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现代化与美国民族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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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兆群 转贴自：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09
美利坚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合成体。其中，除土著印第安人外，其余都是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情愿或不情愿地由世界各地迁移来的。殖民地晚期，美国只有十几个民族集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长到６０个，目前已经达到１００多个，而在美国人口普查局注册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名称，则有１５００个左右［（１）］。 令人称奇的是，美国虽是当今世界上一个种族驳杂的多民族国家，但其民族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却是相当高的。当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在民族主义的烈焰下，顷刻之间解体，以前统一的政治版图上忽然冒出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美国的民族格局虽有种族冲突的小恙，却无民族独立、国家解体的动荡。要解释美国民族一体化的成就，现代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 美国民族一体化的根芽，是附着于美国社会一体化这颗大树上的。以分散性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殖民地时代，实际上正是美国民族性非常强烈、一体化进程甚为缓慢的时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讷，对于殖民地时期美国经济的评述是：“在英国移民定居于美洲的头两个世纪里，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性的。当时的农业是以欧洲带来的简单的生产技术为基础，再加上当地印第安人的一些土法进行。除了主要是位于南部的几个较大的农场之外，农业的基础是建筑在小农庄之上的。虽然各个农业单位并不能够自给自足，但是，除了少数几种商业性的农产品之外，市场的交易量都很小。在这样一个面临着劳动力和资金都感缺乏的简单农业基础之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量也不多；而且除了家庭工业和小工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美洲革命时，殖民地上的居民约有２５０万人，但是他们分散于广大的地区。如果同现代比较，那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文明”。“美洲的少数几个较大的中心地区之间，直到１８世纪７０年代才有驿站马车的正式通行。……就是到了１７９４年，从波士顿乘马车旅行到纽约，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要行走一个星期的时间。”［（２）］ 殖民地时期经济水平的低下和社会联系的薄弱，使那时期的美国民族格局呈现出了突出的分散性和不一致性。甚至到了独立革命爆发之时，美国社会中种族与民族多样性的特征仍然很明显。 开明的政治制度，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广袤无垠的开放土地和外来移民连绵不绝的涌入，在北美造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１７７６年，属于今日美国的那片大陆上，约有各色人口３００万。其中英吉利裔移民是最大的民族集团，有１２０万。非洲黑人约６０万，大多住在南部（约５２万）。土著美国人，即印第安人，人数在６０—７０万之间，主要居住在纽约北部、俄亥俄河流域、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苏爱人和德裔移民，分别约为３０万和２５万。另外，还有总数约２０万的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苏格兰和犹太人，多聚居于中部殖民地［（３）］。 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殖民地晚期，各欧裔移民民族集团颇大程度上是各行其是。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强调个人自由、道德革新、技术发明和商业智慧的“杨基文化”非常兴盛。英吉利族裔的殖民地人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民族集团，一直努力推行同化事业。他们在德国移民社区开办“慈善学校”，不仅教学生们英文读写知识，还传授英吉利人的生活习惯。居住在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瑞典殖民者，习惯于烧树垦荒，用草木灰肥沃田地，并且象在故国那样，喜欢建造原土房屋。他们也建立自己的路德教教学和教区学校，用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下一代。在纽约市和纽约的赫德森河上游与新泽西的特拉华河一线，荷兰文化兴盛。荷兰移民的木制房屋，总是紧挨着新教教堂和教区学校。教会是社区的中心和福利组织。学校教授荷兰加尔文教义和荷兰语。１７７６年，荷兰人建立“女王学院”，培养在美洲工作的荷兰新教牧师。由于荷兰人地域上集中，强调母语，荷兰文化在中部殖民地具有很强的势力。德国移民集团构成另一个独特的文化单位。由于在旧世界求生艰难，德国移民生活勤俭，善于组织，讲求效率；也因故国的政治分裂和外敌入侵的痛苦经历，德国移民猜疑陌生人，对政治明显淡漠。来美的德国移民主要是农民。美国１８世纪的大学者本杰明·拉什博士曾研究过德国移民的耕作方法，发现其耕作技术是其他北美农民所欠缺的：“德国移民经营的农场与其他人经营的农场不同，一望便知，他们的谷仓特别大，他们的房屋朴实而紧凑，他们的围墙特别高，他们的果园一望无际，他们的田地肥沃，草场茂盛。一般说来，他们的一切都显现出一片富足而井井有条的气象。”［（４）］德国人家庭庞大，妇女经常劳作田间，子女在婚后往往住在老家附近。德国人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虔信派教会，散布在德国移民社区；教会创办教区学校，用旧世界的语言、信仰教育儿童。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移民（亦称“苏爱人”），不似荷兰移民或德国移民那样具有鲜明个性，他们的生活区域比较零散，喜欢在河边低谷旁居住。经济状况低下者，多聚居于地价便宜的边远地区。苏爱人血亲观念淡薄，性喜迁移，在某地刚刚居住不久，便又重新携带家眷，到新的地方尝试命运去了。苏爱人的这个特点，或许是因为他们经济基础太薄弱，只宜搞些粗放型产业，缺乏雄厚的资本同他人作持久的竞争。 殖民地时期，非洲黑人的文化遗产消失得最为厉害。