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资本、伦理和法律

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capital）的本意来自拉丁语capitalis，这个词又源于印欧语系的kaput，意思是牲畜的头数，显然牛羊的数量在远古时期是代表富有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下过不同的定义。从资本的词源来看，资本最早应当是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货币的，古代游牧民族很多吧牲畜作为货币。大牛能生小牛，小牛长成大牛……，鸡生蛋，蛋生鸡，……。所以古代西方重商主义者认为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大卫•李嘉图认为，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新古典代表人物萨谬尔森认为，资本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人们储存起来取得收入的那部分财产。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从不同角度给资本下过多种定义，但主要是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角度，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同时也认为资本不仅是物，而且体现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这里我不得不又把资本归之于权力的范畴，既然商品和货币都是一种权力的形式或者权力的载体，那么资本当然也脱离不了权力的范畴。也只有从权力的范畴才能统一各种资本的共性。比如马克思强调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显然并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事实，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的技术入骨，股权激励机制即员工可以获取股权作为业绩回报，还有官僚体制下官商合作产生的所谓干股，即政治权力入股。这些资本形式首先都不是直接以货币为基础的。但是显然都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制度安排。这里我将资本定义为：资本是一种经济过程中的权力机制，资本的核心是投入和产出的决策和分配机制。例如，一位专家将他的技术专利和技术秘密作为一定的股权，享受相应比例的利润作为回报，这里这位专家，实际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实际就是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当一个企业家投资新建一个工厂，也是将货币的所有权转化为利润的分配权的一个过程。
比如，一位网络天才，发明了一种新的网络使用方式但是他却没有资金，这样他找来了一些投资者，这些人出资帮他建立起来了一个，出资者按股权取得40%的投资收益，这里货币资本所占的角色都不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分配比例远大于实际的固定资本，类似的还有演员经纪人公司等等。资本的核心是权力在市场交易环境中的重要性。一位大权独揽的腐败官员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却可以获取巨大的资本分红，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几乎遍地都是。所以用货币和所谓剩余价值来解释一些分配现象以及商业模式是解释不通的，剩余价值根本是权力不平衡的表现而已。在现实社会中资本也存在者公共资本、集体资本、私有资本、股份制资本等等这样那样的类型，这也是和权力形态的多样化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当然来源于马克思。“Kapitalist”（德文）一词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出现，不过，宣言里并没有出现后来德语里与“capitalism”同义的“Kapitalismus”一词。第一个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资本的所有权，而非一种生产制度。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使用了“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使用了资本形式的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form），并在资本论里使用“Kapitalist”和“capitalist”等名称（表示资本的私人所有人）。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是在1902年，当时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社会制度。1904年，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的概念广为流传。这里我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倾向于由资本所有者决定分配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或者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分配伦理。
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这样一种意义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一直与之斗争的最重要敌手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对待新情况的态度和反应。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首先就是一种伦理，这种伦理来自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宗教伦理的显著影响，新教路德派认为，从事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一项任务，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上帝安排的唯一任务。新教无疑在那些经济成功所需的价值计算和宗教的世俗教义的美德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和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权力的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是由人类社会的合作互利的生存方式逐步演化而来的，至今这种分配制度依然在不断的改变和调整。早期人类的社会的分配对象主要是食物的分配。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的狩猎通常是一项紧密合作的工作，男人们把动物驱赶到一个事先设定的持矛的猎手的包围圈，或者驱赶到一个大网之中。也有的猎物是通过圈套和陷阱获得。土著在食物获取劳动中有着明确的性别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但是也有偶尔的例外。由于土著部落长期流动，这样也把他们的财产压制到了最小的程度，他们没有永久性的住房，有时会用树枝树皮搭起一些简单的窝棚。由于不确定很强的生存环境，部落成员必须选择相互合作的生存方式。一个男人获取猎物后必须和他的亲友分享，同样任何一位亲友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当地土著的分配伦理。而实际上一些部落实际由几个父系或者母系划分的家族构成，这意味着部落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他人的猎物。土著部落的这种部落共享机制的基础是土著的生产能力，即社会的生产力。正如亚当·斯密认为的那样，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现在更确切的说法是生产力是财富分配的基础。
