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及其文化内涵(正文一)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及其文化内涵（正文一）
山东农业大学 文秘教育2006级1班 程龙 2006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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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进而揭示了其所承载社会意义，有理有据，观点呈现多样化，但是《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复杂，为了更好地了解古代书生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而深化对古代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认识，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分类以及蒲松龄的生平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以期对《聊斋志异》研究进行一点有益的开拓。
1书生的含义及《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形象，有花妖、有狐怪、有精灵、有书生、有僧道……各种形象相互交织缠绕，构成了《聊斋志异》这幅美丽的连环画卷。在这些异彩纷呈的形象中，书生形象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聊斋志异》共有491篇，其中包含书生形象的有346篇，占总篇数的70%。可见书生形象在《聊斋志异》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形象相比，书生形象是小说更为浓墨重彩的一道风景线。
1.1书生的含义
书生，简单的说就是读过书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封建知识分子群体，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布衣秀才，可以说全部都是从“书生”这一步过来的。战国时期出现的“士大夫”，指的就是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汉朝时使用察举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材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初沿置此科，及第者称秀才；后废秀才科，秀才遂作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到了宋代，士子和应举者统称秀才；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明清时期，秀才亦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生员。这里的“士大夫”、“秀才”可以说是“书生”不同层面的具体化。封建时代的书生，唯一的信条和理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便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了，学问高了，有了匡扶天下的才能，“书生”就变成了“秀才” 、“士大夫”，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那个培养了他们的社会体制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便有了一些春风得意、得以一展才华的书生。但是现实社会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于是，也有了一些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仕途蹭蹬、抑郁终生的书生。封建社会的书生们，便在这“得意”和“失意”的交响中，谱写出一曲曲文学艺术的瑰丽篇章。
1.2书生的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各具人情”，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反观作为爱情另一阵营的庞大的书生群体也丝毫不显逊色，与之相映生辉。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2.1 性情痴狂重义气的书生形象
有些书生为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安危和幸福，可以不顾一切、舍生忘死。
《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个有枝指的穷读书人，而美丽的阿宝却是个富家少女。阿宝要选女婿，有人就捉弄“性迁讷”的孙子楚，让他去向阿宝求婚，阿宝戏言：“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没想到孙子楚竟毫不犹豫地自断其指，痛得几乎死去。阿宝再次戏弄他，“戏请再去其痴”，孙子楚就有点灰心丧气，后来他见到美丽的阿宝之后，灵魂竟随之而去，后又化作鹦鹉依偎在她身旁。孙子楚的一片赤诚终于打动了阿宝，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出身贫贱但感情诚笃的“孙痴”。 [1]
《连城》中连城的父亲史孝廉拿她的“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乔生献诗后连城非常喜欢，“对父称赏”。但史孝廉却嫌贫爱富，把连城许给盐商的儿子。不久连城患病奄奄一息，有个西域番僧说要青年男子心头的一钱肉做药引子才能治好病，连城的父亲就“使人诣王家告婿”。女婿却露出自私面目，嘲笑史孝廉：“痴老翁，欲剜我心头肉耶！”关键时刻，乔生“闻而住，自出白刃，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乔生为了挽救心上人的性命，割去心头之肉也毫不在意。
