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苏三的诅咒——从山西洪洞县奴工事件谈起(2007-6-17)

苏三的诅咒
作者：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2007-6-17 6:03:00

----从山西洪洞县奴工事件谈起
最近有一句京剧唱词让中国人翻来覆去复习，这句话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欣慰的是，有许多人在引用这句话时特意声明，此“洪洞县里”准确的含义是“洪洞县衙”。这句注明并非多此一举，说明有人意识到“官人”和“民人”尽管都要吃喝拉撒睡，撇开生物性，在社会性上确是不一样的动物。苏三所在的明代以及编写这个剧目的清代，公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在地的政治生态、司法公正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苏三妹妹说“洪洞县里无好人”意即“洪洞县衙无好人”。
洪洞县衙如此，比洪洞县衙更高的官府怎么样呢？三郎后来出现了，但不是苏三所指的那种好人，只是对她个人而言的“恩客”和“贵人”。
大伙儿知道广泛引用此句词所指的新闻事实了，这两日山西洪洞县的奴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连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人也不得不作出批示，当地官员也就不得不闻旨而动了。苏三的怨言也自然而然被浸染在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之中的国人一再提起了，洪洞县甚至山西也受池鱼之殃了，没办法，农耕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重宗族、籍贯。
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我注意到三位朋友的言辞，他们可说是独立知识人对此事件的典型态度。一位是莫之许先生，他一如既往地从制度层面分析，为什么在行政末梢党国的控制力的急剧下降，对他而言，简单谈论人性善恶没有多大意义，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一位是尊称莫之许为N师的和菜头，对于洪洞县等地砖窑老板奴役他人甚至是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士这种突破文明社会底线的行为，他把那些所谓的理性、程序统统抛开，认为对这种人只能“斩杀”；还有一位是连岳先生，他为所居住的厦门PX事件最近呼号不已，针对奴工事件，作为中国目前最优秀的时评家之一，一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连岳认为这种奴役他人的行为，“残忍得消灭了语言”，出离愤怒的他表示无话可说。
我的态度近似于连岳，对于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对于不作为到极点的政府，还能说什么呢？而且在我预料之中，有关部门已经命令广大媒体不要炒作了，这种不愿意张扬家丑的执政者，注定是作恶者最喜欢的“父母”。
再就事论事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觉得很巧合的是，这件事最先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县-----洪洞爆出，我的一位洪洞县长大的朋友对我说，这种事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只不过记者最先报道洪洞的黑窑。我相信我这位朋友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才让我有刺骨的寒意，因为黑窑不仅仅是一地一事的偶发事件，在这样的事件面前，什么样的GDP增长率、什么样的和谐图景，什么样的高歌猛进，只能是讽刺。
为什么会是洪洞，深究这种巧合也许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传统和现今的政治生态。
我所说的这位朋友，曾邀我去洪洞做客，我们去清流千年不断霍泉边徜徉，去名震域外的广圣寺随喜，去关押苏三的监狱里那口水井边凭吊，也去大槐树下众多北中国人共同源头拜谒。洪洞几乎是山西的缩影，凋敝、败落和奢华、富足共存，山西的地面文物甲天下，奴工事件出来后，洪洞乃至山西恐怕又会有一种“文物记录”，他们不仅有死文物，更有不多见的“奴隶制”活文物。
华北民众大迁徙和苏三起解都发生在明代。最近明史很热，有记者采访过我，明朝为什么这样红？我当时的回答是：明朝不仅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汉族王朝，更因为我们的民族集体性格在明朝完全定型了，明朝种种制度、文化基因还顽固地活在今天。说白了，就像我们读《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和“三言二拍”这些诞生在明代的小说，我们绝没有读《史记》、《汉书》和唐宋散文那种隔膜感，而是觉得太熟悉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近古型态，今天也没有质的转变。
联系明初大移民、苏三冤案和最近的奴工事件，会发现这三件看似无关的事件，内在却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和制度关联。
元末政局板荡，遍地兵燹，江淮之间、中原和华北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只有山西因山河表里，战火荼毒不重，居民依然稠密-----这也是至今山西地面文物多于河南、陕西的原因。朱洪武定鼎南京后，希望山西人迁居到十室九空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这是一个统治者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明智国策。然后，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是五胡乱华那种战乱，很难主动离开故土的。作为政府该怎么办？如果搁在美国，他们垦殖西部时颁布法律，给去西部的居民优厚条件，包括拥有土地，当然，大多从欧洲移民过来的美国人也没有中国那么重的故土概念；如果搁在军国主义的日本，他们政府支持，企业出面，组织居民移民到中国东北。
