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洪文从造反头目跃居国家副主席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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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从造反头目跃居国家副主席始末
王洪文（新浪读书配图）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 德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 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文章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