《娇娜》中的孔生跟皇甫生交往，亦友亦师。孔生胸前生了肿块，皇甫生请妹妹娇娜来医治，“引妹来视生，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频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孔生立即迷上了娇娜。娇娜动手割除肿块，“一手启罗衿，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孔生对娇娜一见钟情，向皇甫家求婚，却因娇娜年龄小，娶了娇娜的表姐。娇娜和孔生既已成为亲戚，他们之间的感情似乎就永远埋在心底了。但是，当娇娜一家面临雷霆之灾时，孔生却毅然挺身仗剑保护，不顾自己安危，为雷霆击晕也在所不惜。
有些书生在对待知遇自己的好友也是重情重义，一片赤诚。这些书生都是一些重义气、具有浓厚人情味的善良之士。他们对知遇自己的好友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报恩。
《叶生》中的叶生为了报答丁乘鹤的知遇之恩，竟忘了自己是已死之人，魂从知己，帮助丁乘鹤的儿子中举；《司文郎》中的宋生感激王平子对自己“幸相知爱”，不仅帮助他考取了功名，而且使王平子得到他祖上留下来的八百两银子，并使他的傻儿子变得聪明起来；《素秋》中的俞慎视俞恂九如亲兄弟，俞恂九本来无心功名，但为了报答俞慎对自己的手足亲情，竟违背自己的初衷，不惜考场一试。《周克昌》中的鬼书生“周克昌”感激周克昌父母对自己的悉心照顾和关怀，不仅替周克昌中了举，还替周克昌娶了妻，一直等到周克昌快要回来了，才毅然离去。[2]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爱”思想的一种体现。蒲松龄自己就是个儒生，因此他的作品无不渗透儒家仁爱思想，他所塑造的这几位“另类”书生形象无不是“仁爱”的化身。
1.2.2 不仁不义的书生形象
这一类书生往往都是些忘恩负义、见异思迁的典型。
《武孝廉》中的石某进京求官，中途暴病，“唾血不起，长卧舟中”。他为行贿准备的“囊资”也被仆人偷走，“资粮断绝”。这时他遇到了服饰炫丽的狐妇，狐妇“自愿以舟载石”、“以药饵石”。正是有了狐妇帮助，石某才避免了必死无疑的下场。年长于石某的狐妇救活石某后，向石某求婚：“如不以色衰见憎，愿侍巾栉。”石某欢天喜地同意。但是等石某谋得官职之后却露出了真面目：先偷偷纳妾，再“常于寝后使人嗣听”狐妇的动静，最后终于在狐妇醉酒后露出原形时想杀死她。石某的负心，不单纯的是喜新厌旧，还有忘恩负义，不仁不义成分在里面。[3]
《韦公子》中的韦公子有钱有势，纵情声色，家中仆妇、丫鬟，稍有姿色的，都不放过。还载金数千，想“尽览天下名妓”。结果在寻欢取乐时先碰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又碰到自己的亲生女儿，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韦公子竟然丧心病狂地毒死了亲生女儿。结果韦公子受到了最深重的惩罚，在子嗣无比重要的封建社会，他家里有五六个大小老婆，没一个生过孩子。
《丑狐》中的穆生家很穷，冬天连棉衣和棉被都没有，突然来了个衣服炫丽、又黑又丑、自称“狐仙”的女子要求同榻。穆生不乐意，丑狐拿出元宝，穆生见钱眼开，“悦而从之”。靠了丑狐接济，穆家成了小康之家，有了田产，使唤上丫鬟。依靠丑狐过上好日子的穆生开始嫌弃丑狐，最后竟然请了术士驱狐。丑狐骂他“背德负心”，抱了个猫头狗尾的小动物来，把穆生的脚咬得爽脆有声，啃掉两个脚指，把当初带给穆生的财物全部索回。忘恩负义的穆生遭到报应，“家清贫如初矣”。
《阿霞》写文登景生在荒斋读书，夜有少女阿霞盈盈而来，二人“欢爱甚笃”，阿霞对景生说她将“相从以终焉”，约半个月后再会。景生认为二人总是住在荒斋不合适，想把阿霞请回家，“又虑妻妒”。于是景生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计不如出妻”。景生对妻子百般挑衅，终于休掉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没想到阿霞却嫁给了邻村的郑生。景生路上遇到阿霞时指责她失约，反而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负夫人甚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始乱终弃见异思迁的景生最终落得个“卵覆而鸟亦飞”的悲惨下场。
1.2.3 女性化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总体上都阳刚不足，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女性化的倾向。
从他们的外貌形象来看，这类书生带有一定的女性化特征。
如《胭脂》中的鄂生“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风仪秀美”，《陈云栖》中的真毓生“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颜氏》中的顺天某生“年十七，不能成幅。而丰仪秀美”，《素秋》中的俞恂九“时见对户一少年出，美如冠玉”。 [4]
小说对这些书生美的描绘多用“美如冠玉”、“美丰姿”、“丰仪秀美”、“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等来描绘，带有明显的阴柔美倾向。
他们除了在外在形象上有女性化倾向，在内在心气和行为上也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这些书生形象丧失了男人应有的勇敢、主动和责任心。在性格方面，他们大多胆小怕事、怯弱自私，缺乏与恶势力抗争的勇气。
如《香玉》中的黄生，他与花精香玉遇合不久，突遭变故，白牡丹被一游客移去，“旧就萎悴”。黄生明知白牡丹即香玉所化却束手无策，只会“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咦”，而坐视自己所爱的人枯萎而死。
《胭脂》中的鄂秀才生性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不幸蒙冤下狱，邑宰审问他时，竟“不知置词，惟有战栗”，稍加用刑，便“不堪痛楚，以是诬服”。任由他人摆布，一点主见和反抗性也没有，缺乏男子汉应有的刚强和果敢。[5]
