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首任军长钟伟

钟伟的一生,似乎和枪结下了不解之缘。枪声响,钟伟的生命就旺盛;枪声息,钟伟的生命就暗淡。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首任军长钟伟,勇敢、威严、善战,唯枪是命,被人们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
“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钟伟,原名钟步云,1915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甲山村。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城内枪声大作,群众潮水般涌向城外。住在城外钟伟家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袁克歧,断定城里出了大事,但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袁克歧思前想后,决定让13岁的钟伟进城了解情况。钟伟头戴草帽,手挎菜篮,向枪声响起的地方奔去。原来,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等领导下占领了独立第五师师部、国民党平江县政府、警察局、监狱等处,并解除了师直属队、民团和警察的武装。与此同时,黄公略率领第三团三营,贺国中率领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也分别在驻地嘉义镇和岳阳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城内与第一团会合。
钟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赶紧回来告诉袁克歧。袁克歧马上组织群众,抬着猪和菜,进城慰问起义部队。事后,钟伟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开始我以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放鞭炮。袁老师说是枪声,我是硬着头皮进城了解情况的。后来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那天害怕得腿肚子都发抖了。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7月24日,平江城内成立了平江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下辖三个团,共2000余人。不久,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主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井冈山转移。两年后,即1930年,钟伟来到由平江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团,成了红三军团第三师的一名红军战士。
钟伟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打仗,是在1930年7月中旬红军围攻长沙城。新兵钟伟躲藏在一堵墙后面,任务是按连长命令掩护连队一个班进攻。突然,钟伟看到右侧出现了敌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所谓的敌人。其实,敌人和自己没有两样,都是黄皮肤。钟伟心里想着,但手中的步枪却对准了那个挥舞手枪的军官,不自觉地扣动了扳机。钟伟只觉得肩头被枪托震了一下,便瞅见那军官头一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整个过程十分简单。看到自己身边的战友不断负伤,不断牺牲,钟伟丢掉手中没了子弹的步枪,挥舞着大刀,勇敢地从墙后面冲了出去。敌人竟然一时被吓呆了。
虽说“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但钟伟的第一次战斗,表现英勇、顽强,赢得了上级的好评,战后被提拔为排长。自此,战场成了钟伟醉心之地,枪炮成了钟伟心爱之物。钟伟于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任连指导员、四师十团政治处主任。1933年6月,钟伟当上了红三军(原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委。团长是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谢嵩。
谢嵩和钟伟指挥红十二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打了连城、延平、顺昌、沙县、万年亭等许多战役、战斗,最后不得不奉命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后,钟伟调任红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5年10月,钟伟随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1月,钟伟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七十八师师长是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1937年8月,钟伟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任政治处主任。1939年6月,信阳挺进一支队和信罗边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钟伟出任政委,后出任第三团政委。
现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钟伟当年的警卫员邱德彪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钟伟个子小,嗓子尖,跑得快。给钟伟当警卫员的头一年,为了一根皮带,他还让钟伟狠狠地训了一顿。
那是在一次与日军作战的过程中,邱德彪跟在钟伟后面,翻越一条大壕沟。钟伟跑得很快,邱德彪看到他的皮带从腰间脱落掉进沟内。邱德彪捡起来一看,是一根断裂的皮带,便扔回了原地,继续紧跟钟伟攀沟沿而上。战斗结束后,部队回到驻地,钟伟问邱德彪有没有见到他的皮带。邱德彪如实回答说:“皮带断裂了,没法使用,我捡起来又扔掉了。”不承想,钟伟转过身去,背对着邱德彪,低沉而厉声地命令道:“立即给我找回来!”邱德彪见钟伟生了气,但还是解释说:“皮带不是卡口开了,是中间断了,不能再用了!”没等邱德彪解释完,钟伟猛转过身来,高声地命令:“你必须立即去给我找回来!找回来!”
