去枪毙或者比枪毙还残酷地整死，不过我这里是指更多得多的情形，就是对于“大师”必具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创新精神的摧残。
大师之必需具备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创新精神，至少在现代，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乃至学富五车，学贯中西这些过去看来了不起的本领，现在并不稀罕，一台计算机就能办到；如果具备这样的本领就算大师，那么培养大师的事业就简单多了：大学可以关门，改成计算机厂，批量生产就是。问题是再先进的机器也不会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里程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人类所企求于自己的大师者，首先就是这四个“有所”（我记得它似乎是毛泽东率先归纳的）。要能如此，就得依靠独立思考，就得依靠探索创新，或者（如前贤陈寅恪先生所归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是大师的本质，这就是躺在摇篮里的潜在大师只能鼓励培养，不可破坏摧残的“通灵宝玉”。而大师的这种特质，很长时间并不符合办学当局的胃口，他们按照当时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要的是读特定的书，听特定的话，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螺丝钉，而力图避免出什么特立独行的“通灵宝玉”，也就是说，避免出大师。
回顾几十年间中国的大学，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干脆关门停业以外，围在人才摇篮旁边忙活的人从来没有闲着，传道授业解惑，帮他快快长大。校方和师长的这些工作，和世界上所有大学并无二致，不过为了培养“螺丝钉”的目标，他们总会多做一事：不允许传授校方不认可的任何学问，更不允许对传授给他们的学问表示疑惑，孩子们只应“一心只读圣贤书”而绝不企图“问个为什么”。如有违反，即行坚决纠正，厉行责罚。这“多做有事”是致命的，有了它，即使校方规定所授之业都是人类文明之精华，绝无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它最多也只能训练出一台台高级计算机；计算机显然不能带领人类从已知的领域向未知跨进毫厘，它绝对不是大师。
几十年来，这样的事可说天天发生，其大者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当时实行“一边倒”，以俄为师独尊苏术，课程设置以苏之有无为有无，教学内容以苏之是非为是非。虽然那时大学里面大师如云，可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就令他们纷纷放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粪土自己的学问成就，洗心革面“以俄为师”，如有半点于心不甘，立即迎来“反苏”帽子。其一突出的事例，就是从952年起连续四年的强行推广以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生物学”，打击“资产阶级遗传学”，大学的遗传课程被取消，细胞遗传实验室被关闭，杂交育种作物被拔个精光，遗传学家纷纷做检讨并且全部改行。这样的榜样，对于他们的学生包括其中潜在的大师们的影响，当是极为巨大的。几年以后，他们自己就以更加不可思议的形式亲自领受老师们的遭遇了。1957年5月间，大学校园曾经有过极为短暂的辉煌时刻，校方奉命提倡“双百方针”，青年们头上的束缚限制突然消失，他们立即恢复了老师门青年时代的模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乃至当代万户侯，朝多年被禁锢的领域探索前进，并且开始大有收获。他们对于有领导地违背宪法法制的抨击，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的批判，对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警告，都在几十年后成为执政党的创新理论或者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的价值，正是涌现新一代大师的鲜明预兆。可是对待他们的却是对一切创新的思想予以坚决镇压，把所有可贵的探索扼杀在摇篮里，青年探险家们纷纷中箭落马罚为贱民，其中的佼佼者还被射杀在刑场上或累死饿死在监狱里。记得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当局也曾同样对待一切创新思想，不过那时的学校当局，对于自己的学生总还采取保护态度，从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1949年的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都有向警察保释学生的举动，也许这就是那一代青年后来还涌现若干大师的原因。而1957年落难的青年，本身就是校方按照点名簿逐班逐级迫害的产物，不会有什么漏网的了。
本来，这些事情俱往矣，要不是几年前看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的一番宏论，我还以为对现在没啥影响了。下面是当时《人民网》对闵教授宏论的报道：
人民网北京3月2日讯：下午2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做客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交流。在中GONG中YANG国务YUAN《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闵维方提了一条修改意见，认为在文件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闵维方表示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地方。学者和教师可以广泛的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在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可以研究各种问题，但是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作为学者是自己在探讨问题，是在对真理进行探索。北大主张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种问题进行探索。但是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是本着对于青年一代负责任，让他们得到的知识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
闵教授掌管居中国前列的北京大学（听说正在进军世界前列），他的意见绝非街谈巷议可比，可以视为当前的大学教育的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虽然准许老师“对真理进行探索”了，但是明确宣布“在课堂上讲授上是有禁区的”，探索的结果只能装在老师的肚子里面，不准给学生讲，自然更不准学生自己讲或想了。闵教授规定，学生只可知道“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怕其他的知识害了他们。这个规定十分滑稽。因为宇宙无穷，人类到今天对于身外甚至体内所得到的知识何其少，其中真正“得到实践检验”的又何其少，其中“党”有时间有兴趣有能力对其制定“政策”的更何其少，以上少而又少的知识中可以判定它究竟是符合国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只符合眼前利益者又少而又少。闵教授想来也是相信唯物主义的，他应该知道物质的第一性和思维的第二性，一切物质运动都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以人的某部宪法或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转移。把所有不符闵氏规定的浩瀚客观世界，一概排除在学生的视野以外，当然只能起到避免而不是促进他们在未知的领域里成为大师的作用，这其实才真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更为要紧的是，闵教授在这里提出了“决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一字不差地重复1957年打击高校师生的口号。当年用这个口号扼杀了大量宝贵的思想，打击了大量宝贵的人才，多年以后宣布对此加以“改正”了，就是说当年的“错误言论”并不错误，错的倒在当局“扩大化”的“路线方针政策”。须知任何探索创新，总是既立于已有知识的基础，又出于对已有知识的质疑。哪里存在不可质疑的领域，哪里就不会出大师只会出迷信。所以可以预言，只要闵教授的思想成为政策，他那里就靠得住出避免出大师，万一出了也一定扼杀大师驱逐大师，并且代以这样那样的伪大师。在闵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学术丑闻频出，兼有武侠小说家登台讲演，“超女”轰动校园等情，大约也是避免出大师政策的一种补充吧。
话说远了，回到钱老和总理的问题：怎样在我们的高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经过以上对于培养人才的历史考察，我的印象是，解决“怎样培养大师”的问题，远不如解决怎样戒绝有关人士“避免出大师”的冲动，来得迫切而重要。一孔之见，贻笑大方了，再见！
成都《先锋中国评论》2007年第一期
（粗体字刊出时被删，题目改为《半个世纪 中国为何没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