远古人类的一大飞跃是在北非和亚欧大陆的先民们发现和驯化了野生的植物形成了原始的农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土地特别是肥沃的土地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同时农业和土地也将古代的部落长久地固定在他们耕作的地方。这时通过农业生产获取的食物，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共同捕猎的次数越来越少，农业终于成为支柱产业，这时土地的耕种更多的由个人家庭或者小的集体来完成。农产品的富足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生产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或管理者，由于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从生存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陆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书写系统。同时也由于人口的膨胀，使得财富和资源分配的问题陡然复杂起来。在一些地区原始人类对家畜的驯化过程产生了，游牧部落或者牧业农业的混合型部落，这些部落的分配问题也同样越来越复杂。随着人口的增长，可耕地的数量越来越少，古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土地问题。在现存的中国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很早就驯化了猪和牛等家畜，但是考古证据表明，一直到了商代才出现了明显的大量存在的马匹和马车。很多证据表明，商人是来自西部草原的征服者，他们把马车和更成熟的青铜文明带到了黄河流域，这表明至少自商代开始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成为重要的争夺对象，而一个拥有青铜文明和马车的部落，对那些只有木棍和弓箭武装部落的征服显然是轻而易举的。
随后的两千年间土地的分配问题，主导了亚欧大陆各个文明社会的主要方向，换句话说土地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本。在西周时期，中国建立起了初步完备的分配伦理，大封建制度。周要统治广大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拥护王室。同时西周的统治也是建立在明确的军事实力和宗法伦理之上，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以土地为核心，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使这种收回土地权，依靠武力和刑法。
《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些话的内容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用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说，天子是最大的发包商，从诸侯到庶民逐级承包土地，土地有多重所有的属性。虽然这样土地还不是完全私有有的，天子有权收回土地，至少在下级的承包者违规的情况下是这样。西周的耕作制度也是成规模的共同耕作为主，《诗经》中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表示集体耕作的公田的存在。
欧洲中世纪的勃艮第人的法律规定，森林，山地和牧场应当归于共有。这种法律带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的伦理色彩，游牧民族大多将土地和牧场视为共有，部落逐水草而居。但是对于耕地则是由勃艮第国王将大片耕地赏赐给下属。这些土地在开始时，严格的限制买卖，并不得卖于被征服的罗马人。显然这些土地也是供养贵族的基础。
毫无疑问土地是自动会产出利润的资本，或者说也是生产资料。这些也直接引发了东周时期争夺土地的诸侯混战。和欧洲中世纪漫长的永不停息的混战。但是土地资本，却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即货币到资本的转变，这里资本的获得都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也说明所谓资本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早在3000多年前就普遍存在，而所谓的资本不过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已。简单的说，所谓的资本主义中最常见的规则是出资人掌握财富的分配。这种规则是对封建领主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的修正，即统治集团承认土地和货币机器等因素至少享有同样的权力。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企业。企业是商品和服务过程中的一种组织，企业的出现是互助协作的产物，一个原始部落的狩猎队也完全可以看做一个企业。企业内部遵循者严格的或者自然地组织原则，企业的存在并不是遵循市场交易的规则，而是谋求着总体竞争的优势，这包括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或者研发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及承担更大的风险。现代的企业脱胎自，欧洲的手工业作坊，熟练的手工业者如画家、建筑师、雕刻家以师徒的形式组成一些小的集体手工也作坊，他们的行会组织则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国家和领主也充当了许多组织生产的角色，比如生产军火铸币等行业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把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还有许多企业应招为政府服务，包括承包工程，包税人、铸币管理甚至招收或者雇佣士兵，这些组织的内在联结机制，最终演化成为企业的内在伦理，现代商业更愿意称之为企业文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行为同样不被人尊重，那是让人尊重的要素是拥有贵族头衔或者拥有尊贵组的土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对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和贵族霸权的挑战，商人开始从宗教意义上阐述那些有利于生产和道德积累的价值观。世俗的伦理也在悄悄的改变。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的波南人的例子，在那里劳动者、工具提供者、都可以平等的获取一份劳动的果实，而不是由工具（资本）的提供者完全支配成果的分配，这个例子表明，世界上的分配方式千差万别，这取决于各个地区的伦理，伦理本身也是进化和环境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la）认为，从社会认知来看，人性是巨大潜能为特征的，这种潜能可以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在生物限度内塑造成各种形态。人性在存在基本的相通的基础之外，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伦理也是一种社会内部协商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大多被强势集团所主导。