一根断皮带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吗?邱德彪委屈地站在房门外哭了起来。哭声引来了曾跟随钟伟一起长征的司务长。司务长开始还以为邱德彪想家了,一听说是皮带的事,马上拉着邱德彪一同去寻找,最后好不容易在沟底找到了。回来的路上,司务长告诉邱德彪:这根皮带不是一般的皮带。当年部队长征时,快要出草地那会儿,能食用的草根、野菜都很难找到。在这生死关头,一位大个子连长把他腰间系着的皮带从中间割下一小段,连同他一直珍藏着的一点青稞面煮了给大家吃,自己却一口没有动。两天后,钟伟发现大个子连长不行了。原来进草地前,大个子连长腹部中弹受伤,一直隐瞒着伤势,过草地时没吃一粒粮。大个子连长临终前对钟伟说:“你个子小,腰比较细,把这根皮带连接起来继续使用。保存好这皮带,让后人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当邱德彪把皮带找回来,送到钟伟面前时说:“首长,我错了。把这条皮带送给我吧,它将永远激励我奋斗不息!”钟伟同意了。如今,这根断了口的皮带,还保存在邱德彪家里。
钟伟“逃跑离队”真伪考
许多有关钟伟的文章,都讲到钟伟从“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政委”到“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第二十八团团长”任职经历的变迁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就有钟伟“逃跑离队”之说。有些书还有板有眼地进行了描写:“抗战初期,他(指钟伟)从延安到鄂豫挺进支队当政委,谁知个性极强的他却与支队长脾气不合,没干半年,一气之下,就带着老婆、刚出生的孩子和警卫班离队跑了。两个月后,他携妻带子一行人历尽艰辛,在苏北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是他的同乡,又是老上级,于是收留了他,派他到刘震为旅长的十旅当二十八团团长。”
此故事被演绎得不着边际了。其实,钟伟从未当过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笔者为此专门进行了考证,认为“逃跑离队”一说,属于无稽之谈,根本立不住脚。
1939年9月,在鄂东夏家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数千人的地方武装被吞并,数百人被惨杀,史称“夏家山事件”。钟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尽管当时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第六大队临时组建了支队,但包括钟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知道组建支队之事。后来,钟伟到苏北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称新四军第三师),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留钟伟在纵队工作,但没有给他分配主要领导职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统一整编新四军,将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9月,第四师第十旅调归三师建制时,钟伟才被任命为第十旅第四支队支队长。支队政委是张彦,副政委是罗友荣,参谋长是彭金高,政治处主任是陶励。而此时,第十旅第二十八团团长是罗保连,政委是蔡文福。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第二十八团的团长、政委才换人。换上的人,则是钟伟所在的第四支队参谋长彭金高(任团长)和第四支队副政委罗友荣(任政委)。
那么,为什么故事被演绎得十分像呢?主要原因是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所辖的部队比较复杂,没有深入研究的人,很容易被忽悠过去。原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是兼淮海军分区的,下辖的部队又分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主力部队是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地方部队是第一、二、三、四支队,每个支队又下辖三个小团。钟伟指挥的第四支队下辖的是第十、十一、十二团。1945年9月28日,新四军第三师奉命从淮阴地区分批启程北上,11月中旬到达辽宁锦州以西地区,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行列。钟伟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此时,番号比较乱,新四军第三师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直属部队)第十旅旅长,王凤梧任第十旅政委。
钟伟所经历的组织关系变动,和钟伟所在部队如此复杂的番号编制变迁,就是研究人员也会被搞得头晕目眩。钟伟到底是团长还是支队长?除了档案材料之外,相信从新四军到解放军都是钟伟警卫员的邱德彪最有发言权。邱德彪说,他写的《怀念与追忆》这篇回忆文章,已说得非常清楚了。现摘录一段在此作证:
钟伟治军纪律严,说了算,有朝气。记得当时四支队里(读者朋友注意,是支队,非二十八团)还有少数红军时期的战士。红军战士因数量少、资历长,人们都很尊重他们,人称红军战士是“双脑袋”,犯一次杀头罪,不杀,第二次才杀。一次,支队召开审判大会枪毙两名携枪逃跑的战士。一位红军时期参军的侦察员高玉田,平时“大错误常犯,小毛病不断”,自己声称:“罚立正省鞋底,关禁闭大休息,砍脑袋透空气。”谁也说不了他。这天(指审判大会这一天),因强奸民女正在被关禁闭的他(指高玉田),听说要枪毙人了,便不听哨兵劝阻跑出禁闭室,到会场看热闹。他在队伍里串来串去,东张西望,嬉皮笑脸,洋洋得意。
钟伟看到了,把高叫过来进行教育。高不但不听,还大吵大闹,同钟伟顶了起来。钟伟当场就说:“这样的人是害群之马,得杀掉。”
当即,警卫人员把高绑上,拉到刑场上……
事后,多数人赞同(指钟伟杀高玉田一事),也有人说红军战士“双脑袋”,这一次不应该杀。钟伟知道了,说:“什么‘双脑袋’,只要犯(罪)了,‘双脑袋’我给他双着砍。”
从此以后,四支队里再没有红军战士“双脑袋”之说了,违法乱纪的也少了。
从邱德彪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钟伟的任职情况和他敢做敢干的性格。
首次违抗林彪命令
钟伟首次违抗林彪的命令,是在1947年3月。此时,钟伟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早在1946年9月,新四军第三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时,原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升格为第二纵队第五师。水涨船高,钟伟由旅长升任师长。
1947年3月8日,第五师抵达松花江畔。是夜,钟伟接到林彪越过第二纵领导直接发给第五师的电令,意思是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歼德惠以东国民党新一军的分散部队,第五师立即出发到达靠山屯以南,准备明日东进,配合第一纵队作战。有仗打,钟伟开始兴奋起来。
3月9日10时许,第五师进至朝阳川以北地区时,听到靠山屯一带有枪声。钟伟立即派骑兵连前去侦察,部队原地待命。两个小时后,部队吃完午饭,作战科长沈华坤带的骑兵连回来了,还抓回来几个俘虏。从俘虏口中获悉,国民党军正在向靠山屯开进。
“既然敌人已到了眼前,还东进干什么,那就在这里打吧!”14时,部队在靠山屯发现有国民党军;17时,第十四团团长吴国璋报告,靠山屯有大批国民党军,从动向上判断,有向德惠方向撤退的迹象。如此多的信息,更坚定了钟伟就地歼敌的决心。
根据钟伟的部署,部队18时开始行动,十四团与国民党军在姜家店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第十三团和第十五团也开始行动,从两个方向向靠山屯靠近。
钟伟指挥第五师正打得热火朝天,林彪则在16时和19时两次发出电报,命令他率第五师立即东进。
林彪的两次命令,没有改变钟伟的决心。部队都撒开了,没有五六个小时,根本没办法收拢,何况部队正和敌人打着哩!钟伟在心里想,打完仗再说。
10日凌晨1时许,第五师指挥所到八家子后,钟伟命令山炮向靠山屯打一阵子,进行火力侦察。结果,不见国民党军有任何反应。第十五团也报告:靠山屯没有敌人,估计是撤走了。这样一来,整个战斗算是结束了。于是,第五师向东总电报报告:靠山屯无敌,全师准备东进。
部队开始收拢。就在部队开始收拢行动没多久,第十五团又报告:10日凌晨2时,从靠山屯俘虏来的七个敌人和从屯内跑出来的小学教师那里得到情况,靠山屯东端的一座大院内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900余人没有撤退。
“留下来继续打!”钟伟说。然而,师其他领导与钟伟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已不是留不留的问题,而是“五师东进”的电报都发走了。钟伟据理力争,说:“违抗上级命令固然不对,可贻误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了。”
“什么是全局?”反对留下继续打的领导说,“东进就是全局。上级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的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
意见僵持不下,可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钟伟再也忍耐不住了,坚定地说:“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已经撤离靠山屯、正向西崴子集中准备东进的第十五团,中途接到师长钟伟的命令:立即围歼靠山屯。
这时,钟伟接到了林彪的回电:“(一)你们机动将敌八十八师追歼一部甚好;(二)对所围之敌望大胆歼灭之;(三)战斗结束后,望将部队移至曹家窝棚、济墨甸子一带,到达时间你自定。”读罢电报,钟伟没敢松一口气。他知道,林彪意在让他速战速决,再移师曹家窝棚,目的还是让第五师东进。果然,还未等拿下靠山屯,林彪在12时又来电了:“致二、六纵,四、五师,独立二师,炮兵:目前我军决以一、六两纵队及第四师和炮兵首先歼灭大房身之敌,以五、六两师及独一、二师钳制朝阳堡、达家沟、高家堡之敌。望照此方针行动。”
林彪原以为第五师会很快歼灭靠山屯之敌,故早上5时的电报在同意第五师打靠山屯的同时,特告第五师,打完后即东进。一上午过去了,不见第五师东进,因此在12时除下达综合命令外,特意外加给第五师一个单独电令:“据报高家窝棚、四马架之线有敌,望五师即出发向该线前进,钳制该地区之敌并求得相机歼灭其一部。我主力拟先歼灭大房身之敌。”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第五师执行命令东进,林彪有点失去耐心了。他在10日14时再次致电第五师:“望立即向四马架附近前进,堵住敌人退路!”