原因是奴隶制度的摧残和黑、白人种的混杂居住，同一族源的人没有聚居一地的机会和可能，逼迫黑人尽快丢弃原有部落文化。被奴役被歧视的地位，使黑人的早期文化适应呈现被动接收的特点。而黑人文化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之弱小，也是由于来自非洲的黑人原来即无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等共同点。虽然南部的黑人数量十分可观，但他们是奴隶主分期分批从非洲不同的地区和部落买进的。奴隶们除了肤色与命运相同之外，文化上，很难找到可资沟通的东西。整个殖民地时期，土著印第安人与白人移殖民在文化上沟通，几乎还谈不上。尽管在殖民初期，白人和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出现过某些军事上或经济上的交往，但总体看，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和敌对的。印第安文化的原始状态，使得欧裔白人以好奇、蔑视和敌意的心态加以面对。而双方因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各自的文化主核没有受到多少动摇，某些白人曾做出过要同化印第安人的努力，但成功的事例实在太少。 殖民地晚期，美国文化的驳杂与不统一，直接影响着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婚姻交往关系。先就欧洲来的白人民族集团而论。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定居纽约的法裔学者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１７８２年曾在一篇札记中写下自己对美国人的印象。其中，关于美国人血统混杂的描述是很有名的：“这个新人，美国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他要不是欧洲人，就是欧洲人的后裔。因此，那种惊人的混血情况，在别的国家是见不到的。我可以给你指出一个家庭：祖父是英国人，他的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同一位法国女郎结了婚，生育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的老婆，又分属四个不同的国度。”［（５）］在另一篇札记中，克雷夫科尔又进一步写道，他所定居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特征，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的混合”，“从这种混合婚配中，产生了现在称之为美国人的人种。”［（６）］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克雷夫科尔的上述断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殖民地晚期，与主干民族集团——英吉利移民文化相近的苏爱人、瑞典人和法国人，有比较多的族外通婚发生。其中，苏爱人因操英语，基本是新教徒，加之居住上呈流动和分散状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显示出明显同化于英吉利社会的趋向。据估计，到１７７６年，有一半以上的苏爱人，是同其他民族集团（主要是英吉利人）发生通婚的［（７）］。但总体上看，多数民族集团是不搞族外婚或与其他民族集团发生密切社会联系的。比较之下，殖民地时期美国种族之间的通婚趋势更为弱小。这时期种族通婚并未获得法律和社会的允准。 二 美国１８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对于美利坚民族一体性的增长，以及对美利坚民族雏形与民族整体意识的根本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概括说来，国家政权的建立对于美利坚民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１）它标志着“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８）］（２）国家政权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各民族结合在一起，使得各民族或种族（其中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趋密切，民族一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趋势也因此变得空前强大。 独立以后，美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内战之前，还主要局限于北部地区，而在内战和重建（１８６１—１８７７年）之后，随着奴隶制度在南部的根除和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国的最终确立，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１９世纪末，美国西部不再有荒无人烟的疆土。这里已是人烟稠密，城镇林立。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及密密麻麻的公路和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全国市场。１８９４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此后，驱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部门和技术革命不断涌现，美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强国。 国家的统一和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是美国民族同化和一体化的强劲杠杆。它把各族人民纳入共同的社会生活轨道，为增进民族了解和交往奠定了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冲垮了封闭的地域交往模式和死板的行会体制及社会升迁框架，造成了人员的地域混杂和社会流动，从而自然侵蚀着民族集团的族体民族特性。社会的划分，越来越突出人们的阶级背景，某一民族集团要想一成不变地保持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已是非常困难。特定的地域，在民族特性维持中的重要作用也趋于丧失。美国南部曾是黑人的聚居地，美国内战后，黑人获得了迁徙自由，到１９８０年，南部各州的黑人人口只占全国黑人总数的５３％［（９）］。土著印第安人，在经遭种种历史劫难以后，新一代年轻人，也正大批迈出保留区的地界，置身于美国大社会的生活舞台。 与美国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的，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普及和深入。由于当初英吉利移民在北美的土地上立足最早，人数最多，美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也主要是由他们参照西欧启蒙思想家的建国理想并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加以确立的，因而后来陆续抵达的移民族群、不管大小或多少，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总要适应这里的环境，总要经受这种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同化。