伦理是一种对于社会的制度安排，同时伦理也是法律的基础，这种伦理和法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古巴比伦法典。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伦理也存在着偶然性和地域性，同时又存在着微妙的调整和互动。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第一章所讨论的人性的本质，古罗马的万民法的基础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和伦理。伦理是基于人性的要求做出的协调和规范。中国古代的所谓“儒商”就是指一些能够以儒家伦理作为经商参照的商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商人们同样是以《论语》作为共同的行商准则。对于人性的认知，直接的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的世界观由直接决定了认得行为。比如多数人认为杀死一个人是一件让人难过或自责的事，但是受过训练和洗脑的职业军人则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所谓的敌人，文革中红卫兵可以非常残忍地虐待一个昔日的师长，这些事实说明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无尽的危害。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向大众传达了一个错位的分配伦理，成为市场金钱暴政和特权阶层剥夺人民的辩护者。而由所谓理性人引发的经济危机则要由全体大众承受巨大的痛苦。量子投资基金的经理著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就曾经把全球的金融市场比喻为一个“拆房铁锤和腺鼠疫”。
对于资本的性质，卡尔·马克思也认为，资本是无法达成自我约束的。正如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作为一种权力，一种权力本身也无法达到自我约束的可能。
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了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外部的要求；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中，资本的竞争最后将不可避免的朝向剥夺生产流通领域里的其他弱势权力来完成其自身的壮大和胜出。同时在资本同其他权力的博弈中又往往是大众遭到最多的侵害。巴西亚马逊流域的土著卡拉坡人（Kayapo）部落经过一个成功而又广泛的运动，使得巴西政府把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给他们。部落的酋长们通过和木材公司和采矿者谈判达成了一些开发木材和矿产的协议。几个酋长用协议的补偿款购买卫星电视和汽车乃至私人飞机，而大多数部落成员则迅速的遭受地方性的贫困。（Sachs 1995）我们在前文中讲到了一个压迫扩散定律，也是由于在市场交易的环境中，权力不平衡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些不公和压迫在传统的伦理中似乎又是合理的或近乎自然的。
进入近代以后资本是形式也更为复杂了，比如技术、专利、还有更为关键的是公司和法人概念的出现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进步，以前一个人或一家人为主的私有化的资本家变成了由股东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配的资本运行模式，法人制度又使得企业如一个自然人一般可以作为行为的主体，但是法人制度的出现根本上也存在着巨大的荒谬性，即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制，这意味着一个自然人的犯罪行为，如果换成了法人的情况下参与者可能就不必遭到严厉的制裁。这无疑是将法人的权力高于人权的，法律安排，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理性主义经济学条文。一个大型的公司可以通过成立所谓独立的子公司而逃避相关的责任对于所有的自然人特别是辛苦劳作的大众而言是何等的不公，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人无法逃脱任何相关的法律责任。现在的跨国公司正是基于资本平等的理念，组建的一种超级组织，全球化的股票交易也使得这种组织的参与者原来越多。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贸组织实际是财富权力的联盟并以资本权力平等作为诉求，该组织通过成员国的国家权力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榨取人力和环境资源大肆侵夺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力和环境权力。经济理性主义者和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们擅长编造各式各样的谎言，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是，经济的发展可以自然的解决社会的问题，这种理论在中国由变成了蛮不讲理的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而这样的硬道理常常成为血淋淋的剥夺压迫和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了单纯的发展不可能解决每个个人的需求也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还是分配问题，而分配的核心还是主导分配的伦理或规则。现代的经济伦理要求社会的资源的分配必须对全体国民负责，经济政策必须可以给每一位国民以公平的保障和待遇，同时也要有利于激励个人为增加社会的财富而努力。同样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在伊斯兰世界又呈现处其自有的分配伦理，这种分配的伦理大多按照相关的伊斯兰教义制定和实行。而这种新伦理的建立有赖于对经济社会的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大多还是严重的滞后于我们的时代，无形之手显然不能解决人们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人类的进化在于组织，现行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待谨慎而大胆的制度设计，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加以重视。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基本模型是，生产和消费，而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有如这个循环的血液，生产者由资本主导，消费者由货币主导，这个模型的边界这是社会的生产能力。假设只生产两种产品，而生产A商品的资源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B商品的生产减少。这是由于当主要的资源分配问题来自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多数情况下商品都存在者大量的过剩,即实际生产量远低于生产能力的边界。A产品的增加只会增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分配渠道并不会直接导致B资源和劳动力的长期的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多数情况下都保有大量的失业人口而技术的进步也会对自然资源精确使用起到足够的平衡作用。