此时,靠山屯战场正发生着新的变化。首先,屯内国民党军已经有了准备,不是一个冲锋就能解决战斗的。其次,到了下午,国民党军已从两侧增援上来了,形势严峻。如果屯内的国民党军打出来,屯外的国民党援军打进来,第五师就成了“夹心馅”,想从容撤走就不可能了。面对如此严峻情况,钟伟把心一横说:“违令,这仗也要打了!还是那句话,打错了,撤职、杀头,我负责!”钟伟一面组织战斗,一面向林彪报告情况,并把国民党军增援情况作了强调说明:“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可打!”
在钟伟的坚持下,林彪终于改变了决心。18时,林彪发给钟伟一份电令:“援敌能歼则歼,不能歼则放其进靠山屯。(你师)不必东进了,速查明敌情电告总部。”至此,钟伟才算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的战斗让钟伟自己都想不到,因为拖住了靠山屯的国民党军,就拖住了国民党军的援军,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便在西线展开了。
随着战斗时间的延伸,林彪最后改变了原作战计划,把攻击矛头从东线歼灭国民党新一军转到歼灭西线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这个援军身上来。整个战斗打到3月12日下午才结束。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二、六纵队也加入到战斗行列,最后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一军6600余人,钟伟指挥的第五师歼国民党军1337人。东北民主联军在此次史称“三下江南”的战役中大获全胜。为此,第五师受到东总的通报嘉奖。
钟伟违抗林彪的命令,林彪没有记恨在心。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组建第十二纵队(由原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四、五师组建)时,林彪把钟伟由师长直接提升到第十二纵司令员的位置上。第十二纵的政委是袁升平,副司令员是熊伯涛,政治部主任是陈志芳。
再次违抗林彪命令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钟伟再次违抗林彪命令,并取得了攻打沈阳的胜利。
是时,东北解放军已解放了锦州、长春,并在辽西大举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而在沈阳城内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及其所属的周福成兵团10万多人,早已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企图南逃营口,从海上往关内逃跑。
对于沈阳的国民党军要南逃营口的图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有预见,因此在10月18日、19日、20日,先后四次急电东北野战军总部,要求调遣足够兵力,阻止“敌人南逃”,并迅速派遣部队控制营口。20日4时的中央军委电令,更是明确指出:“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岗)伍(修权)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中央军委的命令拖到10月25日才到达第十二纵。此前,第十二纵在锦州战斗中三次撤离长春南下,此时正回旋在铁岭、公主岭之间。钟伟接到命令后,考虑到四平至清源的铁路已完全破坏,无法通车,便决定取直路沿中长路南下。第十二纵在钟伟率领下,行程350公里,于10月29日下午2点抵达开原。部队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接到林彪命令:“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
任务有变化,钟伟只好重新部署部队,决定下午6时出发,以第三十六师围攻铁岭,第三十四、三十五师和配属给第十二纵指挥的王振祥独立师,经铁岭和沈阳之间,分两路队伍向巨流河前进。
没有想到,是夜,第三十六师对守铁岭的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刚发起进攻,该师竟然不还一枪,闻声而逃。第三十六师紧紧跟踪追击。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惶恐不安地窜到了第十二纵向巨流河前进的两路纵队之间。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做游戏了。从铁岭逃跑出来的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7000余人,全部被第十二纵俘虏。
10月30日拂晓,第十二纵抵达巨流河东面的辽河。钟伟沿辽河勘察地形,发现辽河宽达百米,水深二三米,河上无任何船只,要想通过辽河,只有一条铁路桥。此桥既可以用火力封锁,又可以在必要时炸毁,一个师的兵力就足够完成堵截廖耀湘兵团退却沈阳的任务。这样一来,第十二纵指挥的三个师和配属的三个独立师,将无用武之地。这时,钟伟想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沈阳的国民党军随时有逃往营口的可能性,顿觉形势非常紧迫,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刻不容缓。
于是,钟伟决定再次违抗林彪命令,电告林彪:“我们以王振祥独立师在巨流河担任堵截廖兵团逃沈的任务,主力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抢渡浑河。”电报发出后,等到上午10时未见复电。钟伟等不及了,命令部队:“立即渡过浑河去,跑步抢占沈阳以南的苏家屯,以堵截沈阳南逃的敌人。”事后,钟伟回忆说:“(当时)为防万一,我命令三十六师进占沈阳机场待命,准备两头策应,或增援巨流河王振祥师,或支援主力在沈阳战斗。”
钟伟的命令付诸实施后,很快收到效果。10月30日下午4时许,第十二纵主力部队攻占了苏家屯,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计5000余人。配属给第十二纵指挥的独立师报告,先后占领了鞍山、海城,正在向大连、旅顺方向挺进;王振祥师报告,巨流河方面并未发现廖耀湘兵团退却沈阳的迹象。
情况汇总到钟伟这里,让他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占领鞍山、海城,消除了后顾之忧;紧张的是沈阳之敌突围逃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再坐等指示,将失去战机。因为苏家屯离沈阳尚有15公里,包围圈仍过大。为此,钟伟在作战会议上说:“这么宽大的地带,敌人到处可以突围。虽然根据我纵现有兵力单独占领沈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在敌人还未采取突围行动之前就发动进攻,采取攻得动则攻,攻不动则守的办法,这样来抓住、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野司主力部队赶到聚而围歼。”
纵队其他领导都知道,这是一次违抗林彪命令的行动,但钟伟所说不无道理,因此最后同意钟伟的意见。部队迅速行动,机关立即请示。这样一来,第三十六师很快沿浑河北岸向沈阳推进,配属的三个独立师从沈阳东面向沈阳逼近,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十五师则于10月31日拂晓沿苏家屯铁路线向沈阳方向攻击前进。