１９世纪末，是美国的第一个移民高峰期。这期间由于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欧洲南部和东部工业化进程缓慢，造成社会一片混乱，致使一大批经济上陷入困境的难民，纷纷夺路外逃。据统计，１８９６年以后，涌入美国的南欧和东欧移民超过了北欧和西欧，１９０７年，所占比例已上升到８１％［（１０）］。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地中海人，首次成为美国人口中的重要成员。这些体貌特征各异、文化宗教信仰独特的族群大批涌入美国后，对社会形成很大冲击。一时间，排外主义盛行，种族纠纷不断。然而，迫于生存的需要，这些所谓“新移民”民族集团，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文化上的适应。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核心，并未因他们的到来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高比例涌入，也没能改变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族的主旨，也是力图体现现代化对于民族格局的客观要求，希冀促成一种一体多元的民族总模式。众所周知，民族集团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砌块，要想了解美国，就有必要了解美国众多集团的构成和维持。但是，在美国，民族集团在政治上并未被给予任何的认可和正式的身份，只有土著印第安人稍有例外。对于印第安人，美国政府因历史上的欠债太重，今天，为了保留这支古老的人种，借以粉饰门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采取了种种挽救措施。印第安人按其血统有正式明确的身份，但是个人地可以放弃这种身份。除此之外，美国的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们都只能是一名公民。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基本上由外来移民民族组成的国家里，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民族权利”。美国对于在大民族体之下出现小民族体的限制和防范是严于其它多民族国家的。美国的民族政策模式，一直是要抵制任何带有民族特征的政治实体的产生。不过，美国虽然不允准民族集团在美国的土地上独居一地，实行民族自治，但却允许各民族的人们，在忠于国家的前提下，从事任何民族活动。无论哪一个民族集团，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自主，可以保持其独特的宗教信仰，用自己的语言出版报刊和书籍，创建自己的学校，甚至保持对其原属国的心理忠诚。这一切都不会受到政府的禁止。换句话说，如果移民不建立新的纯民族性的政治组织的话，他们几乎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显然，这一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使美国社会能够呈现千姿百态、一体多元的文化景象。 三 民族同化是民族一体化增强的主要渠道。美国的民族同化，可大体分为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和外来移民三种类型。 美国黑人与美国社会在文化上的认同，在内战之前已基本完成。但作为一个种族，他们仍然遭受美国社会的歧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虽然自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已有了较大提高和进步，个别人甚至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其种族内部的阶段构成已经深受资本主义运作规律的融化，但整体上较之白人集团，仍然逊色许多［（１１）］。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同化，是以历史上遭受种族压迫和强制同化为其鲜明特征的。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对他们财富的强取豪夺，曾经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在将近５００年的风雨沧桑中，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风貌发生了天翻地覆般变化。在付出眼泪、热血及无数人的生命之后，印第安人从原始共产主义文明，一步一颤地进入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江河之中。今日美国土著人的社会生活，正经受着主流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强大冲击。他们逐步熟悉并适应了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并越来越积极地投身于本种族集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但他们却是在丧失生命和土地、丧失自己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而日趋美国化的。 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通常是由移居美国时间长短来决定，但民族融合的程度，却因种族的不同，迁移的时间不同，所来地区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种种差异。一般说来，从西欧和北欧地区移入美国的白种移民（多为新教徒），因其文化背景与奠立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英裔白人差异并不太显著，因而民族同化的进程比较迅速。而由东欧和南欧地区移入美国的移民，因其文化背景较为独特（多为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汇入美国社会主流的过程相对迟缓些。亚洲移民，从１８８２年《排华法案》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大批移居美国的情况出现得比较晚。但亚洲移民，大多有着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传统，因而文化适应过程比较迅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拉丁美洲移民大批涌向美国。据统计，１９６５年以来，墨西哥和其它拉美国家的移民，占美国合法移民总数的１／４以上。如果将非法移民也算在内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些。拉美裔移民基本上操西班牙语，由于他们大多在美国的一些边境州和大城市中聚居，因而该集团的同化进程相对缓慢些。 