封建制度一直强调“男尊女卑”，在因袭下来的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纵容下, 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伦理纲常制度过于压制女性, 纵容男性, 使得男女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错位，男性丧失了对女性的平等、尊重意识，导致男性弱化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懦弱、被动、缺乏责任心。因此，《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书生形象由于受其影响，出现了男性性格的弱化与女性化倾向。
虽然《聊斋志异》刻画了很多风格迥异的书生形象，但是他们的个人情感生活的追求和幸福往往都不能脱离“科举”成功的推助，还有的是通过追求“爱情”来实现其科举做官的理想。
2 《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文化内涵
蒲松龄塑造的书生形象有着较深广的文化内涵，不仅流露出了他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也表现了他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这些书生形象又映射着蒲松龄的身影。
2.1科举至上的文人心理
历数各朝代的封建文人，在科举之路上遭受挫折之后，大都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自己的才思和精力，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大都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和对科举的执着。
唐代诗人孟郊两次科考皆落第。曾在《再下第》中排遣郁闷：“一夕九嗟起，梦短不到家。连睹长安陌，空将泪渐花。”宋朝的柳永在落第之后，流连于酒肆勾栏，填写曲词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明朝的凌蒙初也是科场失意后才开始编写拟话本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2.1.1 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
科举制度，初步形成于隋朝，至唐朝逐渐完善，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仕的制度比之之前的士卿制和察举制来说，是在人才选拔机制上一个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转变，彻底的改变了并且最终形成了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的构成。孙中山先生曾把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特出贡献。他说:“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 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著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 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 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 不可得也！” [6]科举制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考试基本上成了一般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在整体的心态上都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转变。于是千余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无不想着一朝金榜题名，进入仕途成为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但是科举的龙门并不是哪条鲤鱼都能跳得过去。拿唐代举例来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足可见书生文人们对科举的热衷，但是录取人数却相当之少，每年能够高中的少则仅几人，多则也只有三、四十人。许多人终老科场，却终身不能得以高中。
2.1.2 科举至上观念在《聊斋志异》中的展现
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钟爱有加，不能脱俗。其渴望功名利禄的心理比其他士子更为强烈、迫切，因而所遭到的失败打击也就更为悲惨。[7]
蒲松龄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一辈子却无所收获，对于才华横溢的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其长孙蒲立德以道试第一名考中秀才，蒲松龄作《喜立德采芹》诗给予勉励：“昔余采芹时，亦曾冠童试；今汝应童科，亦能弁诸士。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一句“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道出了这位老人对科举一生的追求与遗憾。所以，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就包含了一种对科举的热衷之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王子安》中的东昌名士王子安，临近发榜，期望甚切，痛饮后白日做梦，梦见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有长班侍侯，于是自念不可不炫耀乡里，大呼小叫，终为狐仙戏弄，跌落于床下。其妻冷语相对：“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蒲松龄对秀才考举人有七个极其生动精彩的比喻：“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倪，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蒲松龄的“七似”把考生热衷科举的形象刻画的生动无比。