11月1日凌晨4时,第十二纵集中12个山炮连、6个迫击炮连和所有六○炮,对国民党军小郭庄火力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袭击。而后,在钟伟的指挥下,指战员们一鼓作气冲向敌阵,激战一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生俘400余人。上午9时,第三十六师抵近沈阳国民党军防御的中心区域铁西区,并立即发起攻击。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十五师也先后赶到投入战斗。经过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第十二纵占领铁西区,歼国民党军第二○七师(欠装甲团),俘师长以下官兵1.3万余人。
11月1日晚,沈阳解放。
1948年11月17日,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序列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委。下辖第一四五师(原三十四师)、一四六师(原三十五师)、一四七师(原三十六师)和第一六二师(原独立十三师),归第十三兵团建制。钟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首任军长。
1949年7月,钟伟率第四十九军南下,势如破竹,15天内解放沙市、荆州、宜昌,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1950年4月,第四十九军与广西军区合并为广西军区,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钟伟任广西军区参谋长。1955年10月,钟伟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11月,钟伟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部参谋长。
在远去的枪声中落难
1957年7月,钟伟任北京军区参谋长。谁也不会想到,这一任职给钟伟带来了无情的灾难。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中国政界、军界开始肃清所谓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8月18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内容主要是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老将军们都知道彭德怀和黄克诚不是反党分子,但又不得不例行公事似的表态:拥护中央决定,跟着中央走。
此时,钟伟还没有发言资格,无需表态。但是因为有发言资格的老将军们没有“狠批”,所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延长时间,而且还要扩大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70人,另外还有508人列席会议。这样一来,钟伟就被“扩大”了进来,成了有发言资格的人。
凭钟伟的性格,在这样的会议上不吱声,那就不是钟伟了。果然,在8月25日的大会上,当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发言时,钟伟当场“开炮”了。吴法宪说:“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此话一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他亲手杀害一军团一位连长。”林彪插话说:“他恨不得一下子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
对于这样的造谣,钟伟坐不住了。他亮开了嗓门,高声说道:“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枪毙那个干部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当时不在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钟伟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时候,部队冲到了半山腰,敌人在山头上猛烈射击,我们前进受阻。那个人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被部队抓住了。如果他是我的部属,我早就把他枪毙了!正因为是一军团的人,我先审了审,还问了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怎么办,他是一军团的嘛!罗瑞卿也说执行战场纪律。那个时候枪管子都打红了,交给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就是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的!我们不杀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钟伟说完这些,想起了大会批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便亢奋地继续说:“说黄克诚贪污黄金,我不能作证。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务,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想问,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才拉得走,黄克诚往哪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内心的忧愤一股脑地端了出来:“我看,现在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说彭总的‘军事俱乐部’已宣布成立了,真不知道这个俱乐部在哪里。如果有的话,那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了,也拿我去枪毙吧……”
5分钟后,钟伟被以“扰乱会场”的罪名,由奉命执行任务的两名卫兵押出了会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沿革史上,在1959年9月之后的领导人名录中,再也见不到钟伟的名字了。但是,细心的朋友最终还是在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位置上,找到了钟伟的名字。没错,此钟伟就是因受“彭黄事件”株连的钟伟。钟伟被撤销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后被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任副厅长。
1979年12月,中央军委为钟伟平反,恢复名誉。1984年6月24日,钟伟因病在北京逝世。
（《环球视野》2010年6月7日第295期，摘自2010年第1期《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