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大都先是只会讲本民族的语言，后来为社会交往所迫，才掌握了美国的语言，即美国通用的英语。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政府在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中寻找日文翻译时，发现第二代日本人当中能讲并能很好地理解日文的人已经不多，而能读写的更是凤毛麟角。相应地，那些依靠民族语言进行活动的机构，在移民后裔语言改变之后，也逐渐消失了。１９１０年，美国有非英文报社１４２家，到８０年代初，只剩下不足一半，周刊的数量和发行量也减少了大约７５％［（１２）］。路德教刚传入美国时，是以民族界线分成瑞士、丹麦、德国和挪威四大系的。但到１９６７年，丹麦背景的“联合福音派路德教会”却同德国和挪威教宗合并，改称“美国路德教会”。两年后，另一个丹麦路德教会——“美国福音派路德教会”，同德国、瑞士和芬兰教宗合并，另组“在美路德教会”。这些路德教派，都不再使用原来的民族语言进行传教或从欧洲补充牧师。 美国学者鲁比·肯尼迪在本世纪４０年代，曾对康涅狄格州黑文市１８７０—１９４０年间的婚姻趋向做过分析，表明，１８７０年，美国人族内婚的比例是９１．２％，１９３０年为６５．８０％，１９４０年为６３．６４％，呈下降趋势［（１３）］。另外，美国每１０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美国人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越来越普遍。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０年时间段内，就女性的种族通婚而言，美国印第安人从２４．２％升至３９％；日本人从２３．７％升至３３．２％；华人从１０．８％升至１２．２％；菲律宾人从２６．２％升至２７．２％［（１４）］。到８０年代，美国一些原来与异族很少通婚的民族集团，外婚率迅速上升，例如，在日裔美国人中，外婚率已高达６０％［（１５）］。 美国移民同化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早在２０世纪初，革命家列宁就对美国民族同化的规模和成就，多次发出由衷的赞叹。他说，“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堡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１６）］“纽约州好象是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它“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１７）］；“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特别迅速，这个国家的巨大民族差别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地消失，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国’民族。”［（１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１９）］。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奠立于殖民地晚期的民族一体意识和民族一体趋势［（２０）］，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这种一体性，表现在语言文化上，是英语地位的不可移夺，和新教价值观念及代议制与宪法式政体的根本巩固；表现在民族意识上，则是生活在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观念，民族整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在与民族集团族群意识此消彼长的能动较量中，归根到底居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表现在民族间的同化融合上，则是日益打破种族的和民族的分界线，向着新的民族体演化。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滚雪球式的质量互变过程，也是美国各民族、各种族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相互联系、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 〔注〕 （１）范·霍恩：《民族性与公共政策》，麦迪逊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３页。 （２）福克讷：《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中译本，第７７—７８、１００页。 （３）（７）詹姆斯·奥尔逊：《美国历史中民族的一面》，纽约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６—４８、５１页。 （４）丹·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１９８７年中译本，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５）莱文：《文献记载中的美国》，纽约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６）（１３）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纽约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３页。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９）鲁尼：《这片奇妙的大陆》，得克萨斯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２页。 （１０）卡尔·德格勒：《回首既往》，纽约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９４页。 （１１）（２０）参见拙文：《论美国黑人》、《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关于美利坚民族目前的性质》，载《民族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５期、１９９１年第４期、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１２）伦·丁内尔斯坦：《族裔美国人》，纽约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３页。 （１４）西恩斯特罗姆主编《哈佛美国民族集团百科全书》，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１６—５２１页。 （１５）路德·吕特克：《形成美国》，华盛顿特区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６—７８页。 （１６）（１７）（１８）《列宁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１９页，第１２页；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８３页。 （１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０页。