比如清洁能源的使用可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问题是在以往的社会中庞大的石油工业资本汽车工业资本并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过快的发生。）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的讨论中反映的那样，有些产品生产的减少并非需求的减少，而是消费者的货币支付能力的减少引发的，引发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资源性产品的短缺、沉重的赋税、恶劣的交易环境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则更为重要，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主导的货币分配方式无法适应资本投入的增长。经济循环的模型中，资本权力和劳动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合作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只有在劳动权力和资本权力取得平衡时社会经济才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反之亦然。而这些又有赖于政府的调节和疏导，政府有如江河中的湖泊去对于调节洪涝和干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权力、劳动权力、政府权力成为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支柱，某些国家则是事实的官僚资本主义，如越南、某国。而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开放（open-access）的政府，并以此为基础使得政府的职能更加复杂以适应现代的技术进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是，人类的社会形态大多滞后或者严重滞后于所在地的技术水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大众的社会思维或者政治思维远远跟不上技术的进步，在现有的社会模式中依然大量存在者思维惯性的产物。我们政府的形态依旧停留在500年前的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亦或二战前的征服者或预防被征服的社会构架上。从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必然会愈来愈多的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但是这种社会中，政府一旦出现问题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好在一个开放民主的政府有一些基本的纠错机制。
另一方面资本又以技术壁垒和专利壁垒为手段阻碍了技术的传播和为社会服务功能，这种现象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抗艾滋病药物的使用。在这里面技术作为一种劳动权力当然具有取得报酬的权力，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制药公司为了维持高额的利润而垄断或者使用协议定价，使得社会不得不接受高昂的药物费用并没有任何主动降价的表示，只有在一些国家和社会群起职责时问题才朝向相对公正的方向发展，即制药公司可以获取回报但是必须为大众和社会所接受。这个事件中制药公司通过向科研人员支付劳动报酬而成为技术或者专利的持有者，同时制药公司也承担着高额的技术风险。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资本不能不受限制的使用其权力，或者说资本必须接受相关利益方的谈判要求，还有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把人的权力放在第一位应当是一切权力机制的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全球性的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泛滥导致了，每年数百万计的工作机会退出市场，另一方面社会的政治权利和市场的垄断和资本竞争又进一步挤压了这种知识产权经济的发展空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基本可以断定人类社会中实体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将逐步减少，人们的生活将更多的依赖于各类服务和非实体的商品，比如软件、游戏、教育、医疗等等。工作岗位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刚好可以吸收传统行业技术进步分流的，同时又创造了更多的消费。我本人曾经在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的公司附近是一些著名的IT公司，我所在的公司也是比较有名的广电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大多都将销售对象定格于企业用户，换句话说这些公司都对中国的版权环境持悲观态度。记得曾经有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显示，北京中关村这个中国IT行业的龙头地区，市场中民用软件公司（即直接在市场上面向普通消费者零售的软件公司）曾经不到10家，这种情况直到游戏产业特别是网络游戏产业的兴起才有所改观。
影视版权的侵犯则更加厚颜无耻和触目惊心，到最近几年，盗版侵权的主题已经由原先的地下犯罪组织，变成了国有地方电视台，比如2009年春节，大年初二，陕西的一家地方电视台就盗播了国产贺岁片《非诚勿扰》。这个时侯还有一些电影院在零星上演这部电影，以此可知他们是多么的肆无忌惮。就我自身的例子来说，上海文广集团属下的公司在全国多个省市盗播，由我出品和导演的历史文献片《征战清朝》，此事从2008年4月开始投诉至今毫无结果，版权执法机关拒不执行法例，实际是在纵容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有鉴于此，我下决心关闭了原来的公司退出市场。）在这些盗版侵权的事件中，问题的实质是权力集团比如国有垄断的电视台或电视机构对普通民营资本的毫无忌惮的剥夺与压榨，这也导致了民营资本大量的逃出这个原本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而大众这个循环的参与者，看似可以获得许多免费的午餐，但是却让大众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众实际也是最大的输家之一。如果让一个成年人选择是可以看免费的电影和用免费的软件但是失业在家和获取一项工作时，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可悲的是面临巨大的失业形式，特别是越来越严重的高学历的人士失业的社会问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资本始终无法脱离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资本始终受到环境的制约。资本或者企业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再受到环境的刺激和制约，社会的伦理和法律可以制裁和制约企业的行为，使其依从与实际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实际上可能和法律背道而驰，但是这些规则必定是真正主导社会的规则。这样的例子大量的发生在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国家。一个为造福大众而制定的法律，最终成为束缚大众自由的枷锁。所以规范资本的秩序的根本还是在于规范社会的秩序。
没有权力或者不争取你的权力，你必将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