《褚生》中的褚生本是鬼，应该是无所挂念的了，但是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对求功名是那样的痴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附身于陈孝廉，“附君体，以代捉；三场毕，此愿了矣”。已经重新投胎，却仍念念不忘科举考试自己是否高中了。可见，褚生替陈孝廉中举，一方面是为了报恩，另一方面也有了却前世宿愿的目的。其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跃然纸上。
2.2知己情结的体现与投射
“知己”一词，古已有之。先秦时的琴师俞伯牙因为能听懂自己曲中意境的樵夫钟子期去世，在钟子期的坟前抚琴一曲后就将琴摔碎，并发誓终生不再抚琴。这个典故可以算是最早的“知己”故事了。
2.2.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知己情结
古代许多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屡屡展现知己情节，例如，战国时期的豫让为了报答知伯的知遇之恩，在其被杀后为其报仇，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留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言壮语。还有《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屈原的《九歌• 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的《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些所体现出来的知己情结，深深印在每一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成为了一种社会历史的文化积淀。这种知己情结的文化积淀，到了蒲松龄这里，就体现的更为明显了。
2.2.2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投射着蒲松龄的身影
《聊斋志异》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大变动的时代，是宋明理学从辉煌走向穷途末路的时代，封建伦理的羽翼再也无力庇护它的“男性宠儿”。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他们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极端狭隘的限制，使读书人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生活情趣也只有科举考试，这些太重于说教和礼制的东西深深的束缚了书生的内在心灵。蒲松龄在科举失意之后，就将兴趣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上，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只有通过刻画《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表达了自己寻求知己的情怀。
由于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聊斋志异》中书生与蒲松龄有着相似的境遇、相近的情趣，正是蒲松龄的“知己”。这些书生群体，大都出身寒门，或虽系故大家子，今已家道式微。他们虽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却都“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在科场中，他们几乎尽是一些没有功名的落魄者，虽有少数人后来科场得意，那不过是蒲松龄“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在这些人物身上，生动地闪耀着作者自身的影子，深深寄托了作者的身世感慨。
如《娇娜》中的孔生，“为人蕴藉，工诗”在他名场沦落之时，也有和作者一样被左县令的朋友召去作幕宾(尽管因朋友死而未果)及在大户人家设帐授徒的经历。《青凤》中的耿去病，也和作者一样，是已经沦落的故大家子，其他又如《婴宁》中的王子服、《辛十四娘》中的冯生，他们的境遇大多潦倒，不少人或是流离他乡，或是寄寓僧寺，或是暂借他人之园，或如作者一样设帐授徒，他们的孤寂冷清也一如作者。总而言之，他们多是与蒲松龄处在同一阶层，经历、境遇有几分相似的读书人。
以《叶生》为例。叶生的才华受到淮阳令丁乘鹤的赏识，由于丁“游扬于学使”，他得以第一名进学，可在乡试中，却依然铩羽而归。叶生面对一再的打击，一蹶不振，“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终于忧愤而死。叶生死后，不自知身已为鬼，并将自己的才学悉数传给丁公之子。丁公之子在叶生的教授下，考中第二名举人，不久“又捷南宫，授部中主政”。在丁公父子的劝说下，叶生的鬼魂应试，终于得中。当他的鬼魂回乡见到妻子，被妻子点破他已死去多年，这才扑地而灭。但明伦刚读到此文开头，就“为之大哭”，这则并不太长的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动人的艺术力量，就因为在叶生身上，熔铸着作者自身的经历。文章憎命，所如不偶，是叶生的经历，也是蒲松龄的经历；叶生因丁公于学使面前 “游扬”而取得秀才第一名，也是蒲松龄少时受知于学使施闰章的移植；叶生放榜后嗒然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正是蒲松龄铩羽而归后“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的写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叶生》一篇，正是作者的自画像。
不难看出，蒲松龄笔下的那些书生显然是含有自我塑造、自我寄托意味的，他们身上既有蒲松龄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也有自己理想人格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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