作者：黄兆群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美利坚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合成体。其中，除土著印第安人外，其余都是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情愿或不情愿地由世界各地迁移来的。殖民地晚期，美国只有十几个民族集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长到６０个，目前已经达到１００多个，而在美国人口普查局注册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名称，则有１５００个左右［（１）］。 令人称奇的是，美国虽是当今世界上一个种族驳杂的多民族国家，但其民族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却是相当高的。当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在民族主义的烈焰下，顷刻之间解体，以前统一的政治版图上忽然冒出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美国的民族格局虽有种族冲突的小恙，却无民族独立、国家解体的动荡。要解释美国民族一体化的成就，现代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 美国民族一体化的根芽，是附着于美国社会一体化这颗大树上的。以分散性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殖民地时代，实际上正是美国民族性非常强烈、一体化进程甚为缓慢的时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讷，对于殖民地时期美国经济的评述是：“在英国移民定居于美洲的头两个世纪里，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性的。当时的农业是以欧洲带来的简单的生产技术为基础，再加上当地印第安人的一些土法进行。除了主要是位于南部的几个较大的农场之外，农业的基础是建筑在小农庄之上的。虽然各个农业单位并不能够自给自足，但是，除了少数几种商业性的农产品之外，市场的交易量都很小。在这样一个面临着劳动力和资金都感缺乏的简单农业基础之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量也不多；而且除了家庭工业和小工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美洲革命时，殖民地上的居民约有２５０万人，但是他们分散于广大的地区。如果同现代比较，那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文明”。“美洲的少数几个较大的中心地区之间，直到１８世纪７０年代才有驿站马车的正式通行。……就是到了１７９４年，从波士顿乘马车旅行到纽约，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要行走一个星期的时间。”［（２）］ 殖民地时期经济水平的低下和社会联系的薄弱，使那时期的美国民族格局呈现出了突出的分散性和不一致性。甚至到了独立革命爆发之时，美国社会中种族与民族多样性的特征仍然很明显。 开明的政治制度，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广袤无垠的开放土地和外来移民连绵不绝的涌入，在北美造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１７７６年，属于今日美国的那片大陆上，约有各色人口３００万。其中英吉利裔移民是最大的民族集团，有１２０万。非洲黑人约６０万，大多住在南部（约５２万）。土著美国人，即印第安人，人数在６０—７０万之间，主要居住在纽约北部、俄亥俄河流域、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以西。苏爱人和德裔移民，分别约为３０万和２５万。另外，还有总数约２０万的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苏格兰和犹太人，多聚居于中部殖民地［（３）］。 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殖民地晚期，各欧裔移民民族集团颇大程度上是各行其是。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强调个人自由、道德革新、技术发明和商业智慧的“杨基文化”非常兴盛。英吉利族裔的殖民地人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民族集团，一直努力推行同化事业。他们在德国移民社区开办“慈善学校”，不仅教学生们英文读写知识，还传授英吉利人的生活习惯。居住在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瑞典殖民者，习惯于烧树垦荒，用草木灰肥沃田地，并且象在故国那样，喜欢建造原土房屋。他们也建立自己的路德教教学和教区学校，用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下一代。在纽约市和纽约的赫德森河上游与新泽西的特拉华河一线，荷兰文化兴盛。荷兰移民的木制房屋，总是紧挨着新教教堂和教区学校。教会是社区的中心和福利组织。学校教授荷兰加尔文教义和荷兰语。１７７６年，荷兰人建立“女王学院”，培养在美洲工作的荷兰新教牧师。由于荷兰人地域上集中，强调母语，荷兰文化在中部殖民地具有很强的势力。德国移民集团构成另一个独特的文化单位。由于在旧世界求生艰难，德国移民生活勤俭，善于组织，讲求效率；也因故国的政治分裂和外敌入侵的痛苦经历，德国移民猜疑陌生人，对政治明显淡漠。来美的德国移民主要是农民。美国１８世纪的大学者本杰明·拉什博士曾研究过德国移民的耕作方法，发现其耕作技术是其他北美农民所欠缺的：“德国移民经营的农场与其他人经营的农场不同，一望便知，他们的谷仓特别大，他们的房屋朴实而紧凑，他们的围墙特别高，他们的果园一望无际，他们的田地肥沃，草场茂盛。一般说来，他们的一切都显现出一片富足而井井有条的气象。”［（４）］德国人家庭庞大，妇女经常劳作田间，子女在婚后往往住在老家附近。德国人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虔信派教会，散布在德国移民社区；教会创办教区学校，用旧世界的语言、信仰教育儿童。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移民（亦称“苏爱人”），不似荷兰移民或德国移民那样具有鲜明个性，他们的生活区域比较零散，喜欢在河边低谷旁居住。经济状况低下者，多聚居于地价便宜的边远地区。苏爱人血亲观念淡薄，性喜迁移，在某地刚刚居住不久，便又重新携带家眷，到新的地方尝试命运去了。苏爱人的这个特点，或许是因为他们经济基础太薄弱，只宜搞些粗放型产业，缺乏雄厚的资本同他人作持久的竞争。 殖民地时期，非洲黑人的文化遗产消失得最为厉害。原因是奴隶制度的摧残和黑、白人种的混杂居住，同一族源的人没有聚居一地的机会和可能，逼迫黑人尽快丢弃原有部落文化。被奴役被歧视的地位，使黑人的早期文化适应呈现被动接收的特点。