但是在明洪武那个年代，这样的移民方式不可能是主流，尽管明朝政府对从山西移民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赋税等方面给优待，但更主要的方式是“哄骗”与“威逼”。流传在华北等地洪洞移民传说证明这点，当时朝廷担心洪洞县一带的老百姓不愿意去外地，就发布公告说：凡是某年某月自动到大槐树下的百姓就不用移民了。老百姓一听可乐坏了，那天都扶老携幼来到大槐树底下，谁知道早有官差在那里等候，凡是去大槐树下的，统统押送到外地，省却了挨家挨户动员的麻烦。朝廷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这些移民，全部捆绑，路上要大小便时，就得劳烦官差松绑，“解手”一词就源于此。
民间传说往往比正史更可信，这移民的传说说明，在朝廷看来，臣民的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用不着和他们谈判、博弈，先哄骗，不就范的然后使用武力压迫他们干。洪洞大移民过了六百多年了，今天看来，当时朝廷是牺牲公信力来促进大规模移民的。政府如果还在乎公信力，说明他们还把人当人看，而中国传统政府压根儿就不把公信力当回事。能骗就骗，能逼就逼。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在大工程的拆迁、移民以及重点工程的环保问题上，是不是还有几分神似？甚至联想到建政之初的土改、公私合营、集体化道路，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千百年来年，让政府学会和老百姓商量着办事，太艰难了。哄骗和威逼，仍然是官府中许多人信奉的两大法门。
再说苏三起解。这件真实的刑事案发生在洪洞，其具体细节学界尚有争论，比如苏三到底是哪里的人，王景隆和他的情份到什么程度，这个可以暂且不论，但起码可以肯定是事实是：一个几乎要沉冤到底、推向刑场的美女，因为当年在妓院结交了一个恩客，才从刀锋底下活过来。佘祥林案件出来后，我曾写过一篇时评，把佘案、云南杜培武案和苏三的案件对比，认为他们的冤案昭雪实在是太幸运了，是一个个偶然事件串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都不可能昭雪。比如苏三，如果不是她认识了王景隆；如果不是王景隆去赶考，如果王景隆没有考中进士；如果考中进士没能当上十三道御史；如果当上御史不是派往山西而是其他省巡察，苏三肯定是刀下冤魂。同样，如果杀害杜培武老婆的凶手不是再次犯案落网；如果凶手当初行凶后抢走某分局副局长的枪支不是被起获，他不得不交待陈案，杜培武会继续被冤枉下去；而佘祥林案中，如果他前妻张在玉真的死了；或者不死，远嫁山东后不心血来潮回老家；或者会老家悄悄地来悄悄地回不惊动乡亲，佘祥林会有国家赔偿么？
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说，普遍司法不公的社会，苏三是奇迹，窦娥是常态。在这种制度下的人，被冤后想到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有没有贵人出来搭救。因此苏三被押解，“将身来到大街前”，她所企盼绝不是司法机构能秉公，出现奇迹，而是唱道：“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话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狗作马我当报还”。对法律公正完全失望的苏三，只能希望比买彩票中大奖几率还要低的奇迹出现。我老家湖南邵阳前不久一位姓殷的农妇自缢在派出所（姑且相信官府的说法），她在遗书中不说希望法律还她清白，而是只能请乡亲们为她申冤，请她外甥女的难友出面为她申冤-----这位先生是邵阳市反贪局的官员。从苏三到佘祥林，到这位姓殷的农妇，谁也不寄希望于制度，只能寄希望于某个人。这和人的地位无关，草民如此，显贵何尝不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傅宗龙被冤，弄进诏狱饱受狱吏的凌辱。最后因为崇祯帝内外交困，想起了这位还算能干的臣子，再下旨放他出来效命。刘当年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是邓大人复出，大兴平反昭雪，他还将继续以“内奸、叛徒、工贼”的面貌载入党史。
再回到洪洞县奴工事件，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并非今天、今年才发生，失去儿子的父母到处泣泪寻子许久了，有司纷纷选择性失明。如果不是媒体首先报道，如果不是网路的发达使其成为公共事件，如果不是这一公共事件闹得太大了，引起高层领导的震怒和批示，山西有关部门和领导会迅速布置下去，指派官差去解救么？
正如苏三的昭雪不是法律公正使然，奴工被解救同样不是制度在救济他们。相反，苏三的被冤和奴工被奴役倒是制度脱不了干系。这样的制度下，法律的公正、制度的救济太奢侈了，几人敢企盼？如押解苏三那位人性尚未泯灭的官差说的那样：“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黑窑奴工注定会和槐树下移民、苏三起解事件一样，成为洪洞县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今天，洪洞县政府将关押苏三的地方辟为古代监狱博物馆，在赚钱的同时，顺便见证一下皇权时代黑暗的司法制度。不知有没有勇气将奴役工人的黑窑辟为“人权博物馆”？就像南非关押曼德拉的监狱那样？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社会比起苏三那个时代，有了质的进步。
我不敢抱这样的奢望，虽然苏三那个时代只能央求好心人传话给她的三郎，我们现在有了手机，有了互联网，但手机短信可以屏蔽，弄不好还是因“传谣”被有司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网路上，“洪洞县”、“奴工”没准成为敏感词。
比起苏三的时代，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到底有什么进步，难道一个有着十三亿人的民族，真的要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
 2007年6月16日晚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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