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从革命者转变为卖国巨奸始末

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10-01-28 07:58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闿、邹鲁、谭平山、李大钊、王法勤、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闿、邹鲁、谭平山、李大钊、王法勤、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共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谢持、张继、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6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抛出了所谓“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国共合作为主旨。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反对工人的武装斗争。他鼓吹要以“仁爱性”来促使国民全体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戴季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他鼓吹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摘自：《朝秦暮楚周佛海》 作者：蔡德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