而黑人文化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之弱小，也是由于来自非洲的黑人原来即无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等共同点。虽然南部的黑人数量十分可观，但他们是奴隶主分期分批从非洲不同的地区和部落买进的。奴隶们除了肤色与命运相同之外，文化上，很难找到可资沟通的东西。整个殖民地时期，土著印第安人与白人移殖民在文化上沟通，几乎还谈不上。尽管在殖民初期，白人和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出现过某些军事上或经济上的交往，但总体看，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和敌对的。印第安文化的原始状态，使得欧裔白人以好奇、蔑视和敌意的心态加以面对。而双方因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各自的文化主核没有受到多少动摇，某些白人曾做出过要同化印第安人的努力，但成功的事例实在太少。 殖民地晚期，美国文化的驳杂与不统一，直接影响着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婚姻交往关系。先就欧洲来的白人民族集团而论。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定居纽约的法裔学者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１７８２年曾在一篇札记中写下自己对美国人的印象。其中，关于美国人血统混杂的描述是很有名的：“这个新人，美国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他要不是欧洲人，就是欧洲人的后裔。因此，那种惊人的混血情况，在别的国家是见不到的。我可以给你指出一个家庭：祖父是英国人，他的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同一位法国女郎结了婚，生育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的老婆，又分属四个不同的国度。”［（５）］在另一篇札记中，克雷夫科尔又进一步写道，他所定居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特征，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的混合”，“从这种混合婚配中，产生了现在称之为美国人的人种。”［（６）］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克雷夫科尔的上述断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殖民地晚期，与主干民族集团——英吉利移民文化相近的苏爱人、瑞典人和法国人，有比较多的族外通婚发生。其中，苏爱人因操英语，基本是新教徒，加之居住上呈流动和分散状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显示出明显同化于英吉利社会的趋向。据估计，到１７７６年，有一半以上的苏爱人，是同其他民族集团（主要是英吉利人）发生通婚的［（７）］。但总体上看，多数民族集团是不搞族外婚或与其他民族集团发生密切社会联系的。比较之下，殖民地时期美国种族之间的通婚趋势更为弱小。这时期种族通婚并未获得法律和社会的允准。 二 美国１８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对于美利坚民族一体性的增长，以及对美利坚民族雏形与民族整体意识的根本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概括说来，国家政权的建立对于美利坚民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１）它标志着“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８）］（２）国家政权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各民族结合在一起，使得各民族或种族（其中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彼此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趋密切，民族一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趋势也因此变得空前强大。 独立以后，美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内战之前，还主要局限于北部地区，而在内战和重建（１８６１—１８７７年）之后，随着奴隶制度在南部的根除和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国的最终确立，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１９世纪末，美国西部不再有荒无人烟的疆土。这里已是人烟稠密，城镇林立。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及密密麻麻的公路和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全国市场。１８９４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此后，驱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部门和技术革命不断涌现，美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强国。 国家的统一和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是美国民族同化和一体化的强劲杠杆。它把各族人民纳入共同的社会生活轨道，为增进民族了解和交往奠定了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冲垮了封闭的地域交往模式和死板的行会体制及社会升迁框架，造成了人员的地域混杂和社会流动，从而自然侵蚀着民族集团的族体民族特性。社会的划分，越来越突出人们的阶级背景，某一民族集团要想一成不变地保持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已是非常困难。特定的地域，在民族特性维持中的重要作用也趋于丧失。美国南部曾是黑人的聚居地，美国内战后，黑人获得了迁徙自由，到１９８０年，南部各州的黑人人口只占全国黑人总数的５３％［（９）］。土著印第安人，在经遭种种历史劫难以后，新一代年轻人，也正大批迈出保留区的地界，置身于美国大社会的生活舞台。 与美国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的，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普及和深入。由于当初英吉利移民在北美的土地上立足最早，人数最多，美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也主要是由他们参照西欧启蒙思想家的建国理想并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加以确立的，因而后来陆续抵达的移民族群、不管大小或多少，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总要适应这里的环境，总要经受这种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同化。１９世纪末，是美国的第一个移民高峰期。这期间由于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欧洲南部和东部工业化进程缓慢，造成社会一片混乱，致使一大批经济上陷入困境的难民，纷纷夺路外逃。据统计，１８９６年以后，涌入美国的南欧和东欧移民超过了北欧和西欧，１９０７年，所占比例已上升到８１％［（１０）］。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地中海人，首次成为美国人口中的重要成员。这些体貌特征各异、文化宗教信仰独特的族群大批涌入美国后，对社会形成很大冲击。一时间，排外主义盛行，种族纠纷不断。然而，迫于生存的需要，这些所谓“新移民”民族集团，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文化上的适应。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核心，并未因他们的到来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高比例涌入，也没能改变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族的主旨，也是力图体现现代化对于民族格局的客观要求，希冀促成一种一体多元的民族总模式。众所周知，民族集团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砌块，要想了解美国，就有必要了解美国众多集团的构成和维持。但是，在美国，民族集团在政治上并未被给予任何的认可和正式的身份，只有土著印第安人稍有例外。对于印第安人，美国政府因历史上的欠债太重，今天，为了保留这支古老的人种，借以粉饰门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采取了种种挽救措施。印第安人按其血统有正式明确的身份，但是个人地可以放弃这种身份。除此之外，美国的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们都只能是一名公民。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基本上由外来移民民族组成的国家里，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民族权利”。美国对于在大民族体之下出现小民族体的限制和防范是严于其它多民族国家的。美国的民族政策模式，一直是要抵制任何带有民族特征的政治实体的产生。不过，美国虽然不允准民族集团在美国的土地上独居一地，实行民族自治，但却允许各民族的人们，在忠于国家的前提下，从事任何民族活动。无论哪一个民族集团，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自主，可以保持其独特的宗教信仰，用自己的语言出版报刊和书籍，创建自己的学校，甚至保持对其原属国的心理忠诚。这一切都不会受到政府的禁止。换句话说，如果移民不建立新的纯民族性的政治组织的话，他们几乎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显然，这一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使美国社会能够呈现千姿百态、一体多元的文化景象。 三 民族同化是民族一体化增强的主要渠道。美国的民族同化，可大体分为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和外来移民三种类型。 美国黑人与美国社会在文化上的认同，在内战之前已基本完成。但作为一个种族，他们仍然遭受美国社会的歧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虽然自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已有了较大提高和进步，个别人甚至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其种族内部的阶段构成已经深受资本主义运作规律的融化，但整体上较之白人集团，仍然逊色许多［（１１）］。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同化，是以历史上遭受种族压迫和强制同化为其鲜明特征的。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对他们财富的强取豪夺，曾经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在将近５００年的风雨沧桑中，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风貌发生了天翻地覆般变化。在付出眼泪、热血及无数人的生命之后，印第安人从原始共产主义文明，一步一颤地进入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江河之中。今日美国土著人的社会生活，正经受着主流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强大冲击。他们逐步熟悉并适应了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并越来越积极地投身于本种族集团以外的美国社会生活，但他们却是在丧失生命和土地、丧失自己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而日趋美国化的。 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通常是由移居美国时间长短来决定，但民族融合的程度，却因种族的不同，迁移的时间不同，所来地区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种种差异。一般说来，从西欧和北欧地区移入美国的白种移民（多为新教徒），因其文化背景与奠立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英裔白人差异并不太显著，因而民族同化的进程比较迅速。而由东欧和南欧地区移入美国的移民，因其文化背景较为独特（多为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汇入美国社会主流的过程相对迟缓些。亚洲移民，从１８８２年《排华法案》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大批移居美国的情况出现得比较晚。但亚洲移民，大多有着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传统，因而文化适应过程比较迅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拉丁美洲移民大批涌向美国。据统计，１９６５年以来，墨西哥和其它拉美国家的移民，占美国合法移民总数的１／４以上。如果将非法移民也算在内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些。拉美裔移民基本上操西班牙语，由于他们大多在美国的一些边境州和大城市中聚居，因而该集团的同化进程相对缓慢些。 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大都先是只会讲本民族的语言，后来为社会交往所迫，才掌握了美国的语言，即美国通用的英语。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政府在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中寻找日文翻译时，发现第二代日本人当中能讲并能很好地理解日文的人已经不多，而能读写的更是凤毛麟角。相应地，那些依靠民族语言进行活动的机构，在移民后裔语言改变之后，也逐渐消失了。１９１０年，美国有非英文报社１４２家，到８０年代初，只剩下不足一半，周刊的数量和发行量也减少了大约７５％［（１２）］。路德教刚传入美国时，是以民族界线分成瑞士、丹麦、德国和挪威四大系的。但到１９６７年，丹麦背景的“联合福音派路德教会”却同德国和挪威教宗合并，改称“美国路德教会”。两年后，另一个丹麦路德教会——“美国福音派路德教会”，同德国、瑞士和芬兰教宗合并，另组“在美路德教会”。这些路德教派，都不再使用原来的民族语言进行传教或从欧洲补充牧师。 美国学者鲁比·肯尼迪在本世纪４０年代，曾对康涅狄格州黑文市１８７０—１９４０年间的婚姻趋向做过分析，表明，１８７０年，美国人族内婚的比例是９１．２％，１９３０年为６５．８０％，１９４０年为６３．６４％，呈下降趋势［（１３）］。另外，美国每１０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美国人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越来越普遍。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０年时间段内，就女性的种族通婚而言，美国印第安人从２４．２％升至３９％；日本人从２３．７％升至３３．２％；华人从１０．８％升至１２．２％；菲律宾人从２６．２％升至２７．２％［（１４）］。到８０年代，美国一些原来与异族很少通婚的民族集团，外婚率迅速上升，例如，在日裔美国人中，外婚率已高达６０％［（１５）］。 美国移民同化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早在２０世纪初，革命家列宁就对美国民族同化的规模和成就，多次发出由衷的赞叹。他说，“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堡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１６）］“纽约州好象是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它“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１７）］；“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特别迅速，这个国家的巨大民族差别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地消失，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国’民族。”［（１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１９）］。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奠立于殖民地晚期的民族一体意识和民族一体趋势［（２０）］，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这种一体性，表现在语言文化上，是英语地位的不可移夺，和新教价值观念及代议制与宪法式政体的根本巩固；表现在民族意识上，则是生活在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观念，民族整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在与民族集团族群意识此消彼长的能动较量中，归根到底居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表现在民族间的同化融合上，则是日益打破种族的和民族的分界线，向着新的民族体演化。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滚雪球式的质量互变过程，也是美国各民族、各种族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相互联系、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 〔注〕 （１）范·霍恩：《民族性与公共政策》，麦迪逊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３页。 （２）福克讷：《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中译本，第７７—７８、１００页。 （３）（７）詹姆斯·奥尔逊：《美国历史中民族的一面》，纽约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６—４８、５１页。 （４）丹·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１９８７年中译本，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５）莱文：《文献记载中的美国》，纽约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６）（１３）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纽约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３页。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９）鲁尼：《这片奇妙的大陆》，得克萨斯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２页。 （１０）卡尔·德格勒：《回首既往》，纽约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９４页。 （１１）（２０）参见拙文：《论美国黑人》、《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关于美利坚民族目前的性质》，载《民族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５期、１９９１年第４期、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１２）伦·丁内尔斯坦：《族裔美国人》，纽约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３页。 （１４）西恩斯特罗姆主编《哈佛美国民族集团百科全书》，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１６—５２１页。 （１５）路德·吕特克：《形成美国》，华盛顿特区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６—７８页。 （１６）（１７）（１８）《列宁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１９页，第１２页；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８３页。 （１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０页。
作者：黄兆群中国美国史研究会